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哲学常识1000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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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2)

在先秦之时,已经出现了谶书——一种带有应验性的语言或隐语。汉代出现了与“经书”相傍而行的“纬书”,它是宗教神学、阴阳五行说与儒家经义相结合的庞杂学术体系。为了强化其影响力,纬书中有大量的预言是假借“圣人”之口说出的,在解经时更是大量引用谶语作为立论的根据。因此,汉代的谶、纬,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汉人对谶纬起源的讨论,可以消除宗教化儒学制造的迷雾。汉代的学者桓谭、张衡、王充认为,谶纬起源于西汉后期,道出了方士化儒生托作谶纬的底细。

谶纬的内容相当复杂,包括天文地理、灾异感应、神仙方术、风土人情、经籍训诂等,但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谶语符命部分,即预言政权兴衰和统治者命运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它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

●何谓“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中的重要内容。他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致良知在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

“良知”的概念来源于《孟子》一书。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在《传习录》一书中所使用的“良知”概念是承接孟子的“良知”概念而来的。《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王阳明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当时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他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里的关键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

●宋明儒家将知识分成怎样的类别?

宋明儒家常将知识分成两类:“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此分别起于宋朝儒家思想家张载,以后成为宋明儒学的共识。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见闻之知”指我们日常所学习的知识,这种知识靠经验的日积月累而获得;“德性之知”指对于事物根本性的认识,这种认识靠反省、体悟而获得。

在我们了解“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差别后,就知古人所提倡“半天读书,半天静坐”的深刻意义。“半天读书”,实际上是为了增加、积累“见闻之知”,同时,也为直觉、顿悟创造有利条件;而“半天静坐”,则主要是为获得“德性之知”。当然,有时也可借此消化、理解由见闻而获得的知识,使之化为智慧。在这两类知识中,古人比较重视“德性之知”,重视智慧,所以,也多倡导“主静说”。例如,三国时诸葛亮说,“宁静以致远,澹泊以明志”;禅宗以达摩面壁为例,倡导禅定。儒教、禅宗虽然求静的目的不同,但都认为静是获得大智慧的重要途径。日本电视剧《一休小和尚》,就是这种主张通俗而又艺术的表达。一休和尚每当遇到困难的问题时,总要静坐,坐禅一下,然后,忽然开悟,大叫“有了”。其想出的办法,虽出乎人之意料,却在情理之中,或不悖情理。一休的静坐就是佛教提倡的禅定,一休的智慧实际就是由禅定而获得的智慧。总之,在古代,不论是儒、佛、道,都强调静的作用,都认为只有入静才能获得大智慧。应该说,这种思想方法,是古人留下的财富,我们应该珍惜。

●什么是“天地之性”?什么是“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是中国宋明理学人性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天地之性的最初含义,系指自然界的本性。后来“天地之性”又混同于《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有了人性论的意义。汉代王充说,“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这是指天地所赋予人的善恶本性。

张载认为,人性有两层,一是天地之性,一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即禀太虚之气而成,太虚之气的本性也就是人和物的共同本性,是先天的本性,也是善的来源。天地之性对于人来说是好的。“气质之性”指每个人生成之后,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本性,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气质之性对外物有所追求,张载又称为“攻取之性”。他说:“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它是人性中恶的来源。张载主张改变“气质之性”,回到“天地之性”,他说,虽然“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但“气质恶者,学即能移”,通过学习克服追求外物的情欲,“使动作皆中礼”,则能“变化气质,从而恢复本来的善性”,即“天地之性”。张载以他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说,总结了历史上人性善恶的争论,把人性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极力推崇张载的人性论思想,亦用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概念来解决人性论的问题,“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他与张载的不同之处是,从理气关系论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即是理,纯粹至善,气质之性受气禀所限,是恶的来源。气禀不同,性亦不同,如明珠掉进水中,水有清浊,性有善恶。

●“理一分殊”的含义是什么?传承如何?

“一理”与“万物”的关系,是宋明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这个问题源于唐代佛教华严宗和禅宗。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从中发挥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程颐把张载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朱熹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他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便可以推己及人;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故爱必从亲人开始。朱熹又把总天地万物之理,说成太极。太极便是最根本的理,理一分殊就是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明代的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认为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即存在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这种认识接触到了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辩证关系。王夫之揭示朱熹以月印万川喻理一分殊的矛盾,认为理一既可分殊,就不再是理一;理既是全面,就谈不上分殊。王夫之从本末、大小关系上论述了理一分殊。他认为,万物之大原惟天地,如由一向万,本大为一,即理一;末小而万,便是分殊。这包含着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同时,由于王夫之把被朱熹颠倒了的理气关系又颠倒过来,使理成为气的理,认为“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从而把理一分殊建立在了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谁提出了“知行合一”?其有什么含义?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在王阳明看来,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由此,王阳明得出结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

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观念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意识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意识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则是“良知”的完成。

王阳明知行合一主要是针对朱熹的理学的,与朱熹的思想相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朱学之偏。

★道家

●何谓“道”?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核心词汇是“道”。何谓“道”?老子说,道是化生万物的源泉,无法定义,无法规定,更无法言说。道一旦进入语言,就不是道了。正因为此,老子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仅仅说“道像什么”。《道德经》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里的“母”和“大”都是“道”的比喻,暗示其是宇宙万物最大的根本。

从“道”这个字的字型上来看,它是由“辶”和“首”两部分组成的。“辶”,读作chuò,同“辵”,用作偏旁,俗称“走之旁”,简称“走之”。而“首”表示的是人的“头”。如此一来,“道”的原始意义无非是:一个头形的东西经由之走出的通道。看来,“道”并非人之行走的道理,而是一幅颇为生动逼真的胎儿娩出图。由此,后人推测,“道”的原初意义有两项:一、女人和雌兽的生殖器,即阴道,取其名词。二、导引,取其动词。而老子的“道”可能恰恰是取其两义,既是指孕育万物的“母体”,又指孕育万物的“生”的过程。前者为“道”,后者为“德”,所谓“道德”,即是由此而来。而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是由微见著,将之视为了天地运行流转的奥秘所在。正因为此,老子一方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另一方面又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无不为”?

无为,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的“无为”,我们不能理解为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这绝对是对老子哲学极其庸俗的理解。老子的“无为”,是顺应大道,相时顺势,而反对强制的“人为”。

《道德经》中有十二处提到“无为”。第三章称“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顺应自然,不妄为的意思。杜光庭称:“无为之理,其大矣哉。无为者,非谓引而不来,推而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并非不求有所作为,只是指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

《庄子》则将“无为”推衍到帝王圣人的治世中,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矣”,不过帝王应该“以无为为常”,而臣下却是要“有为”的。“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为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另外,《庄子》又认为养神之道,贵在无为。《刻意》篇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无不为”是和“无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正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既然“无为”是顺应天地大道,那么自然就能无不为。越是有为,越是无所为。正如佛家的妙语:“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

老子主张“有无相生”,即有和无是相互依赖的。他尤其强调有生于无的方面。他也举了一些例子,譬如一个房子,要凿出门和窗子这些虚空的地方来,才能发挥房子的作用。一个器皿,中间必须是空的,才能发挥容器的作用。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就是说,有所带给人的便利,是因为无在那里发挥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老子提出了“无为”的理论。当时一般的看法,认为治理国家总是需要一些积极的办法,或者用德,或者用刑。这都是有为,属于比较刚强的做法,因为它是先有一个框架或者模子,然后将其强加于人。老子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依据有无相生和无用之用的道理,提出君主应实行无为而治。这是比较柔弱的做法,其核心是主张君主要持守虚静之道,顺应和因循百姓的自然。老子认为,君主无为的话,百姓可以自化、自正、自富,收到“有为”想达到却又达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描画了什么样的理想社会?

小国寡民,是道家学派的一种社会理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中的这段话,描述的是一个没有交往,没有情感,没有欲望,当然也没有进步的社会。在西方,18世纪的哲学家卢梭也向往这样的社会。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变化,但不能说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因为,所谓的进步和发展都有代价,对于人类来说,是不是赚到了,只有上帝知道。

●“内圣外王”出自哪?有什么含义?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道家如何理解“美”?

“天籁之音”,表达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于“美”的理解和看法。在老庄看来,美的出现,仍然在于“无为”。无为,会让世界在功能和实用的捆绑中挣脱出来,恢复其丰富多彩的本性;无为,更能让人心在道德、伦理、情感等人文修饰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进入空灵的状态。正所谓“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庄子曾通过“天籁”“地籁”“人籁”的比较进行了生动的佐证。所谓“天籁”,就是自然界自身发出的各种声响,比如风声、水声、鸟声……属于“天籁”的声音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的像人的鼾声,有的象动物的吼声,有的声音根本无法比拟,原始而丰富,无论多么高明的乐官,无论多么精巧的乐器,都演奏不出来。它们之所以如此精妙,就在于它们都是无目的地发出来的声音,完全来自于天工造化。“地籁”就不行了,它是地表各物形成孔窍发出的声音,内容虽然仍然很丰富,但却再也不是“天地相参”的产物。“人籁”就更退化了,它是演奏者通过乐器演奏出来的,是人为强迫地发出的声音,不仅单调,而且贫乏。

●庄子所说的“心斋”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