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尚格调，崇雄奇
明末清初以来，不少人对明七子提出批评。桐城作者也是这样。方东树说：“薑坞先生云：‘空同五言，多学大谢，仿其形似，天韵既非，则句格皆失研矣。’余谓昧其作用而强学其句格，如王朗之学华歆，去之所以更远。”（卷一）方东树讲立诚有本，对七子颇有批评。但整体说来，桐城诸老对明七子是偏于辩护的，方东树也是这样。他又说：“薑坞先生云：‘……往时钱受之诋李、何诸人形模汉魏，而举陆十二首为善学古人，其徒冯班复云“士衡学十九首，如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暇”，一师一弟，率皆盲语瞎赞。’愚谓钱冯所论，诚如姚所讥。”（卷一）方东树认为，刘海峰“《正宗》之选，专取高华伟丽，以接引明七子”（卷十八），而其《昭昧詹言》附论诗话，于七子之一谢榛诗话选录很多。沈德潜赞同明七子，崇尚格调，桐城诸老的诗学，与沈德潜有接近之处。方东树《昭昧詹言》附论，选录沈德潜《说诗晬语》最多。
对王士禛，乾隆以来，沈德潜等人每有批评，桐城诸老亦复如此。方东树讲立诚有本，对王士禛批评最多。王士禛讲神韵，有所谓“典、远、谐、则”之说，桐城诸人每不以为然。姚鼐说：“阮亭四法，一‘典’字中，有古体之典，有近体绝句之典，近体绝句之典，必不可入古诗，其‘远’、‘谐’、‘则’三字亦然。”（卷一）方东树认为，“‘谐’则易弱”（卷十），“阮亭标举神韵，固为雅音，然亦由才气局拘，不能包罗，故不喜《中州集》，此杜公所讥‘未掣鲸鱼碧海中’者也”（卷一）。也显示出桐城诸人有崇尚格调的倾向。
桐城诸老祈向盛唐格调但又能兼容宋诗，特别是对黄庭坚颇为推重，这是与明七子、沈德潜颇为不同。姚范说：“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不可食之意。”（卷十引）又说：“魏泰《隐居诗话》极诋山谷。泰本不齿士类，而糊心眯目，敢于狂吠如此。”（卷十引）方东树对黄庭坚也很是推崇，他甚至把黄庭坚和王士禛尖锐对立起来。他感慨地说：“山谷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观此，则阮亭标四法，一‘谐’字非至教矣。……世士真知此意者少，将谁语乎！”（卷十）桐城诸人推祟格调和兼容宋诗相结合的倾向，在方东树那里突出表现为对雄奇恣肆风格的欣赏。他说：“诗以豪宕奇恣为贵。”（卷一）方东树论诗讲究文法，亦意在以此造就他心目中理想的诗美。他说：“诗文第一笔力要强”（卷一），“文字要奇伟，有精采，有英气奇气”（卷一）。
方东树论文，推祟“雄深骏远，瑰奇宏杰，蟠空直达”（《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论诗认为“诗以豪岩奇恣为贵”，正所谓“诗与古文一也”。刘大櫆、姚鼐论文，亦尚雄浑，而方东树之崇格调，尚雄奇，可以说还与他的个人经历及对时代的感受有关，是其内心抑郁悲愤的表现。
§§§第二节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乾隆五十七年出生。祖父龚敬身，字屺怀，号匏伯，乾隆己丑进士，官内阁中书，转宗人府主事。后出知云南楚雄府，官至迤南兵备道。有《桂隐山房遗稿》。本生祖龚褆身，字深甫，号吟癯，乾隆壬午举人，己丑会试中正榜。有《吟癯山房诗》。父龚丽正，吟癯公次子，嗣为匏伯公后。号闇斋，嘉庆丙辰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补注》、《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等。外公段玉裁，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著名古文字学家，曾官贵州玉屏知县。母段驯，字淑斋，能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自幼受到经史文字之学的训练，得益于其外公处最多。其母于帐外灯前课诗，对龚自珍一生影响至深。
嘉庆十五年，龚自珍十九岁，中顺天乡试副榜。十七年，由副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二十三年，应浙江乡试，中式第四名举人。二十五年，再应会试不第，筮仕得内阁中书。此后又连续三次应会试不第。道光九年，三十八岁，以三甲第十九名成进士。不愿以知县用，呈请仍回中书原班。十五年，擢宗人府主事，两年后改礼部主事。龚自珍毕生一介“微官”，道光十九年，四十八岁，辞官乞养离京。二十一年，暴卒于丹阳。
龚自珍所作诗、文、词，历来多有刻本，近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一诗与史合
龚自珍重视史。他说，从古代的情况看，“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什么是史？龚自珍认为，史是于“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士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言其家事”；“言礼、言兵、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的人（《尊史》）。“网取所无恩，恩杀，至所恩之人而胪之，高下之，名曰作史。”（《张南山国朝诗征序》）总之，所谓史，是知识渊博、洞察古今、关注现实、见地高远的人。
龚自珍重视诗和史的关系。他说：“诗与史，合有说焉，分有说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说焉。”（《张南山国朝诗征序》）他认为，诗和史，有合的时侯，有分的时候，有合了分、分了合的时候。周代，“《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者也”（《古史钩沉论》二）。在龚自珍那里，史是时世的代名词，因此，所谓诗与史之分合，实际上是指诗与时世的关系问题。
龚自珍有很强的时世感。《公羊传》说《春秋》记事，孔子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根据《春秋》所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认为“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隐公元年）。龚自珍用三世说来考察时代说：“岁有三时，一曰发时，二曰怒时，三曰威时；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夫日胎于溟涬，浴于东海，徘徊于华林，轩辕于高闳，照曜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不炎其光，吸引清气。”“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尊隐》）龚自珍认为，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文学，他说：“其为人也惇博而愈夷，其文从容而清明，使枯臞之士，习之而知体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视先达之志。盛世之盛，唐之开元、元和，宋之庆历、元祐，明之成化、弘治，尚近似之哉！尚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沉恻悱，其文叫啸自恣，芳逸以为宗，则陵迟之征已。夫庄周、屈平、宋玉之文，别为初祖，而要其羡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愿游其世，居可知也……我朝山川发诩，自康熙初元以来，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视开元、庆历、成化，善气之长，数倍过之。”（《四先生功令文序》）龚自珍有诗说明代：“天心将改礼闱征，养士犹传十四陵。板荡人才科目重，蓁芜文体史家凭。朱衣点过无光气，淡墨堆中有废兴。资格未高沧海换，半为义士半为僧”（《吴市得题名录一册，乃明崇祯戊辰科物也》）。他又有诗说：“国家治定功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乍洗苍苍莽莽态，而无儚儚恛恛词。”（《吴市得旧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书其端》）大约诗与史分，是指盛世之诗偏于艺术形式；诗与史合，是指衰世之诗关注现实。
龚自珍认为，一个人生在怎样的时代，非常重要。他说：“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尊隐》）他显然不是处在一个盛世。他描述自己所处的时代说：“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蹷，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飱菸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盛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嘉峪关以外，镇将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则言之胡易易？”（《西域置行省议》）外则“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这是一个士风萎靡不振的时代。龚自珍指出，“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明良论》二）。“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外吏之宴游，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如何？家具之赢不足如何？”（《明良论》一）他们也作文赋诗，“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矣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明良论》二）其所作诗文，不过是些不关时世的应酬而已！龚自珍有诗说：“白日西倾共九州，东南辞客愀然愁。”（《怀沈五锡、庄四绶甲》）他认为，处当下时世，应该诗与史合，作关注现实之诗。这是他首要的诗学思想。龚自珍有诗云：“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绝忆中唐狂杜牧，高楼风雨定斯文。”（《程秋樵江楼听雨卷，周宝绪画》）他认为，虽然中晚唐诗歌人们认为赶不上盛唐，但其中那些有现实感慨的作品，仍然是好诗。龚自珍对时代分期非常敏感，这里不乏以中晚唐喻嘉庆道光之意。
龚自珍的诗，每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其有《夜直》诗说：“天西凉月下宫门，夕拜人来第一番。蜡烛饱看前辈影，屋梁高待后贤扪。（累朝硃签及丝纶簿，皆庋床顶，须梯而升。皆史官底本也。）沉吟章章听钟漏，迢遞湖山赴梦魂。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描写诗人在宫中夜直，秉烛饱看堆积如山的历史档案。伴随着钟漏声，诗人想到了现实，希望能够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诗里包含了对现实的看法。“诗成侍史佐评论”，诗人认为，这些诗可以和史一起对现实做出评论。有《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之一说：“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三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时世动乱，寡妇织布机上的纬线也会烧成灰尘，但寡妇所担忧的，却在宗周。这也正是诗人的现实忧虑。其又有《乞糴保阳》说：“嫠不恤其纬，忧天如杞人。贱士方奇穷，乃复有所陈：冀州古桑土，张堪往事新。我观畿辅间，民贫非士贫。何不课以桑，治织纴组……”用同样的历史典故，表明对现实的关切。龚自珍更有多首《咏史》诗，一首云：“宣室今年起故侯，衔兼中外辖黄流。金銮午夜闻乾惕，银汉千寻泻豫州。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又一首云：“一样苍生系庙廊，南风愁绝北风狂。羽书颠倒司农印，幕府纵横急就章。奇计定无宾客献，冤氛可顾子孙殃？何年秘客搜诗史，输与山东客话长。”前一诗是写黄河决口，震动朝廷，诗人想到了茫茫大地上洪水殃及的百姓生灵。后一诗描写北方动荡，情形危急，应对计议已定，但无人呈报，不知要给子孙遗留下多少祸患。诗人写下这种情景，这种“诗史”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了。还有一首云：“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金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繁华绮丽六朝金粉地，官僚不问政事，勾心斗角，滋生了无穷恩怨，而操持政要、占踞高位的却是谄佞的狎客、轻薄的才人。他们面对严酷的思想控制噤若寒蝉，不过写些应酬的文章。诗人希望士人能够振作起来。这显然是当时现实的写照。
龚自珍的有些诗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历史典故，也不以史标题，但有极强的现实性，是典型的诗史合一之作。有诗云：“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己亥杂诗》八三）龚自珍离开京师途中，夜里听到运河边纤夫的号子声，想到自己也曾食用漕粮，不禁泗泪滂沱。有诗云：“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己亥杂诗》一二三）盐政、治河的事太复杂，诗里说不清楚。就说这赋税，太沉重了，百姓不堪承受，恐怕只有不种田了！有诗云：“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己亥杂诗》八五）鸦片屡禁不止，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去广东禁烟，龚自珍表示坚决支持，并准备随同南下参与策划。林则徐虽办事辛劳，但尚未大功告成。龚自珍有诗云：“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己亥杂诗》八七）龚自珍对世局的忧患非常深重，看到路边的杂耍游戏，有诗云：“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道旁见鬻戏术者，因赠）”（《己亥杂诗》一九）他认为形势正像那“弹丸累到十枚时”。又有诗云：“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簴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喑。”（《己亥杂诗》一四）清政府前景苍凉，他要大声呼喊。
二情感与诗
龚自珍天性多愁善感。他说：“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寒月吟》），“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七十）。成年后，情感更加深沉。他说：“少年太飞扬，由哀乐不深。礌硠听高谈，有谛难为寻。风霜欺脆枝，金石成苦音。”（《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常反思自己的情感。当时吴中江沅，出入段玉裁之门，通佛学，龚自珍常从江沅学佛。他很注意佛学对情感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