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流言，
海上的波浪。
——谚语
我相信，我的罪过不过就是擅自离开了奥伦堡。我很容易为自己辩白：骑马出城打游击不仅从来没有被禁止过，而且还得到了全力的鼓励。我可能被说成是过于莽撞，却不会被指控为违抗军令。但是，我和普加乔夫之间的友好关系曾为许多证人所目睹，那种关系至少是非常可疑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我所面临的审判，考虑该如何回答问题，我决定在法庭上道出所有的实情，我认为这是一种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可靠的辩白方式。
我来到了一地废墟、满目疮痍的喀山。街道两旁原先是住房的地方，如今是一堆堆的黑炭，一堵堵被烟熏黑的、没有屋顶没有窗户的残壁断垣，矗立在那里。这就是普加乔夫留下的痕迹！我被带到那烧焦的城市中幸存的一座城堡里。两个骠骑兵把我交给一个看守军官。那军官叫来了铁匠。我被戴上脚铐，脚铐还被钉死了。然后，我被送进监狱，关在一间又小又黑的单身囚室里，囚室里四壁光秃秃的，只有一眼装着铁栅的小窗户。
这样的开端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我既没有丧失勇气，也没有丧失希望。我采用了所有受委屈的人都要采用的自慰方式，并第一次感觉到，发自一颗纯洁的、但是已破碎的心灵的祈祷，是那样地甜蜜，我平静地入睡了，并不去担心我将要遭遇什么样的事。
第二天，监狱的看守叫醒了我，说委员会要提审我。两个士兵押着我走过院子，来到城堡司令的屋子里，两个士兵留在前厅，让我一个人进了里面的房间。
我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在一张蒙着台布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模样严厉、冷峻；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年纪大约二十八岁，外表非常讨人喜欢，举止灵活而又随便。窗户边另摆了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个耳朵上夹着一杆鹅毛笔的书记员，他俯身面对一张纸，正准备记录我的供词。审问开始了。问了我的姓名和职务。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的儿子。听了我的回答后，他严肃地说道：“可惜啊，他那样一个可敬的人竟有这么一个不肖的儿子！”我镇静地回答道，无论对我的指控是什么，我都将用我对事实的问心无愧的陈述，来推翻对我的指控。我的自信让他感到不高兴。“老弟，你挺能说的啊！”他皱了皱眉头，对我说，“但比你还能说的人，我们也见识过！”
这时，那个年轻人向我问道：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开始为普加乔夫服务的，我都执行过普加乔夫的哪些任务。
我愤怒地回答，我是一名军官，一个贵族，我从来没有为普加乔夫服务过，也不会从他那里接受任何任务。
“那么为什么，”我的审讯者反问道，“单单你这一名军官和贵族被那个自封为帝的人赦免了，而你所有的战友却被残酷地杀害了呢？为什么只有你这一名军官和贵族与叛匪们一起友好地吃喝，还收下了匪首的皮袄、马匹和半个卢布等礼物呢？如果你没有叛变投敌，或者至少，如果你没有出现过卑鄙、有罪的懦弱，怎么会产生并保持这种奇怪的友谊呢？”
这名近卫军军官的话让我感到了深深的委屈，我情绪激烈地辩解了起来。我说道，我是怎样在一场暴风雪中与普加乔夫在草原上相识的，在白山要塞陷落时他又如何认出了我并赦免了我。我说道，我的确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个自封为帝的人给的皮袄和马匹，但是我曾竭尽全力地为保卫白山要塞而与那个强盗作战。最后，我提到我的将军，说他可以证明我在奥伦堡围困战时的忠诚表现。
那个严峻的老头从桌上拿起一封信，大声地念了起来：
“承蒙阁下垂询有嫌卷入此次叛乱并违背军法和誓言与匪首相勾结的格里尼奥夫准尉之情况，特奉告于此：准尉格里尼奥夫自去年（一七七三年）十月起在奥伦堡服役至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该日他出城，从此未归我之部队。据一些投诚者称，他曾到了普加乔夫的村寨并与普加乔夫一同到过他曾驻防过的白山要塞；至于他的行为，我可以……”他在这里停止了朗读，严厉地问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吗？”
我本想像开头那样继续说下去，像说其他事情一样开诚布公地说明我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关系。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我想到，如果我说出她的名字，委员会肯定会传她来受询；她的名字会与恶棍们可恶的名字纠缠在一起，她自己也会被带来与那些恶棍对质，——这个可怕的想法使我心头一震，于是我便打住了话头，慌乱起来。
已开始带着某种关注倾听我的回答的两位法官，见我慌乱了，便又恢复了先前的敌视。近卫军军官要求让主要的告发者来与我对质。将军下令将那个前恶棍传来。我迅速地转身面对门口，等待着我那位揭发者的出现。几分钟后，响起了一阵镣铐声，门开了，走进来的——原来是施瓦勃林。他的变化让我感到吃惊。他瘦得吓人，脸色煞白。他原先漆黑的头发完全花白了；长长的胡须也乱成了一团。他用低沉、但坚定的声音重复了他的指控。他说我是普加乔夫派到奥伦堡去的奸细；我每天出城去射击，是为了把城里的情况传递出去；最后，我又公然投靠了那个自封为帝的人，与他一同到过多处要塞，千方百计地谋害与他同样叛变了的战友，以便谋取他们的位置，博得自封为帝者的奖赏。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使我唯一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可恶的恶棍没有提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名字，这也许是因为，想到那个姑娘曾轻蔑地拒绝过他，他的自尊心使他感到难受了；也许是因为，他的内心还残存着一星感情的火花，也就是那种使我保持了沉默的感情，——无论如何，白山要塞司令女儿的名字，始终没有当着委员会的面被提起过。于是，我的主意更坚定了，当法官问道，我怎样才能反驳施瓦勃林的指控时，我回答，我坚持自己开始的解释，我没有其他什么需要辩白的了。将军下令把我们带出去。我和施瓦勃林一起走了出来。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但是没对他说一句话。他投过一个恶毒的嘲笑，然后提起镣铐，超过我，加快脚步走了。我又被带回了监狱，此后，便再也没有被提审过。
我以下要告诉给读者的一切，并不是我所亲眼目睹的；但是，我多次听说过这些故事，甚至连那些最细小的细节也都被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因此我觉得，那些事情似乎就是我所亲身经历的。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受到了我的父母热情慷慨的接待，那副热心肠是老一辈人所特有的。能有机会收留、关照一个可怜的孤女，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恩赐。他们很快就真心喜欢上了她，因为在了解了她之后，谁都不可能不爱她。父亲已不再觉得我的爱情是一场胡闹了；而母亲则一门心思地希望她的彼得鲁什卡能与这位可爱的上尉女儿成婚。
我被捕的消息使全家大吃了一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向我父母讲述了我与普加乔夫的奇异的相识，她的叙述非常坦诚，不仅没有使我的父母担心，而且还不时地逗得他们开心地大笑。父亲不愿相信，我会参与那场旨在推翻朝廷、消灭贵族的可鄙的暴乱。他对萨维里奇做了严厉的盘问。老仆人没有隐瞒，说少爷是在叶米里扬·普加乔夫那里作过客，那个恶棍也很照顾他；但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叛变的事。两位老人安下心来，开始着急地等待着好消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十分焦虑，但是她沉默不语，因为她天生就非常地谦逊和谨慎。
又过了几个星期……突然，父亲接到了我们的亲戚Б公爵从彼得堡发来的信。公爵对他谈了我的事。在几句通常要有的客套话之后，他通知父亲说，对于我参与了叛乱阴谋的怀疑，不幸被证实了，本应判我死刑，但女皇出于对其父的功绩和高龄的尊重，决定赦免这个有罪的儿子，让他免受可耻的死刑，只命将他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边远地区。
这个意外的打击几乎要了我父亲的命。他丧失了他惯有的坚定，常用痛苦的抱怨去发泄忧伤（那忧伤通常是闷在心底的），“什么？”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就一遍遍地说，“我的儿子竟参加了普加乔夫的阴谋！正直的上帝啊，瞧我活到了什么分上！女皇赦免了他的死刑，难道这样我就能好受些吗？死刑并不可怕；我的祖父就死在红场的高台上，可他是为了捍卫他良心上神圣的东西而死的；我的父亲也是和沃伦斯基、赫鲁晓夫一起遇难的。而一个贵族竟然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去勾结强盗，勾结杀人犯，勾结逃亡的奴仆！……这真是我们家族的奇耻大辱啊！……”母亲被他的绝望之情吓坏了，不敢当着他的面哭泣，还竭力给他打气，说流言并不可信，说世人的意见靠不住。我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安慰。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比任何人都更加痛苦。她深信，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证明自己无罪，于是，她便猜测着实情，意识到她自己就是我的不幸的根源。她在所有人的面前掩饰起自己的眼泪和痛苦，与此同时，一直在设想着解救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