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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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中国佛教的对外影响(2)

由唐宋传入的善导的净土念佛法门,后在日本开演为若干流派,如法然确立纯粹称名念佛、他力往生的教义,开创净土宗。法然弟子亲鸾不注重勤修称名念佛,而强调内心对阿弥陀佛的坚定信仰,并带妻弘教,允许食肉,创立净土真宗。此宗后又分为大谷和本愿寺等15个流派。又有日莲专奉汉译《法华经》,认为唯有宣说《法华经》和高唱《法华经》的七字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拯救众生,被奉为日莲宗的宗祖。此宗后又分出若干流派。禅宗、净土宗和日莲宗都没有繁杂的教义和仪式,主张不经过累世修行就可成佛,因而在武士和中下层人民中流传甚广。其中净土宗和日莲宗与日本民间信仰、习俗结合最为紧密,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发展最为迅速,至今仍是日本佛教中拥有教徒最多的流派。

17世纪中叶,福州黄檗山隐元隆琦应邀赴日本,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举扬黄檗的宗风,提倡参禅兼念佛,日常用汉语,生活中国化,一时日本曹洞、临济两宗的禅僧纷纷投入他的门下。日本黄檗宗寺庙至今仍保持中国明代禅林的风范。

佛教传入日本后,它的制度、教义、思想、文化渗透到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广泛领域,渗入日本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对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教育、慈善事业、剑道(武士道)、茶道、书道、文学、绘画、雕刻、建筑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与日本国家政权密切结合,强烈地影响了国家政治生活。德圣太子定佛教为国教,奈良时代圣武天皇动员全国力量建立东大寺和国分寺,平安时代的官僚、贵族,镰仓时代的将军和江户时代的幕僚,也都信奉佛教。国家的大部分事务都由僧侣办理,古代日本政治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佛教界对佛教进行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佛教界新兴教团相继形成。如日莲宗系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就很著名。创价学会建立的公明党在日本参众两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日本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佛教深入社会各阶层,一度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安置有佛像、佛坛,每日奉拜。亲鸾提倡“在家佛教”,佛教趋于家庭化。佛教成为日本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长期以来佛教兴办了大量的学校、养老院、孤儿院,对社会的教育、慈善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现在由一些佛教宗派设立的佛教大学就有12所,即大正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立正大学、驹泽大学、佛教大学、花园大学、高野山大学、京都女子大学、东海同朋大学、种智院、爱知学院。这些大学除讲授佛教外,还广设其他学科。这对人民的文化教育生活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禅宗对于武士道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武士们驱驰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倔犟慓悍,需要一种适应这种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和磨炼方式。禅宗简单明快的教义、简朴寡欲的生活,刻苦磨炼身心的力行、重礼节义气的风尚和“生死一如”、视死如梦幻的观念都对武士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影响。禅宗的教义成为武士的精神武器。在武士们看来,不参禅的人,没有资格谈武士道。武士都要通过修禅以磨炼精神,达到所谓“两头俱截断,一剑倚天寒”的“无我”境界。

12世纪日僧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初种于禅寺的庭院之中,从此在禅院里形成了饮茶和茶会的风习。后来又渐次普及到武士社会。日本还采用中国佛教的“茶宴”方法礼仪,把茶叶碾碎、细罗,然后冲水将茶末调成糊状喝下。此种茶道,至今仍盛行不衰。

书法艺术是使用汉字的中日两国特有的一种美术。鉴真东渡日本时,带去《晋王右军真行草》一卷,《小王真迹行书》三帖。一时日本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王羲之书法在日本书法艺术中曾一度起到了主导作用。空海和尚、桔逸势和嵯峨天皇在日本书法史上号称“三笔”,空海和尚和桔逸势曾先后到唐朝留学。空海在中国期间学习了中国的书法,仿效颜真卿体,其书法擅长篆、隶、楷、行、草,开日本书道宗师。空海还取汉字草书创日本字母的五十音图,即所谓平假名。宋以来禅僧们在传播书法艺术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宋代以来,禅僧往往兼通儒学。元代禅僧一山一宁开始把朱子学带到日本,日本出现了一批兼通儒学的禅僧。自镰仓后期至室町后期,京都、镰仓的禅宗五山,成为禅宗和儒家等汉籍的刊印发行所。五山禅僧刻苦学习汉文,作汉诗,形成了辉煌的“五山文学”,在日本汉文学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直接促进了江户汉学的兴起。

空海于公元9世纪初撰《文镜秘府论》,是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大规模地流传到日本的标志。随着佛教东传,唐诗也陆续传到日本,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唐诗被视为自己国家的古典。直至现在,日本中小学教科书里还编入不少汉诗和中国寓言。

随着佛教东传,中国的建筑艺术也传入日本。鉴真和尚是一位热心营造寺院的建筑者,他也将建筑艺术带到日本。他在奈良仿唐建筑造唐昭提寺,影响所及,日本先后营建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在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方面都同唐长安城和宫殿完全一致。

人们常爱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在同文方面,可以说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从上面的举例性的叙述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第三节禅宗和净土宗与越南佛教的密切关系

中国和越南地壤相接,交通方便,越南又是中印海路交往的中途站,所以佛教也很早就传入越南。相传,公元2世纪末,中国东汉学者牟融,因避乱从广西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居住,著《理惑论》,以显扬佛教。此后,中国僧人不断到越南弘传佛教。公元6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禅宗和净土宗相继传入越南,并获得广泛的流传,形成了若干流派。在越南佛教先后被李朝(1010—1224)和陈朝(1225—1405)定为国教。到了15世纪,越南统治者推崇儒学,佛教一度被削弱。17世纪末佛教又开始复兴,并形成了禅宗和净土宗的进一步结合。

灭喜禅派:灭喜(毗尼多流支),南印度人,来中国后曾师事禅宗三祖僧璨,公元580年从中国赴越南,在越南河东省法云寺创建中国禅宗的灭喜派(毗尼多流支派)。据传,灭喜的弟子法贤以《楞伽经》为心要,法贤的弟子清辩则以《金刚经》为眼目。此派约流传至13世纪后趋于衰微。

无言通禅派:无言通禅师,广东人,后在浙江婺州(金华一带)双林寺出家,曾依百丈怀海禅师为弟子。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到越南,在北宁仙游县建初寺开创无言通禅派,宣传百丈禅师的南宗禅。该派第四代匡越大师吴真流,丁朝封他为僧统,掌理政务,后又晋封为太师。在李朝全盛时代,此派更是人才辈出。无言通禅这一派在越南递相传持,绵延不断,至今仍是越南禅宗的主流。

草堂禅派:草堂禅师系中国人,禅宗云门宗雪窦重显的弟子,后到越南行化,受越南李朝圣宗和大臣的崇敬,住开国寺,大张法筵,宣传“雪窦百则”,自开一派。

竹林禅派:继李朝的陈朝也崇奉佛教。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去越南的天封禅师,又曾从宋朝德诚禅师参学。三传而至陈仁宗,更加笃志禅学,禅位出家为僧,号竹林大士,参禅著述,教化弟子多达千余人,开竹林派。因道场建于安子山花烟寺,也称“竹林安子禅派”。此派以宣传中国禅宗大慧宗杲的临济禅法为主。

竹林莲宗派:17世纪末,竹林禅派又分化出新的一派,竹林禅派白梅麟角和尚在昇龙城(今河内)创莲宗派。他吸取中国南宋慈照子元倡导的白莲教教义,并将临济禅法和念阿弥陀佛结合起来,宣扬禅教双运,以教为佛眼,禅是佛心,实际上以专念阿弥陀佛为其中心。此派在越南北部农民中广泛流传,乃至形成为以后越南佛教的主流。

越南佛教深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寺院和佛塔的建筑都保留着中国的色彩。越南佛教的经典也是中国的文字,僧侣和其他佛教徒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经,受戒仪式也和中国佛教相同。至于近代越南佛教则是中国大乘佛教、儒教、道教和越南民间信仰的混合物,呈现为混杂信仰的独特形态。

§§§第四节藏传佛教的对外传播

13世纪末,元朝正式确定藏传佛教为国教,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逐渐在上层贵族和下层人民中广泛流传起来。上层贵族建立佛教寺庙,并从西藏请来喇嘛,将藏文经典译成蒙文。1641年喀尔喀大封建主土谢图汗滚布多尔济的儿子被宣布为蒙古活佛,法号哲布尊丹巴。清王朝还规定蒙古每个旗都要建立喇嘛庙,每户有男子二人以上者必须有一人出家为僧。1911年清王朝灭亡后,哲布尊丹巴活佛成为蒙古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专制皇帝。喇嘛农奴主拥有大量的牧奴和牲畜。直至1924年哲布尊丹巴活佛君主立宪制被废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前,蒙古有喇嘛105000人之多,占全蒙男子总数的44%,占全部人口的1/7。

藏传佛教也流传于今西伯利亚等地。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扶植佛教的政策,在与蒙古接壤的地区建立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喇嘛庙。现在该地有佛教徒约50万人,分为三支:一支是布里亚特族人,分布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伊尔库茨克省和赤塔省;一支是卡尔穆克族人,分布在伏尔加河三角洲西南;一支是图瓦族人,分布在中俄边境上的图瓦自治省。

约在12世纪末,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安伽·旺·南摩伽罗喇嘛到不丹传播噶举派。后来又传入了宁玛派。在不丹,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转世喇嘛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喇嘛教主寺是各级政权机构的本部。20世纪初喇嘛佛爷们确立不丹为君主国,后终止活佛转世制度。现在不丹的每个村庄都有喇嘛庙,全国有5000个喇嘛,生活费用都由政府提供。

17世纪初,藏传佛教高僧拉葱·钦博喇嘛带弟子入锡金传宁玛派。18世纪锡金又兴建噶举派主寺。宁玛派和噶举派成为锡金佛教中占统治地位的教派。1642年佛爷赠锡金国王以佐伽亚罗的称号,意为神授国王,锡金成为政教合一的王国。

§§§第五节近代中国佛教输入东南亚地区

近代随着大批华人移居东南亚地区,从事经商和开垦,中国佛教也传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

古代马来半岛曾受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居民大都信奉佛教和印度教。15世纪,马六甲王国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佛寺遭毁灭,佛教濒于灭绝。19世纪以来,大批华人僧侣和佛教徒来到马来西亚,兴建佛寺,信徒逐渐增多。全国形成了槟城和吉隆坡两大佛教中心。槟城的华人约70%信奉大乘佛教。

19世纪初,福建和广东等地人来到新加坡定居,佛教僧侣也来此建立寺庙,创办佛教学校,传播佛教教义。1926年,中国的太虚法师赴新加坡组织星洲讲经会,后又组织新加坡中华佛教会等。新加坡3/4的居民为华人,华人主要信奉佛教、道教。新加坡“两巷一庵,一街三寺”,寺庙很多,有的规模也相当大。佛教僧侣分为闽、粤两大派系,两派大多奉持中国佛教的禅宗和净土宗。

此外,近代中国佛教又传入菲律宾,主要是一些华侨和华裔为了消灾祈福的需要,而信奉从中国内地带去的佛教,佛教徒近5万人,主要集中在首都马尼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