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毛红军的组成和“朱毛之争”的缘起
朱毛红军即是工农红军第四军，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所以，根据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红四军为“朱毛红军”。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江西、广东省委在一些指示、报告、通报中，也都称红四军为“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共有六个团，即28团、29团、30团、31团、32团、33团。这六个团由以下三部分队伍组成：一部分是毛泽东率领的1927年10月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及上井冈山过程中沿路收集的各地农军部队，这部分队伍中的湘南起义农军编为30团和33团，湖南宜章农军编为29团，直接参加秋收起义的农军编为31团；一部分是原来就占据井冈山的两个“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率领的当地农民自卫军，被编为32团；另一部分是1928年4月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被编为28团。1928年5月下旬，因井冈山给养困难，枪支不足，由湘南起义农军编成的30团和33团返回湘南，其余28团、29团、31团、32团继续留在井冈山。1928年12月1日，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同朱毛红军会合，这又是一部分队伍。
朱毛红军组建之初，几支队伍组成不同，各支队伍经济状况、战斗力不同，难免产生摩擦。
朱德、陈毅带上山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其中有**独立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上井冈山之前，部队每月每人发饷12块大洋。而毛泽东的井冈山部队，每月每人只有3块大洋。经济待遇差距如此之大，不好管理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废除发饷，改为供给制，全军官兵平等，每人每日发菜金5分钱，每月共1.5元，每月每人另发零用钱2元。
从战斗力来说，朱德、陈毅的28团自然战斗力最强，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29团次之。一般作战模式，袁文才、王佐的32团总是担负守山任务，28团、29团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秋收起义的31团作为助攻部队随时堵漏。这样一来，28团、29团战果大，俘虏缴获也是全军最多，但损失也大。但在分配战利品上，毛泽东坚持的却是平均分配，这又引起28团和29团官兵的不满。当时这两个团普遍看不起31团和32团的人，认为他们不会打仗只会捡洋落。毛泽东则严厉批评28团和29团是本位主义，朱德、陈毅夹在中间，相当为难。据老同志回忆：“朱德到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二十八团讲话”，都是事实。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的“土气”，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铁军”的“流气”；“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农军”；“农军”占乡据村，筹款筹粮有优势，也不喜欢“共”出来资助“铁军”。那个由湖南宜章农军组建的29团，乡土意识很浓，老琢磨着要“打回老家去”，不愿意在井冈山“饿饭”──“饿饭也回家里饿去”。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两封信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时，井冈山前委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连家也回不了了，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慎重决定。不久，湘军两个师向井冈山发起进攻，朱德、陈毅率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出击，击溃了敌人。湘军打退了，但29团官兵不愿回井冈山了。朱德强令29团回返，但杜修经坚持执行湖南省委命令向湘南进军，29团党代表龚楚附和杜的主张。杜、龚提出表决决定，朱德同意。表决结果，大多数主张进军湘南。无奈之下，朱德只好服从。毛泽东接到朱德关于28、29两团向湘南进军的报告，大为吃惊。此时国民党军乘井冈山空虚，已合兵攻来。毛泽东急忙再写一信，要求28团和29团立即返回。但此时已晚，29团在攻占郴州抢了大批国民党物资后，一哄而散，除副营长萧克带回来200多官兵外，其他多在回乡途中被国民党军截杀。与此同时，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部队，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在追叛军时被袁崇全枪杀。所幸林彪率28团第1营官兵包围叛军，虽然袁崇全逃脱，但叛军大部被林彪追回，大大减少了28团的损失。因此之故，林彪升任28团这个主力团团长。这就是著名的1928年的井冈山“八月失败”。“八月失败”不久，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
1929年2月10日大柏地战斗之前，曾经酝酿由朱毛各带一支队伍的“分兵”计划，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镇住了场面，坚持不立即分兵，从而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巩固了局面，也巩固了红四军内部各支部队之间的团结。
由上所述，朱毛红军的组成其实是很复杂的，内部也是有“山头”的。要把这样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其复杂程度远非今人所能想象，有相当一段的磨合期，在磨合期中产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
在磨合期中产生的矛盾，主要是在军队建设上。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和地方的绝对领导，在规定军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外，还制定了军队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增加到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即军队决策权归党的一把手。在地方上，不但在各地建立了县委、区委党组织，县区之下也成立了党支部，其行政工作也主要是由党的组织去推动。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一个是1928年5月20日至21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这个特委负责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和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组织；一个是1928年4月朱、毛会师时成立的红四军军委，军委书记初由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产生后改由陈毅接任书记；再一个是1928年6月恢复的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也是毛泽东为书记。这个前委受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即是湘赣边界特委的上级，也是红四军军委的上级。
毛泽东一人而身兼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两个都是红四军军委的上级。按照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方式，实际上红四军的决策权集中在毛泽东那里。同时，30多岁的毛泽东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难免“专断”，也“喜欢发火，教训人”。
总的来说，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军事首长对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并无抵触，也是积极拥护的，但对这种“一人集权，‘前委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的安排是有意见有想法的。另外，在一些党和军队的关系和军队任务方面，双方也有分歧。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从上而下的民主”不是等同于“家长制”了吗？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等等。
随着这些分歧的积累，“朱毛之争”发生了。
二、中央来信又来人，引发“朱毛之争”
如前所述，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实在是叠床架屋。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红四军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军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而不相隶属，共同受前委领导，“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此外，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这就是说，部队的财权也主要由政治部掌握。
这个“精兵简政”的举措，大家是赞成的。但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再兼任之。这样一来，毛泽东是集党、政、军、地、财权于一身。陈毅后来在给军委写报告时，有毛泽东“喜欢揽权”一句。朱德和下边干部的意见说得更严重，说毛泽东实行“家长制”。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于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毛泽东和朱德要“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朱德看完“二月来信”，也深感不满。对这封信，朱毛意见一致：抵制。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朱、毛在复信中说明不能分兵的理由的同时，均对个人职务问题及去留问题比较克制，表示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但同时建议如果朱、毛离队，宜派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接替。
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做法是不多见的。朱德对中央“二月来信”确实也不满意，但可能是出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本能，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的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许多红四军官兵是不愿意朱、毛离队的，其中红五军军长兼红四军副军长的彭德怀，是表态反对“朱毛离队”中最激烈的一位。
这件事情很快在红四军中引起了议论。为明辨是非，毛泽东把中央“二月来信”和红四军前委的复信一起交各个支部讨论。一讨论起来，自然就要谈到：朱、毛该不该走？是两人一起走还是一位走一位不走？哪一位走？谁该走谁不该走？要走了谁来接替？等等。
恰在此时，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
刘安恭是朱德、陈毅的四川老乡，留德学生，川军行伍，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很勇敢。他是中央派来的，又从革命中心苏联归来，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一时间大家十分钦佩他。
因为四川老乡及留欧经历，刘安恭与朱德、陈毅更为接近。但朱、陈二人对刘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因为刘从苏联带来的“一长制”（军事首长负责制）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与朱德更为接近，朱、刘关系更为密切。而陈毅则认为刘下车伊始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问题哇里哇拉，乱发意见，有欠妥当，且影响领导人之间和党内团结，曾提醒他应该作一番调查研究再说话。但刘安恭听不进去。
毛泽东感到了大家对他身兼三职有意见，自己也觉得忙不过来误事，在前委扩大会上主动提出更换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刘位于朱、毛之下、陈毅之上。这个意见在前委扩大会上获得了通过。但是陈毅、林彪二人不赞成，会上投了反对票。
刘安恭刚就任政治部主任，就赶上蒋桂战争结束，局势于红军有利。前委决定入闽作战，大家同心协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取得入闽作战的巨大胜利。
入闽作战期间，朱德、刘安恭提出要成立“红四军的最高党部”，即恢复“红四军军委”。毛泽东不便反对，虽然陈毅和林彪反对，此议仍然得以通过，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书记。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二人联署给中央发去《红军第四军报告》。这个报告，没有军党代表毛泽东的署名。
三、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
本来，毛泽东是准备在成立军委问题上继续让步和妥协的，多一层机构就多一层机构，前委不还是领导军委么？
但是，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并声称“苏联红军就是这样的”。且要求变临时军委为正式军委，实际上是把军委排除在前委的领导之外。刘安恭的做法，是下级党委擅自作出决定要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同时，刘安恭还武断地散布这样一种观点：红四军中有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
刘安恭把军委排除前委领导之外的做法，使毛泽东顿时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于是，毛泽东决定起而抗争──“共产党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
5月底，在永定县湖雷镇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提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特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朱德等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并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双方互不相让，意见不能统一。形势演变至此，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已经难以继续工作。为此，毛泽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认为：临时军委对前委的意见是“攻击前委”，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此次会议没有结论，决定6月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6月8日，红四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召开三小时前，红四军主力团28团团长林彪送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这封信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劝阻毛泽东不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前委书记，表示“非常不赞成”，认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就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之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二是指责朱德和刘安恭。“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这是指责朱德。“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这是指责刘安恭。信中严厉指责朱德、刘安恭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信中还指出：“但是许多党员远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蒙蔽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