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左宗棠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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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仕途坎坷有奇谋(3)

果然不出其所料,7月底8月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由河南分支南下湖北黄安、麻城一带,武汉震惊。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左宗棠在湖广总督幕府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左宗棠的野心可谓暴露无遗。

9月,当太平军占领江西九江,继续西进时,左宗棠又敦促张亮基调兵遣将,进一步加强田家镇的防守。清军在田家镇编造巨筏,横列长江江面,筏上安置大炮,分派部队日夜驻守。

然而,左宗棠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到田家镇的战斗,便怏怏离开湖北,回湖南湘阴去了。

1853年9月13日,朝廷谕令张亮基出任山东巡抚,原闽浙总督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

欲发达再入湘幕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思右想,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辞“经手家务,不能远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隐士。与他一同辞归的,还有湖北监利的王柏心。王柏心,字子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是一位既有计谋,又很有远见的人。张亮基赴鲁之前,曾写信与胡林翼说:自己从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转赴山东时止,军政各务均“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由此可见,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时,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

骆秉章(1793—1867),字吁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被道光皇帝称为“持正无私”之人。

这位新任巡抚骆秉章与左宗棠也有一定的渊源。他自1850年起即任湖南巡抚,1852年张亮基奉旨抵达湖南接任巡抚后,仍暂留长沙,办理防剿事宜。左宗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的。后来,骆秉章调署湖北巡抚,于1853年2月26日抵达武昌就任,左宗棠则于三天后也随同张亮基一起来到武昌。同年4月5日,骆秉章离鄂赴京,4月25日奉旨署理湖南巡抚,随即回湘接任;9月13日,改为实授。左宗棠则于10月从湖北辞幕返回湖南。这样,左宗棠第一次幕湘与移幕湖北,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是在骆秉章的手下开展活动的。

骆秉章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与布政使、按察使联名,派人携带书银入山邀请左宗棠出山入湘幕。

第一次派去请左宗棠的人是骆秉章幕中一位姓郑的司马。左宗棠收下书信,退回了钱财和礼物。左宗棠送郑司马出山口,托郑司马在巡抚面前转达他不敢应命,请多多包涵。但骆秉章并没有死心,第二次便以湖南巡抚与布政使联名,带重金去聘,左宗棠仍然推辞,坚持不再出山。

出乎左宗棠意料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当。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1854年2月,太平军西征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二十多公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于1854年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六年之久。

在此期间,骆秉章对左宗棠亦“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均交左宗棠一手包办。而左宗棠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那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给饷。这样,太平军被限制在长江下游,而湖南境内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清朝的历史上,湖南长久以来均是个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赋税收入有限,有时竟赶不上江浙的一个大府。而当时,湖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渐提高,而这一转变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军政的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经世”活动,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在左宗棠刚入湖南幕府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他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将原来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饱私囊的部分钱财改为法定的军务附加税,一律归公,附加税的数额比原来官吏们多收、浮收的数额低,这样,每年全省的税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负担却减少了;二是设立局长,征收厘捐,也即收商业贸易税。从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设局抽取盐厘、货厘,接着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设厘局,每年共得厘金80万两至120万两,这些税收全部用于军饷。左宗棠曾用这些税收为曾国藩的湘军增建战船,接济粮饷,从而为湖南防务和操练湘军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军军威正旺,所到之处,所向披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封建官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则提出了“欲遏贼势,先固民心”的主张。“固民心”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鼓励地主士绅组织团练。因此,他与团练大臣曾国藩一起,在湖南城乡广办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清王朝“制乱”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借以“补兵力之不足”,然而所办团练往往被地主豪绅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转而抗粮抗官。而左宗棠、曾国藩等在湖南办的团练,则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们将“团”与“练”分开,而着重在“团”,主要是清查户口,实施保甲制度。乡团之外,尤改族团,强调“练团必先练族”,还特别刊发乡团执照、族团执照,“凡离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时的局面较之以前大有好转。

遭构陷因祸得福

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清王朝的吏治十分腐败。而湖南的“吏治之坏,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谨,一任门丁书役多方诈扰,以致是非普乱,纲纪凌夷”。州县官吏不仅贪污成风,而且由于文法烦苛,普遍“因循讳饰”、“讳盗纵盗”。对此左宗棠认为,封建国家统治力量的强弱,关键“视乎用人行政”,任用“贤能”则治,“奸庸”则乱。湖南各州县“匪盗”虽多,但比之“良民”究属极少数,只因平时“官非其人”,以致吏治不修。根据他的了解和考察,湖南的州县官吏“稍可放心者不过五分之一”,因而非大加整饬不可。于是,他与张亮基、骆秉章连续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勒恤民隐,严锄匪类”的廉官,则分别予以保奏,破格晋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锋芒,无论是在政治上、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声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对他也愈来愈重视了。

1856年,清廷破格提升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与此同时,朝廷内外的许多高官名臣相继举荐左宗棠,说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时,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说:“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极端。”咸丰皇帝令他转告左宗棠“出为我办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声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樊燮(xiè)事件”,从而使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发生了急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