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这样。据说著名哲学家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主要是研究人的潜意识和精神现象的。但因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讨论梦魇，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科学著作。其实，不是科学著作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弗洛伊德却无法忍受自己著作被打上这种“非科学”的烙印，于是又给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精神分析科学导论”。看来，在西方，是不是“科学的”，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打上了强烈的价值色彩，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正确的，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合理的。
●理性和信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理性靠严格的推理追求真理。但任何推理都需要前提。如果前提靠不住，这个推理就有问题。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支点又在哪里呢？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得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这个支点，在几何学中被称之为“公理”。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而已。
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个支点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完美的善”、“不动的推动者”。意思是说，这个“完美的善”推动着世界万物，自身却不动。它也不能动，否则必然还有别的东西再推动它，这样无止境地倒退下去，必然会陷入悖谬。
就这样，把几何学奉为神明，对理性和思维顶礼膜拜的哲学，最后只能靠信仰来保证了。而信仰又是对理性的反叛，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世纪时期最为剧烈。
●哲学和神学的关系如何？
西方人喜欢推理，自然要刨根问底，找出最后的支点。但这个支点又只能靠信仰来保障。由此，西方文化走向宗教就不可避免了。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保证那些自明但又无法论证的前提。但是信仰，总归是一个隐患。因为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有些信仰，理性上未必是自明的；相反，很多理性上自明的，人们又未必去信仰。中世纪一位叫德尔图良的哲学家就说：“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到底是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哲学和神学，哪一个是第一位的？哪一个应该是从属的？
对信仰进行捍卫的是教父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认为，对上帝，只要相信他存在就行了，根本不需要理性来论证。哲学应该成为神学的婢女，理性应该为信仰来服务。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
对理性进行捍卫的是那些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可以共存的。上帝不仅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还可以成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如果我们仅仅相信上帝存在，而我们的理性又否认这一信念，那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他们宣称：上帝的存在也是能靠理性推导证明出来的。哲学家安瑟尔谟就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证明，最后得出结论：上帝不仅在思想中存在，而且在实际世界中也存在。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怎样？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宗教靠的是信仰，科学靠的是推理。宗教一般是很迷信的。马克思不是说吗？宗教就是人本质的异化，是人的精神鸦片。而科学恰恰要打破迷信，打破权威，用事实来说话，靠推理来证明。但是，在西方社会，二者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究其原因，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根本就不是能够奖善惩恶的神仙，也不是能为我们带来实惠的观音菩萨，它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宇宙和谐和永恒的保证。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精致，如此美妙，如此和谐，怎么会没有幕后的制造者和操控者呢？所以说，西方人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其实正是对宇宙奥秘和和谐的信念。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爱因斯坦也说：“我始终不相信上帝是靠掷骰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
所以说，西方人探究大自然奥秘的科学活动，是带有宗教情绪的。既然宇宙是和谐的、永恒的，人探究大自然的奥秘，就是进入宇宙的永恒，就是接近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正因为此，西方的很多大科学家都是宗教徒。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也许，每当通晓了大自然的一个奥秘，距离上帝就近了一步。正因为此，科学运动和宗教运动在西方是并行不悖的，甚至二者在终极处还相互融会。还是爱因斯坦说得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自然”与“约定”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人的道德习俗来源于神的规矩。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曾在黄金时代掌管人间事务，在人类道德堕落的青铜时代离开人间，化为天星。希腊悲剧在很多场合都描写了人的规定和神的规矩之间的冲突。比如，安提戈涅不顾克瑞翁的命令埋葬了他的弟弟波绿尼克斯，她遵循的是要为弟弟举行葬礼这条神圣道德准则。而克瑞翁认为不准为叛国者举行葬礼，则是出自世俗的动机。两者的冲突造成了悲剧的命运。神话传说一直是古老的世俗社会习俗的根据，在世俗社会转变成城邦时代，神话社会观开始动摇。于是，古希腊的智者们围绕着国家的起源和性质、个人和法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两种观点的争论。
自然说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比如，在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自然派强调国家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的产物，尽管在形式上它是约定的。在个人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派认为，法律不过是弱者联合起来对付强者的工具，法律是“弱者，即大多数人”约定而成的。但按照人的本性，强者应该拥有比弱者更多的东西。
约定说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在于其社会属性。在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约定说认为，人类是为了获得在自然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而组建国家，国家是集体的人工产物。而法律，则是集体的约定，国家和法律都不是自然形成的。人和动物在本性上并没有差别，只是因为有了约定的法律，人才开始脱离贪婪、凶残的蒙昧状态。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
人性善恶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也许就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和政治观。
在中国社会，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此消彼长，平分秋色。可是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争论。因为，西方社会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人性是善的。伊甸园的神话早就告诉了我们，偷食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惩罚下了凡间，有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肮脏的肉身让人始终匍匐在地面上，变得异常的邪恶和自私。人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束缚，就会作恶。这几乎成了西方社会的一致论调。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自觉和道德品质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缚。他们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尽办法约束人不去作恶。正因为此，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才如此地深入人心。让权力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就是防止作恶。
这种时刻提防人的做法尽管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却是一切都说在明处。而且，西方人还引以为自豪。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政治和道德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在西方历史上，政治和道德的争论由来已久。道德一般来说是个人的事情，不能强迫，且没有后续的惩罚措施。而政治则不同，它和人的群体生活有关。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无异于说，人天生就该生活在社会中。马克思说的更直接：人在现实性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人类最初的道德，不外乎是古老氏族社会的习俗和禁忌。人在脱离野蛮状态的时候，正是根据这些道德原则组织政治关系的。在那个时候，政治是道德的体现，而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一直是古希腊哲学家苦苦追求的理想的国家状态。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哲学家和君主合二为一，既有道德，又有权力。国家惟有靠这样的“哲学王”来管理，才能实现理想国。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和政治开始脱离，二者的目标越来越远，表现出了个人与群体的巨大冲突。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通过这句名言，他把政治和道德作为两个领域严格区别开来：政治是“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归化于“私人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游戏规则是不同的，对人的评判标准也是不同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在私人的道德领域就必须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相反，私人领域的老实人到了政治领域则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无所作为。
●个别与普遍是什么关系？
关于个别和普遍的关系，是中世纪哲学家争论的焦点。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
唯名论以法兰西经院哲学家罗瑟林为代表。他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是实在的。个别先于普遍，普遍只不过是名称。一切词都是来表示客观事物的，个别概念表示单个事物，普遍概念表示一群单个事物。当人们用词表示事物时，他们并没有改变个别事物的实在，但发出的声音也是种实在。他们认为的“共相”，就是这种发出的声音，根本就不是某种脱离个别事物的实在。这种思想反映在宗教上，否认了三位一体的最高的神，只承认分别存在的圣父、圣子及圣灵。
实在论以基督教哲学家安瑟尔谟为代表。他认为，真实的实在是“共相”，而不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有一个“无始无终的真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先。他说，罗林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感觉印象当作了理解的出发点，缺乏把握抽象观念的能力，甚至不能将颜色与它所属的事物区别开来。有形的世界并不是个别事物的总和，个别事物需要普遍原则的组织才能被联系在一起。这些普遍原则就是实在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宗教上，就是承认普遍的教会实在，认为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承认基督教的普遍教义实在，认为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承认原罪实在，认为个别人的罪恶是从属的；承认三位一体的最高的神实在，认为三位分离的神是从属的。
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实际上是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争论的延伸，也为后来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开了先声。
●外在世界是否可以认知？
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文化启蒙的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的哲学家将本体论的问题抛在了一边，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了认识论，也就是“人如何认识外在世界”的问题。外在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这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哲学家眼里，这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唯物主义认为，外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外在世界中的规律，只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认识。但是，这种浅薄的唯物主义马上就遭到了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反驳。他们有的说，外在世界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别说去认识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眼前的世界，不过是人在用自己的眼睛打量的结果，根本无所谓客观。近代英国的哲学家贝克莱走得更远。他说：存在即被感知。存在的都是被感知到的。唯一真实的，只有我们的感觉。后来，康德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外在世界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只知道它在我们感官中呈现出来的样子，至于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斗争情况怎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近代西方的哲学界围绕着“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也划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发源于英国的经验论，另一个阵营则是发源于德、法的唯理论。经验论者认为，知识起源于感性认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先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经验论推崇经验归纳法，认为归纳是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但是，归纳的方法无法回答“科学知识为什么是普遍必然的”这个问题，最终导向了不可知论。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科学命题，就不能依靠归纳法得出。你可以说这一只天鹅是白的，那一只天鹅是白的，但你就是不能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抓过来看一看。也许，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只天鹅就是黑色。这就是著名的“休谟悖论”。
相反，唯理论者是不相信感觉的。他们相信的是理性直觉和演绎推理。“平行线不能相交”、“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些确定的知识，根本就不需要经验，但它们却是普遍必然的。不会因谁而改变，也不会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这样的知识需要感官经验吗？一个人闭着眼睛就能得出结论。感觉都是骗人的，根本得不出普遍必然的知识。但是，唯理论无法解释科学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果的观念是哪里来的？难道也是天赋观念吗？既然是天赋观念，为什么很多因果关系是那么的混乱？在经验论者看来，所谓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确定无误的，它不过是人的一种习惯性联想。你今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明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你就能推论出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吗？如果不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又会得出什么知识呢？
●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
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在康德那里得到了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是唯心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