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你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按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啦，”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样拿两三万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
石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很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五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石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石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石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石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他听。
石大哥说：“这个广州佬讲的是对的，香港人在这边一般每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就是这样的。”
石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石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而是我觉得很多了。
石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里只拿两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石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石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秦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秦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秦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全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三十一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你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你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见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也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五百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要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之类，整天累死人了，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听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