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学步集:曾召南道教研究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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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道教学者陶弘景评介(3)

养生学研究的是健身防病,医药学研究的是患病之后的治疗,是两门关系十分密切的学问。陶弘景对它们都有深入研究,尤以医药学的成就最大,著作也最多。主要有《本草集注》七卷,《陶隐居本草》十卷,《药总诀》二卷,《补阙肘后百一方》三卷,《效验方》五卷等。《本草集注》是一部系统整理《神农本草经》和全面总结六朝前药学经验的巨著,合《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两书并加注释而成。它对保存本草文献古籍(除我国第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和陶撰《名医别录》外,还有其他医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弘景首创的按药物性质分类的方法(改《神农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为玉石、草木等七部分类),为以后《唐本草》、宋《证类本草》等所继承;书中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的记述,为我国的本草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该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陶弘景的其余几部著作,也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如《效验方》是供社会上层使用的方书,“具论诸病证(症)候,因药变通,而并是大治。非穷居所资,若华轩鼎室(应为“食”),亦宜修省耳”(《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首《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大治”又称“大方”,即所列药物种类多,分量重,且多名贵药,与民间验方有所不同。《补阙肘后百一方》是在整理、补充葛洪《肘后备急方》基础上所成的方书,主要供民间下层之用,更多地注意了医方、药物的大众化。《药总诀》是论述药物性质和用法的书,“论夫药品五味寒热之性,言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所引书传》,《四部丛刊》本。)。这些书都在当时社会上有过很大影响,可惜大部分早已亡佚。敦煌石室发现了《本草集注》残卷(只存《叙录》部分,约占原书七分之一),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也保存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保存了《补阙肘后百一方》的部分佚文。从现存佚文看,陶弘景对病理的分析,基本上采用了道家和道教关于气的学说。他认为,疾病之源,在于邪气。“人生气中,如鱼在水,水浊则鱼瘦,气昏则人病。邪气之伤人,最为深重,经络既受此气,传入脏腑,随其虚实冷热,结以成病”(《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虽然其中也夹杂一些鬼神入侵人体导致疾病的迷信观点,但确认人体条件和环境因素等是致病的根本原因。他说:“若饮食恣情,阴阳不节,最为百蠿(疴)之本。致使虚损内起,风湿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岂得关于神明乎!唯当勤于药术疗理尔。”(同上。)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中分析一些猝发病(如“中恶”、“尸蹶”、“客忤”等)的原因时,同样坚持了气的学说,称它们为“客气”、“恶气”、“毒疠之气”。他说:“凡卒(猝)死、中恶及尸蹶,皆天地及人身自然阴阳之气,忽有乖离否隔,上下不通,偏竭所致,故虽涉死境,犹可治而生,缘气未都竭也。”(转引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一《救卒中恶死方》。)又说,人染“客忤”(症状为心腹绞痛、胀满[懑]、气冲心胸)是“客气犯人也。此盖恶气,治之多愈”。但这种“恶气”又不同于一般的“恶气”,它是“毒疠之气,忽逢触之,其衰歇(竭),故不能如自然恶气治之。人身而侵克脏府经络,差(瘥)后,犹宜更为治,以消其余势。不尔,亟终为患,令有时辄发”(同上。)。陶弘景把某些疾病的原因,归之为邪气、恶气和毒疠之气,是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致病说的发展,但明显地带有猜测的性质,缺乏科学的根据。即便如此,他不从人们的精神中和虚构的鬼神中去寻找原因,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这不能不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不能不是对他的神学唯心主义的重大突破。在处方用药上,他同样坚持了这条朴素的唯物主义路线,指出,同是一病,症状会有多种,在各人身上的表现、变化,也都不会完全一样,都须按照实际情况处方用药。他说:“假令中风,乃有数十种,伤寒证候,亦有二十余条,更复就中求其类例,大体归其始终,以本性为根宗,然后配合证以合药尔。病之变伏,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葛洪《治卒心腹烦满方》对“心腹烦满,又胸胁痛”的病是按霍乱治的,陶弘景在对此书补阙时,虽然基本同意这种治法,但他又强调必须联系病人的其他情况,找准病因,区别对待。他说:“人卒在此上条患者亦少,皆因他病兼之耳。或从伤寒未复,或从霍乱吐下后虚燥,或是劳损服诸补药痞满,或触寒热邪气,或食饮协毒,或服药失度,并宜各循其本源为治,不得专用此法也。”(转引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心腹烦满方》。)与上述道理相类,同是一药,会对多种病有作用,而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又会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效果不一,都应细加斟酌加以使用。他说:“又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药(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所以他非常强调医生应具的责任心,呼吁医生诊病处方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说:“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若详用乖越者犹可矣,止于事迹非宜尔。至于汤药,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人乘之君,百金之长,何不深思戒慎耶?”(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所以他严厉批评那些不学无术、随意处方的庸医,他们“皆耻看本草,或倚约旧方,或闻人传说,或遇其所忆,便揽笔疏之(指处方)”(同上。),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没有不误人杀人的。陶弘景还很注意辨证治疗的方法。《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陶弘景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合用相恶相反的药,应持慎重态度,没有把握,不如不用。但他又注意到相恶相反的药又有相成的一面,并不能全弃不用。他说:“今析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乃为不害,或能有制持之者。”(同上。)他举例说,仙方中的“甘草丸”,有防己和细辛,二者本相恶,但合用之,却能消解不利因素;俗方中的“玉(或作五)石散”,用栝楼和干姜,二者性亦相反,但合用之,亦能起制持作用;“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尔”(同上。)。这样的例子有数十条,陶弘景将其补注于葛洪《肘后方》有关条文之下。总之,某些药如果单用,会产生副作用,如果将它与相畏的药合用,反而能克服其副作用,收到良好效果,可见辨证施治的必要。陶弘景研究医药学,已经突破了道士修炼的狭小范围,直接着眼于济世利人,所获成就已汇注于祖国医学宝库中,为祖国医学做出了宝贵贡献,在祖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炼丹术

陶弘景的修炼理论中,服食药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养性延命录序》。)所谓良药,并非普通患病后所服之药,而是服之可以延年“成仙”的药,除部分草木药外,主要是靠炉鼎烧炼所得的金石药(丹药)。为了获得这种药,他积极从事炼丹。史载,他从梁天监四年(505)到普通六年(525),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炼丹活动,并在“天监中献丹于武帝”。在获得丰富的炼丹经验的基础上,他写成了多种炼丹著作,主要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黄白方》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云母”条谓陶弘景撰《太清诸石药变化方》,不知是否为同一书。),《炼化杂术》一卷等。炼丹术既然是道士们的修炼术,其目的是炼出长生不死药,使人服之成仙。这种目的,无疑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因他们在反复的炼丹实践中,认识到“变化者,天地之自然”(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即要炼出丹药,必须顺应“自然之所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卷下。),从而不自觉地运用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去探索各种物质之间变化的条件及其发展规律。这样就使炼丹的基点,从虚无飘渺的天上不自觉地回到现实的地上,从幻想中不自觉地转到实践基础上,为我国的古化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炼丹术实际成了近代化学的先驱。陶弘景就是继东汉魏伯阳、东晋葛洪之后的又一著名先驱者。因陶弘景的上述炼丹著作全部佚失,我们很难对他的炼丹成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现只能根据他所著的《本草集注》的佚文,作一些不全面的介绍。《本草集注》是一部医药著作,收有无机类药物六十七种,在叙述这些药物的性能、制作中,间接地透露出他本人和前人的部分炼丹经验。

汞(水银)是炼丹的主要原料,陶弘景在“丹砂”、“水银”条中,记述了它的性能和制法。他说,丹砂即“今朱砂也”,可“化为汞”(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丹砂”条。)。按丹砂即红色硫化汞,经加热,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陶弘景所谓的“化为汞”即指此而言。他还明确记载了这种变化情形:“烧时飞着釜上灰,名汞粉,俗呼为水银。”(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四“水银”条。)这里所谓的汞上灰,即氧化汞,是经高温分解“飞”着釜上的。

汞有溶解多种金属形成汞齐的性质,人们利用它制成多种汞齐(汞合金),如金、银、铅、锡等汞齐,用作铜镜的抛光剂和牙齿的填充剂等。陶弘景对此亦有记载,他说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同上。)。所谓“消化金、银,使成泥”,显然是指汞齐而言。

在炼丹术中,与汞的地位大致相仿的铅,也是炼丹的重要原料,故人们常称炼丹术为铅汞术。对于铅的性质和其化合物,陶弘景在《集注》中也有不少记载。如“胡粉”为白色碱性碳酸铅,高温会分解而放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所余的氧化铅再与碳或一氧化碳反应而还原为金属铅。这种化学反应早为炼丹家们所了解,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陶弘景对此也很了解,他在“粉锡”条中指出,粉锡“即今化(铅)所作胡粉也”(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五“粉锡”条。)。粉锡、胡粉是碱性碳酸铅,确为化铅所作,而《唐本草》反认为陶弘景说错了,说“铅丹、胡粉,实用锡造”。宋马志等撰的《开宝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赞同陶弘景的说法。从化学知识来看,陶弘景是正确的。另一种药物“黄丹”(四氧化三铅)也是铅的化合物,陶弘景在“丹”条中指出:“即今熬所作黄丹也”,证明陶弘景是做过这种实验的。

在炼丹实践中,炼丹家们早已发现了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如《淮南万毕术》和《抱朴子内篇·黄白》中皆有曾青涂铁化为铜的记载。曾青是天然的硫酸铜,其溶液与铁接触,铁表面的铁离子会被铜离子所取代,而变成铜色,造成“铁化为铜”的假象。陶弘景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他在“矾石”条中说:“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矾石”条。)鸡屎矾是有别于曾青的另一种不纯的硫酸铜,将它(或另加熟铜)投入苦酒(酸)中溶解后涂铁,同样可起到曾青涂铁“化为铜”的效果,这表明陶弘景对另一种铜盐与铁的置换作用进行过实验,扩大了铜盐的范围。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陶弘景又发现了用燃烧来鉴别硝石(硝酸钾)的方法,他在“硝石”条中说:“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硝石也。”(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硝石”条。)这实际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钠盐和钾盐的先河。

此外,他又在“石灰”条中正确记载了石灰的制法,他说:“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末矣。”(转引自《重新政和证类本草》卷五“石灰”条。)

上面记述的,因非直接来自陶弘景的炼丹专著,肯定未能如实反映出他的炼丹成就,但仅仅这些,也足以证明他所进行的炼丹实验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他能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炼丹家之一。

(原载《宗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