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正辞》与《春秋属辞》
庄存与在《春秋正辞》的卷首就说：
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
这说明，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是本于赵汸的《春秋属辞》。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究竟二者的异同何在？从两书各卷的名称明显看出，赵汸的著作主要是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对《春秋》的笔法进行归纳总结，以说明圣人笔削的主要笔法，各种笔法的具体条例，以及《春秋》中哪些属于圣人存策书之大体，哪些属于圣人所削的部分。虽也有对《春秋》之义的阐发，但这并不是赵汸之书的主旨所在。而庄存与的著作虽然也有关于书与不书之类的笔法论说，但主要是以发明圣人大义为宗。他以《正辞》为其书名，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圣人所言微言大义皆正，二是他认为自己的发明得圣人大义之正。庄存与说：“《春秋》乐道尧舜之道……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圣人之志也”（庄存与：《春秋正辞·禁暴辞第七》卷九。）。《春秋正辞》之“正”，就取于此“咸以正无缺”。所以，庄存与以《正辞》名其书，既是对圣人之道为唯一正辞的推崇，也是对自己探得圣人之道的自信与自诩。但是，庄存与与赵汸的书都不仅仅是阐释《公羊传》的，而是对《春秋》的阐释，并于三传都有所论及。因此，无论是赵汸还是庄存与，在其著作中都引三传为说。只不过赵汸取《左传》以解史事，取《公羊》、《穀梁》以释义，而庄存与在兼采三传时，则主要据《公羊》为说。
庄存与讲《春秋正辞》有两个原则：
第一，“尊圣尚贤”。尊圣在尚贤之先，而不只是讲尚贤。庄存与说：“《春秋》乐道尧舜之道，察其所讥，尧舜之道存焉。”（庄存与：《春秋正辞·禁暴辞第七》卷九。）所谓尧舜之道即孔子所述圣人之道。又说“《春秋》用贵治贱，以贤治不肖”（庄存与：《尚书说》，第6页。）。庄存与认为，唯有圣人才能尽合天道，完全体现天意，唯贤人能正确地体悟圣人之义；在人类社会中，只有遵循圣人之道，实行贤人政治，才能使国治天下平，故应当尊圣尚贤。尊圣尚贤是《春秋正辞》立论的核心，而不只是《春秋正辞》的“阐释标准”。
即使从“阐释标准”来说，也是尊圣在尚贤之先。庄存与说：“《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圣人之法而已矣。”（庄存与：《春秋要旨》。）董仲舒、何休之说之所以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多次引用，是因为他们的说法合于圣人之道；但是，庄存与又认为“止诸圣人之法”才是《正辞》的最高追求，所以，尊圣较之尚贤在庄存与的经学中更为根本，言尚贤而不及尊圣，则尚贤无所依凭，更不能尽庄氏之义。蔡长林在其博士论文《常州庄氏学术新论》第四章中说：“深探圣人底蕴，扣紧三代之治及孔子欲回复三代理想这一目的而发挥经说，我认为方是存与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之处。”对包括《春秋正辞》在内的庄存与所有经学著作都应作若是观。而且，庄存与所说之贤，即使从对《春秋》阐释的角度说，也不仅包括两汉的董仲舒与何休，而且包含孔子的后学七十子及孟子，甚至赵汸等人。仅仅以尚贤来论说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未免不合庄氏之意；以尚贤仅指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两汉今文学更是远离庄存与的本义了。
第二，“信古而不乱”。庄氏的信古之说，与尊圣尚贤的思想是互相联系、一脉贯通的，是二而为一，一而为二的。他所谓古实指孔子所传的尧舜三代古圣之道，只有合于这一圣人之道的“古”，才可以不使人迷乱；其他任何所谓“古”，都不具备这样的功用。两汉今文经学所以为庄存与所取，也是因为它们合于这一圣人之道，而不是相反。况且，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所取以为说的不仅有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穀梁传》的今文经学，而且有《左传》的古文经学；不但有汉人之说，也有宋人之说，如《春秋正辞·奉天第一》就两引程子之说，《春秋正辞·诛乱第八》释“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就明言“本胡氏、陈氏”为说。所以说“庄氏所说的‘信古’，实则指两汉今文学家所法之‘古’。他依照这一标准去寻求《春秋》辞句中蕴含的正确的义理”（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62页。）的观点既非庄存与之义，也不合《春秋正辞》的实际。
二《春秋正辞》的经学思想
自汉代以后，解《春秋》者无不受到三传的影响。或取《左传》，或取《公羊》，或取《穀梁》；也有以某一传为主，而兼采其他二传；或是取史于《左传》，取义于《公羊》、《穀梁》的兼采三传。这种取舍，往往表明一部著作的倾向，也常常由此决定其思想内容。因此，探究《春秋正辞》的基本思想，首先应该了解《春秋正辞》对三传的取舍。
1以《公羊》为主，兼采《左传》、《穀梁》
庄存与在著《春秋正辞》时，对历代关于《春秋》的解说有一个总的看法。他说：
旧典经礼，左邱多闻；渊乎《公羊》，温故知新；《穀梁》绳衍，子夏所传；拾遗补缺，历世多贤。（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卷一。）
这四句话，涉及《三传》与后贤解《春秋》的著作。在庄存与看来，《左传》有多闻旧典之长，《公羊》可以温故知新，《穀梁》对误说多有弹正，后世贤人对《春秋》的传说注疏可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由此来看，《春秋正辞》实际上对包括汉代以后历代经学家的说法都有所取。同时，庄存与又认为历代解《春秋》者，唯汉代所传《三传》最有所得，而以后的贤人只是“拾遗补缺”，故《春秋正辞》多取三传为说。如庄存与为了说明《春秋》隐含着圣人关于人君的“寖微寖灭”之义时，就引三传为证：“穀梁子曰：‘讳莫如深，苟有所见，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辞微而显，志而晦，非圣人孰能修之’”（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辞第三上》卷三。）。类似引用《三传》为说的现象，在《春秋正辞》中还有数处。
在三传之中，庄存与又以《公羊传》为主。朱眭说：
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寔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义，或拾补《穀梁》条例。其目属比，其词若网之在纲，如机之在括，义周旨密，博辨宏通，近日说经之文，此为卓绝。（朱眭：《春秋正辞序》，《味经斋遗书》卷五。）
所谓“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寔述何氏事”，是指《春秋正辞》的篇目排列是按照《公羊》学来安排的。何休总结《公羊》学认为，《春秋》以元为天，人君禀元奉天；以鲁为内时，诸夏为外；诸夏为内，四夷为外；圣人之道由内以及外，由近以至远，而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春秋正辞》以奉天、天子、内辞、二伯、诸夏、外辞、禁暴、诛乱、传疑的顺序来安排篇目，正与何休之说暗合。不仅在全书的构架上，而且在具体的论说上，也随处可见庄存与对《公羊传》与《公羊》董氏、何氏之学的引用。《春秋举例》所举的十条笔法之例，也全取自《公羊传》；《春秋要指》之说，亦一一依《公羊传》与董仲舒、何休为说。而在董仲舒与何休之间，如蔡长林所指出的庄存与更喜援引董仲舒之语，朱眭未及董仲舒，所说稍有欠缺，但总体上是有根据的。
庄存与所以在三传中以《公羊传》为主，是因为他认为《公羊传》最得圣人之道。他说：
《公羊》奥且明矣，烦烦如繁诸百世之变，尽在《春秋》矣。（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
《公羊》奥且明矣，不可不学；《穀梁》、《左丘》眊乎瞽哉。舍礼服则失本，舍《春秋》则失经。（同上。）
在三传中只有《公羊传》“奥且明”，对《春秋》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穀梁》与《左传》则“眊乎瞽哉”，对《春秋》的认识模糊不明。故他多次称许《公羊》学：
公羊子之义允哉！允哉！（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
公羊子之义纳、入、立，皆篡也。何休氏传之矣。允哉！允哉！（庄存与：《春秋要指》，《清经解·续清经解》第3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
认为唯有《公羊》学所言之义才是公允正确的，而对《穀梁传》与《左传》，庄存与从未有这样的称许。
经学史上重《公羊》者必定轻《左传》，几乎没有例外。庄存与也是如此，与对《公羊传》的较多肯定相对，庄存与虽然对《左传》与《穀梁》都持否定态度，但对《左传》的批评往往较《穀梁》为多，而且更为严厉，并且批评时又常常是与对《公羊传》的肯定相对为说。如《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庄存与取《公羊传》此条是贤孔父的“义形于色”，而批评“《左氏》所传，则孔父危其身，以及其君，而《春秋》诬矣，获罪圣人者，传左丘氏者也”（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又《春秋》隐公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卒”。庄存与说：《春秋》“凡所书者皆有表也。终桓之篇，不卒大夫，讥恩薄也；翚不卒，则国贼也；臧孙达不卒，庄公之薄也；公子牙称卒，以为当诛而讳；杀大夫也，以庄之不卒大夫，见牙之卒，非卒也，杀也。《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据左丘，经将何以明之，鲜不乱传，且失之诬矣。”（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下》卷五。）一方面说《公羊传》之言有依据，另一方面则批评仅据《左传》来认识《春秋》，就会诬经乱传，成为圣人的罪人。相对《公羊传》，庄存与对《左传》的轻视是十分明白的。但是，庄存与对《左传》的部分否定，并没有导致其对《左传》的绝对排斥，因而，在一些具体的解释上也时取《左传》为说。
同样，庄存与以《公羊传》为主，也不是固守其说，而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来有选择地运用《公羊传》及《公羊》家之说。如《春秋》桓公六年，“春正月，寔来”。《公羊》说：“寔来者何？犹曰是人来也。孰谓，谓州公也。曷谓之寔来？慢之也。曷谓慢之？化我也。”化是齐人之语，指言行有过不合于礼。庄存与则说：“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来则可，言朝则不可，以为化我，公羊氏失其传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中》卷四。）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公羊传》的解释是：“遂者何？生事也。”而庄存与则批评说：“《公羊传》之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将谓海内何哉？圣人之辞，恭而有礼，曰王后，其辞成矣，以立诸夏之人纪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天子辞第二》卷二。）又《春秋》僖公元年，“楚人伐郑”，何休说是“为僖公讳与夷狄交婚”，而庄存与说是因为自召陵之盟之后，楚得以“举其臣之名，且氏之，列为诸侯，以承天子，故于僖之篇始人之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外辞第六》卷八。）。类似之说，还有数处。从这些材料来看，庄存与即使是批评《公羊传》不符合《春秋》之义，也较之批评《左传》的语气要宽缓得多，而且所批评的只是就其对某一条经文的具体解释而言，而不是像批评《左传》那样，带有总体上的、基本性质的否定。
尽管庄存与对《公羊传》不是完全肯定，但是，《春秋正辞》是以《公羊传》为主来立论，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因此，《春秋正辞》对《公羊传》与《公羊》家董仲舒、何休之说引用最多，除此之外，引用较多的就是《左传》与《穀梁》了。台湾政治大学韩国研究生金荣奇的硕士论文《庄存与春秋公羊学研究》，曾统计分析过《春秋正辞》对《左传》与《穀梁》引用的情况。其引用《左传》有15条，可分为《公羊》无传，取《左传》以释经；考据事实、善于礼者，取以为补；与《公羊》同义者，引以为援；取其不合义者而非之四种情况。引用《穀梁》的有27条，亦可分为《公羊》无传，取《穀梁》以补之；不取《公羊》，而取《穀梁》；以《公羊》为主，取《穀梁》为补三种情况。兼引《左传》与《穀梁》的有7条，可分为主《公羊》，兼取《左传》与《穀梁》；不取《公羊》，兼取《左传》与《穀梁》二种情况。（详见韩国研究生金荣奇的硕士论文《庄存与春秋公羊学研究》第五章《庄存与对左穀二传之取舍》（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庄存与的兼取《左传》与《穀梁传》也有相当的数量，而取《穀梁》大大多于《左传》。因此，《春秋正辞》在内容上主要是以《公羊》为主，兼取二传，既有今文经学，也包含有古文经学。仅仅用今文经学、《公羊》学是不能全面说明庄存与此书的性质的，更何况庄存与在书中还有对宋儒二程、胡安国诸儒之学的引用。
2《春秋》是经，非记事之史
庄存与以《公羊》学为主来解释《春秋》，在《春秋》一书的性质上，他必然认为《春秋》不是单纯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而是圣人之经。这是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一再强调的观点，也是庄存与对《春秋》的基本认识。如《春秋》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庄存与说：“公一朝王比使聘，则以为非常数而志之矣，得其常数不志于《春秋》，《春秋》非记事之史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天子辞第二》卷二。）。又《春秋》隐公五年，“春，公观鱼于棠”，庄存与说“以非事书也，十有二公之策，书其非事则谨，君子所书乎？曰：《春秋》非记事之史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中》卷四。）。
同时，庄存与又承认《春秋》与史的联系：
《春秋》博列国之载，因鲁史以约文，于所不审，则义不可断，皆削之而不书；书则断之者，断则审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阙文而不益，实其所不削也。不审其事则去之，不审其文则存之。传之万世而不可乱也。（庄存与：《春秋要指》。）
“《春秋》之信史”出自《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孔子之语。孔子这段话的全文是：“《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320页。）所谓信史是说《春秋》所言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以春秋各国的历史为根据的。所以，庄存与在反对以《春秋》为史的同时，也承认《春秋》所言为信史。
既说《春秋》非记事之史，又说《春秋》为信史，岂不矛盾？庄存与认为并不矛盾，因为《春秋》之信史，只是孔子著《春秋》时对春秋各国历史的如实保留，孔子以圣人之辞所言圣人之道，才是《春秋》的要义所在。故《春秋》之为《春秋》并不在于对各国史事的如实保留，而在于孔子书写《春秋》之辞，以及孔子之辞所包含之道，即不在于“其序则齐桓晋文”，而在于“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庄存与说：
《春秋》非记事之史也，所以约文而示义也。是故有单辞、有两辞，有复辞、有众辞。众辞可凡而不可凡也，复辞可要而不可要也。两辞备矣，可益而不可益；单辞明矣，可殊益而不可殊益。故曰：游夏不能赞一辞。（庄存与：《春秋要指》。）
《春秋》的文辞是孔子独创的，这些文辞不同于记事之史的文辞：史书的文辞只是客观地叙述史事，而《春秋》的文辞包含着种种微言大义，蕴含着圣人之道。正因如此，连孔门的高足子游、子夏都不能赞一辞，故庄存与说：“《春秋》之防乱，以微不以显；《春秋》之讨罪，以见不以隐。……非圣人孰能修之矣？”（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所以，庄存与一再强调《春秋》是言说圣人之道的经书，不同于一般言事的史书。
庄存与认为史与经之间，存在着事与道的区别。《春秋》载僖公五年，“晋人执虞公”，庄存与说：“此灭虞也。曷为书执而已，忌也。虞，畿内之国，灭而不忌，是无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晋曰人，晋侯也。目人以执王官，罪既盈于诛矣，举可诛而人执以不失罪，不书灭而不伤义。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天子辞第二》卷二。）按照史书这里只需如实地记述晋侯灭虞，但孔子以晋人称晋侯，以“执虞公”言灭虞，既表示了对晋侯深恶痛绝的诛伐，也肯定了诸侯无权灭国的圣人之道。史书的文辞只是客观地记述历史事件，而《春秋》的文辞则包含着圣人之道，这是《春秋》与史书的根本区别所在。承认《春秋》与史的联系，又承认二者有所不同，这是庄存与与赵汸《春秋》学的共同点；但是，赵汸更多的是讲求《春秋》存策书之大体的一面，即《春秋》与鲁史等春秋史联系的一面，而庄存与则专门发明《春秋》中所包含的圣人之道，也就是孔子的微言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