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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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11)

算稳者近于狷者甚至是乡愿,勇往者近于狂者,其优劣之分显然可见。从这个角度说,陆子的说法未必就那么惊世骇俗。当然,为朱子提到的这句话,不见于陆子的文集中,我们也无从详考其说话的语境和背景。不妨再引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对陆子上文的发挥对此详加说明:

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乡愿则恶绝之,甚则以为德之贼。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如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办得必为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自圣学不明,世鲜中行,不狂不狷之习沦浃人之心髓。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学取皮毛支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学取圣人壳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乡愿,犹有可救可变之机。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即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即可以入于狂,一念随时即可以入于中行……

龙溪所言,也基本上是陆子的意思。狂者一念随时,即可入于中行,分明已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但是,推崇狂者胸次,不仅是陆王学的特征。在这方面朱子丝毫不逊于陆王。而朱子认为陆说的怪,针对的只是“唯有琴张、曾、牧皮,乃是真有得于夫子者”这一句。在他看来,若果真如此,则又要置颜回、曾参于何地?问题是,朱子自己却对“曾点气象”推崇备至,比之于尧舜,更不用说子路、冉求,游夏之徒了,这自然令人生疑:仅在这个问题上,朱陆之间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诸弟子的疑问也正是由此而来。

三、1196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1196 年,江西弟子欧阳谦之就《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注释,向朱子提出了疑问:

《论语集注》曰: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某窃想象其舍瑟之际,玩味其咏归之辞,亦可以略识其大概矣。程子谓其便是尧舜气象,窃尝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谓尧舜气象者,得非若所谓不以位为乐欤?夫有天下而不与之意乎?《论语集注》又云: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不知所谓事业者,就其得于已者而言,就其得于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谓狂者,盖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谓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点行不掩焉者何处可见?《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门而歌,于此而作歌,可以见其狂否?《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谦之)·所示疑义》引。

欧阳谦之(字希逊,江西人,生卒不详,1193 年从朱子学)无法把曾点的“狂者胸次”和“尧舜气象”统一起来,他也不理解曾点如何就能做到“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上文已经指出,这一说法是承谢良佐而来。尤其是“事业”二字,又怎么和在事功方面乏善可陈的曾点相联系呢?再者,朱子从未说过颜回、曾参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那么是二人都还不如曾点吗?

对此,朱子答曰:

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然须见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见得此意,自然见得它做得尧舜事业处,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驰之谓,但行不到所见处耳。倚门而歌亦略见其狂处,只此舍瑟言志处,固是圣人所与,然亦不害其为狂也,过此流入老庄去矣。(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谦之)·所示疑义》。

朱子让欧阳希逊探寻曾点之所以“从容洒落”的根源,意味那些能够使曾点“从容洒落”者,也自然可以使其“做得尧舜事业处”。他还强调,说曾点“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是从其见处着眼,而不是从事的方面说的。但是朱子也指出:“只此舍瑟言志处,固是圣人所与,然亦不害其为狂也”,这是说单纯从舍瑟言志这一点上说,这固然是孔子所称许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说曾点在总体上是狂者,而且是和老庄仅有一线之隔的狂者。

我们说,朱子与欧阳希逊的这一番书信往来,揭示了朱子在诠释“曾点气象”上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究竟是要把“曾点气象”定位为“尧舜气象”,还是定位为“狂者胸次”?本文已指出,朱子之所以激烈批判谢上蔡的“曾点说”,就是要剔除其中潜藏的佛老气息,使“曾点气象”保持纯粹的儒学形象。但是,朱子的这一努力毕竟无法改变人们认为“曾点气象”包含“狂者胸次”的事实,其对曾点的赞扬,也不可能不和其所反复主张的虚实之辨相矛盾。而就朱子的复信而言,他简单的说“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也无法消除人们的疑问。因此,朱子对“曾点气象”的定位就只能一再摇摆在“尧舜气象”和“狂者胸次”之间。其此后论“曾点气象”所有的矛盾,都是由此而来。

见到朱子的信后,欧阳希逊再次向朱子介绍了自己的思考:

谦之前此请问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先生批教云……谦之因此熟玩《集注》之语,若曰:但味其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无所与于我,见得曾点只是天资高,所见处大,所以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识得这道理破,便无所系累于胸中,所谓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自其所言以逆诸其日用之间,而知其能尔也。何者?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然曾点虽是见处如此,却无精微缜密工夫,观《论语》一书,点自言志之外,无一语问答焉,则其无笃实工夫可见矣。使曾点以此见识,加之以钻仰之功,谨于歩趋之实,则其至于尧舜地位也,孰御?本朝康节先生大略与点相似,伏乞指敎(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所示卷子》引。

欧阳希逊此信明确区分了曾点的所见和其所行的不同,指出:曾点所见是“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曾点“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而考其所行,曾点缺乏工夫,其终离尧舜地位甚远。曾点只有“加之以钻仰之功,谨于歩趋之实”,才会真正至于尧舜实地。欧阳希逊此文的分析是公允的,也体现出了虚实之辨的精神。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封信对于朱子后来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修改,有相当大的影响,比较后来朱子给黄榦的回信中所提到的对“曾点言志”节评论的新修订稿,就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但问题是,一个只有见处,而行不掩言的曾点,是否就值得那样推崇?脱离行支撑的知,能不能是真知?由此疑问,则朱子后来对曾点评价的总体降低就势所必然。

对于欧阳希逊的新体悟,朱子答曰:

人有天资高,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学问之功。如康节,二程先生亦以为学则初无不知也。来喻皆已得之,大抵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错,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所示卷子》。

朱子在信中提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不应该先求曾点见解,否则会流于佛老,这些都是朱子的一贯思想,而编订于朱子稍后的《经济文衡》一书与黄东发,对朱子此信之精神的把握也都非常精确。但是,这里朱子强调“人有天资高,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学问之功”的用意何在?伊川提到:“真知未有不能行者”,朱子承此观点,也反复强调真知必从实行中来,因此有真知必有实行。如果依此逻辑再来反观曾点,则他的有知无行,也必然体现出他的所知不真,那么“曾点气象”所体现儒学的正面价值也会大大降低。这使朱子不得不有些违心的搬出有人生知的套话,来强调因为曾点天资高故不假学问之功,却能得见“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但如果我们设想把曾点换成陆子,再问同样的问题,朱子会怎样回答呢(更何况陆子的贱履要远远强于曾点)?正是这一疑问,促使朱子在后来与弟子们的问难中,承认曾点所见只是一个虚的轮廓,并且逐渐在把话题的中心引向虚实之辨的话题。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来自江西的严世文(字时亨,一字亨甫,生卒不详,江西人)严时亨与欧阳希逊所居不远,故二人同时向朱子处问学,并常常交换问学的资料。也致信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颇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次书信往复中,朱子一开始对严的来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随之却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么,朱子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此中的消息对于我们进一步辨清朱陆异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严时亨在信中提到: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夫子既语之以“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正是使之尽言一旦进用何以自见,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为,夫子皆不许之,而独与曾点,看来三子所言皆是实事,曾点虽答言志之问,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而圣人与此而不与彼,何也(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引。

这里,严的来信也道出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疑问:为什么朱子不与“所言皆是实事”的三子,却独与“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的曾点?难道孔子轻视事为吗?基于上述疑问,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语集注》以为:味曾点之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蔵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某尝因是而思之,为学与为治本来只是一统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两截看了。如治军旅、治财赋、治礼乐与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然须先理会要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程子所谓不得以天下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同上。

首先需要指出,比较欧阳希逊和严时亨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评论的转述可知,二人所见的集注是同一版本。其大致内容为:“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味曾点之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这一版本,应该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宝康本。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一个修订版本。

以此版本和《论语集注》的初稿相比较:旧本中“见道无疑”中的“道”,在这里被明确点出为“天理”,而在朱子之前,还没有人用天理流行来诠释“曾点气象”。这也成为朱子之“曾点气象论”的最大特色。朱子曾指出: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郑可学录)。

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录)。分别见《朱子语类》,卷六,《性理 三》。

从“见道”到“见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这一修改中所体现出的,正是为朱子所一贯注重虚实之辨的精神。

同时,旧本的“心不累事”云云,被朱子修订为“不规规于事为之末”,表明朱子意在强调说曾点比三子更加“务本。”传统儒学中本有本末之辨,《大学》对本末之辨就有明确的说明。这些都是朱子批判与反思谢的“曾点说”的产物。

回到本文,严在《论语集注》的引导下,认为学者不但要理会为治,更要理会为学这一根本,而且要明白为学与为治是一统事,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由此,他认为三子割裂了二者,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这一观点,朱子是不反对的。

但是,严认为“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云云,似乎一个人只要做好了今日的存心工夫(还不是穷理的工夫),他日的事为就会易如反掌。这一说法既取消了被朱子视为至关重要的中间一段大下学工夫,还给人以养心和应事前后隔绝的嫌疑,这也是朱子对陆学的基本印象陆子自小就强调在事为上用力,而朱子对陆学抛弃事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于对陆子弟子印象的放大。按照朱子思想的固有逻辑,这有流于说禅的嫌疑。不过朱子在初读严的信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严在信中继续指出:

……夫仁者,体无不具,用无不该(赅),岂但止于一才一艺而已?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孜孜于求仁之是务而好之、乐之,则何暇规规于事为之末?缘它有这个能解横在肚皮里,常恐无以自见,故必欲得国而治之,一旦夫子之问有以触其机,即各述所能。子路至于率尔而对,更无推逊,求赤但见子路为夫子所哂,故其辞谦退,毕竟是急于见其所长。圣门平日所与讲切自身受用处全然掉在一边,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见得它不容将为学为治分作两截看了,所以气象不宏,事业不能造到至极。

如曾点浴沂风雩自得其乐,却与夫子饭蔬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襟怀相似,程子谓夫子非乐蔬食饮水也,虽蔬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谓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要知浴沂风雩人人可为,而未必能得其乐者,正以穷达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举体遗用,洁身乱伦,圣门无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议曾点。盖士之未用,须知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学者。曾点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为乐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时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无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穷居隐处为未足以自乐,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岂可谓之乐而得其所也?……

孟子所谓君子所性,即孔子颜子曾点之所乐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物各付物,与天地同量,惟颜子所乐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礼乐许之。此浴沂风雩,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然知与不知在人,用与不用在时,圣贤于此乘流则行,遇坎则止,但未用时只知率性循理之为乐,正以此自是一统底事故也。龟山谓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边用计用较假饶立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如子路当蒯聩之难,知食焉不避其难,而不知卫辄之食不可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后来所成就止于如此,正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无入不自得处。夫子之不与,其有以知之矣……(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引。

严认为,三子之病在于私欲不净,因而舍本逐末,抱有有意为国之心。同时,他也把“曾点气象”和“孔颜乐处”、“尧舜气象”直接相提并论,认为“曾点气象”的核心精神是安于所性、率性循理之乐,这和三子的用计用较的人欲之私是天地悬隔。严还特别强调,不可以把曾点视为隐士之流。应该说,严此信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朱子《论语集注》的发挥。见到严的来书后,朱子随之复信,给了严的观点以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