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选集:文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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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佛教的翻译文学(上)(1)

两晋南北朝的文人用那骈俪化了的文体来说理,说事,谀墓,赠答,描写风景——造成一种最虚浮,最不自然,最不正确的文体。他们说理本不求明白,只要“将毋同”便够了;他们记事本不求正确,因为那几朝的事本来是不好正确记载的;他们写景本不求清楚,因为纸上的对仗工整与声律铿锵岂不更可贵吗?他们做文章本不求自然,因为他们做惯了那不自然的文章,反觉得自然的文体为不足贵,正如后世缠小脚的妇人见了天足反要骂“臭蹄子”了。

然而这时候,进来了一些捣乱分子,不容易装进那半通半不通的骈偶文字里去。这些捣乱分子就是佛教的经典。这几百年中,佛教从海陆两面夹攻进中国来。中国古代的一点点朴素简陋的宗教见了这个伟大富丽的宗教,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几百年之中,上自帝王公卿、学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妇,都受这新来宗教的震荡与蛊惑;风气所趋,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国。佛教徒要传教,不能没有翻译的经典;中国人也都想看看这个外来宗教讲的是些什么东西,所以有翻译的事业起来。却不料不翻译也罢了,一动手翻译便越翻越多,越译越不了!那些印度和尚真有点奇怪,摇头一背书,就是两三万偈;摇笔一写,就是几十卷。蜘蛛吐丝,还有完了之时;那些印度圣人绞起脑筋来,既不受空间的限制,又不受时间的限制,谈世界则何止三千大千,谈天则何止三十三层,谈地狱则何止十层十八层,一切都是无边无尽。所以这翻译的事业足足经过一千年之久,也不知究竟翻了几千部、几万卷;现在保存着的,连中国人做的注疏讲述在内,还足足有三千多部,一万五千多卷(日本刻的《大藏经》与《续藏经》共三千六百七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二卷。《大正大藏经》所添还不在内,《大日本佛教全书》一百五十巨册也不在内)。

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与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得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相勉。到了鸠摩罗什以后,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那班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

最早的翻译事业起于何时呢?据传说,汉明帝时,摄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汉明求法,本是无根据的神话。佛教入中国当在东汉以前,故明帝永平八年(65年)答楚王英诏里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梵文字,可见其时佛教已很有人知道了。又可见当时大概已有佛教的书籍了。至于当时的佛书是不是摄摩腾等翻的,摄摩腾等人的有无,那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决定的了。《四十二章经》是一部编纂的书,不是翻译的书,故最古的经录不收此书。它的时代也不容易决定。我们只可以说,第一世纪似乎已有佛教的书,但都不可细考了。

第二世纪的译经,以安世高为最重要的译人。《高僧传》说他译的书“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安世高译经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至灵帝建宁中(约170年)。同时有支谶于光和中平(178—189年)之间译出十几部经。《僧传》说他“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同时又有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等,都有译经,《僧传》说他们“理得音正,尽经微旨”;“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以上为二世纪洛阳译的经,虽都是小品文字,而那“不加润饰”的风气却给后世译经事业留下一个好榜样。

三世纪的译经事业可分前后两期。三世纪的上半,译经多在南方的建业与武昌。支谦译出四十九种,康僧曾译出十几种,维祗难与竺将炎(《僧传》作竺律炎,今从《法句经·序》)合译出《昙钵经》一种,今名《法句经》。《法句经》有长序,不详作序者姓名,但序中记译经的历史颇可注意: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224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近质直。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严’是当时白话,意为妆饰。如《佛本行经》第八云:‘大子出池,诸女更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传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我们试引《法句经》的几段作例: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

若人寿百岁,奉火修异术,不如须臾敬,事戒者福胜。……

觉能舍三恶,以药消众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脱故皮。(《教学品》)

事日为明故,事父为恩故,事君以力故,闻故事道人。……

斫疮无过忧,射箭无过患,是壮莫能拔,唯从多闻除。

盲从是得眼,暗者从得烛;示导世间人,如目将无目。(《多闻品》)

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言语品》)

弓工调角,水人调船,巧匠调木,智者调身。

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

譬如深渊,澄静清明,慧人闻道,心净欢然。(《明哲品》)

不怒如地,不动如山,真人无垢,生死世绝。(《罗汉品》)

宁啖烧石,吞饮熔铜,不以无戒,食人信施。(《利养品》)

《法句经》乃是众经的要义,是古代沙门从众经中选出四句六句的偈,分类编纂起来的。因为其中偈语本是众经的精华,故译出之后仍见精采,虽不加雕饰,而自成文学。

这时期里,支谦在南方,康僧铠在北方,同时译出《阿弥陀经》。此经为《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在思想史上与文学史上都有影响。

三世纪的末期出了一个大译主,敦煌的法护(云摩罗刹)。法护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幼年出家。他发愤求经,随师至西域,学了许多种外国方言文字,带了许多梵经回来,译成晋文。《僧传》说他:

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安公(道安)云:“护公所出,……虽不辩妙婉显,而弘达欣畅,……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道安的评论还不很公平。岂有弘达雅畅,不辩妙婉显的吗?我最喜欢法护译的《修行道地经》(太康五年译成,284年)的《劝意品》中的擎钵大臣的故事;可惜原文太长,摘抄如下,作为三世纪晚年的翻译文学的一个例:

昔有一国王,选择一国明智之人以为辅臣。尔时国王设权方便无量之慧,选得一人,聪明博达,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试之,故以重罪加于此人;敕告臣吏盛满钵油而使擎之,从北门来,至于南门,去城二十里,园名调戏,令将到彼。设所持油堕一滴者,便级其头,不须启问。

尔时群臣受王重教,盛满钵油以与其人,其人两手擎之,甚大愁忧,则自念言:其油满器,城里人多,行路车马观者填道;……是器之油擎至七步尚不可诣,况有里数邪?

此人忧愤,心自怀懅。

其人心念:吾今定死,无复有疑也。设能擎钵使油不堕,到彼园所,尔乃活耳。当作专计:若见是非而不转移,唯念油钵,志不在余,然后度耳。

于是其人安步徐行。时诸臣兵及观众人无数百千,随而视之,如云兴起,围绕太山。……众人皆言,观此人衣形体举动定是死囚。斯之消息乃至其家;父母宗族皆共闻之,悉奔走来,到彼子所,号哭悲哀。其人专心,不顾二亲兄弟妻子及诸亲属;心在油钵,无他之念。

时一国人普来集会,观者扰攘,唤呼震动,驰至相逐,躄地复起,转相登蹑,间不相容。其人心端,不见众庶。

观者复言,有女人来,端正姝好,威仪光颜一国无双;如月盛满,星中独明;色如莲华,行于御道。……尔时其人一心擎钵,志不动转,亦不察观。

观者皆言,宁使今日见此女颜,终身不恨,胜于久存而不睹者也。彼时其人虽闻此语,专精擎钵,不听其言。

当尔之时,有大醉象,放逸奔走,入于御道,……舌赤如血,其腹委地,口唇如垂;行步纵横,无所省录,人血涂体,独游无难,进退自在犹若国王,遥视如山;暴鸣哮吼,譬如雷声;而擎其鼻,瞋恚忿怒。……恐怖观者,令其驰散;破坏兵众,诸众奔逝。……

尔时街道市里坐肆诸买卖者,皆懅,收物,盖藏闭门,畏坏屋舍,人悉避走。

又杀象师,无有制御,瞋或转甚,踏杀道中象马、牛羊、猪犊之属;碎诸车乘,星散狼籍。

或有人见,怀振恐怖,不敢动摇,或有称怨,呼嗟泪下。或有迷惑,不能觉知;有未着衣,曳之而走;复有迷误,不识东西。或有驰走,如风吹云,不知所至也。……

彼时有人晓化象咒,……即举大声而诵神咒。……尔时彼象闻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人,便顺本道,还至象厩,不犯众人,无所娆害。

其擎钵人不省象来,亦不觉还。所以者何?专心惧死,无他观念。

尔时观者扰攘驰散,东西走故,城中失火,烧诸宫殿,及众宝舍,楼阁高台现妙巍巍,展转连及。譬如大山,无不见者。烟皆周遍,火尚尽彻。……

火烧城时,诸蜂皆出,放毒啮人。观者得痛,惊怪驰走。男女大小面色变恶,乱头衣解,宝饰脱落;为烟所薰,眼肿泪出。遥见火光,心怀怖懅,不知所凑,展转相呼。父子兄弟妻息奴婢,更相教言:“避火!离水!莫堕泥坑!”

尔时官兵悉来灭火。其人专精,一心擎钵,一滴不堕,不觉失火及与灭时。所以者何?秉心专意,无他念故。……

尔时其人擎满钵油,至彼园观,一滴不堕。诸臣兵吏悉还王宫,具为王说所更众难,而其人专心擎钵不动,不弃一滴,得至园观。

王闻其言,叹曰:“此人难及,人中之雄!……虽遇众难,其心不移。如是人者,无所不办。……”其王欢喜,立为大臣。

心坚强者,志能如是,则以指爪坏雪山,以莲华根钻穿金山,以锯断须弥宝山。……有信精进,质直智慧,其心坚强,亦能吹山而使动摇,何况除媱怒痴也!

这种描写,不加藻饰,自有文学的意味,在那个文学僵化的时代里自然是新文学了。

四世纪是北方大乱的时代。然而译经的事业仍旧继续进行。重要的翻译,长安有僧伽跋澄与道安译的《阿毗昙毗婆沙》(383 年),昙摩难提与竺佛念译的《中阿含》与《增一阿含》(384—385 年)。《僧传》云:

其时也,苻坚初败,群锋互起,戎妖纵暴,民从四出,而犹得传译大部,盖由赵王之功。

赵正(诸书作赵整)字文业,是苻坚的著作郎,迁黄门侍郎。苻坚死后,他出家为僧,改名赵整。他曾作俗歌谏苻坚云: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苻坚说:“是朕也。”整又歌道:

北园有一枣,布叶垂重阴,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坚笑说:“将非赵文业耶?”苻坚把他同种的氐户分布各镇,而亲信鲜卑人。赵整有一次侍坐,援琴作歌道:

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

苻坚不能听,后来终败灭在鲜卑人的手里。赵整出家后,作颂云:

我生一何晚,泥洹一何早!归命释迦文,今来投大道(释迦文即释迦牟尼,文字古音门)。

赵整是提倡译经最有力的人,而他作的歌都是白话俗歌。这似乎不完全是偶然的罢?

四世纪之末,五世纪之初,出了一个译经的大师,鸠摩罗什,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了成熟的时期。鸠摩罗什是龟兹人。(传说他父亲是天竺人。)幼年富于记忆力,遍游罽宾、沙勒、温宿诸国,精通佛教经典。苻坚遣吕光西征,破龟兹,得鸠摩罗什,同回中国。时苻坚已死,吕光遂据凉州,国号后凉。鸠摩罗什在凉州十八年之久,故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至姚兴征服后凉,始迎他入关,于弘始三年十二月(402年)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他译的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法华》、《维摩诘》、《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遗教》、《小无量寿》等经;又有《十诵律》等律;又有《成实》、《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凡三百余卷。《僧传说》:

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初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对他自己的译书这样不满意,这正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有文学欣赏力的人,他译的书,虽然扫除了浮文藻饰,却仍有文学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译者的文学天才自然流露,又因他明了他“嚼饭与人”的任务,委曲婉转务求达意,即此一点求真实求明显的诚意便是真文学的根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