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要“绝圣弃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没有所学，就谈不到何谓所损。万物本就对立存亡，学得越深，受到的束缚可能就越大；受到的束缚越大，思维就容易定势，选择就会受到自身的限制。由此，在老庄看来，向外追求，还不如向内超越；保持高昂的求知欲，还不如在“无为”的心境下多体察人心。人生的真谛不在于疲于奔命地作加法，而是要“损而又损”地做减法，当损之无物可损，退到无处可退时，人之本心和道之澄明就会一起向我们显现，惟有“绝学”，才能真正地“无忧”。所以说，“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家对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提出了怎样的质疑？
作为儒家的反对者，道家却对儒家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提出了质疑。与孔子不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深感不满的并不是“礼崩乐坏”的僭越行为，而恰恰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繁文缛节和礼仪规范。在老子看来，这些貌似文明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其实是暗藏杀机的，它们不仅造成了人的普遍压抑，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统治者为自己辩护，剥削、压迫他人的工具和手段。但由于其貌似文明的假象，使得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对其进行批判。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见得？“大盗”出现的罪魁祸首何以成了“圣人”？原因很简单，圣人总是对我们进行人文教化，总是让我们讲道德，可是，当一些不轨之徒打着“圣人”的旗号，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从而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对我们进行压迫呢？我们好像无力还击。对于这一点，庄子痛心疾首地揭露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庄子·胠箧》）偷了一点小东西，被人指斥为一种犯罪，当然要砍脑袋了。但是，谋朝篡位呢？往往打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幌子，所以反而荣华富贵，寿终正寝。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些“窃国者”的真正动机。
●道家如何反对礼乐的？
儒家建构礼乐，但道家偏偏要反对礼乐。儒家建构礼乐的目的是要把人教化得更文明，但道家反对礼乐，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文明背后的虚伪和人性压抑。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混杂的色彩会让人眼花缭乱；烦躁的声音会阻塞人的耳朵；繁多的食物会让人舌不辨味；驰骋狩猎，人心会激荡不能自抑；追求珍奇的财宝，会损害人的操行。因此，圣人治世，只求温饱而不追逐声色之娱，摒除外界纷乱的干扰，保持安宁定神的境界。人吃饱了，无欲无求就可以了，未必非要给他太多的选择和修饰。那些美丽的色彩，酸甜苦辣的口味，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选择多了，人就会困惑；规矩多了，人就会束手束脚。
在老庄看来，美的东西往往过于浮夸，失去了真实。就像今天的电影，宏大的阵势和场景往往胜过了其要表达的真实内容。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所宣扬的礼乐文化虽然以伦理情感为根基，可是这些东西一旦产生，往往可能会成为繁文缛节，让人心生厌恶，但却不能不遵从。
●老子提出了怎样的治国理念？
在国家的治理上，老子的观点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炒一个小鱼，不能随便搅动它，否则它就烂了。
在老子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它根本就不需要某些所谓英雄的振臂高呼，更不需要所谓圣贤的耳提命面，只要做到“无为”，把主动权交给人民自己，自然就走上了正途。所以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像今天炒股票一样，股市不养勤奋人。最低级的炒股手天天看盘，手忙脚乱，累得半死，结果也没有挣到钱；其次的是跟着指数跑，患得患失，钱没有挣到，心却已经疲劳过度；而真正的高手却是看趋势，看个股不看大盘，喝着茶聊着天挣了大钱。同样，在国家的治理上也需要“无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领路人”和“领跑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应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可见，无为而治，才是老子眼中的圣人之治。
●“无为而治”是谁提出的？内容是什么？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的思想方法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
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而且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
●庄子的“齐物论”指什么？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用《周易》中的阴阳观念来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最终得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
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无不受阴阳关系的支配，是阴阳之间矛盾互动，相反相成的结果。正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尽管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各形其色，繁杂纷纭，但却都是“道”的外化，并且在“道”的转换过程中实现着彼此的沟通，那么，不仅物和物之间不存在尖锐地对立，就连人和物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别。正如庄子所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从这种观点出发，庄子得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
庄子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儒家相比，道家思想更容易把人导向一种洒脱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向来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在百无聊赖和莫名孤独的时候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庄子？逍遥游》一文中，运用许多著名的寓言故事，阐明庄子所提倡的人生境界——自由自在地遨游，不受任何约束和任何条件的限制。
庄子以“鲲鹏变化”的寓言加以说明。说是北冥有条大鱼，名叫鲲，个子大得不知道有几千里。它一变而成为鸟，叫做鹏，鹏的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大。鹏奋起飞翔，趁着海水震荡飞往南海，先用翅膀激起三千里宽的海浪，掀起旋风，然后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六个月后才在南海下落。小雀听后嘲笑大鹏：“飞那么远干嘛？我向上飞腾不过几丈高就落下，在蓬草香蒿中间愉快地翱翔，这已达到飞翔的顶点，还要飞到哪去呢？”
庄子认为，小雀、大鹏的飞腾只是高低远近之别，到头来均要受空间所限。所以，它们的自由也是有所限制的，这就是“有所待”。
还有一个叫列子的人，能驾着风飞行，一直飞行十五天才返回来。但在庄子看来，列子虽然不必用脚走路，却仍要凭借风力，也是“有所待”。
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无待”，即一种绝对自由的境界———逍遥游。庄子认为，只有那种顺着自然的本性，能够驾御天地间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的变化，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任意遨游的人，才是“无所待”的。
●什么是“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
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的观点。
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的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观看其实本无差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所谓“齐生死”，则是认为生死存亡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体的，生死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在庄子看来，生死是同一的，归于“道”这个本体。“道”即是万物的归宿，是生死的归宿。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而且两者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所以说，惧怕死亡是人生最大的拖累，也是进入“逍遥游”境界的最后一道难关。生与死，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人生是一条不归路，当你走到终点时，才会想起途中的遗憾，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地面对死亡。
●老庄对科学技术持何种态度？
在老庄眼里，科学技术之类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中性”的东西，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也能惹祸，只要我们控制好就可以了。在老庄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就是“邪恶”的，它的邪恶在于，它在不知不觉地勾起人的潜在欲望。而人的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旦打开，就无法收回。《庄子·天地》中的一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的学生子贡游历完楚国，在返回时来到过山西的汉阴。在这里见过一位老人为了取水浇地，竟然在水井的旁边挖了个隧道到井里，抱着坛子取水浇地，力气用了很多，可是见效很小。子贡同情地对他说：“我见过一种机械，一天可以浇一百亩地，不费多大的力气，收效却很大，您想不想用它呢？”
老人头也不抬，说：“你说什么？”子贡说：“用木料打凿成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就象抽水一样水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种机械就叫桔槔，可好用了。”老人沉着脸，半响才讥笑地说：“我的老师说过，凡是有机械心理的人，心术一定是巧诈的，这就破坏了我们纯朴洁白的本性。你快走吧，我们的本性一被破坏，人格就完了。你的话太危险了，要是用这玩意，我会感到害羞的。”
●“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指什么？
当道家学派用“无为”的思想对人生进行观照，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洞察时，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安之若命”的结论。
道家的手法一贯如此，他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消解问题，将那些把人生带入歧途的困惑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吹得无影无踪，暴露出人生的底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看似无为无求，其实已经得到了全部。这里，不是教你如何去得，也不是教你如何去不失，而是化解得与失的界限和区别。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达到庄子所说的“安时以处顺”“乘物以游心”的境界。
庄子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去追求那些根本无法追求到的东西，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至也。”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你若想去控制和追求，势必会造成痛苦。尤其像儒家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失德。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推销其政治主张，这在庄子看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闲云野鹤，周游四海，寄托山水，才能有真正的逍遥和自在。所以，楚威王给庄子送来高官厚禄，让他当官，他只是一笑置之。在他看来，入仕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束缚自由的社会枷锁。与其在俯仰进退、尔虞我诈中获取功名利禄，还不如象一条小鱼那样默默无闻而又自由自在地游戏人生。
● “贵无”论是谁提出的？内容如何？
王弼哲学思想的根本观点是“以无为本”，“举本统末”。他的“以无为本”思想，是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他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老子》那里，“有生于无”基本上是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亦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的解释虽仍含有“无为有之始，有从无中生”的意思，但他强调的主要是“有”对“无”的依赖关系，即认为“无”是“有”的“本”“体”。他曾把“无”比作“母”，把“有”比作“子”，其中虽有“子”生于“母”意，然其理论重心仍在于“子”不能离“母”而自存。这样的“母”“子”关系，也就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所以说：“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母不可远，本不可失”。
王弼阐明的“母子”、“本末”、“体用”等关系，比宇宙生成论在理论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由探讨现存万物如何生化，变为探讨存在的根据。他反复强调“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认为存在的万物虽然众多，但必有一个统一的所以如此存在的根据，即“宗”、“元”。他说：“载之以道，统之以母”；“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王弼在论证了“以无为本”之后，把他的理论落实到了“举本统末”、“崇本以举其末”、“守母以存其子”的理论之上。
●裴顾 “崇有论”的内涵是什么？
针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西晋时的裴顾提出崇有论。他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世界万物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也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