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金代文學批評是重要的一環，各種文學批評史都給予一定的關注。近些年來，隨著遼金文學及批評史研究的深入推進，金代文學批評特別是詩學批評又得到進一步的重視。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金代主要詩人的詩學觀點，梳理金代文學批評發展的軌跡。但金代文學批評史一方面沒有完全擺脫正統思想的長期潛在制約，對其價值和地位有所低估，另一方面對其內容及形式的新變認識不夠準確，即以最受人們關注的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王若虛《滹南詩話》而言，其獨特性也未被充分揭示出來，其他一些散見的普通文獻，更是被忽視。即以批評形式來看，金代的詩學批評亦自具特色，並推動了古代詩學批評的發展。
中國古代詩學的批評形式豐富多彩，早期的毛詩序、史傳，都是文學批評的源頭，而“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1]，齊梁時期出現了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這樣代表性的理論著作，可惜高峰難繼，經唐歷宋，漸漸形成了其他幾種更具民族特色、更受人們喜愛的文學批評形式。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認為有“六種最具民族特色的批評形式，即選本、摘句、詩格、論詩詩、詩話和評點”[2]。金代沒有評點、詩格、摘句類的著作，姑且不論，詩話、論詩詩、選本等幾種形式在金代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此外金代還出現了新的批評形式——評傳，以下試逐次論之。
一
自歐陽修創制《六一詩話》以來，詩話以其短小自由的形式、隨筆閒談的風格而流行開來，長盛不衰。兩宋詩話著述如林，金王朝佔有北宋故土，與南宋聲氣相通，其詩話自然承北宋而來，並受到南宋詩話的影響。
受金代文學水準和文人隊伍等諸多因素所限，金代詩話相對於兩宋詩話的興盛而言，顯得有些冷落。目前可考的詩話僅有寥寥七種：朱弁《風月堂詩話》、祝簡《詩說》（佚）、范墀《詩話》（佚）、魏道明《鼎新詩話》（佚）、文商《小雪堂詩話》（佚）、樂著《相臺詩話》（殘）、王若虛《滹南詩話》。其中完整傳世的僅有《風月堂詩話》和《滹南詩話》兩種。正因為金代詩話數量少，所以更容易被忽視，更容易受到簡單化的對待。從現存詩話來看，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詩話自具特點和價值。
（一）金代前期詩話
金代前期的詩話可知有三種：范墀《詩話》、祝簡《詩說》和朱弁《風月堂詩話》，都是由宋入金文人所作。
范墀其人，生平不詳。《中州集》卷八范墀小傳特別簡略：“墀字元涉，系出潁川，有《詩話》行於世。”[3]說明元好問對其人瞭解很少。該卷所收詩人具有補遺性質，大體按照時代先後編排。從編輯順序來看，范墀當是金初人。《詩話》應是簡稱，大概元好問也不知道其原名。《中州集》入選其詩《和高子初梅》，高子或是金初文人高士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載，南宋紹興九年（一一三九）六月方庭實奏言：“潁昌府進士范墀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並稱：“墀，鎮玄孫也。”[4]不知此潁昌進士是否就是《中州集》所載之范墀？
祝簡為北宋政和年間進士，入金後曾仕偽齊。所著《詩說》已佚，《中州集》卷二《祝太常簡》徵引《詩說》一則，討論杜詩注問題，其觀點得到元好問的贊同。不論原書內容如何，元好問所引一則，恰好與金初崇杜思潮一致。
以上二種詩話，因文獻不足，看不出與宋代詩話有何區別。《風月堂詩話》完整傳世，可以讓我們瞭解金初詩話之一斑。
儘管人們習慣上將《風月堂詩話》視為宋代詩話，但不能否認《風月堂詩話》對金代詩話具有草創之功。《風月堂詩話》不僅作於朱弁羈金期間，還在金王朝刊刻、傳播，在金代產生影響。南宋咸淳八年（一二七二），月觀道人見到已經“斷爛脫誤”[5]的《風月堂詩話》就是“北方所傳本”，這是《風月堂詩話》傳入南宋的最早紀錄，也是在北方刊行的證據之一。王若虛《滹南詩話》早在此前數十年，就曾兩次具名徵引朱弁的詩論，所引言論見於今本《風月堂詩話》，這是《風月堂詩話》在北方刊行的又一證據。
朱弁由宋入金，《風月堂詩話》自然與北宋詩話一脈相承，從內容到形式，與北宋詩話并無大的區別。但是，獨特的寫作時間、寫作地點，賦予了它不同於北宋其他詩話的個性。北宋詩話大多寫於作者晚年賦閑期間，用於資閒談。朱弁約生於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6]，建炎二年（一一二八）以通問副使使金，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回南宋，次年去世。《風月堂詩話》寫作於金天眷三年（一一四〇）。該年朱弁約五十歲，雖然已經是其生命中的晚年，但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在序末暢想未來，打算將《風月堂詩話》帶回南宋，“歸詒之孫，異時幅巾林下，摩挲泉石時取觀之，則溱洧風月，猶在吾目中也”[7]，顯然他是將《風月堂詩話》作為晚年未來的把玩之物。不幸的是，“幅巾林下”的晚年生活還沒有到來，就突然離世。《風月堂詩話》的寫作地在雲中（今山西大同），遠離北宋故都汴京，遠離南宋首都臨安，是第一部寫作於北方的詩話。時間、空間的阻隔，加深了這位使金宋人對往日生活、對北宋王朝的思念之情。所以，《風月堂詩話》的基本內容是追憶曩昔於風月堂中所談的不關政治時事的“風月”，也就是詩詞文。在這種充滿懷念之情的追憶中，還夾雜著對昔日言論環境的戒懼，請看他的序言：
予心空洞無城府，見人雖昧平生，必出肺腑相示，以此語言多觸忌諱而招悔吝。每客至，必戒之曰：“是間止可談風月，捨此不談而泛及時事，請酹吾大白。”[8]
時事是非，可以不談，但“風月”又豈能完全超越於時代、不關乎時事？且不說文學與時代的密切聯繫，即北宋後期厲行的元祐黨禁，就已讓很多談風月者避談元祐詩歌。宣和五年（一一二三），阮閱編輯詩話總集《詩話總龜》，“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9]。隨著宋政權的南遷，元祐黨禁逐漸鬆馳。離開趙宋政權十餘年的朱弁，身居遙遠的北方，更沒有了在北宋時的言論禁忌，所以他在《風月堂詩話》中大談蘇黃等元祐詩人，公開反對元祐黨禁：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10]
崇寧間，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姻舊，其落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此語傳於時，議者美之。[11]
范德孺崇寧之貶，與山谷唱和甚多。德孺有一聯云：“慣處賤貧知世態，飽闇遷謫見家風。”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當國者能無愧乎？[12]
這種觸犯時忌、甚至直接批評當國者的言論，可能就是朱弁當年想談而不敢談的“風月”，朱弁入金後，則可以坦然言之。所以，《風月堂詩話》的一大價值就在於其中所記載的元祐諸人的軼聞和詩論。
《風月堂詩話》的另一個價值就是跳出江西詩派的勢力範圍，反思江西詩派，主張自然，反對以故實相誇。在江西詩派盛行的大背景下，朱弁何以能夠與眾不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雲中及北方地區缺少江西詩派生長的土壤，朱弁本人入金後其創作觀念和創作路數也偏離了江西詩派，進而學習李商隱和杜甫。朱熹稱贊他的這位叔祖，“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閒暇，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13]。朱弁批評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稱贊黃庭堅“獨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14]。杜甫的渾成是他更加嚮往的境界。
《風月堂詩話》崇尚蘇黃等元祐詩人、崇尚杜詩、不愛江西的傾向，容易在紛紜的詩話中被埋沒。如果我們將之放在宋金詩話的發展史上來看，就能看出，它實際上開啟金源百年詩論、詩歌崇蘇尚杜、貶斥江西的思潮。
（二）金代中期的詩話
金代中期的詩話較為沉寂，目前可知的僅有兩種：魏道明《鼎新詩話》、文商《小雪堂詩話》。
魏道明出身名門，父親是遼天慶中進士，兄弟四人“俱第進士，又皆有詩學”，其中魏道明“最知名，仕至安國軍節度使”[15]，《中州集》卷八有傳。著有《蕭閑老人明秀集注》六卷（現存三卷），編有《國朝百家詩略》。他的生卒年、及第時間，均不可考。其兄魏元真於皇統二年（一一四二）及第，魏道明及第時間當在其後。明昌二年（一一九一）二月，王寂按部遼東，至完顏守貞所建之明秀亭，發現魏道明的題詩，稱“魏元道今為尚書”[16]，王寂為其同時代人，所言定當有據。可見，魏道明仕途較為順達。《鼎新詩話》一名，不同於以書齋、自號、籍貫等常見的詩話命名方式，體現了改朝換代、去舊布新的時代氣息。很懷疑，該書類似於《中州集》的作者小傳，是一部評論金代詩歌的詩話著作。如果此推論不錯，《鼎新詩話》體現了金代詩話的當代性。
文商《小雪堂詩話》的成書年代應該遲於《鼎新詩話》。作者文商，字伯起，蔡州人，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因王寂臨終前的推薦，特賜同進士出身，召為國子助教、遷登仕郎。《小雪堂詩話》雖然已佚，但我們可以通過現存線索，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其一，書名“小雪堂”相對於“雪堂”而言，雪堂是蘇軾貶官黃州在東坡所築之居室，蘇軾有《雪堂記》。文商崇拜蘇軾，小雪堂當是文商的住處。書名反映了該書的取向，再結合其他信息，可以判斷，該書是第一部專論蘇軾的詩話，充分體現了文商對蘇軾的尊崇之情，也反映了金代中期的詩歌風尚。此前，北宋曾有《東坡詩話》之類著作，舊題蘇軾著，實為好事者將蘇軾論詩文字編輯而成，並非評價蘇軾詩歌之作。南宋人蔡夢弼於嘉泰年間（一二〇一—一二〇四）編成專論杜甫的《草堂詩話》，一般作為專家詩話之始。《草堂詩話》與《小雪堂詩話》的寫作時間，孰先孰後，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其二，《元好問文集》卷三十六《東坡樂府集引》曾引用文商《小雪堂詩話》，曰：“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為完本，不可謂無功。”[17]可見，《小雪堂詩話》包括詞話的內容，含有對蘇軾詞的考據辨偽，剔除了一些在他看來是偽作的詞作，其觀點為孫鎮（安常）所借鑒。只是元好問所言“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是完全依照《小雪堂詩話》而來，還是孫鎮部分參考了《小雪堂詩話》，現已不可曉。
其三，《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詩話》：“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18]所引文伯起之論，當出自《小雪堂詩話》。而此論很可能源於南宋湯衡所作的《張紫微雅詞序》，原文曰：“東坡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19]此論旨在提高蘇軾以詩為詞的自覺意識，强調其扭轉詞風的意義，有溢美之嫌。王若虛與元好問所引都是論東坡詞的內容，不排除《小雪堂詩話》是一部東坡詞話類著作。在宋金之際，詞話並沒有完全獨立，詩話中含有詞話，是普遍現象，借詩話之名，行詞話之實，亦有可能。
其四，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一《著述辨惑》：“前人以杜預、顏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為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20]文中將文商與南宋趙夔相提並論。趙夔花了三十多年的精力，遍注東坡詩歌，自許為蘇軾忠臣。文商除了《小雪堂詩話》之外，不見有其他有關蘇軾詩詞的著作。文商不太可能在蘇詩注方面，與趙夔比肩，他的用力點很可能在蘇詞上。文商並非狂妄之輩，能公然自許為蘇門忠臣，《小雪堂詩話》篇幅當不會太小，必然有較多發明。也許過於喜愛蘇軾，不承認蘇軾的短處，致使被王若虛譏為“妾婦之忠”。
由此可見，金代中期的兩部詩話，個性鮮明，《小雪堂詩話》是蘇軾研究的重要文獻，可惜失傳了。
（三）金代後期詩話
金代後期詩話，目前已知兩種，一是樂著《相臺詩話》（殘），另一種是著名的《滹南詩話》。
《相臺詩話》作者樂著，據《續相臺志》記載：“樂著字仲和，永和人，為荊王府文學，博辯多識，能為賦。北渡居聊城，嘗以事至都下，諸公聞著至，索詩，著詩曰：‘滿院落花春避戶，一窗寒雨夜挑燈。’皆服，後還鄉里，恐鄉哲無聞，乃作《相臺詩話》三卷。今采其可誦說者，著於篇。”[21]薛瑞兆《金代科舉》考訂，樂著於大安元年（一二〇九）進士及第[22]。據此記載，《相臺詩話》當作於金亡之後。該書以地名命名，相州即今天的河南安陽。在唐代，有以地域為界限的詩歌選本，如《丹陽集》，至宋代，地域觀念加强，方志編寫興盛，地域性的詩話也就應運而生。《相臺詩話》應該是第一部地方性詩話。
《相臺詩話》原書三卷，內容應該較為豐富。《續相臺志》徵引若干條，當是撮要徵引，多數較為簡單，如：
赫兟字進道，性峭直，篤學，仕至刺史，有詩名。
（薛）居中字鼎臣，性明斷，所至著稱，登封令。
後一則根本沒有涉及詩歌，恐非原文。有的側重表彰人品，如：
（張）仲周字君美，性醇靜，終日默坐，亡戲談，不臧否人，雖休沐，惟覽誦經史，自監察御史，授大府丞。冬，監卒取木炭皮為仲周爨，仲周曰：“此亦官物。”卻之。
下面一則相對完整：
（張）敏修字忠傑，戶部郎中，北渡居館陶。《甲午元日》詩曰：“憶昔三朝侍紫宸，鳴鞘聲送鳳池春。繁華已逐流年逝，潦倒猶甘昔日貧。蓂曆怕看驚換世，椒觴愁舉痛思親。異鄉節物偏多感，但覺愁添白髮人。”後還林慮。《游黃華》詩：“溪流漱石振蒼崖，林樹號風吼怒雷。為謝山靈幸寬貰，漫郎投劾已歸來。”[23]
如果這一則接近原著，那麼《相臺詩話》主要是記載當地詩人的生平梗概、徵引一些詩作，未作多少詩歌評論，其文獻價值高於理論價值。
王若虛的《滹南詩話》無疑是金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詩話。金末文人輩出，文學創作興盛，王若虛（一一七四—一二四三）是當時最活躍的文人之一，與眾多一流文人交往密切。他的《滹南遺老集》包括《滹南詩話》在內，生前並未刊刻，直到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才刊行，因此，可以說《滹南詩話》是金代最後一部詩話。但其觀點早在其生前，就廣為傳播，就已經產生影響。他去世之前一年，將其書稿託付給其弟子王鶚，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為我去取之。”[24]所謂雜著，應該包括《滹南詩話》在內。驗之劉祁《歸潛志》（一二三五年成書）卷九所引王若虛關於山谷詩穿鑿之論，可見其言不虛。
《滹南詩話》最鮮明的特色有兩個：其一是辯論性。與王若虛喜歡談辯的天性相關，《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有三十七卷冠以“辨”字，諸如《史記辨惑》、《臣事實辨》、《文辨》等。《滹南詩話》雖然沿用北宋以來的“詩話”一名，但實際上卻是“詩辨”，堪稱北宋以來辯論性最强的詩話。而其辯論的對象，主要是宋代詩人、詩話中的觀點，特別是南宋《苕溪漁隱叢話》等書中的文獻[25]，體現出有意批評宋人特別是南宋人的傾向。其二是嚴厲批評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詩歌，諸如批評“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將山谷的法寶“奪胎換骨、點鐵成金”指斥為“剽竊之黠者”云云，都是廣為人知的名言。雖然王若虛“品題先儒之是非，其間多持平之論”[26]，但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激烈抨擊，很難算作持平之論，反映了王若虛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堅決否定態度。《滹南詩話》這兩個特色，都體現作為金代文人有意對抗南宋的立場，旨在探索金代文學自身獨立的發展之路。
綜觀金代七部詩話，可以看出與宋人詩話漸行漸遠的大趨勢。金初三部詩話出於入金宋人之手，尚較多沿襲北宋詩話傳統，但朱弁《風月堂詩話》已經表現出與當時其他詩話貌合神離的端倪。金代中期的兩部詩話，遼人後代魏道明所著的《鼎新詩話》，以革故鼎新相標榜，當與宋人詩話迥然不同，文商《小雪堂詩話》將宋人詩話的焦點人物蘇軾單列出來，發展為專家詩話，推動了蘇軾（詩）詞的研究與傳播。金代後期兩部詩話，一為純粹地方性的《相臺詩話》，與宋人詩話無關，一為《滹南詩話》，幾乎是為批評宋人而作。這些與宋人詩話不同之處，正是金代詩話的特點和價值所在。
二
論詩詩，由杜甫《戲為六絕句》首開其端，緩慢發展，由唐入宋，韓愈、白居易、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等人都有論詩詩，然數量和品質有限，沒有形成大的突破。學界論起論詩詩（主要是論詩絕句），幾乎公認，到了南宋戴復古、金代元好問手裏，才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實，戴復古的《論詩十絕》的理論性、藝術性以及在後代的影響都遠不及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寫作年代也明顯晚於《論詩三十首》[27]，真正帶動論詩絕句走向高峰的無疑是元好問。
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何以異峰突起？除了自身因素之外，還與金代論詩絕句長期發展有關。
金初尚處於戰亂時期，詩人寫詩抒發流離之悲，不遑談詩論藝。少數含有論詩內容的詩歌也都出自入金宋人，一如既往地沿襲北宋論詩詩的傳統。馬定國由宋進入偽齊再入金，他的《宣政末所作》作於北宋末年，元好問將之收入《中州集》卷一：“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到頭奸党是何人？”詩中雖為蘇、黃的命運鳴不平，但重點是批判童貫、蔡京，直白地表達自己的政見，與其說是論詩詩，不如說是一首政論詩。馬定國的《懷高圖南》（五古）將高鯤化比為唐代狂士劉叉，評價其“文章善變化，不以一律持”，論詩只是懷人的細部。倒是朱弁有兩首論詩詩，茲引於下：
長城五字屹逶迤，可笑偏師敢出奇。句補推敲未安處，韻更瘀絮益難時。癡迷竟作禽填海，辛苦真成蟻度絲。卻羨彌明攻具速，劉侯漫說也能詩。（《次韻劉太師苦吟之什》）
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慚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李任道編錄濟陽公文章，與僕鄙製合為一集，且以雲館二星名之。僕何人也，乃使與公抗衡，獨不慮公是非者紛紜於異日乎！因作詩題於集後，俾知吾心者不吾過也。庚申六月丙辰江東朱弁書》）
第一首評價劉太師（其人不詳）的苦吟之詩，論及其用字用韻方面，突出其苦吟功夫，卻並未予以多少肯定，說明他對其詩歌有所保留。第二首作於天眷三年（一一四〇），李任道將他與宇文虛中文章合編為《雲館集》，還比成李杜，如此不倫的言行，引發朱弁的主動糾正。詩歌以自謙為主，自稱不能與宇文虛中並列，更不敢齊名李杜。朱弁這兩首詩，採用的是嚴整的七律，所以對以七絕為主的論詩詩影響有限。
金代中期，論詩詩發展仍然緩慢。“國朝文派”的代表人物蔡珪《太白捉月圖》借題畫詩評價詩人李白：“寒江覓得釣魚船，月影江心月在天。世上不能容此老，畫圖常看水中仙。”該詩僅就捉月傳說而發，並非嚴格意義的論詩詩。稍後的劉迎有首相對單純的論詩詩：
片雲蹤跡任飄然，南北東西共一天。萬里山川悲故國，十年風雪老窮邊。名高冀北無全馬，詩到西江別是禪。頗憶米家書畫否，夢魂應逐過江船。（《題吳彥高詩集後》）
由吳激淪落北方的經歷寫到其詩念國懷鄉的主題以及其江西詩派的詩風。劉迎另有一首《題歸去來圖》（七律），論及陶淵明其人，中心並非論詩。辛棄疾的北方同學党懷英有首詩歌，題曰《壬辰二月六日夜，夢作一絕句，其詞曰：“矯冗連天花，春風動光華。人眠不知眠，我佩絳紅霞。”夢中自以為奇絕，覺而思之，不能自曉，故作是詩以紀之》，該詩論及夢中作詩這一特殊現象：
夢中作詩真何詩，夢中自謂清且奇。覺來反覆深諷味，字偏句異誠難知。豈非夢語本真語，無乃造物為予嬉。君不見莊周古達士，栩栩尚作蝴蝶飛。我生開眼尚如此，況在合眼夫何疑。
說出自己的疑惑，亦沒有多少理論。
真正對論詩絕句作出有力推動的是王若虛的舅舅周昂，他有三首論詩絕句：
功名翕忽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開卷未終還復掩，世間無此最悲音。（《讀柳詩》）
詩健如提十萬兵，東坡真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死爭。（《魯直墨跡》）
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斑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讀陳後山詩》）
“讀……詩”，是元好問之前論詩詩的一種常見詩題。《讀柳詩》從柳宗元貶官嶺南寫到其詩中悲怨之情，準確把握了柳詩的主要特徵，表達了自己的深切同情和理解。《魯直墨跡》而針對流行的蘇、黃爭名說，不是直接說山谷不及東坡，而是將東坡置身於爭名之外，讓山谷失去爭名的對象，其高低不言自明，還顯得輕鬆幽默。《讀陳後山詩》評價陳師道，將之與杜甫相比。前兩句宣揚杜詩上薄雲天不可企及的詩歌神功，後兩句以管中窺天、鬢髮斑白來形容閉門覓句、苦苦作詩的陳師道，形象鮮明。周昂這三首論詩絕句中有兩首譏評江西詩派代表詩人，立論明確，表達生動，做到了理論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堪稱佳作，體現了論詩詩發展的主流。周昂的論詩文字經過其外甥王若虛的宣揚，在金代後期產生較大影響。
但周昂畢竟不是詩壇領袖，無力主導論詩詩的發展方向。論詩詩的發展依然散漫曲折。明昌四年（一一九三），翰林修撰趙渢舉行詠雪詩會，路鐸、秦略、趙秉文等一批名流參加，現傳二詩都不是詠雪，而是討論如何寫作詠雪詩。請看趙渢的《分韻賦雪得雨字》：
大雪初不知，開門已無路。驚喜視曆日，此瑞固有數。池冰凍欲合，林鴉噤仍聚。已成玉壺瑩，尚作寶花雨。造物固多才，中有無盡句。大兒擬圭璧，小兒比鹽絮。後人例蹈襲，彌復入窘步。聚星號令嚴，亦自警未悟。誰有五色筆，繪此天地素。好語覓不來，更待偶然遇。（《中州集》卷四）
面對詠雪詩的寫作傳統，趙渢主張順其自然，反對歐陽修、蘇軾聚星堂詠雪不用形容詞的戒律。趙秉文的《陪趙文孺、路宣叔分韻賦雪》，也是首論詩詩：
堂堂翰林公，清癯如令威。雪花對尊酒，浩氣先春歸。一還天地素，平盡山川巇。松竹瀉清聲，窗戶明幽輝。呼童設茶具，巡簷收落霏。清寒入詩腸，思繞昏鴉飛。力除鹽絮俗，改事文章機。後生那辦此，顰眉正宜揮。請看西溪老，傳著東坡衣。（《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前半稱贊趙渢，後半復述趙詩觀點，認為後人未必能自然為詩，就像作詩雕刻的西溪老人秦略，正在按照蘇軾《聚星堂雪》的路數作詩呢！趙秉文並不否定歐、蘇詠雪詩的創新努力，似乎更加寬容。
貞祐南渡前後，詩歌創作越來越活躍，而作為後期詩壇領袖的趙秉文、楊雲翼、風雲人物李純甫對論詩絕句關注不夠。趙秉文有些詩歌含有論詩成分，如他的名作《寄王學士》：
寄與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七）
該詩寫於貞祐南渡之前，頗能概括前輩名流王庭筠（一一五六—一二〇二）的才華和性情，為人傳誦。他的另一首《送宋飛卿》作於正大元年（一二二四），稱贊宋九嘉“雄豪兩妙秀而文”，惋惜“瘦李髯雷隔存没，只愁詩壘不能軍”。楊雲翼《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某亦繼作》（五古）評價元好問詩歌，“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歎”。這些詩歌既非純粹的論詩詩，亦非七絕。李純甫亦是如此，他的《為蟬解嘲》、《趙宜之愚軒》均為七言古詩，後者評價趙元詩歌：“先生有膽乃許大，落筆突兀無黃初。軒昂學古澹，家法出《關雎》。暗中摸索出奇語，字字不減瓊瑤琚”，體現了李純甫奇崛不羈的個性，說明在貞祐南渡初期論詩絕句還沒有成為論詩詩的主流。
相較而言，一些中下層詩人更熱衷於寫作論詩詩。劉勳《張仲揚詩因題上》分明有感而發，直指泰和年間因詩而成名、受皇帝召見的布衣詩人張著名不符實：“布衣一日見明君，俄有詩名四海聞。楓落吳江真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認為張著的詩如同唐人崔明信，雖有“楓落吳江冷”這樣一舉成名的佳句，但其他詩篇不值一讀，被鄭世翼投於江中。詩中先揚後抑，用典恰切，跌宕生姿，頗具鋒芒。
元好問的一些師友、親人陸續創作論詩絕句，直接帶動了元好問的創作。興定初年，趙元卜居盧氏（今河南盧氏），辛愿來訪，趙元作《詩送辛敬之東歸二首》，送其東歸女几山（在今河南宜陽境內）：
風埃憔悴舊霜袍，老去新詩價轉高。橡栗漫山猶可煮，不須低首向兒曹。
文章無力命有在，一點浩然天地間。風雪滿頭人不識，又攜詩稿出西山。
趙元為元好問同鄉，年長於元好問，辛愿是元好問的“三知己”之一。這兩首送行詩，抓住詩人的身份，稱贊其清貧樂道的品格。元好問的老師王中立有首論詞絕句《題裕之樂府後》：
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能曉，送與淩煙閣上人。
在王中立看來，元好問詞作清新，可以媲美晏幾道，而其中的內涵又非歌女們所能理解，言外之意，元好問詞中並非只是男女相思愛恨，還有理想抱負。近年來，論詞絕句愈發受到學界的重視，學界在討論論詞絕句的起源時，或認為起源於清初，或認為起源於元明時期[28]，都忽略了金代論詞絕句的存在。元好問本人也有論詞絕句《題山谷小豔詩》：“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真作勸淫看。只消一句修修利，李下何妨也整冠。”可以進一步證明金代就已經有了論詞絕句。[29]
最值得注意的是元好問的父親和兄長的論詩詩。元好問父親元德明（號東巖）喜愛與朋友論詩，王敏夫《同東巖元先生論詩》稱“邂逅茅齋話終夕”，可以證明。元德明《詩》自稱：“少有吟詩癖，吟來欲白頭。科名不肯換，家事幾曾憂。含咀將誰語，研摩若自讎。百年閑伎倆，直到死時休。”元好問之兄元好古也喜歡論詩，現存三首論詩絕句，題作《讀裕之弟詩稿，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著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鶯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30]背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詩中稱贊元好問不負父親之期望，詩藝不斷精進。元好問讀過此詩，是否有和作，現已不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其父、兄的論詩詩，一定會激發他的論詩詩創作。
經過長時間的螺旋式發展，論詩詩漸入佳境，迎來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高峰。這就是元好問、王若虛的論詩絕句。元好問的論詩絕句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數量眾多，論詩絕句最終脫穎而出，成為論詩詩的主流體裁。元好問於南渡之初（一二一七）創作大型組詩《論詩三十首》，後來又陸續寫下《自題二首》、《又解嘲二首》、《感興四首》、《論詩三首》、《答俊書記學詩》、《自題中州集後五首》、《題山谷小豔詩》等論詩絕句，總數在五十首左右。元好問雖然還有其他體裁的論詩詩，如《贈答楊煥然》、《別李周卿三首》（其二）《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其二）之類五言古詩，但數量上不及七言絕句。二是自覺意識强烈。在此前詩人的論詩詩中，還沒有人在題目中標明“論詩”二字，元好問至少兩次使用“論詩”二字，還有如《答俊書記學詩》這樣指明論詩意圖的詩歌，而在其他體裁的篇章中，僅有一次使用“論文”的記錄，即《與張仲傑郎中論文》（五古）。可見，元好問認識到論詩絕句的優越性，是有意識地選擇七絕。三是提出一系列新人耳目的見解，如“論詩若准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切切秋蟲萬古情，高天厚地一詩囚”“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等等，都是傳在人口的論詩名句。這些名言大大激發了後人的創作興趣。四是綜合運用比喻、引用、對比、反問等多種修辭手法，成功克服了自杜甫以來就存在的論詩絕句篇幅短小、長於即景抒情、短於議論說理的體制局限，大大發揮了論詩絕句的體制潛能，真正做到了理論與藝術的完美結合[31]，引起後人紛紛仿效，如王士禛《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袁枚《效元遺山論詩》（三十八首）等等。
元好問獨領風騷，與之相輔翼的是王若虛的論詩絕句。王若虛有三組十三首論詩絕句，總數不及元好問，寫作時間應該略晚於《論詩三十首》。王若虛論詩絕句與元好問的論詩絕句有兩個明顯區別：其一，每一組詩都是一個主題。第一組《題淵明歸去來圖》五首，借題畫之機，質疑陶淵明隱居言行，如云：“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第二組詩，是蘇、黃優劣論，題曰《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袞袞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何人！
其觀念甚至構思都與其舅周昂《魯直墨跡》如出一轍。第三組反駁王庭筠的白詩論，題作《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為四絕》。其二，王若虛的論詩絕句都是辯論性質，與其《文辨》、《詩話》相似，反駁他人的觀點，較為有力，但缺少獨到新穎的正面立論。王若虛的論詩絕句，在這三個話題上，比元好問論述得更加集中充分，但總體水準、學術影響沒有超過元好問。
金亡前後，還有一些詩人寫有論詩詩，如曹之謙《讀〈唐詩鼓吹〉》、房皥《讀杜詩三首》，但相對零散，只能算是金代論詩詩的餘音了。
三
由於選本體現編者的編選眼光，其中的序跋、凡例、傳記、評點等等往往是重要的文學批評資料，所以，選本成了越來越重要的文學批評形式。
金代之前，已有許多文學選本。金代的文學選本，數量有限。從現存文獻來看，金代前期、中期未見有文學選本。金代後期，文學選本集中出現。主要有以下七八種：趙秉文編《明昌辭人雅製》、承安老人編《承安樂府》、元好問編《東坡詩雅》、《東坡樂府集選》、《唐詩鼓吹》、魏道明編《國朝百家詩略》、元好問編《中州集》、馮渭編金代文章。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金代承平時期詩詞選本，包括《明昌辭人雅製》、《承安樂府》。
趙秉文編《明昌辭人雅製》，僅見於《中州集》卷四《王隱君磵》曰：“閑閑公嘗集党承旨、趙黃山、路司諫、劉之昂、尹無忌、周德卿與逸賓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為《明昌辭人雅製》云。”原書早已失傳，根據這一條資料，可以推測以下幾點：第一，《明昌辭人雅製》收錄党懷英、趙渢、路鐸、劉昂、尹無忌（師拓）、周昂、王磵等七人詩歌。這七位都是活躍於明昌（一一九〇—一一九五）年間的代表性詩人，對趙秉文而言，都是前輩詩人。第二，該書編於何時，已不可考，應該編於趙秉文主盟文壇之後。有學者推測，“可能編於衛紹王時期”[32]，即貞祐南渡之前（一二〇九—一二一一），大體不差。從元好問“嘗集”一語來看，趙秉文編纂此書似乎是比較久遠的事，當時這七人的詩歌已經不易找尋，所以趙秉文才將之集在一起，予以刊行。第三，元好問應該沒有見過該書，因為《中州集》中所收的周昂詩歌全部來自王若虛的記憶，否則元好問會從中選取周昂的詩歌。該書很可能在金末就已經失傳。第四，明昌時期的詩人，自然遠非這七人，趙秉文之所以編集此七人的詩歌，一定是因為七人詩歌有共同點。“雅製”二字透露出七人的共同傾向，那就是都符合風雅傳統。這體現趙秉文崇尚雅正的文學思想。
承安老人編《承安樂府》，僅見於元人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題金承安樂府》：“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為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為狹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為之慨然。”[33]據此可知，《承安樂府》是“承安老人”所編、收錄承安年間（一一九六—一二〇〇）詞作的選本。相對於詩歌選本而言，這部詞選體現出以文為戲的特點，類似黃庭堅評價晏幾道小山樂府一般，這也反映出編者的詞學觀。
以某一年號為限，直接作為選本的名稱，並不始於金代。唐代無名氏所編《貞元英傑六言詩》可能是較早的一部以年號命名的詩選。稍後令狐楚所編《御覽詩》又名《元和御覽》，因為該書“編於元和九年至十二年間”（八一四—八一七），“所收三十位詩人，都是肅、代和德宗時人，即主要是大曆和貞元時代的詩人”[34]，也就是說，《元和御覽》入選的並不是元和時期的詩歌。唐代還有一種選本《元和三舍人集》，收錄令狐楚、王涯、張仲素三家詩。《明昌辭人雅製》和《承安樂府》與此有所不同，其中的年號在標明入選對象時限之外，還別有一層寓意。明昌、承安是金王朝承平時期，衛紹王大安元年（一二〇九）之後，承平時代已經不再。二書編纂時間都在所標示年號之後，是後代對前代的回顧，寄寓著對承平時代的懷念，即袁桷所謂“承平王孫故態”。
第二類，唐宋詩詞選本，包括《東坡詩雅》、《東坡樂府集選》、《唐詩鼓吹》。在蘇軾詩詞長盛不衰的大背景下，元好問編選東坡詩詞選本，其目的是反思蘇軾，引導時人正確認識蘇軾。《東坡詩雅》編於正大六年（一二二九）。元好問有感於詩歌發展過程中“雜體愈備”“去風雅愈遠”的趨勢，有感於蘇軾詩歌“為風俗所移”“不能近古之恨”[35]，編選出這樣一部能體現風雅傳統的蘇詩選本。《東坡樂府集選》編於金亡之後（一二三六）。元好問從孫鎮《注東坡樂府》中選取七十五首詞作，重點剔除蘇軾《沁園春》（野店雞號）之類的“極害義理”的“偽作”[36]，辯明文字異同。二書都已失傳，現已無法考知其得失，但被他刪除的《沁園春》（野店雞號）其實並非偽作，那些被他刪除的“雜體”詩歌，是否就真的就是雜體？從其序中可以看出元好問比較嚴苛的儒家詩學思想。《唐詩鼓吹》亦編於金亡之後，專選唐人七律，原本是元好問教授弟子的唐詩讀本，由其弟子郝天挺作注後刊行，體現了金末元初的宗唐詩風[37]。
由此可見，這三種唐宋詩詞選本，無不體現了金代文學發展的大背景，具有鮮明的當代性。
第三類，金代詩文總集，包括《國朝百家詩略》、《中州集》以及馮渭所編金代文章[38]。
魏道明《國朝百家詩略》，可能編於其晚年致仕之後，即明昌、承安年間，編成後，沒有刊行，商衡抄錄一部，並作了增補，原書已佚。從書名可以看出，明顯受到了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曾慥《宋百家詩選》的影響，表現出對金王朝的認同。金亡後，元好問在《國朝百家詩略》的基礎上，編纂成《中州集》。《國朝百家詩略》的體例特點、文獻資料應該保留在《中州集》中。《中州集》前七卷體例一致，入選詩人一〇九位，與“百家”之數相近，其主體部分應該來自《國朝百家詩略》。《國朝百家詩略》是否為入選詩人作傳？已不得而知。元好問編纂《中州集》，旨在搶救、保存一代文獻，以詩系人，以詩存史，所以不以個人詩學趣尚作為選詩標準，入選詩歌“不主一格”。其詩學思想不體現在入選詩歌中，而主要體現在詩人小傳中[39]。
完善選本的體例，為二百五十位金代詩人作傳，是《中州集》體例上的一大貢獻。此前，少數詩歌選本有詩人小傳，如姚合《極玄集》、曾慥《宋百家詩選》，但比較簡略。《中州集》作了大發展，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將歷史人物傳記引入選本中，特別是後三卷中，有的詩人僅入選一兩首詩歌，卻有三四百字的傳記，傳記似乎成了主體，詩歌反而退居次要位置。元人編纂《金史》，就大量參考了《中州集》中的人物傳記。二是將詩話、筆記引入選本詩人傳記中。《中州集》中的詩人傳記，經常徵引傳主的詩句，類似摘句評點，有時還能放在歷史中作出多方面的評價，將詩人小傳發展成為詩人評傳（詩傳）。如卷一《蔡丞相松年》曰：
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伯堅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薨諡文簡。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有集行於世。其一自序云：“王夷甫神情高秀，……”。好問按：此歌以“離騷痛飲”為首句，公樂府中最得意者，讀之則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二子：珪字正甫，璋字特甫，俱第進士，號稱文章家，正甫遂為國朝文宗，特甫非其比也。自大學至正甫，皆有書名，其筆法如出一手，前輩之貴家學蓋如此。
這一篇傳記，對其生平履歷介紹較為簡略，蔡松年貴為丞相，生平自當為人所知。所以重點評價其詞，徵引其《念奴嬌》（離騷痛飲）詞序，肯定其詞的地位。末段介紹其家學傳承。
第三類選本具有總結性質，寄寓了故國之思。
與《中州集》詩人傳記相關的，其他作者也撰寫了一些人物傳記，主要有李純甫《屏山故人外傳》和劉祁《歸潛志》中的人物傳記。
李純甫（一一八五—一二三一）所撰《屏山故人外傳》已佚，其具體寫作時間、人物數量均難以確考，但肯定在其晚年。他的一些朋友陸續凋零，觸發其傷感情緒，促使他為這些故人作傳。元好問《中州集》曾先後九次徵引《屏山故人外傳》，從中可以看出這部傳記含有文學批評的內容。茲舉一例：
《屏山故人外傳》云：“正夫為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明昌五年詞賦、經義第。詩清便可喜，賦甚得楚辭句法，尤長於古文，典雅雄放，有韓柳氣象，教授弟子王若虛、高法颺、張履、張雲卿，皆擢高第。學古文者，翕然宗之曰劉先生。以省掾從軍南下，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為主帥所重，常預秘謀，書檄露布，皆出其手。軍還授左司都事，將大用矣，會卒。”（《中州集》卷四《劉左司中》）
該文為劉中（字正夫）傳，生平、履歷介紹較少，重點是評價其詩、賦、古文，這樣的傳記不僅有助於知人論世，更有助於認識其文學創作。
劉祁《歸潛志》寫於金亡第二年（一二三五），雖然是筆記體裁，卻以人物為主。其自序曰：“獨念昔所與交遊，皆一代偉人，人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40]全書十四卷，前六卷都是以人物為條目，為一百二十五人作傳，第七卷至第十卷，多是金末政壇、文壇軼事，第十一至第十四卷為金末史事。換言之，前十卷都與文學批評相關。《歸潛志》中的人物傳記，明顯地偏重文藝，具有詩話性質。如卷一開篇三則：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意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諡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卷，東風無處不揚花。”真帝王詩也。……
完顏亮、完顏允恭、金章宗其實並非其“交遊”對象，上述三則也不是完整的人物傳記，對完顏亮、金章宗的生平沒有一句介紹，只是記錄和評價其文學活動。其他人物傳記，或長或短，長者數百字，短者數十字，一般包括字號、里籍、經歷等內容，但重點仍然是評詩論文，如：
史懷字季山，陳郡人。少遊宕不羈，然有才思。既壯，乃折節為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功，《冬日即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爐煙風定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41]
王元節字子元，宏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婿也。家世貴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與余從曾祖西巖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佩魂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邊將，泉下相逢也自羞。”甚為人所傳。[42]
這類傳記是傳記、詩話、筆記的結合，是因人評詩的評傳，與元好問《中州集》中的詩人小傳高度相似，可以相互補充，是金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李純甫、劉祁、元好問不約而同地撰寫性質相似的傳記，體現了保存詩人、記載歷史、寄託感情的共同點。
在金代之前，詩人的傳記主要集中在正史中，散見於文集、筆記、選本中。即便是成就最高的唐代詩人，元代之前也沒有一部唐代詩人傳記類著作，直到元代大德八年（一三〇四）辛文房才寫出《唐才子傳》一書。辛文房“為一代詩人寫傳”，被視為“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在中國古代，似乎只有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能與它相並比”[43]。其實，《列朝詩集小傳》是模仿《中州集》而來。早在《唐才子傳》之前，《中州集》就已經為一代詩人寫傳，《歸潛志》也為金代中後期詩人寫傳。《唐才子傳》的寫法，與《中州集》、《歸潛志》中的人物傳記，基本相同。辛文房曾在大都為官，有條件讀到《中州集》、《歸潛志》等書。不管《唐才子傳》是否受到《中州集》、《歸潛志》的影響，都可以肯定，《中州集》、《歸潛志》在詩人傳記、詩歌評論史上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綜觀金代文學批評形式，詩話相對冷落，卻體現出遠離宋人詩話、獨立發展的傾向；論詩詩逐漸興盛，並確定七絕為論詩絕句的主流方式，元好問等人的論詩絕句是論詩詩史上的高峰，影響深遠；選本及詩人傳記，完善了選本這一批評方式，大力發展了評傳這一新型文學批評方式。所以，金代文學批評不僅對金代文學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推動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發展。
金代詩學批評文獻相對分散，本次整理努力將有關文獻彙集在一起，以便於讀者閱讀和研究。收錄標準從寬，將一些詞論、文論、《歸潛志》和《中州集》中的傳記亦收入其中。這些文獻，除了元好問和王若虛的詩文有注本之外，其他文獻都沒有注釋。所以，統一作了注釋。校勘部分，相對簡略。
受時間和水平所限，錯謬之處不可避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注释
[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二六七頁。
[2]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導言》，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版，第九頁。
[3]元好問《中州集》卷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第三九七頁。
[4]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版，第二四二二—二四三三頁。
[5]月觀道人《風月堂詩話跋》，見《冷齋夜話 風月堂詩話 環溪詩話》（以下簡稱《風月堂詩話》），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第一一六頁。
[6]參見王慶生《金代文學家年譜》，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一二一五頁。
[7]《風月堂詩話》，第九七頁。
[8]《風月堂詩話》，第九七頁。
[9]胡仔《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頁。
[10]《風月堂詩話》卷上，第一〇六頁。
[11]《風月堂詩話》卷下，第一〇八頁。
[12]《風月堂詩話》卷下，第一〇七頁。
[13]朱熹《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
[14]《風月堂詩話》卷下，第一一二頁。
[15]元好問《中州集》卷八，第四〇一頁。
[16]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第一七九頁。
[17]《元好問全集》卷三十六《東坡樂府集選引》，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七五一頁。
[18]《滹南遺老集校注》卷三十九《詩話》，遼海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四六〇頁。
[19]《張孝祥詞校箋》，宛敏灝校箋，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出版，第三一頁。
[20]《滹南遺老集校注》，第三四六頁。
[21]《鄴都佚志輯校注》，許作民輯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三〇五—三〇六頁。
[22]薛瑞兆《金代科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一八三頁。
[23]《鄴都佚志輯校注》，第三〇六—三〇七頁。“蓂曆”，原文作“黃曆”，誤。
[24]王鶚《滹南遺老集引》，《滹南遺老集校注》，第四頁。
[25]參見胡傳志《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第一八九—二〇〇頁。
[26]《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六，第一四二一頁。
[27]參見胡傳志《元好問與戴復古論詩絕句比較論》，《文學遺產》二〇一二年第四期。
[28]程郁綴、李靜著《歷代論詞絕句箋注·前言》曰：“如論詞絕句者，以絕句論詞之謂也。論其源起，當始於元明之世。以目今所輯元人元淮的《讀李易安文》與明人瞿佑的《易安樂府》等數家六首絕句而論，其時雖然題目上沒有顯現論詞絕句的字樣，但就這些絕句所論的實際內容看，其實質則大體同於後來的論詞絕句，故可視為論詞絕句之肇興。而且，元明時所出現的吳寬的《易安居士畫像題辭》、王象春的《題〈漱玉集〉》、張嫻婧的《讀李易安〈漱玉集〉》等，可視為後世題辭類論詞絕句的濫觴。”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一頁。
[29]參見胡傳志《論詞絕句的發源与中斷》，《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二〇一六年第四期。
[30]原注：“先人臨終，有破腹留書之語。”
[31]參見胡傳志《元好問與戴復古論詩絕句比較論》，《文學遺產》二〇一二年第四期。
[32]劉達科《〈明昌辭人雅製〉與趙秉文的詩學思想》，《學術交流》二〇〇六年第四期。
[33]《袁桷集·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六八四頁。
[34]傅璇琮等《唐人選唐詩新編·御覽詩·前記》，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版，第五三三頁、五三五頁。
[35]元好問《東坡詩雅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卷二，狄寶心校注，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版，第一八〇頁。
[36]元好問《東坡樂府集引》，《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卷四，第三九七—三九八頁。
[37]參見胡傳志《〈唐詩鼓吹〉與金末元初的宗唐詩風》，《金代文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〇九—一二一頁。
[38]姚燧《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曰：“蒐輯金代文章，凡若干百卷。”查洪德等輯校《姚燧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三二二頁。
[39]參見胡傳志《金代文學研究》，第一二二—一三一頁。
[40]劉祁《歸潛志序》，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頁。
[41]《歸潛志》卷三，第二七頁。
[42]《歸潛志》卷四，第三一頁。
[43]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前言》，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第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