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历史文化，魏晋风骨，最令人欲细细回味。彼一时期，社会动荡、征战连年、天灾人祸、朝生暮死。其间美学、文学、哲学臻于完美，让我辈学人叹为仰止。战争与文化，如烽火与流星，流星耀天、烽火燎原，光明与黑暗更迭，辉煌与毁灭交替。魏晋南北朝所发生的一切，曾经的灿烂夺目，早已沉寂于时光之中，然却一遍又一遍，在思想与品评中再现，生生不息，使人黯然泪下，荡气回肠，残酷、矛盾却唯美。
西晋“八王之乱”后，长安陷落，晋室东渡，以建康为都城，偏安江左，史称东晋。永和二年，西蜀战败，归入东晋版图，东晋进入稳定期。东晋以降，宋、齐、梁、陈均以皇权受禅实现朝代更迭，表演和平而残酷的宫廷政变。虽然社会上层矛盾激化，暴力反动，甚至血腥残酷，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较小，人民各安其业。
南北朝时期，北方视宋、齐、梁、陈四代为伪政权，南方帝王则以天命之所归自居，特别是南齐与萧梁的统治者，以文化保护者的姿态，包容接纳各种文化形态，各方文化一时争鸣。建康从东晋立都(317)，至侯景之乱(549)，约二百三十年间，人民安居，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号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以建康为中心，江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语境：华丽与颓废、享乐与危机、道义与权变、永恒与短暂、此生与彼世、盛与衰、真与幻时时处处纠结。落花流水、断桥残阴、明烛孤灯，无用而用，在动与静、光与影、尘与镜、幻与照、短暂与永恒、欢娱与断肠的指引下，表达了文人对世界万物、对个体生命的主体体验。一个微观的瞬间，展示人生境遇，整个生命，便凝缩在一团光影变幻当中。透过浮光掠影，我们也看到了南朝的祸起萧墙，南北的长久对峙，光环下危机乍现。
东晋南朝时期，文化对生命本体的诠释，影响了精英层的思维方式，他们追问生命的意义，将之述之于辞、调之于乐、达之于诗、表于言意。于是这一时代的文风放荡开来，神游太虚、心包万物、肆意豁达、于一毫端照见三千世界。起于对生命的追问，终于对宗教的寄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创立的最初阶段，通过佛经的翻译及中国僧人对佛教义理解释体系的完善，完成了佛教中国化最主要的方面。这一时期，得力于中外僧人及佛教信众的支持，中国佛教僧团得以合法化，佛教也逐渐深入社会，成为大众宗教。可以说，中国佛教信仰起源于精英层的文化运动，因其宗教性需要扩展到社会各阶层。由于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佛教信仰又自下而上，回归上流社会，成为帝王的佛教信仰。以梁武帝、陈武帝为代表，体现了帝王希望实现人间净土、成为皇帝菩萨的愿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现象，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在于诠释外来新兴宗教如何可能成为国家信仰。
除了东晋时期对五斗米道以孙恩为首谋反的镇压，南朝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相对于北朝两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来说，南朝只有局部或施而未行的佛教整顿行动。由于帝王和贵族的佛教信仰，佛教得到政权支持，在东晋、宋、齐、梁、陈时期发展兴盛。这一时期高僧辈出、学派林立，文章斐然、剖理精析，谈空说有、直指本体，发展了佛教般若空性、涅槃佛性、如来藏缘起等重要思想。
在东晋宋齐梁陈的宗教舞台上，中国比丘尼担当了重要角色，她们是佛教向社会下层发展的受益者，又以自身的才华及品行影响上层社会。她们来往宫廷，讲学布道，以行动诠释佛教对于生命整体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比丘尼丰富了东晋南朝的社会文化形态，但也只有植根于当时包容并纳的文化语境中，比丘尼的重要性才得以显现。因此，缘于地域、文化形态、政权组织形式、社会语境等因素的南北差异，南北朝比丘尼具有不同的特点：北朝比丘尼易受政权换代影响，注重功德福报与宗教外在表现形式。而东晋宋齐梁陈的比丘尼社会地位稳定，在南朝文风影响下，她们研义理、擅讲说，重持戒、实修证，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及较完善的僧团组织形式，前承印度，下启后世，传承法脉，薪火不熄，开启了中国比丘尼的时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受到史料零碎与研究方法的限制，研究中国早期比丘尼问题的学术成果较少，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未能全面呈现及澄清。原因之一：研究中国早期比丘尼现象，既是宗教问题，也属于历史和社会范畴，体现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影响的过程，必须基于对社会、文化及当时两性关系状况的了解和理解，在模拟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原因之二：受长久以来佛教戒律观的影响，教外、学界对佛教戒律涉足谨慎，对早期翻译的印度部派比丘尼戒本未能详细解读。
佛教作为当时的外来宗教，在中国本土强势文化压制下，能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完成佛教中国化进程，女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早期比丘尼，能在男性话语权下得到较公正的记录，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深入研究。作为在历史社会中存在的女性，作为具有宗教身份的女性，比丘尼研究无论在女性史研究方面，还是在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层面上，都有其价值和意义。现代社会佛教内外，因男女性别引发的问题争端，也可在东晋宋齐梁陈时期的比丘尼现象中追本溯源，提供参考，以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