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一个《诺查丹玛斯大预言》，这是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人五百年前写的一本书。这书用诗体写成。它预言了在他之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包括皇帝登基，战争出现，地震，瘟疫，等等。甚至不久前美国世贸双子楼被两架飞机拦腰撞毁，在这本书中亦有预言。
无独有偶，在中国民间，长期以来，也悄悄流传着一本类似的书。这本书叫《透天机》。中国人常说的“天机不可泄露”这句话，大约就是说的这“天机”。
这本中国式的大预言的作者叫刘伯温，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师爷，中国民间叫他“神算子”。很奇怪，它成书的时间也是在五百年前，也是用诗体的形式写成的。
这种诗体既不是严格的律诗，亦不是现代化的白话诗，而是一种村学究经常使用的四六句子。或者换言之，就像顺口溜，但是又要比顺口溜更格律一些，厚重一些。
比如说吧，《透天机》这样预言李闯王李自成的：“日月垂落李树头，十八孩子生燕州，开门走马入金殿，拍手呵呵一春秋。”
你看，它是这样预言李自成的。“日月”两个字组在一起，是一个“明”字。然后，它垂落在一裸李树的枝头了。那十八孩子，正是十八子“李”呀！李自成骑着马，走入北京紫禁城，然后张弓搭箭，一箭射向那挂着“皇恩浩荡”字样的金匾，尔后，登堂入室，在皇帝的龙床上打了个滚儿，接着结束了他短暂的大顺春秋。
所有的预言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谜语。诺查丹玛斯如此，《透天机》亦如此。这些须待事情过了，你回想起书中的话，才发现，原来它的发生，早在预言之中呀！
所以伴随着《透天机》，老百姓通常还有一句话，叫“过而知之”。
相信在这不短的五百年的时间流程中，《透天机》这本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中国民间，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流传着。
中国民间对文化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的产生，与世界上有这么一本神神秘秘的书，不无关系。
作者在最初写这部拙作《最后的远行》的时候，他的案头就放着一本《透天机》。
在《最后的远行》完成以后，我曾经想耍一个大胆，将这神秘之书《透天机》，作为参考资料，附在我的书的后面去，或置放在前面，以便让更多的人见识这个东西。
但是《透天机》中最后那句话，促使我放弃了这一想法，那句话是：“如有泄露，必遭天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苍从如婆蚁如草莽的芸芸众生中，发现了我的不谙人事的面孔，于是它让这本名曰“透天机”的奇异诡秘之书，流落到了我的身边。这是单授给我的，由我自个消受就是了，我不应该把它变成印刷纸，变成大众读物。
什么叫“天谴”呢？那就是说老天爷要谴责你，要责备你。这句话中有一股威胁的味道。
因此这叫我很害怕。我是无所谓的，赤条条的一个文化人，我是担心这“天谴”会映及到家人，那对我来说就是罪过，那对家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这样我在本书的初版时，放弃了将《透天机》纳入本书的念头。
这本书1997年初版。它当年的名字叫《古道天机》，这名字是尊敬的编辑常女士给起的。其实我当时给这本书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回头约》，因为这本书从头至尾，讲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回头约”故事。但是编辑觉得，“古道天机”这名字能增加销售量，好像他们还算过一卦，说这名字好。
这次2007年修订本，我想把我的三部描写陕北高原的长篇，修订成一个彼此有些联系的三部曲，名字叫“大西北三部曲”。
这样，除《最后一个匈奴》保留原名外，《六六镇》则易名叫《最后的民间》，而这本原先叫《古道天机》的书，则易名叫《最后的远行》。从而令这三部长篇成为一个彼此有些瓜葛的、相对独立又相对完整的东西。
当然，后两部长篇的易名，也有往《最后一个匈奴》上去侍靠的意思在内。这原因是2006年修仃本《最后一个匈奴》出来以后，从7月1日开始上市，其悄量一直在全国各省会城市中位于排行榜前十名之内，在北京、上海尤其火爆。在北京，有个礼拜曾经位列排行榜第一。第二个礼拜，因为《江泽民文选》上市，它才退居第七。
于我来说，我拿出自己本来就紧紧巴巴的时间，来修订这本书，其实也有一种“安顿后事”的感觉。因为我不管它们，它们将永远以那样的形式存于世上，不会有人动它的。因此我想在自己晚年就要到来时，将它们过一遍，这是对社会负责，亦是对我个人负责。
这样在2006年的时候，我便把自己强按在书桌上，关了手机，做这项工程。现在已经到了2006年年底，《最后的远行》也快修订完了。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做这一切还是有意义的。
下面再续上《透天机》这个话题，啰嗦几句。
这次修仃时，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即想把那个《透天机》，附在书的后面去。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并无不妥。既然它是一种奇异的声音，那么借我之口，让它的智慧惠及他人，于我，这也算是一件功德。
这样想好了以后，于是我开始翻我的书柜。但是，很遗憾，我将我的书架、书拒，各种抽屉都翻遍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透天机》，还是没有找到。
这中途我曾掇过一次家。那是七年前。那时，整理的途中，这书还从一大堆杂书中浮出来，惹得我忍不住又将它翻了翻。但是现在，怎么找它都找不着了。
我决定不去找它了。因为我突然觉得，是它不愿意显身，不愿意跻身到现在的热闹中去。它是草野的，是民间的，是不喜愿去登大雅之堂的。它喜悦自己继续以这种手抄本的形式，继续着它的民间的命运。
我敢保险，当我的这本拙作刊行以后，它又会在不经意间，从我的一大堆藏书中显露出来的。
我尊重它的意愿。所以我决定在《最后的远行》2007年修订本中，不选入它。
这本名曰“透天机”的小册子是怎么来到我的手里的呢？现在我回想起来，大约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一次办文学创作班，一位乡村女教师送给我的。
那女教师很平常，她的面貌我己经记忆不清。当时大约十七八岁。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上唇右边，长了一颗黑痣。那黑痣在她讲话的时候，在她笑的时候，总是不停地上下跳跃着，从而叫我觉得很神秘，有点小妖女或者女巫的感觉。而尤其当她手握这样一本书时，那感觉就更明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许是因为她拥有这样一本书，所以才使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并且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
这个《透天机》版本当然不是当年忽悠过李闯王李自成的那本，也不会是后来忽悠本书主人公张家山张干大的那本，因为这个册子，是那女孩儿自己抄的。
不过她又是从哪里抄的呢？那么这样推断，就很难说，也许它的渊源正是从那里来的。不过这种几率不是很大，因为我自个儿妄加推断，我相信，《透天机》在中国北方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肯定不少。
能叫我肯定的是，小女孩送给我的这本，它抄自一个古老的版本，因为上面的字体都是繁体字。例如我上面谈到的“如有泄露，必遭天谴”这句话，它的“泄”就是用的文字改革前的老“洩”字。
我不知道我上面的关于《透天机》的谈话，有没有一点价值。
于我来说，对于中国民间的大智慧，也是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的。年轻时候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很恢宏，那时候我的眼睛一直往高处和远处瞅。现在到了这把年纪以后，才觉得，我脚下这块土地更实在，更智慧，更玄机四伏。老话说，“要知城中事，先问乡里人”，民间智慧中有许多令人敬畏的东西的。
前面说了，本书在最初完稿时，作者曾经想把它叫成《回头约》，因为这本书的一切，都缘自一个民间契约。而贯穿全书的，亦是张家山、谷子干妈、李文化一主二仆，横穿陕北高原，完成这个契约上的使命的故事。
记得一本发行量颇大的民间性质的杂志，叫《今古传奇》，曾经选载过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当时，编辑给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生死回头约》。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个参照物，那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福克纳的一个名篇《我弥留之际》。
它写的是在美国一个地方，一位妇女快要死了，她想回到她的家乡去，把自己葬在那里。于是这户人家在一个早晨的时候，全家出动，赶着一辆牛车，拉着这个妇女，开始穿越美国的辽阔原野。最后，他们把这妇女拉到了家乡，让她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最后的远行》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它穿行的是陕北高原，即从高原的北部抵达南部，它用的是驴拉车，而不是牛车。那车上，也不是一个弥留期间的妇女，而是一个妇女的尸体。
这妇女的尸体在这里不叫尸体，它叫“女骨”。而张家山他们这个辉煌的行动，陕北人把它叫“动女骨”。
这也许是一个无意义的行动。一个女人死了，理在前夫的身边，或者埋在后夫的身边，或者自个儿单独埋，这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是一个太需要计较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北方地区，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几千年来，在陕北高原上，为这类事情所发生的械斗，冲突，杀戮，可以说不在少数。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认为这女人的灵魂，将永远为第一个男人所拥有。即使她为衣食计，改嫁了，她死后一定要回到前夫身边。而在她改嫁时，她要履行的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签一个“卖生不卖死，卖身不卖灵”的“回头约”。
所以张家山一行这个穿越陕北高原的行动，因为这个“回头约”的缘故，便有了某种神圣的、崇高的感觉在内。当他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将女骨的骨灰，洒在前夫李万年的墓头上时，整个世界都认为他在完成一件壮举。
崇高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滑稽。甚至乎，崇高和滑稽是两样并存着的东西。
所以，张家山的暮年的最后一次远行，其实是有点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味道。他去匡正社会，他去主持正义，他去征服世界，他做到了吗？他做到了。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陕北高原生活了三十多年。这种“回头约”的故事，我听过和见过许多次。它们每一次都叫我震撼。当整个户族，整个树庄都激动起来，抬着棺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情景很是怕人。
“抬着棺材”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布一种决心。
就是时至今日，在中国广大北方农村，这种“回头约”的故事，或者说这种“动女骨”的故事，还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并不因为时代的变更而变更。
前些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是在火车上发现了一个农民装束的人，背了一个麻袋，这麻袋一打开，是一麻袋人的骨头，光那骷髅就有三个，当时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这家报纸是连续报道的。第二天，它又报道说，其实这是一场虚惊。警察调查后，发现这个人不是杀人犯，而这些骨头也属正常死亡者的骨头。那么，这个甘肃农民背这一麻袋人骨干什么呢？第三天，该报道说，调查清楚了，原来这人是个盗墓的，他从南方盗些人骨（当然是女骨）回来，是用这些女骨，为家乡那些死去的单身男人“弥婚”。
这样的结合叫它“弥婚”。而形成的婚姻关系叫“冥婚”。
据这位甘肃的青年农民交代，青年女子的身价，中年妇女的身价，老年妇女的身价，各各不等。
这件案子后来是如何结局的，我不知道。报纸大约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杀人越货的事情，所以也就失去了关注的兴趣。不过这至少让我知道了，“动女骨”这个东西，现在在中国北方农村，依然是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那个契约，理解张家山为践行这个契约上的那些东西，他所做的事情了。它们有它们的道理。
说了《透天机》，说了“回头约”，最后我简单地谈谈张家山这个人物。
读过“大西北三部曲”之第二部《最后的民间》的读者，大约已经注意到了，在那本书中，张家山已经是主角了，甚至这个“回头约”故事，在那本书中也已经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描述过。所以这本《最后的远行》，只是将这个“回头约”故事，细说了一遍，只是让张家山和谷子干妈、李文化，重新表演了一番。
这种体例是有的。《金瓶梅》故事，就是从《水浒传》中分出了一枝权，然后演绎而成的。那情形，就像作者的胳肘窝里突然岔出一股气一样。
年事己高的张家山，他要完成最后一次辉煌，他选择了“回头约”作为谢幕演出。我们成全了他。我们将他的演出叫《最后的远行》。
关于张家山，我为这个人物说过很多话，因此这里也不打算再多说了。中国民间，到处都有这种集崇高感与滑稽感于一身的人物。而在陕北高原上，这类人物尤其众多。
他们是高原的产物，就像那块土地适宜于生长荞麦，生长山丹丹，生长杜梨树一样。
乡村正在消失，朴素正在消失，人类初民时期的那种崇高感和尊严感正在消失，而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亦在消失。人们为什么现在呼唤“原生态”，那是因为“原生态”距离人类是越来越远了。
在西安这个暖冬，阳光灿烂地照耀着我的阳台，照耀着楼下那些匆匆忙忙行走的人们。当我呕心沥血，将这包括《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的“大西北三部曲”修订完毕后，我突然对自己的劳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是我们年代的传说，现在的这些匆匆忙忙的人们，他们有时间、有耐心和有理由听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天方夜谭吗？
我的这种情绪，前辈作家赵树理也曾有过。这个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有一天，突然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它到底对世界有多大的补益呢？”想到这时，他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他想回到山西老家去，用自己的稿费办一座化肥厂，他要亲眼看到这些化肥，洒到农民的田里去，这样才觉得踏实，才觉得真正有了点成就感。
不管怎么说，我将这项工程完成了。
我曾经在《我在北方收割思想》一书的后记中，说过一句大话。我说：未来的人们，当他们从尘封的书架上偶尔翻出这本小书时，他们会说，千万不敢小觑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是有些深度的！
那么请允许我把这句话，在这里重说一遍。
姑妄说之，姑妄听之，谁也不要当真。权当是又一个张家山，站在那脑畔上，自我扩张，自我陶醉而己。
末了，请允许我简单两句，谈一谈《最后的远行》的插图和插图画家。
大家知道，前两本书的插图，都是我亲自插的。这优势是这些人物和这些故事，在我早己烂熟于胸，它们呼唤着要从我的胸膛中夺路而出，而作为我，只是顺应它们的愿望，将它们援笔引出而已。
但是我不是职业杀手。所以这一次，我决定请一个职业画家，来完成这《最后的远行》的二十五幅插图。在赵望云大师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酒桌上，我把这个话说了，结果得到了著名画家邢庆仁先生的响应。
所以，读者看到的这二十五幅插图，是尊敬的邢庆仁先生画的。
邢庆仁有大才华。我时他的评价是七个字，叫“天生此公为大用”。他是全国七届美展的金奖得主，获奖作品是那幅充满崇高感与悲剧感的《玫瑰色的回忆》。中国画坛称他为新乡土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之一。他目下供职的单位是陕西省国画院，担任副院长。
本书将因为这些插图而增色。因此在这里，让我向邢庆仁先生表示感谢。我想说的是，得到益处的是读者，光为了欣赏庆仁的这些作品，他们就值得一读这本书了。
我的饶舌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