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南箭亭子，又叫盟公署家属院。小时候，我以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座盟公署，并有红砖尖角砌成的花畦子，里边栽胭粉豆和鸡冠花。后来我去过的地方都没有盟公署，我觉得赤峰很落后，还没有把盟公署改成县政府或者省政府这样更好听的名字。夏天，盟公署的楼里面凉快，我只去过一楼。我妈在一楼北侧上班，我没去过二楼和三楼。小时候我胆小，我常想上二楼三楼看看，没敢。很多人从二楼和三楼走下来，他们眼睛盯着脚下的水磨石楼梯台阶。我想问这些大人在二楼三楼干些什么，没敢。
为什么叫“南箭亭子”，我更加不清楚。那时候没有写大文化散文的人，一个儿童憋在心里的所有问题全都得不到解答。锡拉胡同跟西拉沐伦河有关系吗？不知道。北京昌平的劈李村是不是霹雳村的变音？不知道。头两年看到一份清代的城防图，才知道清兵在每个城市都修东西南北四个箭亭子，它是武备库。
我们南箭亭子家属院大啊，我家住在最后一栋。再后边是一个大坑，土下尽是尸骨，又叫和尚坟。谁在这儿杀了这么多和尚？大坑边上有一座水文站和军械修理所。
从我们家往南看，是一排排房子的后背，白泥墙，红瓦，每栋都住四户人。我认识的人限于倒数第三栋。然而我年龄越大越想知道盟公署家属院到底有多少栋房子。困惑得迫切之际，我在梦里数，一栋、两栋……总也数不清，总被不知哪栋跑出的小孩把我打跑。今年过年，我在我妈家附近见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人，他开一家巴林石商店。见了我，他滔滔不绝说他偷走了我家多少小人书，有《黑虎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特气愤，我小时候有两皮箱小人书全都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小人书下落的人。我问他，咱们南箭亭子有多少栋房子？他说11栋，我在脑子里却恢复不出11栋的影象，有如无限栋。每栋房子他都说出一个标志性人物——罗锅、小儿麻痹症、瞎子……他说我小时候跟一个女瞎子（小孩）最好，领她晒太阳，给她念小人书，送给她樱桃吃。他说这个瞎子是姐俩儿，妹妹不瞎。瞎的姐姐长得特好看，脸是粉的，脸上每天都带着笑容，我还给她缝过袜子。（我小时候还会缝袜子？）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印象中的瞎子脸上都没有笑容。没什么可笑的。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见到脸是粉的，每天都有笑容的女瞎子，我还会给她樱桃吃。沈阳的樱桃有两种，一种叫大灯，另一种叫红灯。名字起得特有意思。
卖巴林石这个人从小就是小偷，他并没因偷我小人书而愧疚并送我一块巴林石。他的话激活了我的一部分回忆。好多事像显微镜下的病毒一样蠕动起来。
最鲜活的记忆都跟“文革”有关。
“文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件愉快的事是满街的传单。其实我们不怎么认识字，但再不认识字也认识二十多个常用字。“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打倒刘、邓、陶！”十个字。加上厕所用的“男、女”两个字，再加布票的尺、寸，粮票的斤、两，汉字的一到十，已经超过二十多个字了。我们刚上学，但已经不教字了。不上课，随便闹。一般人把持这三十来个字也照样度过一生，加上自己的姓名，够用了。几年前我跟小学同学聚会，他们早已下岗退休，说上学没学着啥，就认识二十多个字。现在布票和粮票都不用了，所识的斤两尺寸都没地方用，不如不学。一人说，认得“此处不得大小便”几个字还是有用，大家说有用。同学说，原野认的字最多了，认识好几百字吧？特羡慕我。我点头，像百岁老翁一样，当即给他们写下几个复杂的字，李煜的煜，道衢大道的衢，他们歪过头来看，染过的头发根整齐露着两毫米宽雪白的头发。
花花绿绿的传单塞满了我们的兜，红纸的，绿纸的，黄纸的传单印满了“打倒”与“拥护”的字。纸很薄，像糊窗的高丽纸。我们拿传单互相交换，换颜色，内容写啥我们不知道。想得到最多的传单，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文革”初期，哪儿人多？贴大字报多的地方人最多。人们除了读大字报之外，还辩论。辩论最有意思，他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辩一些充满奥妙的事情，诸如娄山关兵团是不是照天烧战斗队的走狗，全无敌兵团与独立寒秋大队谁是保皇派？“娄山关、照天烧、全无敌、独立寒秋”都出自毛泽东诗词。“文革”中唯一允许被使用又有文采的词与词组都出自毛的诗词。他不仅派工人造反者接管报社、电台、学校这些上层建筑的领导权，派军人接管政府事务，号称“工军宣队”，还以他的著作“红宝书”取代了除课本外的一切印刷品，所以人们在使用字和词的时候，都超不出他所提供的范围。一个人统治了字，也就统治了人的大脑甚至声音，更不必说其他了。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反动组织八·一八血战到底！”
“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打倒橘子洲头战斗队。”
就在人们这样激烈述说的时候，“刷——”，空中开放一个彩色传单的花朵，我们蹦起来抢，在大人的脚下捡，免得这些传单被踩脏了。一场辩论过后，洋沟里全是传单。下一场雨，积水把传单的颜色泡下来，有深红或深绿的小水洼，特好看。传单被水泡白了，如死鱼一样漂着，没人捞。
辩论和撒传单这样有趣味的事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变成了武斗。我这个年龄没经历过武斗，参与者是老三届的学生、工人和干部。
学生虽然在“文革”中最积极（毛泽东首先在学生中发动“文革”），但他们在武斗中净挨打，体力不行。我家邻居刘国权、刘国瑞家是赤峰市最有名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总部。武斗开始后，从他们院子走出一队又一队穿绿军服，系武装带的男女学生，红袖标写着“造反大队”。晚上，他们带着一半伤员回来。伤员或被背着，或把胳膊放在两人肩膀上被架着，鼻青脸肿地回他们家开会养伤。我们家属院大，人多，上下班跟市场似的。这些伤员走两步，停下，举起胳膊喊：毛主席万岁！抬他或架他的人也停下脚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一个人躺在门板上，两人抬他。他鼻孔塞着棉花，被血浸为炭色。眼皮肿得睁不开了，他欠身喊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不知道的以为他被刘少奇打成了这样。他张嘴喊口号光看见舌头动，牙都没了。
最激烈的武斗持续一两个月就被军队弹压住了。革委会说：“造反有理是革命行动，无政府主义是反革命行动。”虽然它们是一回事，但这么一分，就分出不少反动组织。隔壁的“造反大队”是该组织之一，他们消停了。
武斗过后，赤峰街的玻璃全没了。那时分，赤峰的玻璃原本就不多。老百姓以白纸糊窗户，政府和学校才有玻璃。穆日根领我去赤峰蒙古族中学看玻璃，所有的窗户都像露着尖牙的兽嘴，玻璃全碎了。商店和政府的玻璃也完蛋了，只有军分区的玻璃完好。他们有战士站岗。其实，并不是武斗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武斗是人与人殴斗；玻璃有专人去砸。比如赤峰水利局学愚公战斗队，组团持大棒子去赤峰广播电台砸玻璃，以示对该电台风雷激战斗队的蔑视。风雷激战斗队当然也要派员扫荡水利局的玻璃。剩下的玻璃是小暴民砸的。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院的红子，领贺太瑞、木兔子、三相、三虎和我上赤峰二中砸玻璃。三相和我不敢去，红子说没事儿，学校空了，没事儿。我们到二中，教室玻璃基本上全砸碎了。红子领我们围着一幢幢教室转，偶尔遇到一两块没砸的玻璃，我们如获至宝，相互礼让，站玻璃二十多米外，飞石砸。谁砸不中，由第二人接着砸。石块击中玻璃，“啪——哗啦”的声音使我心脏被攫着松不开，特惊恐。我一块玻璃也没砸，不敢。我只把一块小石子丢向已破的残玻璃的狼牙上，没中。我明白红子、徐三、二民他们为什么喜欢到学校去——学校玻璃多，南北都有玻璃窗，他们砸着过瘾。
造反大队成了反动组织之后，他们在军分区门口发动了一场静坐绝食行动，吸引了我们院的全体小孩全去观瞻。我们先打听“绝食”是什么，就是不吃饭。静坐就是坐着。我们先以为这没啥看，不吃饭与不拉屎一样，没什么新意，其实好看。这帮红卫兵战士初中生多，女的多，着绿衣绿帽，军装。他们把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端在胸口，坐在军分区西院的门口。女红卫兵扎半尺长的小辫，头上扣绿色军帽，被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晒得脸庞通红。军人不理他们，从边门出出入入。造反大队的人隔一会儿唱一首歌，壮声势。他们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我们呃共产党昂人”。我们也会唱，跟着唱。盟公署家属院的小孩把静坐的人围成一个圆圈。红子他们以为大伙儿静坐一会儿就进军院分区西院砸玻璃，军分区办公楼那么多的玻璃一块都没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着不对劲儿，连我都想砸。晚上，红卫兵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噢泽呃东”。这首歌抒情，与天上的星星配套，他们唱了三四遍之后，女的低头哭泣，也可能饿的。后半夜，军人给他们披军大衣。大衣少，两人或三人披一件。那时候能披上军大衣是何等荣耀，这帮人高呼——亲人解放军万岁！他们原本想让司令写个条，说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反动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司令不写。军人说司令是老红军，手指头在抗美援朝时全炸掉了，写不了字。隔一年我问司令的儿子，你爸手炸掉了吗？他说炸掉啥？他爸最大的爱好是织毛衣，手特灵巧。但他爸不认字，闭着眼睛听人念文件。绝食那天晚上不到九点，我被我妈叫回家睡觉去了。我们院跟造反大队坚持一宿的小孩说，后半夜，红卫兵由男的和男的披一件大衣改为男女合披大衣，他们用大衣蒙着脑袋亲嘴。我们院的大人（白眼狼他爹）说，亲嘴？那是饿的。人饿了就亲嘴——这个观念顽固地留在我脑子里，看到电视里的男女亲嘴就觉得他们饿了，相濡以唾沫。白眼狼他爹是林业局的工程师，真是一个幽默的人。
第二天，红卫兵一个接一个晕倒，被他们家里人背回家吃饭去了。之前，军分区卫生所的军医给每人发药吃，说防饿，让他们坚持住。有一个大夫跟红卫兵要了一片药，嚼嚼吃了，说这是酵母片。吃饱了撑着才吃这种药，加快胃的消化力。这个大夫把此事写成大字报贴在军分区门口，观众看了都说解放军真他妈损。军人开始给他们发面包。面包的香味太强烈了，我们离十米多就闻到——麦子的、烤制的、松软的香味像蜜蜂在人们头上缭绕。造反大队这帮人不吃，用手攥着面包，天黑了偷着吃。结果，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卖樱桃的九十多岁老头儿也来静坐，八戒他妈敞怀静坐、露出一尺长的鞋底子奶。他妈夏天常年敞怀，我们院人都看习惯了。别人妈哺乳露出乳房是白的，他妈乳房褐色，跟乳晕一个色，晒的。军人一看发面包把穷人都吸引来了，榆树林胡同瞎老婆子也让孙女扶着来这里静坐，军人用半导体喇叭宣布不发面包了，人不散，军人最后说一人发一个面包必须散，所有的人手拿面包恋恋不舍地散了，我也领到了一个面包。
绝食静坐之后发生的吸引人的事是烧戏装。“文革”最初口号是打倒封、资、修。赤峰街太小，没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譬如英国大使馆与莫斯科餐厅，仅有的一点封建东西就是京剧团的戏装，帝王将相穿的衣服。烧戏装那天，京剧团的造反派先敲锣打鼓，围观的人够了之后，他们就用棍子把戏装从戏箱里一件件挑出来，“封建走狗窦尔敦的衣服”，浇汽油烧，火苗从下往上爬，吞噬手绣的锦锻，一会儿就烧没了。封建走狗杨四郎的衣服，封建女走狗穆桂英的衣服，萧太后、佘太君、楚霸王、娄阿鼠，全都是走狗。最后他们拿出皇帝穿的蟒龙袍，金黄色锻子上绣九条龙，镶着珠子，“这是封建总头子皇帝的遮羞布”，龙袍扔地下，邀大伙儿上前踩。我想上前，根本沾不上边儿，除非长一双八米长的腿。我爬上树看他们踩，各式的鞋和脚在龙袍上跺，那真是践踏。踩完的人容光焕发，像换了个人一样，喊：“我踩龙袍了！”比他妈把他重生一遍还高兴。我估计这样的高兴当年跟湖南农民运动参与人的同出一辄。如果，你把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最珍贵的象征物拿出来任人践踏、嘲笑，那么，所有底层的人都跟你走。“文革”从“文化”开刀，谋划深焉。把文化翻过来践踏，所有的人都毫不费力地察觉神圣大厦已经倒塌，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还看到了他们烧凤冠，当然这只是戏装。冠上众多的红绒球全都颤颤巍巍地摇晃，不知道怎么制作出来的。
砸完玻璃，静坐和烧掉戏装之后，“文革”才进入正文，也就是实施暴力——抄家，关押人，以及打伤打死人。那时候，牛鬼蛇神全落网了，开始一一收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