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北逐匈奴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时匈奴占地面积很大，但人口稀少，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开始打仗时，汉朝根本打不过它，汉高祖刘邦被它在平城白登山整整围了七天七夜，泱泱天朝大国的面子都给丢尽了；吕后当政，冒顿单于送来书信，极尽奚落侮辱之能事，吕后读了气不打一处来，可想想自己技不如人，也只得心字头上一把刀，硬给“忍”了。文、景二帝先后上台，推行的还是低声下气的“和亲”政策。这当然不是汉王朝统治者自己所乐意干的，说来说去是军事实力有很大的欠缺，特别是汉朝的军队兵种建设跟不上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汉朝的军队多是步兵（材官）和车兵（轻车），机动性不强，而匈奴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来无影去无踪，机动性好，战斗力强；而且匈奴人吃的是牛羊肉，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忍渴耐寒，身强力壮，所以汉兵同他们交手总是处下风。可见实力不足是汉朝在双方军事对峙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汉武帝当上皇帝后，把军事实力建设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有针对性地优先发展骑兵。在汉武帝之前的古代中国，车、步、骑、舟四大兵种之中骑兵是占第三位的，到了汉武帝手中，骑兵一跃而成为第一位，超过了步兵和车兵，这在中国古代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汉匈战争的最终结局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骑兵的主要特点是快速机动，“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引孙膑“用骑十利”语。），并具有强大而猛烈的突击力，类似于现代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快速兵团”。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进攻兵团，使之成为战场上独立作战的主要兵种，这样就使得汉匈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军从此便可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等各种战法，赢得战场上的主动优势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胜利地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贵族对北部中原地区的入侵骚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为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回，轮到匈奴人伤心落泪，跺脚长叹了：“夺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二，《舆地考八》。）
当然，发展军事实力也有一个突出重点的问题，要抓关键，要选择好突破口，这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核心问题是要对战略大势明了于心，具有超前意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的实力主要是以战列舰为衡量标准的，一个国家拥有战列舰的数量多，吨位大，大炮火力强，似乎海军的实力就可观，就拥有了海上霸权。但这仅仅是表面的现象，这时有一种新的军事动态正在出现并开始在海军建设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海军航空兵在海空作战中的作用逐渐显得突出，成为海战制胜的主要手段，它代表着日后海战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的军事革命来临之际，发展海军实力的突破口便是建造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母舰，而不应该按陈旧的观念，再把海军实力建设的重点放在建造战列舰上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大获成功，但真正的战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尽管美国的大量战列舰在这次日军偷袭行动中被击沉、被击毁，人员伤亡也很惨重，然而由于它的航空母舰未受损失，所以其整个海军的主要实力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打击，依然具备着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抗衡的能力。
战局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途岛海战成为了太平洋海战的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场海空大决战中，美国海军在尼米兹的统率下，一举歼灭了日本特遣舰队的主力，即击沉日本海军“赤城号”、“苍龙号”等四艘航空母舰，这对于日本海军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使得日本海军渐渐丧失了太平洋上空的制空权，也等于丧失了制海权，而战争主动权一经易手，那么日本海军也就不得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了。那些吨位大到六七万吨，表面上象征着海军实力的大型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在失去海军航空兵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不但显示不了什么力量，反而成了作战中的累赘。活像是浮动于海上的巨型铁棺材，成为美军蝗虫一般的轰炸机投弹轰炸的目标。在美军飞机夜以继日的连续轰炸之下，它们终于支撑不住了，先后沉入海底，而舰上成千上万名日本海军将士也随之葬身鱼腹。
由此可见，发展军事实力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虚泛的概念，而有切实的内涵。必须以动态超前的战略眼光，捕捉到正确的信息，掌握住胜利的方向，牢牢占有先机主动之利。否则，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再多，也是南辕北辙，把钱财打水漂了。表面上或许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实际上纯粹是“作秀”，无助于真正提升实力，只会误国误民。
这层道理中国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其实都是懂得的。西晋、隋朝都从事过统一南北的战争，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先拥有实力，而发展实力则必须抓住中心，突出重点。西晋、隋朝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做得均不含糊，把军事实力建设的重点确定在发展水师、建造舟船上。这无疑是高明的抉择，因为南方地区多江河湖泊，且有长江天险阻隔，擅长野战驰骋的北方骑兵在江南无所用其长，北方军队要踏足江南大地，实现国家统一，就必须“到哪座山唱哪座山的歌”，入乡随俗，“舍鞍马而就舟楫”。这时候衡量北方军队真正实力的标志，便不再是有多少匹骏马，有多少辆战车，而是看能不能拥有一支可以征服长江天险的水军了。所以，晋武帝采纳羊祜的建议，委派大将王濬在益州一带修造舟舰，整治水师，“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隋文帝宸纲独断，指令杨素、李衍、元寿等重臣在长江上、中、下游多处“修营战舰，为上流之师”（《隋书》卷五十四，《王长述传》。），制造出“五牙”、“黄龙”、“平乘”等不同等级的战船，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水师。一旦西晋、隋朝解决了水师这个问题，它们的军事实力便有了质的飞跃，统一天下的大业也便瓜熟蒂落了。
另外，军事实力还有一个如何发挥的问题，这里便牵涉到制度与人的因素了。最强大的实力说到底还是“硬件”，是有形的东西；而制度的优劣，人的素质的高低，乃是“软件”，是无形且又十分关键的东西。“硬件”再好，“软件”不济，那么军事实力要想充分发挥，也一定是办不到的。同样的飞机、同样的坦克、同样的导弹，美军操纵起来，自然比有些国家的士兵操纵起来更能充分发挥其战斗性能，更加具有战斗力。这种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近代中国搞洋务运动，曾引进过不少先进工艺和武器装备，到19世纪末，清朝军队的装备其实并不是太差。至少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其战舰数量、舰队吨位、火炮口径、铁甲厚度等主要技术指标，与日本的海军相比较，大体上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即使差一点（主要是战舰行驶速度要慢一些），也没有糟糕到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程度。可是，甲午海战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支规模可观、实力不弱的北洋水师，居然没有打上几个回合，便被对手杀得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了，酿成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奇耻大辱！这里就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优劣强弱问题了，而是当时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因素在作祟，有这样的体制，有这样的体制培育出来的各色人等，再好的军事“硬件”也都会变成“破铜烂铁”，中看不中用，俨然成摆设。
所以，促进军事实力方面的“硬件”建设固然重要，改善军事实力方面的“软件”素质更为迫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1］，以待敌之可胜［2］。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3］。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