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选集:文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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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2)

这种爱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这种心理有时表现为歌颂功名的思想。如《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铺,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同样爱自由的意境有时又表现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许多游仙诗,如《苦思行》、《远游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压迫。名为封藩而王,其实是远徙软禁。(看《三国志》卷十九)他后来在愁苦之中,发病而死,只有四十一岁。他有《瑟调歌辞》,用飞蓬自喻,哀楚动人: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风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巴不痛?愿与根荄连。

与曹氏父子同时的文人:如陈琳、王粲、阮瑀、繁钦等,都受了这个乐府运动的影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写边祸之惨: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于217年)《七哀诗》的第一首也是这种社会问题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同时的阮瑀(死于212年)作的《驾出北郭门行》,也是一篇社会问题的诗:

驾至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蜘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没,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屋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虽是笨拙的白话诗,却很可表示《孤儿行》一类的古歌辞的影响。

繁钦(死于218年)有《定情诗》,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条脱。

这虽然也是笨拙浅薄的铺叙,然而古乐府《有所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百年前,当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年),张衡作了一篇《四愁诗》,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响。《四愁诗》共四章,我们选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一)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蜘蹰。何为怀忧心烦纡?(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于此,以供比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做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玚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应璩(死于252年)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的话的意思。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所谓“其言颇谐”,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徘谐。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堕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乐府民歌的影响固然存在,但辞赋的旧势力也还不小,当时文人初作乐府歌辞,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诗体来达一种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稍稍复杂的意境,这种新体裁还不够应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旧辞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便是好例。这有点像后世文人学作教坊舞女的歌词,五代宋初的词只能说儿女缠绵的话,直到苏轼以后,方才能用词体来谈禅说理,论史论人,无所不可。这其间的时间先后,确是个工具生熟的问题:这个解释虽是很浅,却近于事实。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于263年)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义的一个思想家。生在那个魏晋交替的时代,他眼见司马氏祖孙三代专擅政权,欺凌曹氏,压迫名流,他不能救济,只好纵酒放恣。史家说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他没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连烂醉了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他崇拜自由,而时势不许他自由;他鄙弃那虚伪的礼法,而“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发泄在酒和诗两件事上。他有《咏怀》诗八十余首。他是一个文人,当时说话又不便太明显,故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分,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我们选录《咏怀》诗中的几首: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秦时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沦落为平民,在长安青门外种瓜,瓜美,人称为东陵瓜)。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羡门是古传说的仙人)。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寤言用自写。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王子一何好,猜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士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