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卷
★易学
●八卦的卦象都有哪些具体含义呢？
卦象推演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单位是“—”（代表“阳”），另一个是“--”（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八卦的卦象并不具体指什么。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会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
八卦可以用来指事物：干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沼泽。
八卦可以用来指抽象的数字：干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八卦可以用来指方位：干指西北，坎指北，艮指东北，震指东，巽指东南，离指南，坤指西南，兑指西。
八卦可以用来指五行：干、兑表示金，震、巽表示木，坤、艮表示土，离表示火，坎表示水。
八卦可以用来指四季：干、兑旺于秋，衰于冬；震、巽旺于春，衰于夏；坤、艮旺于四季，衰于秋；离旺于夏，衰于四季；坎旺于冬，衰于春。
●太极图中的阴阳交界线为何划成S形？
“太”有“至”的意思；“极”有“极限”之义。“太极”就是至于极限，无有相匹之意。太极阴阳图，由阴阳两部分组成，它们之间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滋生依存的关系，正是物质世界的一般律。
阴阳交界线的S形曲线，是由两个搓开的两个半圆型形成，“两个半圆形，可以组成一个圆形”。古代认为“天圆地方”，“圆”是象征“天”的符号，而“天”又是“至于极限， 无有相匹之”的。所以“两个半圆型”形成的S形（反S形）曲线，暗含“至于极限， 无有相匹”的大千世界，有“即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滋生依存的关系”。
●什么是九宫？它和《易》有何关系？
汉代徐岳《术数记遗》载：“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由此我们即可得到《九宫算图》
与此同时，古人还赋予了一至九数的五行和方位属性。一、六为水，七、二为火，九、四为金，三、八为木，五为土。从图中看，一六→七二→九四→三八→五→一六……，的确为一数字循环，而且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五行相克循环。方位是：水数一居北，水数六居西北，火数七居西，火数二居西南，金数九居南，金数四居东南，木数三居东，木数八居东北，土数五居中央。
也就是说，“九宫术”图，是与八卦相配后，方才与《易》有所关联。如果仅是《九宫算图》，就只是数字式图像，其含意不过是数与五行、方位的配合，与《周易》搭不上边。
●如何理解古人的阴阳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
五行表述的是事物的五种状态，是从时间意义上对事物的分析。木指事物的萌发、成长阶段；火指事物的鼎盛阶段；金指事物的衰退阶段；水指事物衰退到极点并终归于空无的阶段。根据太极原理，一切事物凡是终点也就必是起始。也就是说水是上一个时期的终结，下一个时期的孕育阶段。土是万物的归宿，又是起点。万物生于土、终归于土。
《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有点类似于现在说的矛盾双方，这是从空间意义上对事物的概括。阳代表事物的刚性、外在、向上、运动、简明、积极的一面，阴象征事物的阴柔、内在、低下、静止、细腻、消极的一面。阴阳两方可以表现在同一系统两个相互独立的事物上，也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事物上。而且阴阳是可以相互转化、也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一个人身上，前为阳后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外形为阳内部为阴。
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五行则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普通系统论。
★儒家
●孔子是如何建构儒学的？
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但却不是简单地去重复“周礼”。这样做，只能被人们认为是老顽固、老古董，而不会深入人心。于是，孔子在策略上采取了以“仁”释“礼”的模式，就是为人们遵从“周礼”找到心理情感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仁”。
“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翻开《论语》，“仁”这个字共出现了66次，可见其重要性。孔子恢复“周礼”，正是强调这个内在的“仁”。没有“仁”，就没有“礼”。“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孔子回答的很简捷：“仁者，爱人。”爱不是将自己的感情毫不吝啬地抛出，见什么人都爱，而是一种“血浓于水”的血缘之爱。孔子“以仁释礼”，就是要为“周礼”所代表的等级秩序和社会规范找到内在的情感基础。
在孔子看来，“周礼”之所以成为繁文缛节，就是因为没有到人的内心深处去挖掘。如果内心中有了情感的基础，不用强迫，大家就会心甘情愿地去遵守，“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以恢复“周礼”的关键就是要整治“人心”，而整治“人心”，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复人和人之间的亲情。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显学”，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仁”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基础。
●内圣外王最早出自哪？孔子是如何解释的？
“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学者无一例外将其归于儒家的主要思想，但并非儒家首创。“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这并不妨碍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对孔子而言，“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外王”方面，儒家则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和“君子”。而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同样，内圣只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比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也就是说，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两者都满足了，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内圣外王之道”。立己，达己是基础，立人，达人是归宿。
●孔子的“中庸”之道指什么？
在孔子眼里，所谓的“中庸”根本就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能在实践中真正地做到“中庸”，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中庸”并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折中”、“骑墙”，而是一个境域化，饱含时机性的境界。退一步说，即使“中庸”就是折中，那么两端又会是什么？不知道两端，我们怎么折中？
折中，在几何学上很好理解，因为两端的点我们都固定好了，“执两用中”就可以了。可是，在错综复杂的“人事”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样固定的“两端”，因为这两端总是在飘移，在晃动，从而使得其中心也跟随不断移动。比如，亚里士多德说：“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但是，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鲁莽？什么是放浪？什么又是猥琐？两端无法明确，中道又何从选择呢？
所以，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中庸”是很难的。今天的我们歌颂孔子，都是拿“圣”字去形容他，但是“圣”谈何容易！孔子本人都不敢接受。正如他本人所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谦虚。在当时活生生的局势中去实践“仁”，去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实在太难了。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就足以成为圣人了。
●面对“死亡”，孔子有什么样的态度？
“死亡”，是任何一门哲学，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为什么要去讨论死亡的问题呢？据此，很多人认为，孔子对死亡是存而不论的。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死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怎么会存而不论呢？孔子并不是反对谈论死亡，他反对的仅仅是无关痛痒地谈论死亡。大家都知道人总有一天会死的，也都知道人每活一天就向死亡迈进了一天。可是，当我们无关痛痒地谈论死亡或者说“人总是会死的”的话时，其实早已经把死亡排除在切身的体验之外了。就像今天比较流行的一句话：“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这句话就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完全割裂开，使之彼此外在化了。岂不知，“曾经拥有”正是建立“天长地久”的爱情信念之上的。现在的“意义”正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期待”。如果没有了对未来的期待，哪里会有现在的“拥有”呢？如果一旦知道了前途的暗淡，今天的浓度也势必立即大打折扣。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和死惟有打成一片，才能有真切的生和悲壮的死。
●对待“祭祀”，孔子持何种态度？
孔子对待“祭祀”的态度和其对待“鬼神”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鬼神，我们是不能外在地去谈论的。它们的意义正在于我们虔诚地祭祀鬼神的过程中，而不在别处。所以，孔子一向反对脱离开祭祀这一“机缘”去谈论鬼神。你如果不亲身去体验，不亲自去祭祀，根本体验不到与鬼神的“神交”。就像今天，逢年过节，一些年轻人倒是也跟在家长后面去祭祖，但是嬉皮笑脸，一点也不庄重。
在孔子看来，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去祭祀。“吾不与祭，不如不祭。”如果心不能虔诚地投入到祭祀中去，就没有必要去。所以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神在”区别于“神在”。对于“神”，如果说西方“神在”，那么中国则“如神在”。朱熹注曰：“诚为实，礼为虚。”在这里，心诚才是最关键的。
因此，孔子眼中的祭祀之礼，就不是一套对现成的体制、仪式、人伦关系的记载和规定，更不是后人所说的什么繁文缛节。它本身也是一种“几微”，即天与人相交、相合的契机和机缘。“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并不是让人去死板地中规中矩，而是在于表明：你不通过“礼”这样一个机缘，就无法进入一种“至诚”状态。而没有了这种状态，你的“视、听、言、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又能如何去理解鬼神、生死、有无、天命的意义呢？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如果一方面在认知上排斥鬼神，一方面又去拜祭，仅仅是献媚而已，更别说那些出自祈求福禄、安康、避灾祸等功利性目的而去祭祀鬼神的行为了。
●儒家有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和敬畏之心？
孔子说，他一生敬畏三个东西：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这里的“畏”不是恐惧，更不是害怕，而是敬畏，因敬而生畏，因诚而成畏。这里的“畏”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忧患意识。朱熹在这一节的注中说：“畏者，严惮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赋之理也。知其畏者，则其戒慎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舁之重，可以不失矣。”牟宗三也曾说道：“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他（君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圣人焉得无忧患之心？他所抱憾所担忧的，不是万物的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这里牟宗三与朱熹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神圣使命感的忧患。由此引出“畏”的第二层含义：诚敬。程颢说：“三畏者，修己之诚当然也。小人不务修身诚己，则何畏之有？”正是深重的忧患，才发生了庄重的敬畏，这种敬畏之感渗透于儒家的整个学术和人生品格，成就为对待任何事物、行为和动作时所恒有的诚敬态度，即以崇高的神圣感去承接人生的使命，完全没有不负责任、旁观者的冷嘲以及颓废的戏谑。而这也正是孔子眼中教育的目的。
●孟子的“性善论”有何内涵？
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其实，孔子讲“仁”，只谈爱人，从来没有说过人性的善与恶。孟子生活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为了能够拯救人心，片面地发挥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得出了“性善论”的主张。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也就是说，仁义礼智这些东西，并不是外界强加给我的，而是发自人的本心，是人的一种自觉。人身上都有一种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就固有的东西，那就是“良知”和“良能”。一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孝敬父母，长大了尊敬兄长，这些东西是学来的吗？需要别人去教授吗？不需要！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人所固有的。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良知”和“良能”，正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爱心”：“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正如水在本性上是向下流的一样，而人的本性则是向善的。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善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身上的“善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本来就是和人不可分割的，除非你不是人。
●孟子的“王道”思想指的是什么？
孟子的“王道”思想是和他的“性善论”一脉相承的。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只要国君自己提高道德修养，自然就会施行仁政，而施行仁政，天下自然归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人感动得甘心情愿认你当老大。正如毛遂出使楚国的时候对楚王所说的：“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成汤就有方圆七十里的土地，但却能统治天下，周朝天子所管辖也不过方圆百里，但却能让四海臣服，难道靠的是实力和大棒，依赖的是兵强马壮？非也，这些贤明的君主靠的是道德，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品质，才得以让四海臣服，诸侯揖首。所以，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仁义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不能说孟子这种思想不高尚，也不能说这种思想不深刻。但是，他生错了年代。可想而知，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拼的是实力，而不是道德。社会风气的改良固然重要，但太慢了，见效太慢了。当时的诸侯国需要的是让自己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担心的不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被别人吃掉。在这个人人自危的竞争生态中，你大谈仁义，有多少人会感冒？有多少人会听从？所以，急功近利的战国年代，“王道”是没有市场的。
● “性恶论”是谁提出的？内容是什么？
荀子虽然也是继承孔子的思想，但他发挥的不是孔子关于“仁”的学说，而是孔子关于“礼”的理论。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所称也。”在荀子看来，所谓的“礼”不过是将社会划分出等级，让人们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安于自己的角色，从而让社会稳定、和谐而有序。但是，荀子强调“礼”的社会作用，还要到人性中去寻找“礼”的基础和根源。但和孟子不同，他不是在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是关注人的自然属性，从而将人性定位为“恶”：“礼”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些欲望驱使着人去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但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样就不可能没有争斗，有争斗必然产生混乱，从而让整个社会失去秩序。先王看到这种现象很是不安，于是就设定“礼仪”，制定规则，让人们合理地节制自己的欲望，也让社会的资源合理地耗费，于是就有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