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与《毛主席语录》编辑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最先要的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处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领导同志要《毛主席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毛主席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在这样形势下，从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毛主席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修订后再版。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单位，仍限军队发行。
但是，《毛主席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后，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瑞卿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1965年9月16日，康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了再版《毛主席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毛主席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毛主席语录》纸型自印。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毛主席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包括其他毛泽东著作，例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北京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南宁版)等，甚至《毛泽东选集》，大多用红塑皮本。外观是红色的，内容是红色领袖的言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当做压倒一切的任务”。于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毛主席语录》的印数就达到3.5亿册。
另据统计，上述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包括汉文版、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盲文版、外文版和汉英对照版，国内外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余亿册。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自行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具体数量则无法统计。1970年，中共中央指示各省市清查非法印制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
所以，国际上公认《毛主席语录》“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国外一些组织统计后还认为《毛主席语录》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
进入“文化大革命”年代，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逐步升级，随着《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甚至人手数册的大量分发，“红宝书”遍地，在中国大地形成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还是攻击别人的“尚方宝剑”。巴金在回忆自己“文化大革命”遭劫的日子里，对此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
《毛泽东语录》同样也会成为防御用的武器。1968年，中央办公厅由戚本禹领导的造反派—“中南海红色造反团”，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休息，要造反团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团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亲自来劝说，造反团的人搬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语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们在这里开会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其中关于“纪律”的部分，念道：“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造反派听了，无言以对，只好收兵。
更可笑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家精神病院总结出“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病法，而作为经验推广介绍。所谓“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病法，就是组织精神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使得精神病人的治愈率大大提高。
《毛主席语录》还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国内外“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