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第六卷)(方立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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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变化和发展(1)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逐渐适应,缓慢流传,到东晋十六国时趋于繁荣,南北朝时出现了众多的学派,隋唐时更是形成了八大宗派,至此佛教进入了鼎盛阶段。盛极必衰,尔后,佛教在汉地逐渐衰落下去,但在西藏地区又出现了藏传佛教——中国佛教的重要一支,流传不绝。

在佛教的长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学者和广大僧人在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和制约下,从事译经、注经、解经和创造学说体系等种种宗教理论活动,以及建寺造像、坐禅修持等种种宗教实践活动,从而使佛教日益适应汉民族和其他有关少数民族的特点,佛教逐渐变成中国式的佛教。两千多年来,佛教不仅扩大了中国思想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并带来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多重的社会后果。

§§§第一节佛教初传中国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经由中亚细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深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即通过南海路线传入我国内地。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商业贸易、使节往来十分频繁。这条陆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是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达疏勒(今喀什市一带)。东汉时来中国内地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以这南北两道为通道的。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这南北两道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可能是由于海路开辟比陆路晚一些的缘故。史载,在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中国传播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内地的准确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且多属想象臆断,今已很难稽考。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谓明帝在位时,曾派人赴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着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来汉,并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共还洛阳。明帝又建白马寺供两位僧人居住。这是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广的佛教初传的史话。二是西汉安帝时传入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撰的《魏略·西戎传》。传中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以上两说,年代相差约70年,间隔尚近。若果综合这两种说法,则佛教的初传当在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时。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首先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在民间流行才能立足。东汉时,皇室信奉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佛教的教理也被视为“清虚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释迦牟尼佛则被认为是大神,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也被视作和祠祀相类似,因而佛教为帝王所崇尚。如《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也奉佛,在宫禁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像并列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的。佛典只有译成汉文才能被汉人阅读和接受。此时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工作,为佛教的传播创造条件,打下基础。据史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是从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来的精通阿毗昙学和禅学的学者,他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和《小十二门经》等大量经典,其中最主要的是禅经。另外,是从大月氏来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主要的是《大乘般若经》和禅经。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并称汉代两大译师。此外来华的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和康孟祥等,他们也各有传译。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印度大乘佛教昌盛的时候,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不是和印度佛教的发展阶段同步的。先前的印度小乘佛教是和大乘佛教同时传入中国的。但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学经典。后来随着大小乘佛教译著的增多,中国佛教也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大小乘佛教异同的问题,后来又终于开拓了使大小乘佛教融为一体的道路。

§§§第二节三国西晋佛教的初步流传

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开始流传开来。史载,魏明帝曹叡曾兴建佛寺,陈思王曹植也喜欢读佛经。吴国孙权曾建寺塔,号建初寺。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佛教信仰也渐渐地流布到民间。据《释氏稽古略》卷1载,西晋时以洛阳和长安两京为中心,修建佛寺180所,有僧尼3700余人。这说明佛教在政治中心城市已经立足,并具有一定势力了。

三国时佛典翻译事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译师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支谦。支谦是支谶的再传弟子,毕生从事译经事业。译出的重要典籍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和《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他还为自己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是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其次,康僧会也译出不少佛典,并注经作序。三国时译经有一个特点,就是惯于用道家术语来表述佛教思想,表现了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的趋势。

西晋时,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此时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十多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竺法护。据史载,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曾随师西游,通晓西域各国36种语言文字。他搜集了大量佛经,译出了《光赞般若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等约150部300卷经典。他也是继承东汉三国的传统,着重翻译大乘般若学的经典,阐发般若性空的学说。

三国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中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译出了戒律《僧祇戒心》,并举行受戒。这是中国有戒律受戒的开始。自此之后改变了以往僧人只剪掉头发,没有禀受归戒的不守佛制的状态。正因为这样,昙柯迦罗也被尔后的律宗奉为初祖。与此同时的安息沙门昙谛(法实)也译出了《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这是属于小乘上座部系统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对于中国律宗独尊《四分》的影响颇大。时人朱士行依《昙无德羯磨》登坛受戒,是为中国正式出家和尚的开始。朱士行还赴于田(今新疆南部)寻求经典,他是汉地和尚西游的先导。

§§§第三节东晋十六国佛教的隆盛

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分立,北方更是四分五裂。有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等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夏、成(成汉)十六国。南方则为东晋王朝所统辖。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而长年的战乱,民不聊生,生命难保的境遇也使劳动者希图从求神拜佛中解除苦难。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下层群众的需要、向往,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佛教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佛教僧侣学术论文的纷纷问世,般若学不同学派的竞相成立,民间信佛者的剧增,这一切就汇合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一、十六国佛教

北方十六国中提倡佛教最积极的是后赵、前后秦和北凉,其中又以二秦为最。二秦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道安和鸠摩罗什。他们两人的活动对后来佛教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前秦的首都长安,处于与西域往还的交通要冲,是我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前秦的最高统治者苻坚笃信佛教,为此还曾发兵攻陷襄阳以迎请道安去长安主持佛事。道安(312—385,一作314—385)早年师事后赵名僧佛图澄。史载佛图澄曾用道术感化过后赵统治者石勒,阻止了他的残杀,并吸引众多信徒,推动了佛教的发展。道安跟随佛图澄十多年,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佛图澄死后,道安就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领袖,影响很大。道安一生的主要佛教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经典,创立以“本无”为宗旨的学派;二是弘化南北,建立僧团宣法传教和培养弟子。关于第一方面,道安在长安主持译事,共译出众经10部187卷,并纂集佛经目录。史载其著作约有60种,现存各种经论序16篇和《人本欲生经注》1卷等。关于第二方面,道安非常重视亲自讲经说法,积极培养弟子和扩大影响。他在河北和襄阳时都有弟子僧众数百人,是当时我国南北方最庞大的僧团。在长安时,更领僧众达数千人之多。道安有高足弟子十多人,其中慧远是继他之后的东晋佛教领袖。道安曾两次分散徒众四出传教,使黄河及长江流域的佛教进一步流传起来。此外道安还决定出家和尚无姓、沙门同姓释子;勒定僧律,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仪式轨范,为佛教僧侣所共同遵循,为后来的丛林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道安自诩为“弥天释道安”,表现了雅人深致。事实上从主译、弘化、育才、整律各个方面来说,他真不愧为最早建设中国佛教的一位大师。

后秦佛教比前秦更为兴盛。尤其是后秦主姚兴,因得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而使译经、教化事业都远远超越前代,在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鸠摩罗什(344—413),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南)。其父弃相位出家,为龟兹王国师。鸠摩罗什17岁时随母出家,同游北印度,学习佛法,广究大乘,尤其精通大乘中观学说,深得般若性空义理的三昧。后在西域说法传教,声誉煊赫。由于道安一再劝说苻坚迎鸠摩罗什来华,苻坚果真派遣将军吕光率军攻龟兹,去迎请鸠摩罗什。但不巧的是吕光回凉州时,苻坚已经亡国。后来后秦主姚兴又出兵凉州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对鸠摩罗什备极恭敬,奉为国师,并请他主持佛经的翻译。他曾译出《阿弥陀佛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大智度论》、《百论》、《中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经论,约35部,294卷。在此之前,佛经只有零星翻译,到罗什才开始大量翻译,大乘各部经典也都初步具有。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在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而务求达意,译文臻于成熟。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般若空宗学说,对于大乘佛教理论在中国的移植和弘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鸠摩罗什重视传译“论藏”。如《中论》等佛典的译出,对于佛教宗派的创立意义很大。鸠摩罗什除了在译经方面的成就以外,另一个佛教业绩就是结合佛典的翻译讲说众经,培养出一大批佛门弟子。当时从四方前来长安的义学沙门达3000人,多趋于鸠摩罗什门下。其中如僧肇、道生、道融、慧观、僧叡、道恒、慧严、昙影等都十分著名。僧肇、道生都是中国佛教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人物,僧肇以擅长中观性空缘起学说而著称,其著作后人编为《肇论》,道生则在般若学的基础上深究涅槃佛性学说,开创了一代新风。

二、东晋佛教

南方东晋的佛教有两个中心:一是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二是建康道场寺。慧远(334—416)曾跟随道安约25年,是道安最得意的高足和得力的助手。慧远住庐山东林寺30多年。他在庐山开展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活动。聚众讲学,撰写文章,阐发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等。这一切对后来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慧远深感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缺,于是派遣弟子法净、法领赴西域取经。当他得知鸠摩罗什来长安时,便立即致书通好,交流学术,就经义往复问答,又请佛驮跋陀罗和僧伽提婆译经,从而推动了佛教禅法、般若学、毗昙学等在南方的广泛流传。此外,慧远还培养了一大批弟子,为江南佛教流传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还率领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123人,在精舍无量寿佛像前设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国的极乐世界。慧远的活动对东晋以来佛教在南方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晋首都建康佛教也很兴盛。当时著名僧人佛驮跋陀罗(觉贤)、法显等都以道场寺为据点,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佛驮跋陀罗精于小乘禅法、律藏,自印度来华后,先住长安,因与鸠摩罗什的见解相违,遭到鸠摩罗什门人的排挤,最后和弟子慧观等40余人南下。先在庐山译出《达磨多罗禅经》,后又在道场寺译出《华严经》50卷(后世作60卷),还与法显合作译《摩诃僧祇律》等。佛驮跋陀罗传授禅法,尤其是译出的《华严经》对佛教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东晋十六国佛教活动的特点

东晋十六国在政治上虽然南北分立,然而两地的佛教活动往来却很频繁,表现出同一时代佛教流传的基本趋势和共同特点。这主要是:

(一)佛典翻译的重大成就

由于苻秦通西域,除鸠摩罗什和佛驮跋陀罗以外,经西域来中国内地的僧人络绎不绝,而且大小乘各系的僧人都有,为各类的佛典翻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综观东晋十六国100多年的译事活动,译出的佛典主要有:

1.大乘经论:大翻译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的经论为隋唐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最重要的经典论据和思想基础。佛驮跋陀罗译出的《华严经》成为唐代华严宗的根本典据。

2.小乘经论:在道安主持下,昙摩难提译出了早期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佛念传译了《四阿含暮抄》和《长阿含经》。至于僧迦跋澄译出的《毗婆沙论》,慧远请僧迦提婆译出的《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都是重要的小乘论藏。鸠摩罗什译出的《成实论》,是由小乘向大乘空宗过渡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成实论学系。

3.大小乘禅经:如佛驮跋陀罗译出的小乘《达磨多罗禅经》、鸠摩罗什编译的大乘《坐禅三昧经》,对于后来的禅学的流行作用很大。

4.密教经典:帛尸梨蜜多罗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大灌顶经》等。5.律

典:在印度流传小乘佛教5部广律,我国此时先后译出了61卷《十诵律》、60卷《四分律》和40卷《摩诃僧祇律》三部,成为中国佛教律学的基本依据。

(二)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