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败将如林。但没有一个败将因为此生献身足球而又没有遇到好运后悔的。他们前仆后继，用各自的方式和能量在不停地冲击着世界杯。他们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努力下去，总有一天，世界杯的大门会被他们撞开的……
假如以胜负论英雄的话，中国足球连亚洲都未冲出去，更无缘问津世界杯，一支屡战屡败的队伍，是绝对进入不了本书的。但足球队又是全民关注的一支队伍，不写恐怕也是通不过的。
这支队伍从五十年代起冲击世界杯，到八十年代已不知冲击过多少回，但始终被无情地挡在世界杯大门之外。年维泗、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施拉普纳、戚务生……虽然上任伊始，抱负宏伟，中间也喝过胜利的甜酒，但到头来，失败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他们终生喝的是失败的苦酒。“在欢呼声中上台，在唾骂声中下野”，谁也逃不出这个悲惨的结局，难怪足坛人士悲叹：“我们搞足球的为什么命都这么苦呀？”
一九八二年，西班牙在向我们招手！
苏永舜带领中国足球队向世界杯发起冲击。在亚洲区外围赛中履艰历险，终于出现了希望。这年的一月十日晚，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与新西兰足球队相遇，不幸被新西兰队把去西班牙参加第十二届世界杯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夺走了。
苏永舜和他的中国足球队失去了一个唾手可得的良机。在一片责骂和埋怨声中，他登上了去加拿大的班机，去与思念他的得了绝症的年迈母亲团聚。起先迫于生计，后来是寻找不到机遇，苏永舜壮志未酬，成了一个游子，在国外孤寂地游荡。
四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墨西哥又向我们招手！
接替苏永舜出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曾雪麟雄心勃勃，向第十三届世界杯发起冲击。应该说，本届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又使中国队遇上了极好机会：国际足联将亚洲区分为东亚和西亚两个赛区，各出一个队进军墨西哥。小组第一阶段中的三个对手：香港、文莱和澳门，都不是劲旅，人们的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
在第一阶段，中国队要与对手进行六场比赛，前五场的形势对中国队极为有利，五月十九日与香港的第六场比赛，只需战平，就可进入下一轮。而从以往的战绩看，我们还从未输给过香港队。
五月十九日，人们期待着、谈论着，带着喜悦，带着自信，带着一个民族摆脱重压的历史感、责任感！
但是，历史却开了个无情的玩笑：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晚二十二时二十五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声悲哀的长哨，冷了多少人的热血，吹散了多少人的希冀和梦幻！一比二，这令人诅咒的比分，又一次使中国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的美梦破灭！
在体育场上，在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屏幕前，人们本来指望看到中国队队员欢呼雀跃，然而，人们看到，那忘情欢呼的却是香港队的队员！
对于曾雪麟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仿佛是一场梦，一场噩梦。噩梦醒来，却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又一个四年过去了。一九九○年，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在意大利举行，罗马向中国足球队敞开了大门。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亚洲区外围赛中，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相遇新加坡。虽然我们与阿联酋角斗时，出现了“黑色三分钟”，反胜为败，但到外围赛赛完第四轮之后，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下一场阿联酋若赢不了韩国，而我们击败卡塔尔，我队就可出线了。这时，韩国已稳获出线权了。人们都担心韩国“放水”，不良赛风再次坑害我们，赛前年维泗就找到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比赛出现了这种情况，希望亚足联密切关注最后一轮赛事，施加影响，保证不再出现八年前沙特那种‘让球事件’。”维拉潘约韩国足协副主席吴皖健先生谈了话。吴先生很严肃地表示：“韩国队不会忘记代表国家的尊严，何况这场球我们国内千万人将要看到我们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怎么会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呢？”事实上，韩国人是遵守自己的诺言的。为了奖赏中国队进军罗马，香港大亨霍英东亲自赶来助战，并许以五十万元港币的巨款作为奖金。但遗憾的是，场上又一次出现“黑色三分钟”，在最后关头，中国队鬼使神差地败在从来没有赢过我们的对手卡塔尔队脚下。快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差一步，中国队未迈进罗马的城门。本来有希望成为英雄的中国队主教练高丰文，顷刻间，又成了千人唾万人骂的败将。
两年之后，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又给了中国队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国队面前出现了可喜的曙光，只要战平韩国队就能拿到去巴塞罗那的“通行证”。人们说，“徐根宝离英雄只有半步之遥”。徐根宝还是冷静的，生怕场上再出现过去的那两个“黑色三分钟”，赛前一再告诫队员。可谁知，他的球队却出现一个开场“黑色九分钟”，一连被对方灌进三个球。刚开战，韩国人就断了徐根宝通往巴塞罗那的前程。徐根宝傻眼了，中国球迷傻眼了。徐根宝成了中国“最短命”的一位主教练。
两年后，中国队头一次由洋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率队去冲击一九九四年的第十五届世界杯赛。这位被输怕了的中国球迷视为“救世主”的施大爷，神气而去，惨败而归，一夜之间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成为中国足坛上的第一个洋败将。
一九九八年，在法国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杯球赛，成为中国足球队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机会。戚务生是这次冲击行动的“主帅”。但他的结局比他的前任们更悲惨。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足球向世界杯、奥运会发起过九次冲击，除了高丰文做主帅时冲进了汉城奥运会之外，其他八次都屡屡败下阵来。中国球迷，还有千百万并不迷球的观众，一次次满怀希望，带来的却是一次一次的失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而且，有几次，中国队不是败在强队脚下，而是阴沟翻船，输给了弱队，简直输得莫名其妙。中国球迷悲痛欲绝，什么难听的话都骂过，悲到极处，甚至失去理智的控制，发生了诸如“5·19”之夜的“骚乱”。到了近些年，球迷闹事的事是不多见了，我们认为，一是他们失望到了极点，对中国队的一输再输，似乎有些见怪不怪了；二是随着新闻媒体对足球报道的增多，尤其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电视现场直播，使我国球迷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欣赏水平也大大提高。常听人说，中国大地上已出了一大批“球迷学士”“球迷硕士”，甚至“球迷博士”，球迷们的水平已一点儿也不亚于任何一个足球强国的球迷水平。可以说，球迷的水平与中国的足球水平相比，已超前发展。看了世界杯的精彩决赛，他们感到足球是一门艺术，中国队差多了，确实技不如人，不服不行。他们对中国足球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怒其不争，深深地为中国队失去一次次走向世界的机会而怨恨、而惋惜。有的球迷曾向我们说过，中国队每次失败之后我都发誓，今后再也不看足球了，但发誓过后又忘记，到时还是憋不住要看。是啊，凡是炎黄子孙，谁不期望中国队急起直追，早日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美好愿望呀！伟人邓小平一生爱好足球，他在政治上的几落几起，都可以在足球场上反映出来。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发现他每次复出之后，都会出现在足球赛场的看台上。第十三届世界杯赛期间，笔者见到他的女儿、画家邓林，问她：“你爸爸看球吗？”她说：“每天都看。我问过他，爸，你看球紧张吗？他说，又没有中国队参加，紧张啥子嘛，欣赏欣赏罢了……”伟人“球迷”的心，也紧紧连着中国足球呀！
谁都知道，惨败之后，最痛苦、最悲惨的还不是观众，而是球队自己。
“5.19”事件之后，笔者曾夜访从香港归来的曾雪麟。他的这个家，“5·19”前，笔者与他的侄子曾宪梓一道去过一次。那时，曾雪麟带着队伍在外地，是他的夫人陈孝彰接待的。陈孝彰是我国女子体操队的教练，整天忙队里的事，连自己的两个孩子都顾不上管。孩子小小年纪就脖子上挂把钥匙，甚至有时考试都不及格。笔者问她：“曾指导怎么又抽上烟了？”她无奈地摇摇头，很宽容地说：“带队负担重，压力太大，抽就抽吧。”她接着向我们痛痛快快地诉说了压抑在内心的苦处。她说：“他一忙，就把我和这个家全给忘掉了。有一次在昆明，我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让他马上接电话。他一边点头，一边还跟队员说他的事，干脆把接电话的事忘个一干二净。后来，人家又去叫他，他才想起来，接了电话问：‘是谁呀？’我生气地说：‘还有谁呀！’他问：‘有什么事？’我说：‘问问老伴儿是死还是活，不行吗？’”她又对笔者说：“儿子在部队踢球，他从来没有指导过一次，他才顾不上孩子呢？……”曾宪梓是个“超级”球迷，他用带着浓重客家乡音的话语，安抚陈孝彰。他说：“婶婶，叔叔的担子太沉了，多理解，多谅解他吧。”陈孝彰爽朗地笑了，她自己就长年累月顾不了家，心是与丈夫的心相通的。那之后，她与丈夫还双双被新闻单位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她理解丈夫，支持丈夫，丈夫的事业，也是她追求的事业。陈孝彰快人快语，而且会做一手好菜。我们在一起边吃边聊，从她与曾雪麟相识到相爱，从她的体操情到曾雪麟的足球情，一直聊到痛快才分手。
笔者这次夜访曾雪麟，客厅还是当年笔者与曾宪梓一起去拜访时的那间小厅，桌子还是我们一道吃过饭的那张桌子，灯还是那盏灯，但他的妻子陈孝彰已被一场疾病突然夺走了生命。妻子死在医院时，他还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忙事。在妻子灵前，他哭得昏厥了过去。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事业，失败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先他而去了。沉重的打击，使他一下子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更密集更深刻了，头发也苍白了许多。
回忆是惨痛的——
五月十九日，天下着雨。终场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休息室的。没有往日的生气，我和队员们都低垂着头。我只听到撞击大铁门的声响和“曾雪麟滚出来”的愤怒的叫喊声。我也不知道谁带我们从主席台那边出的场。我们在雨中上了车。车刚启动，成千的球迷就边喊边冲了过来。差一点我们就出不来了。如果真被球迷包围起来，还不知有什么后果呢！回到宿舍，我面对天花板躺了七天七夜。时不时有人过来安慰我，可我什么也听不进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两眼直愣愣瞧着白色的房顶……那几天隔壁办公室的电话没有停过，都是球迷打来的。球迷们有气没处撒，不骂我骂谁呀！不恨我恨谁呀！香港队，过去从来没有赢过我们，实力比我们弱，那场球踢平我们就行了，谁也想不到我们会输。而且，是在自己家门口输的，阴沟翻船呀！宿舍隔壁的办公室里，张俊秀一直代我受过，帮我挡驾。我听张俊秀在电话里直给球迷们认错：“我们也同你们一样难过，我们接受你们的批评。噢，曾指导，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沉痛，不打扰他好吗？我代表……”唉，老张一直在养伤，都快成残疾人了，十多天前才来当领队，就赶上这个倒霉的“5·19”。我心里真难受，我应该到球迷中去，要骂要打，都由我来承受……张俊秀推门进来了，他来安慰我：“老曾啊，别过分伤心，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失败，这就是足球啊！”我心里感动，但说不出话来。楼外，球迷还在高声喊叫：“曾雪麟滚出来！”我理解他们，他们太爱我们这支球队了。平时训练时，那些球迷在中午就顶着盛夏的太阳等在运动场旁，每堂课都把足球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训练完，运动员洗澡去了，他们仍不肯离去，围在我身边问这问那，甚至还出出点子，谈谈看法。他们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蒙受今天的耻辱？我说，还是让我出去，我应该向他们承担责任。但队里没有让我出去，年维泗出面代我去会见球迷……
回忆到此，曾雪麟眼里含着热泪。他感叹道：“是年维泗推荐我出任主教练，输了球又让他去代我受过，心里真不是滋味呀！”
与球迷同时涌到中国足球队住地的，还有雪片般的来信：
“战而不胜的中国足球队教练队员们，谢谢你们，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放弃了进军墨西哥的机会！”
“我们等了四年，四年啊，一千四百六十天！四年以后，又是一片哀歌，这真是神州足球的灾难！”
“你们不是中国队，你们是中国失望队！”
“曾雪麟，你怎样向国人解释？”
其实，无须解释，作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他理所当然地要对这场惨重的失败负责。体育竞争，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注定要默默地饮泣，品尝苦果！
对于曾雪麟，这苦果只有一个：辞职。
曾雪麟回忆说：
我躺在屋里反思的那些日子里，有人传达信息，领导叫我辞职。辞职就辞职吧，我想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给国家，给人民，丢了这么大的丑，不辞职以谢罪，还有什么出路呢？出路只有一条：辞职！但说心里话，我真不甘心就这样辞职。将功赎罪不行吗？我觉得这支队伍是很有希望的，一九八四年，我毕竟带着这支队伍夺回了亚洲锦标赛的亚军，这是我国足球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最好战绩呀！我不甘心就这么退出足坛……不甘心是不甘心，但我只能以辞职来平民愤、息民怨，以换取中国足球的新生。一九八五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早他四年成为败将的旅居加拿大的苏永舜，给年维泗写来了充满同情和友谊的长信，他在信中说：“此时此刻，我千言万语亦难解他思想上的苦恼，愿他尽快平息内心的痛疚……”
是的，刺心的痛疚，长久地折磨着鬓发斑白满脸皱纹的曾雪麟。
足球，寄托着他的一腔爱国情怀，足球寄托着他的美好希望，足球就是他的生命！
一九二九年，曾雪麟出生在泰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
一九三六年，他七岁了。一天晚上，爸、妈把他和六岁的弟弟叫到一块儿，对他们说：“孩子，我们祖先有句俗话，叫‘望子成龙’。我们这辈人就这个样子啦，但希望你们有出息，将来干点大事儿，我们想把你们送回国去，跟祖父好好念书……”
雪麟和他的弟弟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啊，听到要离开爸、妈，哥俩抱头大哭。妈妈流着泪为他们打点衣物。夜深了，妈妈从颤抖的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塞在雪麟手里，说：“麟仔，拿着它，万一有什么事儿，把它卖掉，应酬应酬，路上……要……保重！”
第二天，爸爸把他们嘱托给一位水客，两个孩子逆着父辈漂流的路，去寻找自己的根了。
在悲痛和颠簸中，雪麟和弟弟在舱位上昏然入睡。一觉醒来，妈妈给的那枚金戒指不知被谁偷去了……就这样，在惊慌、恐惧的折磨下，历尽千辛万苦，他们回到家乡梅县，在祖母膝下读书。
一九四九年初，祖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时，已经高中毕业的曾雪麟，接到从泰国发来的一封电报：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大陆，速回泰国，并寄来旅费。
祖国就要解放了，曾雪麟和几位同学一同来到香港，准备从那儿返回泰国。但，当其他朋友已飞回泰国时，曾雪麟却留在香港。三个月后，广州解放了，新生的祖国所发生的伟大变革，深深吸引着他那颗好奇的心，他未遵父命回泰国，反而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到广州。那时，正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在广州招生，曾雪麟报考合格。从此，一位海外归子的心，随着解放大军的脚步一起迈进。
一九五二，西南军区成立足球队，把曾雪麟选来当了守门员。他的足球生涯从此开始了。
那天，他们正在球场上与来西南表演的国家队进行练习比赛。
当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还有其他首长，来到球场边观看。贺司令员非常关心西南军区体工队的建设，常来这里看比赛、看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谈心。这些兵，非常喜欢他们的司令员。
比赛正紧张进行，国手们大军压境，直逼曾雪麟的球门。著名国脚史万春三晃两带，奔入禁区，起脚劲射，曾雪麟奋力跃起，将球击向空中，自己却闪身坐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史万春冲至门前正欲打门，坐在地上的曾雪麟却腾跃而起，老鹰叼食般将球扑住！
“哟，这娃子不错嘛，像长了弹簧！”
贺司令员高声赞道。
从此，曾雪麟出名了，人们叫他“弹簧球门”，不久即进入“八一”足球队。
一九五五年，曾雪麟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匈牙利学习，贺龙元帅去匈牙利访问，专门把正在国外学习的运动员召集在一起，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干，回国挑大梁，早日把我国足球搞上去。
贺元帅认出了那个西南军区的“弹簧娃子”，亲切地问：“你这娃子守门有进步吗？入党了吗？”曾雪麟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元帅，没有回答，心里却鼓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心劲儿。
一九五七年，这批足球队员回国，曾雪麟来到天津。他虽然不是天津人，却决心把青春贡献给这个城市。他所在的天津队不断成长、壮大，曾战胜或战平不少外国强队。一九五九年，曾雪麟挂靴执教。
他带领的天津队，已成为全国甲级队中的强手。一九六○年，这个队夺得甲级联赛、全国冠军赛的“双料”冠军；一九六五年，第二届全运会，再夺冠军。
一九七二年，曾雪麟告别了第二故乡，来到北京。次年，成为北京队主教练。他的富有成效的“小、快、灵”，使十年动乱后的北京队很快进步，一九七八年，全运会亚军；一九八二年，全国冠军。
一九八三年，他出任国家队教练。
一九八四年，他和国家队员们一起捧回亚洲杯赛的亚军奖杯。中国足球总算向前动了一步，艰难的一步。
记得一九八一年，他到香港参观比赛后取道泰国探亲。与家人阔别了数十年的曾雪麟，来到了埋葬双亲的坟前，百感交集，默默祈祷着：安息吧，先严先慈的在天之灵。如今，祖国已腾飞，你们的儿子正为祖国增光添彩。
增光添彩？啊，“5·19”指挥失当，为祖国人民丢尽了脸呀！辞职！只有辞职一条路了！
五月二十七日，曾雪麟向国家体委、中国足协交了辞职书。
六月一日，本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欢乐的儿童节，首都各大报却刊登出中国足协接受曾雪麟辞职和中国足球队暂时解散的消息。球迷们仿佛解气了，“5·19”的账也仿佛已清算了。曾雪麟孤寂地、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午饭开饭的时间到了，人们拥向餐厅，可是他不敢走进那熟悉的厅堂。今天的餐厅一定会是一座火山，他便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人物。他不敢面对那些冷嘲热讽，更害怕那些好言相劝。真是进退两难，无所适从。这时，电话铃响了，老伴陈孝彰温存地请他回家吃午饭。曾雪麟心里一热，毕竟是老伴，知我者非她莫属！平日里不喝酒的老两口，今日却端起了酒杯。他举起酒杯，眼睛却停留在当天的报纸上：
……这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特别是五月十九日同香港足球队比赛中，对困难与问题缺乏足够的估计和准备，场上出现重攻轻守，宁快毋慢、求胜心切的急躁情绪，临场指挥不当，导致最后失败，痛失小组出线良机。
主教练曾雪麟对于这次比赛的失败，以及带来的不良影响和效果，内心感到沉痛，深感自己失职和负有责任，能力有限，请求辞去国家足球队教练的职务。
自己酿造的苦酒，只有自己咽下去！
曾雪麟一杯杯咽着苦酒。他在回忆，在思索。中国队主要输在心理上，心理上的轻敌，再加上心理上的压力。不管还有多少输球的缘由，但归根到底要怪自己。打平就行，为什么非要来个漂漂亮亮的出线？只有怪自己指挥失当，怪自己缺乏力排众议、独立决策的能力。悲剧的发生有偶然性，但又有必然性，他只能默默地承受辩证法的鞭挞！
曾雪麟辞职后，传言、谣言四起。
“听说曾雪麟辞职后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啦！”
“听说，他自杀了，是从四楼跳下去的。”
曾雪麟倒真的去医院做过一次手术，由于过分悲痛，肝火攻心，眼睛长了点息肉，医生建议他开刀。小手术，门诊就解决问题了。
朋友们感到焦虑不安，去他家看望他。只见他双眼蒙着纱布。他正透过纱布上那豆大的气孔在看长城杯足球赛，边看边在小本上记些什么。
辞职了，但他没有离开足球。
他对朋友们说：
别为我担心。人们对一个失败者的想象力总是丰富的。但，真正的曾雪麟只有一个，我不会寻短见的——尽管有人寄来绳子和刀片。我十分感谢那些对我提出严厉批评的球迷。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我个人，而是我国的足球事业。我知道他们也和我一样痛苦。我知道，他们对我并不过分。他们在信中说，曾教练，别以为我们跟你过不去，对您要求太苛刻。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足球水平还不高，任务还艰巨，我们也不想让你的球队一步登天。但你们太不争气，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形势都丢掉了，就太令人寒心了。说得多么真挚而切中要害！
曾雪麟还给朋友们说起一件往事：输球那天深夜，戚务生心情沉重地推着自行车边思索边走，路上行人稀少，月色清冷。突然一个球迷发现了他，追上来大叫大嚷，于是引来了许多人，大家围观着这位败军之将。戚务生好说歹说都没有用，最后只好一跺脚，对那位球迷说：“走，跟我回家，到家里任你骂任你打，你要打要罚，甚至砸家具都行！”
于是，那位球迷真的跟着戚务生走了，一路上两人谁也不说话，沉默着。家到了，戚务生锁了自行车，刚要开门，不料那球迷却“哇”的一声哭开了，一边哭一边说：“戚指导，我不进去了，我知道你难受，可是我心里也难受啊！”
曾雪麟感叹道：“讲句心里话，我愧对这些球迷。他们的哭声比那些绳子、刀片都更使我揪心地疼。”
更何况，领导也很关心他。七十六岁高龄的宋任穷，在曾雪麟辞职后的第三天就来看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赢了球，我不一定来；输了球，我是一定要来看你们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我们过去打过很多胜仗，也打过不少败仗。哪有常胜将军？要全面评价嘛！这两年足球还是不错的，有进步的。我看了一份简报，群众大多数来信还是鼓励的嘛！要振作精神，要有勇气，好好总结经验。”
“超级”球迷曾宪梓邀请“败军之将”叔叔回故里——广东梅县。将自己捐助梅县中学的教学楼命名为“雪麟楼”。家乡的父老兄弟，像欢迎贵宾一样，欢迎这位失意足坛的亲人，把体育场的一个看台命名为“曾雪麟台”。曾宪梓以他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打算建一支球队，由他的这位叔叔当主教练，拉到国外练兵，为中国足球翻身出一把力。曾雪麟振作起来了，他内心的希望之火被父老乡亲重新点燃，又开始做他的“足球梦”。但当时，足球改革尚未起动，人才流动更是难于上青天，曾宪梓徒有一腔爱国抱负，球队却无法建立起来。曾雪麟曾去香港愉园队任职，还到深圳一家公司当公关先生。旁人都以为他日子过得很舒心。
我们的谈话进行到次日凌晨三时许，最后，笔者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他无奈地摇摇头，心事茫茫连广宇：
在香港愉园当教练，一天也就练两个来钟头，他们不像我们把足球当作一种事业。当公关先生，更是走投无路的无奈。我的心，一直在足球上。中国足球上不去，我不甘心呀！可我的年龄一天比一天老了起来，我报国无门……现在只好哪里请我去，我都去，去了，我就说，“我是败将曾雪麟”，我只能用我的余生去讲我的教训，去讲足球，力所能及地再为我国足球出一点力……
走出曾雪麟的住宅，外面是黎明前的黑夜。笔者想，曾雪麟只是我国足坛败将中的一员。败将各有其失败的原因，但失败之后，没有一个是落荒而走，甘于沉沦的。他们前仆后继，无不在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中国足球的进步，为圆那个迷人的足球梦而默默地奉献着。性格决定命运。中国足坛“炒”教练是出了名的，失败了就撤换主将。高丰文是一个幸运儿，冲击世界杯失败后，痛不欲生。但痛过之后，他喊出了“旗不倒，兵不散”，继续练兵迎接北京亚运会。
一九八九年岁末，笔者来到昆明海埂训练基地，一住就是十天。头一回来云南，朋友们都劝说我们去大理、西双版纳看一看。他们说：“到了云南，不到风景如画的这两个地方看看，你们会后悔一辈子的。”但我们还是留在海埂，与中国足球队一道过年，一道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
每天清晨，高丰文总是头一个来到足球场。在那排高高的桉树下，高丰文微低着头，双手插在衣袋里，一步一步重重地走过去，又一步一步重重地走过来。偶尔，仰起头望望天空。
笔者连日来跟着他踱步。地上的草皮上挂着的那层白霜，酷似高丰文头上的绺绺白发。
“高指导，你想些什么呀？”笔者禁不住发问。
高丰文不置可否地笑笑，说：“你听！”一阵嗡嗡声传进了耳膜，“你看，天上有飞机。”
天上果然有个银色的亮点划过。“你看，它是飞往北京去的。”高丰文自言自语。
难道是低头想足球，仰头思故乡吗？高丰文却如此回答笔者“想什么”的追问：“可以说什么都想，想我们这支队伍的过去和未来，也想训练中遇到的问题，想队员，想……”
队员是可爱的。在新加坡失去出线权的当夜，他和队员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痛苦的难眠之夜。深夜一点多钟，几位队员敲开了他的房门。
“我们来看看您，您不要太难过了。今天我们没有打好，对不起您，辜负了您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能掌握好机会的话，不会是这种结局的。您可要看开点啊，有什么后果，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硬汉子高丰文眼睛湿润了。
“高指导，输了球，我们也还得回去。我们向您表示我们的决心，只要您高指导干下去，我们也还会干下去的。”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高丰文感动地说。他又反过来安慰队员，“球输了，我不责怪你们任何人，你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球到底是怎么输的，希望你们也好好考虑一下，认真总结经验。别低头，别泄气，咱们还得干。从这次失利中，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别忘了，咱们还有亚运会的任务。”
高丰文与队员们眼睛里都闪动着泪水。
高丰文的后面也站着一位贤惠的妻子——王秀文。高丰文不爱喝饮料，只要在北京训练，妻子每次都为他准备一杯热茶。家务事，自然由妻子全包了，连高丰文换洗衣衫都由妻子包揽。有一回，妻子不在家，高丰文自己拿了一件运动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笑话。当高丰文感到天凉，往身上穿时，却怎么也穿不进去，原来他拿的是一条裤子。妻子与女儿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高丰文的足球事业捆绑在一起了。女儿十五六岁时，见到父亲事业上的艰难也曾写信劝过他：“我知道你爱你的事业，你离不开你的足球，让你下来很困难，但你这么干又图什么呢？你退下来吧，像陶渊明一样隐居青山……”不过，待到父亲处于“四面楚歌”之时，已在日本求学的女儿又写信宽慰他，“我很感谢队里那些运动员对父亲的支持，也为我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我不会忘记自己是高丰文的女儿，我一定像爸爸那样做一个坚强的人。”
当高丰文的目光回到足球场时，他就忧心如焚了。一支十九人的足球队，眼下只剩八个队员在场上训练，其中还有两个伤号。其余的队员，有的去打省港杯赛，有的去打亚洲俱乐部杯赛了。自然，那都是十分重要的赛事，但中国足球队的冬训怎么办呢？冬训一个月，队伍也到不齐。
笔者住队十天里，只有元旦下午，见高丰文无急事，邀他到海埂公园散了一次步。
一路上，许多人认出了高丰文，过来让他签名留念。高丰文自嘲道：“中国足球队踢得不怎么样，知名度倒挺高。不管是臭名远扬，还是美名远扬，人们对足球就是这么酷爱。足球真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还是香的。”说完，自己苦笑起来。
我们走到深入滇池二百来米的栈桥尽头，千百只红嘴鸥此起彼伏地在飞翔。
“这些海鸥是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翠湖那边的海鸥比这儿还多，已成为昆明的一大景观。”高丰文向我们介绍道。
当我们对海鸥不远数千里飞来此地感到惊讶时，高丰文说：“不管多远，只要坚定不移地飞往一个目标，目的地总是能够到达的。”我从高丰文的说话神态中，感悟到此语的双关含义。他是借景抒情，在说自己心中的足球呢！
这支球队的领队依然是张俊秀，身有残疾，走路有点瘸拐，人们戏称他为“铁拐李”。他分担队里许多行政事务。迎新年，他还张罗了一个晚会，自己也跳了两支舞曲。当笔者称赞他的舞姿时，他长叹一声：“唉，我是个残疾人，双脚根本就没有感觉，全凭脑子在指挥它们呢。我还跳什么舞呀！我张罗晚会是让大伙乐呵乐呵，调节一下队里的气氛罢了！我们搞足球这个行当的人，不少人身上都留有伤残，老年（年维泗）也是一个。可我们一辈子离不开足球，一是真爱好足球，二也是‘贱’呀，受累受伤挨骂，全认了。”
元旦之夜，笔者与高丰文一道喝了几杯。酒过三杯之后，高丰文站了起来，说：“我们足球是唯物的，站在这个台阶之上，要想捧上一个台阶，不行，要打下去一个台阶，也不行。”
在笔者的印象中，高丰文是一位血性男儿，性格很倔强，不服输。当时，好像心里还憋着一股气、一股劲。当笔者与他辞别时，他说：“等到打完亚运会，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但笔者等来的却是一次更惨重的失败！他饮恨绿茵场，从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位子上消失了。
之后，笔者一直无缘再见到这位“败将”。他一头沉到故乡去办足球学校了。也许，这位倔强的教头，正把他未实现的愿望，寄托到年轻一代身上去了。
被尊称为中国足坛“老佛爷”的年维泗，为中国足球艰难奋斗了一生。从足球娃到国脚，还在匈牙利度过了一段留学的“金色的时光”。正当五十年代末期中国足球水平节节上升时，一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因一次意外的重伤结束了运动生命。此后，他担任过国家队的助理教练，一九六五年起担任了主教练，带领了一支“最有希望和最生不逢时的球队”。“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苦撑了中国足球队的几年艰难局面，待到一九七六年中国足球走上正轨之后，他先后推荐他的老队友苏永舜、曾雪麟出任主教练，后又推荐他的学生高丰文、徐根宝出任主教练。自己却在中国足协主席的位子上日夜为中国足球奔波操劳。当高丰文率队在亚运会上败下阵来之后，这位为中国足球苦苦挣扎、奋斗了数十年的足球“老佛爷”，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面临他最不愿，但又不得不面临的难堪局面：辞去中国足协主席职务。
年维泗在自述里写道：
也许人们可以找到十个理由替中国足球的现状辩护，但我这个足协主席却没有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我只有以辞职来平息我内心的歉疚；
我只有以辞职给我的工作画上悲怆的句号；
我只有以辞职唤起人们对足球的新的希望。
这年年底，他向国家体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恳求辞去中国足协主席之职。
信的全文如下：
委领导：
一九八七年我奉命兼管中国足协工作，本想将国家队任务列为足协工作的重点，“两位一体”，共同努力，必会有助于提高国家队的水平，争取在亚运会上打出个名堂，为国争光。但实践结果令人失望，非但没有取得好的成绩，反而败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为此使我感到非常痛心和不安。
我干了四十年足球工作，足球与我结下了难解之缘，确像是交了一个很有感情的朋友，它曾给予我希望、毅力和勇气，激励着我不断进取和拼搏，然而，近十年来，每到比赛关键的时候，这位朋友总是让我提心吊胆，带给我的不是喜悦和安慰，而是失败的丢人现眼和辛酸与苦涩。在屡战屡败中，我忍受着来自内外的压力，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我曾不信中国足球就冲不出亚洲，我也曾不服我们干足球的人就这么窝囊，但严酷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摧毁着我的信心和意志。我承认我不会借助他人的脚踢出我梦寐以求的光辉胜利。我失败了。
过去良好的愿望和刻意的追求至今已变为泡影，以往的“不信”和“不服”也都成了虚无缥缈的诺言。不过这四十年足球生涯，并非虚度年华，它仍然给我留下了许多全方位的经验和教训，我要进行深入的检讨和反思。四十年的经历，将蓄存在我的心底，而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感谢党的培养和教育，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信任。
在向足球这位朋友即将告别的时候，我要向领导说出我最后的两句话：一、我诚恳地要求免掉我中国足协主席的职务；二、我衷心地希望领导原谅我的失败，谅解我的心情，成全我的要求。我想以这封信权当我的辞职报告，如有不当之处望纠正。
此致
敬礼
年维泗
1990年11月28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年维泗告别足球，奉命到中国棋院上任。笔者到棋院拜访过一次年维泗。看到这位离开喧闹的足球场，到静静的棋院担任党委书记的足坛老将，心里难免有几分酸楚。年维泗闭口不再谈足球，我们只是聊了一阵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活到九十岁仙逝，蒙冤大半生，为人刚直不阿。母亲是位精神病患者，九十九岁还活着。作为儿子，由于为事业而奔命无暇照顾两位老人。生活的担子都压到妻子帼会身上，他深感内疚……虽然我们谈话中没有一个“球”字，其实，字字句句都离不开那个他为之献身的圆圆的黑白相间的足球。
此后，我们偶尔在鱼塘相见。他爱好钓鱼，常参加钓鱼比赛。有一回，他拿了第一，笔者向他表示祝贺，他苦笑道：“唉，钓鱼倒行，可是球不行呀！”
此生他是离不开那个球的。无论他在何处，也无论在何时。
年维泗离开工作岗位后，写了一部数十万言的《欣慰与悲怆——我的足球生涯》。这是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充满悲壮色彩的足球回忆录。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在《序》中写道：“是一部中国足球的奋斗史、悲欢史、心灵史，它对当今中国足球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值得借鉴的作用。”
中国足球败将如林，但没有一个败将因为此生献身足球而又没有遇到好运后悔的。他们前仆后继，用各自的方式和能量在不停地冲击着世界杯。他们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努力下去，总有一天，世界杯的大门会被他们撞开的。何况，眼下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国家体委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然，足球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矛盾层出不穷，问题和隐患成堆。但只要有人骂，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他们依然在困境中前行。等到胜利之日，我们的这些吃足苦头的足球败将，又将成为人们崇敬的英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为中国足球的腾飞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