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研究方法
本人理解《大学》、《中庸》的方法来自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
第一，我心为本。
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受难，“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1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本人也把《大学》、《中庸》思想视为我心固有之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诚如阳明先生所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答罗整庵少宰书》，76页。）
德国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强调，哲学史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唤起当下的自我苏醒。雅斯贝尔斯非常强调要以自己的尝试，去跟哲学家们一同体验真正的哲学。他说：对传统的权威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服从它。“我们的使命是，以自己的经验通过传统发现自我，并在传统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因此，一旦历史唤醒了我，它就变成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映象中，我可以观察自己，我自己在思考什么？”（李雪涛代译序《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见[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总之，研究前人是为了发现自我，深刻地领悟自我的现状。一旦脱离我的是非，我的生活，对前人的认识毫无意义。同样，在读这本小册子时，读者主要不是为了掌握字里行间的逻辑关系，也不是单纯地增加知识，而是体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来印证书中讲的道理。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多年，国学观点繁多，典籍浩如烟海。其中相当多的字句玄奥艰深，晦涩模糊，令后人难以读通。祖先绝非成心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其处境艰难、思维方式超前，或古今语言差别、图书资料散失、资料保留不完整所致。所以，想穷尽祖先的文义，恐遥遥无期。为了尽快让祖先的智慧在今日发挥作用，姑且先认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大学》、《中庸》的作者，《大学》、《中庸》的作者与我“同此心”、“同此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来理解《大学》、《中庸》的作者。也就是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大学》、《中庸》的作者身上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合理行为的根。李雪涛先生引用了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的一句话：“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李雪涛代译序《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见[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15页。）我们今天在使用“我注祖先经典”方法的同时，也应该使用“祖先经典注我”的方法来领会祖先经典。
第二，“知行合一”。
阳明先生认为，知离不开行。“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答顾东桥书》，45页。）阳明先生所云“良知”类似佛教禅宗于日用间体认佛性。禅宗认为，“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处皆是道场”、以至有驴鸣狗叫拉屎撒尿皆有“西来大意”之说。阳明也赋诗：“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外集二·别诸生》，791页。），“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外集二·答人问道》，791页。）。有一属官，心慕阳明心学，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答：“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簿书狱讼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94~95页。）“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王阳明全集》卷五，《文录二·答路宾阳》，192页。）“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答徐成之》，145页。）同理，《大学》、《中庸》也须能在生活中整体地领悟。本人以为，必须用生活介入的方法领会《大学》、《中庸》。脱离社会生活，整日埋首于书斋，《大学》、《中庸》永远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入研读，《大学》、《中庸》很快会成为展示其内心“良知”的“为我之物”。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向听众郑重声明：“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看学人自传，窥世纪风雨》，载《南方都市报》，2005-02-07）梁先生岂能不是学问中人！但梁先生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谈论学术的人，他的学术著作颇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欢迎。本人岂敢仰视梁漱溟先生！然而在这里也斗胆模仿梁先生带着关心社会问题的心态解读儒家，以为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读懂儒家。
二关于语言的运用
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一个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像伟大的天才那样思考，而像普通人那样说话，假如作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一般来说他都将获益匪浅。作者应当深入浅出地表述其非凡的思想。”“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说话常常更容易理解，也更加清晰明快，而受教育越少的人，他的作品也令人费解。”（[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325页、327页，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0。）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下》，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荀子说：“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正名》，3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阳明点化“良知”也不用高深玄奥的语言。他说：“圣人之行，初不远于人情”（《王阳明全集》卷五，《文录二·答刘内重》，197页。）；“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107页。）。有一次，几个学生会试归来，途中向群众讲学，群众有信有不信。阳明批评他们：“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同上书，116页。）阳明当然不是要降低讲学水平迁就听众，而是强调针对“愚夫愚妇”要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
一些学者有一个错误的念头，仿佛用语越晦涩，越听不懂，思想越深刻，学术水平越高。但在叔本华等大师看来，这样的学者或者是成心卖弄，或者是自己对所说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懂。只要是真懂，就一定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方面，梁漱溟、冯友兰、高亨、王力等大师、大学者堪称楷模。本人不敢望其项背，但对其仰慕之至，刻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