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选集:文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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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故事诗的起来(2)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朝成绣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莆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匆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且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

向来都认此诗为汉末的作品。《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在繁钦、曹圣之间。近人丁福保把此诗收入《全汉诗》,谢无量作《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八章第五节)也说是“大抵建安时人所为耳”。这都由于深信原序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一句话。(我在本书初稿里,也把此诗列在汉代。)至近年始有人怀疑此说。梁启超先生说:

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见他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演,引见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

他疑心这一类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他说他对这问题,别有考证。他的考证虽然没有发表,我们却不妨先略讨论这个问题。陆侃如先生也信此说,他说:

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谶(《佛所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孔雀东南飞〉考证》,《国学月报》第三期。)

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能信《孔雀东南飞》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来证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轮船火车煤油电灯以至摩托车无线电都来了,然而文人阶级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却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间的文学竟可说是至今还丝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你去分析《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等等俗戏,可寻的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吗?《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类的希望。(如白居易《长恨歌》便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如元稹的《悼亡诗》便有“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曾因梦送钱财”的话。)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只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也只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这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完全没有佛教的痕迹。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剧的诗里丝毫没有佛教的影子,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形式体裁是佛教文学的产儿呢?

第二,《佛本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

《佛本行赞》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这是毫无根据的话。

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字俚俗,辞意烦复,和“六朝名士”的文学风尚相去最远。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赏的,乃是道安、慧远、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决不能欣赏这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法华经》与《维摩诘经》类的名译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纪以后方才风行。这都是由于思想习惯的不同,与文学风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强的。所以我们综观六朝的文学,只看见惠休、宝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见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像之谈,怕不足信罢?

陆侃如先生举出几条证据来证明《孔雀东南飞》是六朝作品。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证据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傍”的话,所以陆先生起了一个疑问,何以庐江的焦氏夫妇要葬到西岳华山呢?因此他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

独活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

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陆先生从这篇序里得着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说: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

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陆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妇入青庐”的话,说,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青庐”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但他所引《酉阳杂俎》一条所谓“礼异”,似指下文“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以及“妇家亲宾妇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顿者”的奇异风俗而言。“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陆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说北齐幼主:

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也不过如今人的搭棚看戏。这种布棚也叫做“青庐”,可见“青庐”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了。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这是很不相干的证据,因为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现于一篇诗里呢?

所以我想,梁启超先生从佛教文学的影响上推想此诗作于六朝,陆侃如先生根据“华山”、“青庐”、“龙子幡”等,推定此诗作于宋少帝(233—424年)与徐陵(死于583年)之间,这些主张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裴回”——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当时大概有“孔雀东南飞”的古乐曲调子。曹丞的《临高台》末段云:

鹄欲南游,雌不能随。

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

欲负之,毛衣摧颓。

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岂但是首句与末句的文字上的偶合吗?这里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护他心爱的妇人,欲言而口噤不能开,欲负他同逃而无力,只能哀鸣瞻顾而已。这大概就是当日民间的《孔雀东南飞》(或《黄鹄东南飞》?)曲词的本文的一部分。民间的歌者,因为感觉这首古歌辞的寓意恰合焦仲卿的故事的情节,故用他来做“起头”。久而久之,这段起头曲遂被缩短到十个字了。然而这十个字的“起头”却给我们留下了此诗创作时代的一点点暗示。

曹丕死于二二六年,他也是建安时代的一个大诗人,正当焦仲卿故事产生的时代。所以我们假定此诗之初作去此时大概不远。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如梁、陆诸先生所说),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所以我们直截假定故事发生之后不久民间就有《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诗起来,一直流传演变,直到《玉台新咏》的写定。

自然,我这个说法也有大疑难。但梁先生与陆先生举出的几点都不是疑难。例如他们说:这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依我们的研究,汉、魏之间有蔡琰的《悲愤》,有左、傅的《秦女休》,故事诗已到了文人阶级了,那能断定民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呢?至于陆先生说此诗“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此说也不成问题。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叙述谈话莫如《日出东南隅》与《孤儿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的《典论》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这岂非此诗晚出的铁证吗?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魏晋以下,文人阶级的文学渐渐趋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绮丽,声律要讲究,对偶要工整。汉魏民歌带来的一点新生命,渐渐又干枯了。文学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到了齐、梁之际,隶事(用典)之风盛行,声律之论更密,文人的心力转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种种把戏上去,正统文学的生气枯尽了。作文学批评的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故很少能赏识民间的俗歌的。钟嵘作《诗品》(嵘死于502年左右),评论百二十二人的诗,竟不提及乐府歌辞。他分诗人为三品: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在上品,而陶潜、鲍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赏鉴力了。他们对于陶潜、鲍照还不能赏识,何况《孔雀东南飞》那样朴实俚俗的白话诗呢?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诧的事。

这一章印成之后,我又检得曹丕的“鹄欲南游,雌不能随,……五里一顾,十里徘徊”一章果然是删改民间歌辞的,本辞也载在《玉台新咏》里,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峙顾群侣,泪落纵横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诗又收在《乐府诗集》里,其辞颇有异同,我们也抄在这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行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峙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这是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新乐府《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曹丕原诗前段有“中有黄鹄往且翻”,“白鹄”也已变成了“黄鹄”。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Motif)依旧保留不变。故从汉乐府到郭茂倩,这歌辞虽有许多改动,而“母题”始终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一千多年以来,这十个字遂成不可解的疑案。然而这十个字的保存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时代的暗示,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时必不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