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把杨救贫们视作纵横天下、放歌山水的行吟诗人。只不过，他们的诗不是七律而是八卦、不是文字而是砖木罢了。
被称作“救贫仙人”的杨筠松，祖籍山东窦州府，十七岁登科及第，官拜金紫光禄大夫之职，掌管琼林御库。因为黄巢起义军破城，他携御库秘籍出逃于京城长安。随大批南迁的客家人，一路跋山涉水，寻龙捉脉，辗转来到赣南。兴国县三僚村曾氏族谱记载了杨筠松与曾氏开基祖结为师徒、云游天下的经过。这位“救贫仙人”念及徒弟曾文辿终非终老林泉之辈，便亲自为其卜宅。
在他眼里，“僚溪虽僻，而山水尤佳，乘兴可登眠弓峻岭，健步盘遨独石巉岩，赏南林之晚翠，观东谷之朝云，览西山之晚照，听北浦之渔歌，临汾水龙潭而寄遐思，卧盘龙珠石以悟玄奥，耕南亩以滋食，吸龙泉而烹茶”。尽管，三僚村独特的地形构造很像堪舆用的罗盘，而且以上提及的三僚八景也是按东南西北有规律地排列的，颇为符合八卦的方位，然而，我原本就无意在这里探究风水学说，凭着记载在族谱里的这段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字，我更愿意把杨救贫们视作纵横天下、放歌山水的行吟诗人。只不过，他们的诗不是七律而是八卦、不是文字而是砖木罢了。人们不仅要在他们的诗篇里寻求精神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诗里生活起居。
三僚及江西众多古村建舍择地所取的地理环境，让我相信，尽管风水学说渗透了迷信思想，但是，既然它破土于重视建舍的深厚的传统习俗，那么，势必也包含了对建筑环境的重视和关心，体现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客观需要。同时，这也是人类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避凶趋吉心理的必然反映，涉及到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等。恕我冒昧，当我的思想情不自禁地栖息在救贫仙人描述的那么优美的景致里时，我甚至怀疑，当初三僚地方首先撞开这位堪舆先生心扉的，恐怕正是它的多情山水，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八卦”。所谓“活脱脱风水罗盘”很难说不是后人的牵附。无可否认，风水学说对民间古建筑的影响是深刻的，我置疑的仅仅是指人与自然遇合的瞬间，能够支配人的选择的究竟是什么。
——难道不是拥南亩的踏实无忧、烹龙泉的便利惬意？难道不是赏晚翠的优美闲适、听渔歌的安然恬静？难道不是关乎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自然条件，不是维系性情学养、气质精神的生态环境？
对于饱读诗书、登科入仕的杨筠松们来说，他们卜居的诗意选择当在情理之中。在千年古县婺源，许多村庄的落成和得名，就和官宦雅士沉醉于锦山绣水有关。相传，北宋末年，徽州桐城主簿余某途经婺源，行至沱川，觉景致非凡，随手在溪边倒插罗汉松一枝，不久插枝竟长出绿叶，余某大喜过望直呼“养人宝地”。因该地盛产毛竹，故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诗，取村名为篁村并定居之。又传，南宋时，胡氏先人来婺源择址定居，见一红豆杉酷似巨笔，树旁一石犹如砚石，迎面峰峦仿佛笔架，三景呼应，呈“文房”之状，遂举家迁居于此，并定名为方思山。方者，房也，占居也，《诗·召南·鹊巢》有句云：“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此地名的意思是，占定此地该思考其景其状，攻读求进。如此等等，纷纭传说，不胜枚举。
令我惊奇的是，这种诗意的选择也可以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不过，他们宁愿把自己的卜居行为隐藏在神示的背后。
我在古村眉飞色舞的述说里，屡屡听到那种关于村庄开基的神秘故事。赣县有个客家古村叫白鹭村，坐落于该县北隅，与兴国、万安接壤。它依山傍水，沿着鹭溪呈月牙形分布，村南是龙岗，村北是玉屏山，烟峦翠阜，绵延如弓，拱卫着长约一公里的村庄。村后的后龙山平缓无峰，状似“乌纱帽”，而五条山脊逶迤而下，如五虎下山，古代堪舆家称其为“五龙山形”。鹭溪水由东缓缓入村折转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出水口后九曲十八环流入赣江，水口旁的两座山岭分别形似“狮蹲”和“象跃”，它们把守水口，留住了来龙。在风水先生眼里，白鹭无疑就是人气、财气、官气“三旺之地”了。
可惜的是，最先发现白鹭，好像不关风水先生什么事。据记载，白鹭村的开基人是唐代著名宰相钟绍京的第十六代孙钟舆，某一天他放鸭由兴国来到此地，见天色已晚，便露宿鹭溪河边，是夜，梦见有白鹭栖息于此，受其点化，毅然从兴国竹坝村迁居此地开基，村庄也由此得名。
至于宰相之后如何做了鸭司令，见过古村冷不防搜出来的御笔诏书，听过朴实的村人彰显于口碑中的荣耀，也就不奇怪了。值得玩味的，还是他的那个梦。
——是不是白鹭的山川地势让他一见钟情？是不是白鹭的钟灵毓秀让他魂牵梦萦？他梦中的那只白鹭，该是久久盘旋于他心中的灵物吧？翩翩旋舞的白鹭，又怎么肯辜负了这好山好水、这密林修竹？
白鹭村日后的发达，恰恰证明了其钟氏开基祖的卓识远见。钟舆定居白鹭后，不仅利用当地充足的水草资源养鸭，同时还辟地种植，稳定自给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没有干扰的封闭环境，使得族人如鱼得水，迅速繁衍兴旺，到了明代中期就已具备了圩市村庄的人口基础。得鹭溪河的水运之利，许多人从事木竹生意和相关行业，大量输出的木竹为白鹭引来了滚滚财源。生活富裕后，白鹭钟氏开始兴办教育，以求功名，有了金钱和权势，又纷纷大兴土木。
贵溪耳口曾家村的曾氏先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美梦。该村曾氏发脉于济南府嘉祥县的西元寨，战国时南迁湖南湘乡，再迁移至江西吉安，后由吉安分支到此落地生根。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后裔，与曾国藩同宗一脉。耳口曾家第三代所建的曾在公祠门上有一副石雕楹联称，“沂水长萦霜露感，春风遍拂藻萍香”，大致透露出背井离乡、辗转迁徙的苍凉落寞。该村原名务义港，是李姓和邓姓的村庄。相传清雍正年间，吉安曾云仕三兄弟之父曾先公逃荒流落至此，在李姓和邓姓家中打长工，曾云仕兄弟则帮其放牛。有一次，曾云仕在邓家屋后的献花形山上放牛时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说他睡的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死后葬于此处，其子孙后代必定兴旺发达。曾云仕死后，其子孙果然圆了他的好梦，曾姓祖坟青烟缭绕，子孙后代人丁兴旺，结果是此长彼消，原来的李姓、邓姓却日渐衰没。
与耳口相邻的龙虎山仙水岩有一绝妙景观，原先当地百姓称之为“仙女献花”，如今被导游们叫作“大地之母”，我不知道是更文雅了呢，还是更暧昧了。早些年，人们有根有据、指名道姓地传说，有位女干部面对那绝景，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斥之为“污辱妇女”，拔出驳壳就是一枪，从此，泉线断流，茂草枯萎，鲜花失色。给曾云仕以神示的献花形山，也是那样可以叫人掏枪的地方。它形似一位妇人，两腿分开端坐，呈献花的媚状。曾云仕的墓就落成于这位妇人的肚脐眼上，也就是说，此处便是当年放牛娃的眠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暗合了人类的生殖崇拜，想必他面对那坦坦荡荡昂然怒放的花朵，是少不了一番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也许那个梦就是主客观遇合的巫山云雨，是云雨之后的大彻大悟。
他悟到了什么呢？当然还是这里的环境。村中现存的一副楹联精辟地道出了此地的好处：“一萦流水漾文章，四壁青山罗保障。”它的横批是“含宏光大”。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曾氏祖先，决定在这偏僻的深山之中定居，安全稳定无疑是首选条件。以青山为障，安全无虞；有竹木成林，衣食无忧。曾家村依山而建，如同一个严密而亲和的整体山庄，伫立在村里村外的棕榈树，仿佛翘望着蜿蜒流去的一河叶影，一河花容，一河富足生活的记忆，一河世外桃源的梦想。
泸溪河是曾家村于封闭的环境中“含宏光大”的必由之路，是财源的来路，抱负的去路。那个“漾”字在当地方言中是吉庆热闹的，比如每年中秋前后邻近城镇的集日叫“漾会”，形容人多拥挤叫“人漾”，人名中也多有叫“样财”、“样生”的，取的肯定是“漾”的意义，只是图省事顺手写成了那般模样吧？如此看来，那个放牛娃的梦就不是南柯一梦了，冥冥之中他得山水之真谛，可见山水之精神气脉早已灌注于他内心深处了。
鸭司令、放牛娃毕竟不同于那位堪舆先生。他们大约只能用梦来表达对自然的依恋之情了。
而婺源游山村的美丽传说，恰好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人在与自然对话时的能动性。这块风水宝地的被发现，得益于该村开基祖的慧眼，他漫游到此对这里的山水一见钟情，便用自己的名字把山岭命名为浚源山，把村庄叫做浚源村。鸟瞰这山里水乡、梦里山乡，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呈太极图阴阳形穿村而过。这一回，神是姗姗来迟了。传说某一天有大鸟飞临浚源山上，此鸟硕大无朋，绿羽长尾，红冠高耸，声如洪钟。随之而来的是一位老者，称：“此鸟莫非凤凰耶，凤凰不落无名之地，此大吉大利之兆也。”村人恍然大悟，改山名为凤游山，改村名为游山村。
没想到，神明有时也会做事后诸葛。
鹭溪也好，泸溪也罢，今天看来它们只是缠绕在两岸青山间的一线细流。我造访它们的时候，正值江南几十年未遇的大旱年份，那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其时，即便在深山里，也听不到峰回谷应的鸣瀑，潺潺湲湲的流泉。浅浅的河床令人吃惊地全裸着，脱了水的礁石暴露无遗，骄阳下的卵石被晒得黢黑，最惹眼的是那白而又亮的沙滩，如肥胖的老妪横陈着身体，肌肤的皱褶层层叠叠，慵懒的卧姿松松垮垮。
凭着一脉脉日渐瘦弱的河水，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它们曾经的丰腴，曾经的壮阔了。小河终于老去，显现的河床是它们嶙峋的骨骼。还有岁月的骨骼和断发。我在吉安富水几乎干涸的河床上就拾得了能够印证历史的残片。萎缩的河水把藏了许多年的青花瓷片交了出来，陈列在沙滩上，听说常有外地的客人在此寻寻觅觅，视若珍宝般收入囊中。瓷片已被河水冲刷磨蚀得没了棱角，但素雅的青花出污泥而不染，依然清新俏丽如沐新雨。那些青花该是一个个俏立于船头的撑篙女子吧？要不，是船老大手里斟满冬酒的粗瓷大碗？或者，是在归途上被狂风恶浪颠覆了的一船船好梦？
河床上俯拾皆是的瓷片证明，今天我们眼里的小河，曾是许多村庄连接世界的通衢大道，承载过穿梭忙碌的船只，飘摇着繁华记忆的帆影。古村的建筑讲究依山傍水。山是它的屏障，它的后院，山让它高枕无忧安然入梦；河则是它的门户，它的前途，河让它顾盼远方内心骚动。大江大河孕育了城市都会，而能够令我们留连忘返的古村差不多都是小河小溪孕育的。没有沟通外界的河流，村庄的发达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人文兴起也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择水而居，水才是古村真正的命脉，也是古村建筑艺术的命脉。因此，缘水得名的古村镇比比皆是，地名中分明体现了人们对水的依恋，对水的感恩。
然而，那些小河小溪竟能为村庄带来舟楫之利，总叫我耿耿于怀，所以，我固执地认定是溪流老去了，变瘦了。
吉安有个曲濑乡，曲者，九曲十八湾，濑者，湍急水也，仅由这个地名就可以想象它的周遭环境。曲濑三面青山环簇，南面临江敞开，现有保存尚完好的三座古村，依次坐落在泸水、禾水的交汇处。卢家洲村建在两水冲击形成的绿洲上，卢氏先世宦居河南祥符县，五代时做官来到吉州，元初其后裔由吉安迁居曲濑开基；毗邻的腊塘村为兵家要地，初为军籍所居，全村曾姓，相传为孔子门生曾参余脉，于明嘉靖年间在此开基；还有一个迟来后到的胡家村，开基祖是从南京迁来的铁匠兄弟。曲濑这三个紧密相邻的古村，其落地生根的景象，真可谓是江西古村形成的缩影。也许，村人以名门之后相标榜，是无可查证的攀龙附凤，但宗族的发脉当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么，来路不同、身份不同的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曲濑呢？
胡家宗祠有一块用汉白玉雕刻的门额，题字为“玉水湾环”，其本意该是炫耀全村的水系，一条环村水渠串联起二十七口水塘，村子的四面各筑一座小桥，引活水入渠，渠水常年不涸，胡家村因此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中村；卢家洲村同样挖掘了围绕村庄的水系，除了安全防范和用水的功能外，我想，它也体现了自成一体、静中求变、幽深而又通畅的建村理念；得到大自然厚爱的腊塘村，干脆以绕村而过、腊月也水流不绝的腊溪而命名。它们对水的引以为豪，分明透露出对曲濑独特的地理环境的钟情。
我是在一个早春踏上曲濑的绿洲的。油菜花开得正旺，满畈响亮的金黄。肥沃的田野几乎把老祖宗在此开基的心事袒露无遗，水惠泽了子孙后代。当我将要进入曾是水运码头的卢家洲时，朋友指着一棵裸着枝桠的槐树告诉我，一旦它满树繁花，那么当年必定是发大水的年份。它是一棵消息树，一位预言家。与天地通灵的奇树，其实也披露了水害的信息。然而，人们自有趋利避害的招术。在两水交汇处，至今矗立着一座明代的镇河塔，因河水冲刷塔基下沉，塔身扭曲、倾斜，站在任何方位看，塔都是斜的，听说此塔最大倾斜度为23°，扭曲度为6°，这在所有斜塔中绝无仅有。
即便倾斜、扭曲，仍巍然屹立着的，肯定还有人们笃信地利的观念。曲濑的这三个村庄正是凭借泸水、禾水交汇后入赣江的舟楫之利，走湖广，下苏杭，或经营布匹、南货，或开盐号、钱庄，发家致富，衣锦还乡，而后，广修祠宇，营建家园。
笃信地利的观念，发生在杨筠松们身上，就是风水学说了。流坑的董氏历代都非常信崇杨筠松，尊其为杨仙，这是因为董氏在乌江北岸开基不久，杨筠松即游经此地，蒙董家“诚心可鉴”的盛情款待，他踏遍了流坑周边的山山水水，寻龙脉，找吉地，勘测宅基和墓穴。探测山形水势的结果是，南岸的河谷地平坦开阔，近处江水环绕，远处群山拥翠，是一块极好的阳宅之地，便建议董家从北岸搬到南岸定居。传说，杨筠松当年放罗盘镜的一块大石头，被奠于流坑的古墙下，数百年来无人敢动它。
在流坑人的心目中，宗族的根盛叶荣，与杨筠松步龙相地密切相关。流坑的东侧，乌江自南向北、再转西绕村北流去，村庄的西侧有一条长湖，江湖相通，合抱着村庄，这番地形水势被杨筠松认定，“活水出簰形，簰中人富贵”；有如石印般的两块巨石挡住乌江水流，使之折而西流的景象，被杨筠松诠释为“印浮水面，焕乎其文章”；乌江流至村庄西北角江面狭窄了，成为流坑的出水口，于是这片河谷地又被杨筠松喻作“鱼袋”，它的好处是“鱼袋若见兑，位卿相可期”。因此，他认为保固“鱼袋”地势，关系到将来流坑的兴旺，而把好水口尤为重要。
民间传说他曾手持“撼龙鞭”企图将别处的山脉移至水口，以固河防，却是未能如愿。想来救贫仙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见杨筠松赶山把水口不成，村人只好自己动手在那里栽树植竹，蓄成一片洲林，抵挡泛滥的江水，保住“鱼袋”地形。两宋时极其兴盛的董氏大家族，到了元代日渐衰落，并遭草寇的屠戮，以至族人流散，村野荒凉。流坑人很自然地把那段屈辱的历史和风水联系起来了，认定那劫难缘于洲林被水毁之故。入明以后，洲林得到培蓄维护，林木再茂，江水复归西流，流坑董氏重又振兴。尽管历经了盛衰兴废，人们对杨筠松赶山不成却没有丝毫怨怼，相反，对他更是顶礼膜拜，说是如此变故，恰恰被他言中。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五百年中犹解败，辛戍水流大，若见水流庚，依旧好流坑。”他说此话时至水毁洲林，其间恰好相距五百年左右。
得此风水宝地的流坑董氏，自然不会忘记杨仙的功德。在董氏大宗祠里，专辟报功堂祀奉杨筠松等地仙。传说杨仙显阴灵神游流坑，喜不自禁地在报功堂题诗聊表欣慰之情，曰：“五百年前此地游，江山依旧水西流……子男后裔多聪俊，不负筠松旧话头。”荒诞之中，却见流坑人对自己祖居地山峦河湖的一往情深、洋洋得意。
有意思的是，如此尊崇杨仙的董氏，请官至兵部尚书的聂豹作《董氏重修祠堂记》，不承想，这位永丰老乡却对董氏之盛因相得吉地所致的说法嗤之以鼻，毫不客气地把杨仙奚落了一番：
今人谈荣禄科第文献足征为族望之盛者，必曰流坑董氏云，而莫评其盛之所始，乃往往归功于堪舆氏所为，卜四墓之吉所致。杨、曾物土遍天下，乃卜江南妇姑子父如董氏者岂少哉，而荣禄文献之盛，不一再见，岂堪舆之术独钟于流坑也耶？君子弗之韪也。
然而，被堪舆先生做足了文章的乌江，的确是流坑生活富裕、家族兴旺、人文昌盛的环境要素。它在“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绛西峙”的盆地中间缠绵环绕，滋润了两岸的沃野良田，尤其是它贯通赣江的舟楫之利，不仅为流坑带来了繁华的贸易，也引来了灿烂的庐陵文化的辐照，使地处偏僻山区的流坑与当时的吉州“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以至“文风盛于江右”。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乌江孕育了流坑“五百年耕读、五百年农商”的历史。也正是依靠乌江的水运，流坑一带丰富的竹木资源浩浩荡荡地流向广阔的市场，兴起于明代中期、繁盛于清代前期的竹木贸易和竹木运输业，成为流坑的经济支柱，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乌江流经此处由湍狭变宽缓的地利，被董氏家族充分利用以控扼乌江，独占了这一水系的竹木贸易，这真的应了杨仙的把守水口的“鱼袋”之说。乌江造就了众多腰缠万贯的商人，而流坑现存古民宅绝大多数建于商业繁荣的清康熙至道光年间，可见，正是发家致富的商人们在大启土宇、高堂华构。
村人传说，与乌江共同怀抱着村庄的龙湖，当年开掘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连通乌江，使之成为藏竹木排的避风港。究竟若何，并不要紧。因为在乌江河沿上，至今还残存着三个石阶码头，它们当目睹了满江竹木顺水而去的壮观景象。
在抚河的上游盱江岸边，有一个古镇叫驿前。由这地名亦可想象当年交通往来的盛况。此地盛产的白莲、晒烟、泽泻远销南洋海外，因而百姓丰衣足食。以往的富庶生活留给今人的遗产就是令人眩目的古建筑群了。其中，一座结构奇特的船形古屋，临江而筑，酷似一艘乘风破浪的官船，有大小厅堂三十余间，前舱、后舱、船篷、甲板、凭栏，一应俱全，惟妙惟肖。传说此屋建于明永乐年间，为当时的云南布政使省亲别墅，尽管后来经不得此地的繁华，它也曾沦为放荡的青楼，但建筑永远是庄重的。楼顶重檐的石质门楼，古朴典雅，门额上书“清吸盱源”四字，既应景，又涵意。我想，古村落依傍流水的内在秘密莫过于此了，而那艘大船，该是古村镇亲近水的寄托，驾驭水的遐想吧？
尽管白鹭人言之凿凿地传说着老祖宗的那个好梦，但是，村子一旦发达起来，人们还是忍不住要归功于风水学说。于是，众多事后诸葛如飞临婺源游山村的那只凤凰纷至沓来，为他们的堪舆术寻找现成的依据，或者说，运用他们的理论来解析山形水势。本来，堪舆先生给这块风水宝地留下人人看得见的说法倒也罢了，偏偏他们还要惹是生非地断言，白鹭有“状元地”、“宰相穴”等风水极品——生龙口。经不住这般诱惑，明清两代村中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世代相袭不遗余力地竞相谋求风水“生龙口”。家境殷实的，纷纷寻聘风水先生，有的甚至将其常年供养在家中，好生伺候着。有一家供养高薪聘请的名师达五年之久，那位先生却是心安理得地光吃饭不干活，东家也是急了，在送名师回家过年的时候，往轿子里放了几筒“筒子饼”，半路上名师撕开包装发现，所谓“筒子饼”原来是白花花的银圆，他这才为东家的厚待所动。原来神通广大的仙家，也是见钱眼开的肉身凡胎。在他们的怂恿下，白鹭人把本村范围堪选遍了，一不做二不休，不惜将触角延伸至几十里、几百里之外。村人中也有不少苦心钻研堪舆术的，其中还出息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在明清两代数百年间，“生龙口”始终不曾出现，如此虔诚如此辛苦的白鹭人终究是枉费了心机。好事的风水先生折煞人也。
在这里，我并没有拿风水学说开涮的意思，相反，访问古村的见闻，让我相信，堪舆文化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假如，没有堪舆先生对山川形势的诠释，很难设想不断繁衍兴旺的白鹭会有如此珍视山水生态的自觉；同样，流坑的那片洲林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悉心维护，倍加钟爱。
对龙脉风水的讲究，决定了村庄的选址、定位、规划和布局。其实，风水学说能够大行其道，正说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和中国人“天人和一”、亲和自然的价值观、审美观自有相吻之处。
安福县的塘边村地处丘陵盆地，整个村庄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居中四顾，村庄是个圆形。西边是村庄的中心，也是一个圆形。村中，十多口大水塘连接成片，供饮水、洗涤、灌溉。我在读关于塘边的介绍文字时感到，今人似乎心存顾虑，有意回避了风水学说对塘边建筑布局的影响。比如，塘边村的圆形格局，被解释为与传统的农商文化有关，因为自古以来，商人相信“商家大门不朝南”的戒训，商属金，南方属火，火能克金，那是不吉利的，必须回避。在圆形布局的村庄里，不管是单幢民居还是群落民居，大门的朝向位置都便于选择变换，现存古民居的大门朝向正是多方位的。有的故意把大门开得偏斜，或用屏墙、照壁挡着，都是为了避开正南方向。大门朝南的民居往往坐落在群落的高墙之内，或有别的原因。
但是，在“宗支分东西而去，各卜胜地”的历史情境里，西汉长沙王的后裔开基于既不靠山、又不临河的塘边，很可能首先看中的正是它的“珠形”地貌，以及在远山的烘托下呈现出“乌云罩珠”之势。由村庄的建筑布局，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堪舆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里不同于白鹭、流坑的是，没有生龙活虎般的山形水势给人以精神慰藉，人们安身立命的希望全在于那珍宝般的“珠形”，于是，塘边刘氏精心着意地为自己营建了同样讲究来龙去脉的风水宝地。如今，尽管原来面貌已无法端详，塘边人的那番精心仍依稀可辨。在圆形的水塘里，曾有一道S形石砌小堤半浸碧波，横跨塘的南北，堤两边的水面酷似八卦图中的阴阳鱼；民居沿水塘四周而建，恰如阴阳鱼圆周的卦；在卦的略阙处，村人筑起船形的石堤、土堤，上植翠柏，以补卦的不足，防止风水泄气跑漏，扼守龙脉风水。如此等等。可见，塘边人为了扬长避短，巧妙地利用这独特的地形，安排山水，建家立舍，费尽了心思。
村中文明坊上有联赞曰：“文峰耸翠文人起，明镜呈辉明德馨。”它夸耀的正是塘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其中的“明镜”当是喻那天镜般的水塘。水塘，该是世世代代的塘边人心中一个不解的情结，不灭的梦境了。我漫步塘边时，恰好风平浪静，村落屋宇、翠樟古柏与天光云影倒映水中，有担水浇园的村妇，不经意间揉皱了那幅画图。却也无妨，因为另一口水塘里，镜像渐渐清晰起来。
与塘边人对水塘的经营相映成趣，吉安的钓源则刻意于依山造势，同样把村庄建成了八卦形局。它们都体现了“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或以水秀其姿，或以林掩其幽，或以其山状其势，形成了山水与建筑自然结合的独特风格。此地有一座东西走向、呈S形的长安岭，于是，钓源就在它的两个臂弯里建起了两个自然村，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般。依村七口水塘，取“七星伴月”之意，村人分别在两处祠堂门前挖掘的池塘，无非是要给阴阳鱼配上了鱼眼。在钓源村，随处可见高耸的照壁，是为另一独特景观。其游离于建筑群而独立散在的形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塘边村古柏苍劲的小堤，两者的设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建造它们的目的大约也是一致的，无非是要藏风聚气，力求风和圆满。
在一位村民家的厅堂里，藏有两幅金光闪闪的壁画，其中一幅题《访贤才于渭滨》，当是取材历史传说，而村人认定此作描绘了吉州欧阳氏族一世祖欧阳万路遇垂钓老叟卜居钓源的情景。也罢，反正情境相似，作者果然有心借喻也未可知。但是，凭着族谱记载或口碑相传追忆祖先功德的后人，恐怕是无法想象让开基祖怦然心动的所有山水情缘的。因为，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人们愿意记取的只有龙脉风水的爻像符号了。
所以，在这个曾有乡间“小南京”之美誉的村庄里，有着那般惊世骇俗的“歪门斜道”，有着那般泛滥于建筑上、家具上的八卦图案。
村人言之凿凿地说由槅扇上、床花上的八卦图案，可断定屋主人生育、嫁娶等状况。若然，当年村人如此细心地记载日常生活事象，当然也是为着炫耀了，然而，那几近偏执的沉醉，恰好说明在“歪门斜道”的阴影里，人们只能逃遁到俗世生活中去寻找慰藉了，那是最可靠、最可亲近的慰藉。
长安岭上数以万计的樟树，受益于人们对风水学说的虔诚笃信，长得高大茂密，蓊蓊郁郁，绵延如带，长达十余里。战火中，繁华的钓源曾被付之一炬，幸存的建筑尚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而樟林依然挺拔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悄悄地撒落紫黑的樟籽，祭奠远逝的岁月；悄悄地换上了新绿，荫护着覆盖在灰瓦之下的光荣和惭愧。
它应该是钓源的风水林了。在江西的乡野间，这样的风水林随处可见。虽为常见，深入其中却屡屡叫人惊奇，比如，瑶里古镇汪胡村的那片林子。一座并不高大的山，竟是一座树种丰富、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泉声瀑影、奇石峭岩藏于其中，那可能是世上最为精致的原始森林了。深秋在这里俯拾即是，它是各色的叶子，各色的果实。
这个有一条古驿道通往徽州的古镇，曾有二百多座古窑遍布在群山中，曾有许多架木制水轮飞旋在溪流边。自战国时期开始点火烧窑，长盛不衰，直至明初景德镇兴建官窑，随着窑厂纷纷迁往百里外的大江边，这里萧条冷清了。往昔的红红火火，变成了漫山遍野的历史碎片。令我惊奇的是，那么繁盛的一段历史，竟被繁茂的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满山瓦砾上竟长出了无边秀色。
我浪漫地怀想着民间的浪漫。我想，当窑厂纷纷迁徙，也许有一些陶瓷艺术家没有走，领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以山为坯，以水为料，在蛮荒的高山上画着釉下彩，画在煅烧过的丘陵间，就是釉上彩了。否则，很难设想，被窑火熏黑、被瓦砾覆盖的古镇，会有这种血脉相承的自觉。
或者，他们养山养水，是为了保养永远激荡于内心的艺术感觉，为了保养崇尚山水师法自然的人生境界。
而在汪胡的原始森林里，我听到的却是“杀子禁伐”的血腥故事——明初的汪胡村长亲手杀死了上山伐木的儿子，以儆效尤。从此，那座山被当地人命名为“罪山”。
肃穆的山岭，仿佛是一棵树的纪念碑；
茂密的森林，仿佛是一个人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