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的意思只要人知道“见侮”不是可耻的事，便不至于争斗了（娄师德的“唾面自干”便是这个道理）。譬如人骂你“猪狗”，你便大怒；然而你的老子对人称你为“豚儿”、为“犬子”，何以不生气呢？你若能把人骂你用的“猪狗”看作“豚儿”之豚，“犬子”之犬，那便是做到“见侮不辱”的地位了。
宋子还有一个学说，说人的性情是爱少不爱多的，是爱冷淡不爱浓挚的。《庄子·天下》篇称为“情欲寡浅”说（欲是动词，即“要”字）。《荀子·正论》篇说：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欲是动词）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名》篇亦有“情欲寡”句）。
这种学说大概是针对当时的“杨朱主义”（纵欲主义）而发的。宋子要人寡欲，因说人的情欲本来是要“寡浅”的，故节欲与寡欲并不是逆天拂性，乃是顺理复性。这种学说正如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为善，遂说性本是善的。同是偏执之见（看《荀子》的驳论），但宋钘、尹文都是能实行这个主义的，看《天下》篇所说，便可见了。
尹文的学说，据现有的《尹文子》看来，可算得当时一派重要学说。尹文是中国古代一个法理学大家。中国古代的法理学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老子主张无为，孔子也说无为，但他却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无为而治”了。孔子的正名主义已含有后来法理学的种子，看他说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便可见名与法的关系。后来墨家说“法”的观念，发挥的最明白，墨家说“名”与“实”的关系也说的最详细。尹文的法理学的大旨只在于说明“名”与“法”的关系。《尹文子》说：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故必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疑当作“名以检事，事以正名”），……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玩嚣凶愚，命恶者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在我。……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这是尹文的法理学的根本观念。大旨分三层说：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形即是“实”，即是一切事物。一切形都有名称，名须与实相应，故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的名学好像最得力于儒家的正名主义，故主张名称中须含有褒贬之意，所以说：“善名命善，恶名命恶，……使善恶尽（疑当作画）然有分。”这完全是寓褒贬，别善恶，明贵贱之意。命名既正当了，自然会引起人心对于一切善恶的正当反动。这种心理的反动，这种人心对于事物的态度，便叫做“分”。例如我好好色而恶恶臭，爱臼而憎黑：好色、恶臭、白、黑，是名；好、恶、爱、憎，是分。名是根据于事物的性质而定的，故说“名宜属彼”。分是种种名所引起的态度，故说“分宜属我”。有什么名，就该引起什么分。名不正，则分不正。例如匈奴子娶父妻，不以为怪；中国人称此为“烝”，为“乱伦”，就觉得是一桩大罪恶。这是因为“烝”与“乱伦”二名都能引起一种罪恶的观念。又如中国妇女缠足，从前以为“美”，故父母狠起心肠来替女儿裹足，女儿也忍着痛苦要有这种“美”的小脚。现今的人说小脚是“野蛮”，缠足是“残忍非人道”，于是缠足的都要放了，没有缠的也不再缠了。这都是因为“美”的名可引起人的羡慕心，“野蛮”、“残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厌恶心。名一变，分也变了。正名的宗旨只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只是要善名发生羡慕爱做的态度，恶名发生厌恶不肯做的态度。故说“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以上所说，尹文的法理学与儒家的正名主义毫无分别（参观第四篇第四章，第十一篇第三章）。但儒家如孔子想用“春秋笔法”来正名，如荀卿想用国家威权来制名，多不主张用法律。尹文便不同了。《尹文子》道：
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嚣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从纯粹儒家的名学一变遂成纯粹的法治主义，这是中国法理学史的一大进步，又可见学术思想传授沿革的线索最不易寻，决非如刘歆、班固之流划分做六艺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三、许行、陈相、陈仲；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为切要，故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人不注意这些问题的。内中有一派，可用许行作代表。许行和孟子同时。《孟子·滕文公》篇说：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这是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汉书·艺文志》论“农家”，也说他们“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上下之序”。大概这一派的主张有三端：第一，人人自食其力，无有贵贱上下，人人都该劳动。故许行之徒自己织席子、打草鞋、种田；又主张使君主与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第二，他们主张一种互助的社会生活。他们虽以农业为主，但并不要废去他种营业。陈相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因此，他们只要用自己劳动的出品与他人交易，如用米换衣服、锅、甑、农具之类。因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会，故谁也不想赚谁的钱，都以互相辅助，互相供给为目的。因此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因为这是互助的社会，故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乃在供社会的需要。孟子不懂这个道理，故所驳全无精采。如陈相明说“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这是说屦的大小若相同，则价也相同；并不是大屦与小屦同价。孟子却说“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这竟是“无的放矢”的驳论了。第三，因为他们主张互助的社会，故他们主张不用政府。《汉书》所说“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孟子》所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都是主张社会以互助为治，不用政府。若有政府，便有仓廪府库，便是“厉民而以自养”，失去了“互助”的原意了（这种主义，与近人托尔斯太（Tolstoy）所主张最近）。
以上三端，可称为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只可惜许行、陈相都无书籍传下来，遂使这一学派湮没至今。《汉书·艺文志》记“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及他书若干种，序曰：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上下之序。
却不知序中所称“鄙者”，正是这一派的正宗。这又可见《艺文志》分别九流的荒谬了（参看江瑔《读子卮言》第十六章《论农家》）。
陈仲子（也称田仲，田陈古同音），也是孟子同时代的人。据《孟子》所说：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於陵。
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彼身织屦，妻辟 以易之。
陈仲这种行为，与许行之徒主张自食其力的，毫无分别。《韩非子》也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可与孟子所说互相证明。《荀子·非十二子篇》说陈仲一般人“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这一种人是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故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战国策》论赵威后问齐王的使者道：
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这可见陈仲虽不曾明白主张无政府，其实也是一个无政府的人了。
四、邹衍；邹衍，齐人。《史记》说他到梁时，梁惠王郊迎；到赵时，平原君“侧行襒席”；到燕时，燕昭王“拥彗先驱”。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西历前251年，梁惠王死于前319年（此据《纪年》，若据《史记》，则在前335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邹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前257年），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若依《史记》，则那时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邹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邹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在本章所说诸人中，要算最后的了（《史记》亦说衍后孟子）。
《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如今都不传了。只有《史记·孟荀列传》插入一段，颇有副料的价值。《史记》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这是邹衍的方法。这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再看这方法的应用：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次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知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邹衍这个方法，全是由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用这方法稍不小心便有大害。邹衍用到历史、地理两种科学，便不合宜了。历史全靠事实，地理全靠实际观察调查，邹衍却用“推而远之”的方法，以为“想来大概如此”，岂非大错？《史记》又说：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是阴阳家的学说。大概当时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已很通行（看第九篇第十二章及本篇下章论韩非），但当时的科学根据还不充足，故把历史的进化看作了一种终始循环的变迁。邹衍一派又附会五行之说，以为五行相生相胜，演出“五德转移”的学说。《墨辩·经下》说：
五行无常胜，说在直。《说》曰：五合水土火，火离然（五当作互）。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道藏本、吴抄本作木），木离木。
此条有脱误，不可全懂。但看那可懂的几句，可知这一条是攻击当时的“五行相胜”说的。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可以为证。邹衍用历史附会五德，于是阴阳五行之说遂成重要学说。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学遂成“道士的儒学”了（看中卷第十四篇第五章）。
邹衍的地理学虽是荒诞，却有很大胆的思想。《史记》说他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种地理，虽是悬空理想，但很可表示当时理想的大胆，比那些人认为中国为“天下”的，可算得高十百倍了！
《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邹衍论“辩”一节，似乎不是汉人假造的，今引如下：
邹子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群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这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看上篇第三章）。
马骕《绎史》卷一百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