书城传记胡适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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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再版后记

《胡适新论》一书初版于1996年,印数不很多,很快就见不到了。常有海内外的朋友索要此书,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此书能有再版的机会,我很高兴。这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朋友们,还要特别感谢担任此书再版工作的责任编辑王琬莹,她的工作做得十分认真、仔细,校出好几处原版书中不曾校出的错误。我想读者们也会感谢出版社和这位编辑朋友。

如果从1975年,系统查阅胡适先生留存在东厂胡同一号的档案文献算起,我的胡适研究工作到现在,已有三十四年之久了。我研究胡适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1979年第5期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到现在则是整整三十年。我研究胡适的第一本书,是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到现在也有二十四年了。回想这段历史,真是感慨系之。记得,1979年我跟某出版社约定,要重新出版《胡适文存》1—3集,由我进行校订。工作进行了一半,就听某大员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可以出版胡适的书?此事遂寝。后来到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竟有多家出版社,以各种不同名目竞相出版胡适的的著作,而研究胡适的书和论文、文章则更是层见迭出,要列出一个完整的目录,恐怕就成一本书了。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不断进步和更新。少年时读郭沫若先生译的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其中有两句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致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这两句诗是:“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不可名状者,在此已实有。”用这两句诗来形容最近三十年我们所亲见、所身历的种种变化,岂不是非常贴切吗?这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存在决定意识。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人们的眼界宽广了,胸襟开阔了,社会开始培养起一些包容的精神,给个性的解放、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胡适研究的开展,正得益于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陆续有几家出版社要求我写一本胡适的传记。我一直没有答应。这里边原因很多。胡适本身是个非常复杂、争议甚多的人物,在没有把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作过深入研究之前,很难写出一本好的传记来。况且这也需要有一定的客观环境,需要社会的包容精神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方可水到渠成。另外还有一层原因,可能一般人并不知道。其实,胡适研究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我的主要精力是用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与写作。后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帮助黎澍先生工作。从90年代初起,我创建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此后就一直带领研究室的同事们陆续从事集体的课题研究,相继完成“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其成果为《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其成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刻下又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主持这些课题的研究与写作,工作相当繁巨。所以,我只能抽空做一些研究胡适的工作。如今,我已年过古稀,今后能不能得到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来写作一本胡适的传记性著作,实不敢必。不过我相信,我没有做的事情,会有其他人来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后年,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我希望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能有一些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来,以为纪念。同时,也算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个侧面的见证。

耿云志

2009年11月30日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