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谢无量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先任北京文史馆副馆长，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其间，罗国荣常亲自做拿手好菜给谢无量送去，谢亦挥笔落毫将自己的得意孩儿体书法相赠，并以“国荣兄”尊称。
1958年“大跃进”期间，“解甲归田”的罗国荣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现渝中区邹容路114号重新开设“颐之时”餐馆。
1959年的一天，贺龙元帅来到四川饭店进餐，点的菜品中就有“开水白菜”。待到所点菜品一一上桌，唯独不见有“开水白菜”。询问之下，方知罗国荣早已下放西山劳动改造去了，这道菜没人能做了……对于罗国荣，贺老总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时早就熟悉了，罗的情况贺老总全知。当即，老总发话：“罗的长处是烹调，去西山搞农业，岂不是一大损失！”事后，罗国荣便很快又重返四川饭店。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招待80多个国家的贵宾和国内各界著名人士，共有5000多人出席。罗国荣出任此次国宴烹制的总指挥、大总管，带领其高徒黄子云、范俊康、陈志刚、于存等人以及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厨师数百名，从国宴设计到菜品烹制，从操作流程到佳肴上席，精心组织，巧妙安排，使这次中外宴席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盛大国宴获得圆满成功，受到中外宾客的高度赞赏。为此，周恩来亲自向罗国荣敬酒说：“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老罗，你不愧是个帅才。”由此，罗国荣在烹饪界获得了“罗大帅”的雅号。
1959年，由于罗国荣的高超厨艺和重大政治活动中的突出贡献，以及在烹饪界享有的崇高威望，他被商业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四大名厨”之首，并授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位“特级烹饪技师”称号，其证书编号为“001”号。此外，罗国荣的师弟范俊康和粤菜师傅、谭家菜师傅各1名也名列其中。
对此，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以后要首相级或副首相级外宾来了，才用特级厨师做菜招待他们。特级厨师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作为首长接待。”一次，周恩来宴请尼泊尔国王时，他端上一杯茅台酒来到厨房亲切地敬酒碰杯说：“罗师傅，今天你又露了一手。”
此间前后，罗国荣连续两届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多次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盛典。20世纪60年代，罗国荣曾多次随邓小平外出视察，为其理厨，因工作出色，受到邓小平的表扬。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著名川菜烹饪大师罗国荣被罗织了许多罪名，成了“贺龙的死党”、“反动技术权威”，受尽迫害。1969年1月，罗国荣含冤去世，享年58岁。
1989年，罗国荣的徒弟梁国全在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甲39号创建“颐之时饭庄”。如今，罗国荣及其后人弟子不仅将“颐之时”打造成了今天的“中华老字号”，而且还使其成为现代重庆餐饮业中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明星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又闻“开水白菜”重出江湖，罗国荣地下有知，这当是值得欣慰的。
吴圣烛（英国利兹大学戏剧艺术专业硕士、成都市成华区区工商联执委、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师、成都蜀锦轩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成都商业传奇“杨百万”
楚平 王铮
1978年10月，已经60多岁的杨义安，蹬着一辆满载着货物的三轮车，来到成都青年路，开始了他沿街叫卖的经商之旅。
杨义安，1914年生，9岁时因家贫辍学，十几岁就学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后，杨义安先后在蔬菜公司、街道工业组工作。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杨义安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五年徒刑。“文革”结束后，杨义安回到成都“待业”。因为年龄太大，没有工作可做的杨义安，便响应政府有关两劳（劳改、劳教）人员自谋生路的号召，怀揣500元钱和一腔热血，到江浙购回毛衣帽子等物品，然后再趁着夜色，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卖。
在当时的青年路，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杨义安等无证个体户们随时都得提防公安、城管人员的突袭。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天，正好是杨义安儿子杨祖伟26岁的生日。为此，对政策非常敏锐的杨义安拿着报纸对他说：“这下好了，党的政策放宽了，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做生意了。”随之，杨义安嘱咐杨祖伟立即去青年路“看形势”。当时，青年路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摆起砖头占位子。于是，当天晚上，杨义安和妻子、儿子杨祖伟等一道，连夜将家里所有的鞋帽衣服等存货，都摆在了青年路的地摊上叫卖。
就在这天晚上，杨义安和家人将家里的所有存货全部卖完。除去成本，他们共赚取了300多元。对当时在西城区商业局工作的杨祖伟而言，这300多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
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特殊的规定：“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一个允许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
正是有了这个政策，才有了成都的青年路服装市场等个体经营集散地的兴旺、发展，也才有了后来“杨百万”的合法存在。
为此，尝到了生意甜头的杨祖伟打算辞职“下海”、专心经商。“单位领导挽留我说，要考虑清楚。我说人各有志，我相信党的政策会越变越好。当时没有人办过辞职手续。我就手写了一个条子，说因身体原因不能胜任工作，今后任何事和单位没有关系。但是单位没法批，那时候只批准退休的。我把条子交了就走了。”后杨祖伟回忆说。杨祖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辞职“下海”、毅然摔掉当时人人垂涎的铁饭碗的个体工商户。
随之，杨氏父子开始天天到青年路摆地摊，卖吆喝。两三个月后，成都市区工商部门开始管理这个地摊市场，取名叫作青年路百货摊区，并划分摊位、收管理费。
为了“占领阵地”，深谋远虑的杨义安以每个摊位每月100元管理费，在青年路12号门前认了两个摊位。
1981年，随着市政府设立青年路百货市场管理办公室，并搭建了许多摊位棚架，使青年路从此走上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而杨义安则在青年路12号百货摊区租了一间店面，并以妻子的名义登记了个体经营执照，开始名正言顺地卖些服装、鞋袜。
在租店经营的日子里，虽然生意也还过得去，但毕竟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特别是当看到报纸上宣传不准零买零卖时，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杨祖伟就跟父亲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产品，才能把我们的事业做大做强。”
杨义安针对四川蚊虫多，许多人正愁买不到合意的蚊帐时，便叫杨祖伟去上海看看。在上海转了一大圈后，杨祖伟看到尼龙纱的蚊帐好，就买了一顶回来。当得知重庆针织厂生产尼龙纱的消息时，杨义安又让杨祖伟去重庆购买。但是重庆针织厂却不理睬私人买主。最终，在杨祖伟的软磨硬泡下，对方才提出两个条件：不收现金，不对个人。否则，不卖。那时，因个体户都没有银行账号，杨祖伟便在成都找到一个生产组的熟人，以付手续费的方式请他转账，然后自己再去重庆提货。
尼龙纱买回来后，杨祖伟就交给妻子制作。杨祖伟妻子在服装厂工作，手艺好，其一手做出的成都第一顶尼龙纱蚊帐，刚一摆上摊位，就被一位川大教授买走了。
欣喜之余，杨义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发财机遇。随即，他把家里的老伴、儿子、儿媳都动员起来，并腾出自己家的房子，在街道上招收一些待业青年为工人，进行大批量生产，每天生产几百顶尼龙纱蚊帐。结果，一年下来销售一万多顶蚊帐，并逐渐走上良性循环。
此间，因为杨氏父子的两个摊位正好在青年路12号门前，于是杨祖伟决定用自己东大街40多平方米的房子，并另添5万元，跟12号的主人调换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住房。这家人一听，就很高兴地答应了换房。随之，杨氏父子第一个拆了“大篷车”，并退回临街店铺经营，决定从此改行专做蚊帐生意。
与此同时，为了方便顾客携带，杨义安设计了组合塑料帐圈，并使蚊帐的颜色多样化，款式新颖好看；为增加居室的优雅和舒适情趣，他别出心裁地在帐顶商标内装进了香片，使其挂上后便持久地香飘室内，令人有室内生春之感。
虽然杨义安制作、销售的蚊帐，大约30元一顶，相当于一般工薪人员一个月的工资。但在百姓居家必备用品的那个年代，其尼龙纱蚊帐却成了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紧俏货。由于店铺门前相对宽广，每天早上还没开店门，外头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结果一开门，蚊帐就卖完了。就这样，没过多久，杨祖伟就用赚的钱，买了一套较大的房子。
1983年，杨义安决定自己办厂，并在龙王庙正街买下一个旧院子拆了后修成厂房。从此，杨义安“鸟枪换炮”，厂房车间里制作蚊帐，铺面里洽谈生意，搬运货物的来来往往，几乎一应俱全，杨义安不仅买卖兴隆，还解决了上百人的就业。
随着生意红火，社会上不少人开始传言“杨老头恐怕有百万元了”。此期间，其实杨义安只积累了几十万元。为此，杨义安与家人在商量生意时，杨义安将计就计地说：既然社会上喊我们是杨百万，我们就承认有百万了。我们的蚊帐和店名，也就都以百万来命名。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万元户就已经很不得了了，还不要说百万。为此，杨义安等都担心露富后，会惹来麻烦。果不其然，成都市组织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前来调查。周围的人见状，又马上传开说，杨百万遭了。但面对调查，杨义安很坦然：我们做正当生意，欢迎随便查。结果调查组走了，杨义安没事。这下，杨百万这个名号更响了，就连来成都旅游的外地人，好多都要慕名来杨义安的百万商店购买蚊帐。
1984年，《成都晚报》在一版发表了该报记者肖伟义采写的有关青年路“杨百万”发家致富的报道。这是全国新闻媒体首发的有关“杨百万”的新闻报道，为此有人评论称：“在那个年代，在党报上第一个肯定了‘杨百万’为代表的个体户经营致富，为他们撑腰壮胆，很多人都说‘你们胆子大哦’！”
报道出来后，“杨百万”立即火了。顷刻间，全国几十家报刊又对他进行了报道。随之，不仅有人慕名前来买他的蚊帐，还有从外地寄信来订货的。甚至，一位美国商家看到了他的故事后，希望能在国外代理销售他的尼龙纱蚊帐。“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没有牌子，于是我就帮他策划，既然大家都叫你‘杨百万’，这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了。于是后来他就干脆叫‘百万蚊帐’，店名也以百万来命名。”肖伟义如是说。
受此启发，杨义安经常西装革履地在店铺内外，态度热情、彬彬有礼地观察顾客怎样挑选货物，留心了解他们的生活所需。杨义安是个有心人。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在与外地客商的商贸合作上，仍然是风度翩翩、精力充沛地参与商议、运筹帷幄，以使其“百万牌”蚊帐能赶上时代的需要。
1985年，为了将生意做大，杨义安父子俩创办了杨百万蚊帐公司，把自己从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主。在当时，注册私营企业并不容易，因为此前没有私人注册过。为此，杨祖伟准备好申请材料后，到处咨询政策，八方查阅文件。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祖伟奔波了3个月后，“杨百万蚊帐公司”终于成为成都首家注册的私营企业，其在工商局申请的执照号是“0001”号。一时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国内众多媒体争相报道“杨百万现象”。
此后，因为有了自己的银行账号，杨祖伟开始在海外采购尼龙丝，并安装了成都市的第一部私人电话。随着生意兴隆，国内一些工厂开始按“杨百万蚊帐”要求的规格和颜色来生产蚊帐布，从而使“杨百万”从此如虎添翼，效益大增。
1986年，杨义安父子决定进军上海滩。于是，杨祖伟去上海找当时我国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洽谈有关开设“百万牌蚊帐”专柜事宜。刚开始时，没人理他。但在杨祖伟的坚持下，一位经理对蚊帐有了兴趣。随之，杨祖伟让对方到成都的车间参观，并终于拿到了第一百货的“入场券”。
12月13日，杨义安的“杨百万蚊帐”开始在上海销售。5个半月后，“杨百万专柜”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杨百万”，相当于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一年蚊帐的销售总额，连专营床上用品的国营商店也自叹不如。
1987年7月1日，《文汇报》发表文章《杨百万的挑战》。该文以成都“杨百万”为例，从坚持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方面加以论证和阐述，客观认真、实事求是地为“杨百万”撑了腰，壮了胆。
乘着东风，杨祖伟又先后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著名商场开设了蚊帐专柜。由于“杨百万”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仅几年间向国家交纳的税费款项就有几十万元之多，一跃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
1988年11月，杨义安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私营企业的代表人物，成为四川省工商联执委。之后，他作为四川工商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
198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再次报道了“杨百万”的情况：“设在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内的个体户‘杨百万蚊帐专柜’越办越兴旺，已成为这家国营大店特色商品的重要补充，从去年12月开设到现在，营业额达180多万元。”
1990～1991年，随着电子灭蚊器的产生和投入市场销售，杨祖伟和父亲商量，蚊帐生意必然有个周期，应该转行。在海南考察时，杨祖伟发现郊区上规模的饭店生意很火。为此，杨祖伟前脚回到成都，后脚便经选择，决定在成都东郊万年场创办一家火锅酒店。1991年2月，狮子楼火锅大酒店隆重开业。从此，杨祖伟不仅将广泛流行于四川各地的“街边麻辣烫”登上了大雅之堂，使人们在正规就餐时可欣赏到歌舞表演，而且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产生了良好经济和社会双效益。
1994年初，青年路被拆迁，“杨百万蚊帐店”就此消失。与此同时，不舍“旧爱”的“杨百万”父子，开始扩大发展，创立了旗下拥有“杨百万蚊帐”、“狮子楼火锅大酒店”、“杨百万饲料”、“杨百万出租汽车”、“杨百万装饰”等五家公司的成都百万集团正式成立。
1995年5月27日，杨义安因病去世，走完了他79岁的人生历程。
自1991年10月8日百万集团创办以来，其“掌门人”杨祖伟坚持“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经营方针，把集团建设、发展成为以餐饮业为重点，兼顾加工、商贸等行业，拥有总冠名为“狮子楼”的20余家连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