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运动”：首先是“仇美、反美、蔑美”的宣传
1951年，在全国，既是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一年，又是开展“三大运动”的一年。关于恢复国民经济，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全国政协的会议上讲话，题目就是《为国民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其中也还说到，要把全国人民都纳入一定的组织。大概正如他尔后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所说，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进合作社，如同千万根头发，一绺一绺梳成辫子，为的是好“抓”吧。这里是据记忆略述大意，原文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开头。
每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固然有待于国民经济的好转，但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做经济工作的人也使不上劲。而政治生活中的“三大运动”，却是遍及全国，深入人心的。小学生也得受教育，至少是学唱志愿军进行曲，“打垮了美国狼”的歌，读《高玉宝》，演《半夜鸡叫》批判“周剥皮”什么的。甘肃农村有个民办小学教师，地处边远，比较闭塞，在“时事测验”时把“三大运动”答成是排球、篮球、足球，于是成了“脱离政治”的反面“典型”。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体育运动，而是政治运动，三大运动指的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抗美援朝，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除了在东北边陲有以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的任务以外，全国范围则是号召大力搞好生产，一度号召捐献飞机大炮（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捐献旧币十五亿元，买了架飞机命名“香玉”号）；并以内蒙和东北等地“发现鼠疫”为契机，发动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从此，各地各级都建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此外，主要是进行“仇美、反美、蔑美”的宣传教育，以肃清“崇美、恐美、媚美”的思想影响。这是有针对性的。例如在曾经留学美国，或与西方世界的人、事、文化有瓜葛的知识分子中间，就要求“划清界限”，首先断绝外在的联系，如书信和钱物的往还，有些藕断丝连的，难免背上“通敌”一类的黑锅。足球健将年维泗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父亲年景丰先生，是原教会学校育英中学1949年后第一任校长，就是因为给美国教会写信，想争取对学校继续资助，蒙冤撤职，三十多年后才得平反。至于在知识分子中普遍要求从思想上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在一次突击式的活动中，人们只能靠背诵党报社论，骂一通美帝，再骂一通自己交卷“过关”。
朝鲜战场捷报频传，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以“保家卫国”相号召，有很大的凝聚力。党和政府组织了各界人士赴朝慰问，志愿军组织了代表团回国报告，表扬牺牲和负伤的英雄战士，传播他们英勇作战的光辉事迹。在1951年春天，魏巍的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使“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的代称。青少年学生跟志愿军战士写信互勉，倾诉爱国衷肠。起初，国人不知道志愿军是什么人指挥的，志愿军由原属人民解放军的哪一些部队组成，一度还是政治和军事的机密。后来逐渐解密。诗人李瑛写了颂诗《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并未点名，读者可以看出是写彭德怀的；巴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却是经彭总删改审定，他把“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又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这不是一般的谦逊，而可见真实的心态。
从“保家卫国”扩而大之，就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人民日报》在报眼的位置，每天刊登一幅照片，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仿佛还是从“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明昌盛”的观念出发，所选图片一连串尽是些古迹与文物。我们编辑部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筹办一个名为“首都介绍”的专题节目，我并没超越这个老思路，首先想到的也还是天安门、太庙等历史建筑，不过加上了卢沟桥、北京大学红楼这些纪念地。为此我不但去拜访过梁思成教授（也见到了在家养病的林徽因夫人），还翻读了《析津志》等古籍。另外要办一个“人物故事”节目，让高而公筹备。
高而公，辽宁岫岩人，当时刚刚三十岁的样子。说起他，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高惜冰，是东北籍的爱国人士。出身大户人家，家庭与各界闻人交往很多，比如说到林徽因，他小时候就见过这位女诗人，以建筑学家的身份，光脚伏在地板上，就着地板上铺开的图纸，指点圈改。高而公在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中，先是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后以十五六岁的少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经上海转赴大后方，失掉了组织关系。抗战中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读书时，一直在寻求恢复与党的联系。后来，他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但他同时向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供稿。1946年他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军政大学学习。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解放区的一个细胞》的系列报道，生动地描写了他在解放区见到的新气象，因文章署名冠以中央社记者的名义，引起了解放区内外包括国民党官方的注意；更因为他的笔底没有八股气，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尤其受到解放区新闻界和读者的欢迎。他在军大重新入党。结业后调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分配他做“对敌军广播”节目的编辑。这是一个重点节目，毛泽东不但亲笔审改重要稿件，有时还自己撰写广播稿发来。高而公兢兢业业地工作。可是转眼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军转入反攻，党在机关和部队中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主要是“查斗志”，来自“敌占区”城市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是“查阶级”了，像高而公这样既非劳动人民出身，又是大官僚家庭出身，加之本人一度脱党，反进入国民党中央社当记者，不查他查谁呢！其实，这似乎是延安整风审干的翻版。高而公是新来的，可能对五六年前的旧事一无所知，对于迎面而来的急风暴雨，“恶语伤人六月寒”的围剿，没有精神准备。幸亏得到梅益等的保护，算是度过这一关。我见到他，已是1949年的夏天共产党进城接管电台之后，我只听说这位和气的瘦高个子叫高而公，总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布鞋，光头戴着帽子，大概还是从军大出来时的装束。他总是笑模样的，10月间《光明日报》上刊出我《歌唱北京城》一诗，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表示特别欣赏其中写李自成的那几段。不久，他被派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去采访刘胡兰的从成长到牺牲。他不辱使命，写出了《刘胡兰的故事》，在中央台播出，1951年夏改名《刘胡兰小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时风行全国。
高而公很关心我的写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文学，交换我们对一些作家、作品直到逸事琐闻的看法，许多问题所见略同，可以说成了文学知己。谁料1950年7月里的一天，不见而公上班，人说连夜送到翠花胡同一家精神病院去了。他那时住在西长安街路南电台宿舍（一个挂着“京师医院”牌子的两进小院），据与他为邻的同事说，他好像是接连两天两夜失眠，身体顶不住，垮了。我当时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闹得睡不着觉。许多年后，他已不在，从各处听来的片片断断，透露一些蛛丝马迹，连缀起来，做过一番揣度：他在山西采访时，因工作关系结识了一位不错的女同志，半年间通信往来，已经谈婚论嫁，而公希望她这年暑假来京，可是就在这时，女方有信来，并不是悔约，只是在时间上商量推迟。但这可能引起而公的种种猜想，最大的可能，是这些猜想触及他的痛处，以为女方的组织干预其事，或是女方因他的出身和经历产生顾虑，而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最最致命的。但这又是他个人无力挽回的。于是辗转反侧，积思成病吧。文革以后，我有机会见过这位女士一面，说起老友的一生，我们都不免黯然，这一面也印证了当时确是而公神经过敏了，这一过敏却又不是没来由的，甚至是合乎当时人们的思维逻辑的。你能责备而公过于心窄么？我还记得，在跟而公相处中，有时谈论别的事情，他无意中多次引用一句成语，说“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想，这是说他虽在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但中途丢掉了党的关系，其后固然回到党内，却不是恢复党籍，而是重新入党，党龄从1947年算起（在革命队伍中十分重视革命资历，重视党龄长短，这不仅关系到干部任免升迁，而且影响到受人尊重的程度这样一种政治气氛里）。而公之未能免俗，倒不一定是看着别人提拔眼红，而是痛感比别人矮着一截，矮着半头，他的自尊心，经过1948年“三查三整”的冲击，并没有荡然无存，反而变得格外敏感和脆弱。这就是他的致病之因吧。
在医院住了半年之久，其间我和齐越到那里看望过。他一出院，就急着写一份长长的检举信，给公安部的“负责同志”，内容是揭露这家精神病院以电棍非刑加诸病人。大致如此，我没有看过，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这家私人开业医院的政治背景，也提出了质疑。
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是亲历，本着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反映情况，我和几个跟他过从较密的同事，自然不能置一词。我们总是尽量促使他开朗高兴一些。当时我们几个单身汉，星期天没处可去，就聚在大办公室放声唱歌。我们发现高而公会唱一些河北民歌，原来是在晋冀鲁豫下乡时记录的。他把地主家账册的红格纸撕下来，不但从人家的藏书中抄下了陆游一些悲凉的律诗（“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特别是“少年许国空衰老”，分明有自况的意思），还有民歌《五更调》之类。常常一唱就是半日，什么寂寞孤单之感驱得一干二净了。
1951年春天，他为筹办中的“人物故事”节目定下太平天国的选题，并已写出了关于李开芳、林凤翔北伐的故事等几篇；他把罗尔纲的论文集和神州国光社版《太平天国》四大册都熟读了。那年的1月份，《人民日报》还为洪秀全金田村起义一百五十周年发表了社论。大家——我、高而公，还有周围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服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论断，而太平军北伐失利的悲剧又确实可歌可泣。我至今还为他这些稿子不知所终感到惋惜，我看时是很感动的。
“首都介绍”和“人物故事”的节目都没办成。因为最迟在这年3月，机关内部开始一次“忠诚老实学习”，成为中心工作，除了日常编播以外，其他一切叫停。这次“学习”其实是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所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它的全名是“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记得动员会后学习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丁玲写的《论忠诚老实》。不知道是哪一级组织选定的，也不知是丁玲在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章或讲稿。
全社会的“镇压反革命”和机关内的“忠诚老实学习”
那时，“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大字标题已经见报，彭真市长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作了动员报告，这个运动简称“镇反”，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检举、揭发、逮捕、批斗、公审公判、执行死刑前游街示众等等，形成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的高潮。连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胆战心惊，对暗藏的特务、反革命自然具有威慑作用，据说有些反革命分子出来自首，于是接着宣传“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分化瓦解政策。搞得确实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
在机关里进行的“忠诚老实学习”，想来是与社会上的镇反相呼应的，是对所有人员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思想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拉网式审查；也是进城后机关团体吸收大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队伍”的一次大行动。
我不记得当时有什么及时配合这一任务的文学作品了，可能作家们也都还在参加学习的阶段，来不及动笔。但电影则有一部《腐蚀》，由黄佐临夫人、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的丹尼主演。影片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原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自述，这个特务是个女青年，误上贼船，她有种种内心矛盾痛苦不得解脱；对于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幕不无积极意义，但后来似乎说是片中常流露对一般特务的同情，不让演了。好在有一些苏联的反特影片，尤其有一部名为《党证》，写一个反革命弄到一张党证，竟得以冒充党的干部搞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活动，足以提高观众的革命警惕性和对反革命分子的同仇敌忾。经过镇反以后，终于出现了《看不见的战线》以及《一贯害人道》《六号门》等影片，后者的内容，配合取缔反动会道门，打击码头、车站、市场的恶霸、封建把头，也都是镇反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像后来的政治运动，这次学习对我没有触及。重点在政治历史问题。我在这方面，按照习惯的说法，不仅清楚，而且清白。写自传要求从七岁起，我从十四岁就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了，各个时期都有证明人。顺利通过，不言自明。手头保留下的两份关于怎样写“历史和思想自传”的提纲，我是在近半个世纪后才看了个仔细的。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运动的做法，是承解放区的整风审干运动于前，又启各次全国性政治运动于后；两份提纲严密地规范了受审查者写交代材料的框架。多次运动都是以让大家普遍写材料始，经运动领导者及专案组从材料中发现疑点，再通过大小会议迫令重点审查对象做出进一步的口头或书面交代，提倡“竹筒倒豆子”，反对“挤牙膏”，施加“必要的压力”，有时形成“逼、供、信”。下面几份材料最后的那一个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七月间发布的《通告（第二号）》，就是后一阶段开始的信号。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1.履历年表。
2.家庭情况。
3.个人经历。
4.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1.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2.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3.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那个机关工作及其他经历。
4.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A：祖父一代
1.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2.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动产。
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应如何。
B：父亲一代
1.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2.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3.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4.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5.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或社会活动，群众反应如何。
C：自己一代
1.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经历。
2.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或社会性的活动。
3.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4.个人和他（她）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1.上过那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那些职务。
2.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那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3.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什么样的希望。
4.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态度。
5.参加过那些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6.参加过那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7.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1.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作风。
2.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那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1.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作纵的叙述和横的分析。
2.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想的根源。
3.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的交代。
4.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5.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6.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思想及一般思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1.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2.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此件未注明印发单位，应是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
《怎样写历史和思想自传》
（一）自传提纲
1.姓名、真名、曾用名、年龄、籍贯（省县区村）、现在详细地址。
2.家庭情况：人口（皆系何人），现在职业（曾操何业，现操何业，具体职务）及政治面目（参加过什么政治派别和团体）。
家庭经济情况：房、地等不动产各有多少？土地是如何经营的（自耕、雇工、出租）？有无工厂、商店（如有，应将资金、规模写清），其他产业：山林、鱼塘、房屋、资金之放贷、积存等。
家庭生活主要依靠何种收入，属何成分。应简述自抗日战争之前至现在之变化情况。
3.主要社会关系（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未婚爱人）：家庭成分、什么职业，曾有过什么政治活动，对你有什么影响？现在与家庭关系，是否经常通讯，现在住址和情况。
4.个人简历：从小学述起。
学历：进学校及毕业年月，中途如曾退学转学，或被开除，请述明原因，如系专科以上学校，请说明属何系级，学校中政治情况，进步及反动活动及其斗争（敌之党团特活动），在学校中之思想演变及具体活动，证明人现在何处（何机关、团体、部队及住址）。
曾否参加过其他社会职业：时间、地点、介绍人。
何时入团？时间、地点、动机、介绍人。
参加革命后到来本机关前之简历（写明时间、地点和证明人详细通讯处）。
5.个人思想发展简况：
在家庭所受影响，在学校中的主要活动（前边已有者不重复），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特组织、封建会帮（帮会），及其他民主党派学术或社会团体（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及现在与他的关系？担任过什么工作？）。解放以后的思想转变情况，参加革命后你曾经批判了哪几种错误的思想？从入团到现在你有了哪些进步？最近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你有些什么影响？
（二）写法与重点（与上项材料同，只删去“写法与重点”第4条。从略）
（三）注意事项（与上项材料同，从略）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三月七日（1951）
《通告第二号》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的阶段。所有准备交代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他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参加其他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自觉地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如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他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他反动组织。
二、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他反动会道门和封建团体。
三、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其他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或伪造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他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而自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动交代。
（叁）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七月十三日（1951）
据此，广播局的“忠诚老实学习”，7月份才开始第二阶段，恐怕至少还要持续两三个月才能结束。我所在的小单位中没有《通告》第二号所列各类人员，这个运动也就告一段落。编辑部有个别人作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结论材料里写到“相信本人交代”。整个广播局的运动该算是掌握得稳的。我想，除了有关反革命分子定性的政策界限明确以外，领导干部也从过去审干以至不久前的“三查三整”汲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吧。
三大运动中的抗美援朝，让人看到的是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非杨即墨，苏联为首的一方，美国为首的一方，截然对立。三大运动中的镇压反革命，让人看到的是国内的革命与反革命，分别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代表，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你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壁垒森严。国际上的站队问题离我很远，而在国内问题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亦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我庆幸自己作了正确的选择。那时候不知道苏联的事情，也不知道“苏区”的事情，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虽与国民党无干，甚至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人，也会被定为敌人，打成反革命的。
但经过政治运动，哪怕只是这样对我不痛不痒的一次，毕竟还是长了些见识。运动中披露的事例，让我从一些人身上看到“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有些人年轻时正值抗战，到大后方去，无意中投考了国民民政府办的什么学校，或是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即使没干坏事，也至少落一个“历史问题”。从会上会下的谈论中，我还懂得了参加革命以后，也还有一个“犯错误”的危险。这种错误分两种，一叫政治错误，一叫组织错误。有老同志说，“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也就是说，紧跟着领导准没错，领导错了是上面的事，你跟着错了，不是还有“组织纪律性强”这条优点，可以“一俊遮百丑”吗？你若是说领导错了，你坚持你是正确的，人们就会问：“你个人比组织还高明？你以为你比党还高明？”进而就是：“你把党组织置于何地？”
这些“经验之谈”，是在学习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还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前三卷时听到的，我已忘记了。总之从这里我才比较系统地了解共产党内反“左”反右几次路线斗争的梗概；附录在毛泽东1945年《学习与时局》一文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一方面严厉谴责了陈绍禹同志（即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其他各次错误路线；一方面又说：“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我首先想到的是，成千上万埋骨雨花台畔的年轻人，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30年代错误路线下，搞盲动的飞行集会时被捕牺牲的。有了决议上的这句话，也就可以瞑目了。这就是说，跟着错误路线走的人，顶多只负执行之责，与提出错误路线的人是有区别的。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这些牺牲于敌人屠刀下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人才是这一原则的真正的受惠者。那个执行王明路线在洪湖大开杀戒的钦差大臣、“中央特派员”夏曦，居然名列解放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烈士传！而被他杀害的例如段德昌，共和国建立后，民政部发放的第一号烈士证的证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中还因是贺龙的战友而遭诬陷鞭尸！
当时，1951年，我知道的没有这么多，我想得更没有这么深。我觉得什么政治错误、组织错误，离我都很远（生活错误，特指乱搞男女关系，就更远了）。何况，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如胡乔木书中所第一次提出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歌颂惟恐不及，哪还有什么错误路线之可言呢？
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1951年春天，陕北台老播音员孟启予为中央台筹办少年儿童节目，约我写诗稿。我先是写了长篇朗诵诗《我的一天和祖国的一天》，完全符合爱国主义宣传的口径；接着，我从袁鹰《小丁丁游历北京城》得到启发，写了一首队日上天坛的儿童诗，结束在回音壁前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为了配合建党三十周年，我又写了《毛主席开的甜水井》一诗，在结尾写出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句子。此诗当时广播，一年后在《中国少年报》发表，1954年在由宋庆龄主持的儿童福利基金会所办全国第一次儿童文学评奖中，与袁鹰的《寄到汤姆斯河上的诗》同获二等奖。袁诗的背景是抗议美国将无罪的罗森堡夫妇处死，后来档案解密，这一对老夫妇确是为苏联窃取了美国的核机密；虽然如此，诗中对两个孤儿的同情是动人的。总之，我们的两首诗，无疑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
1951年8月，我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由时任《人民文学》月刊编辑部主任的老诗人严辰约稿并审定的，他建议删去了几首艺术上极不成熟的短章。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出版，对我来说，主要的意义在于表明，我的写作通过了“政审”，书中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1月一年间的十四首诗，连同1951年的《毛主席开的甜水井》等，都应该说是合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范的了。证明我写的“对路”了。几乎从1949年10月4日写《歌唱北京城》起，我就自发地选定歌颂是我的主调，因为我所期望的新中国、新社会已经取代了我所诅咒的旧中国、旧社会。这样定位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段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名言。毋宁说我还没有认真读过那篇讲话。
1951年春夏之交，可能在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当时模模糊糊听说是毛泽东亲笔定稿的。我幼稚，没有政治经验，不可能从这个信息里悟到什么玄机，更不知道一两年前有过一场关于《清宫秘史》的分歧和争论（那是直到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对刘少奇公开发难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才披露出来的），以为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我没有任何的抵触。因为我看过《武训传》，我对赵丹扮演的武训，只觉其丑，毫无兴趣，倒是王蓓扮演的乡村少女小桃讨人喜欢。而影片大段腾云驾雾的虚幻场景，甚至让我感到几分鬼气。社论所开吹捧武训的文章篇目中，有郭沫若、陶行知，我也并无惊悚，认为他们个人对武训有所肯定，可以理解。至于这部影片，写剧本时作者大约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又怎么能要求其符合讲话精神？一年多以前，上海展开可以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可以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讨论，未做结论的结论就是要以主要力量正确表现工农兵，这才是正路。这里的武训，虽说也是农民，却是什么样的农民！1948年（林）默涵在香港批判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就是批他只写了旧社会农民受剥削受压迫贫苦屈辱的一面，没写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而必然具有的革命斗争性的一面。然则，《武训传》里的出身于农民的武训，堕入乞讨的可怜境地，却还向财东大户磕头，向朝廷跪拜谢恩，不是比臧克家更大大后退了吗？
我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中，没有接受什么教训。只记住了社论中一句十足毛泽东风格的反问句——毛泽东质问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无疑，谁号称马克思主义者，谁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缺席。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就是那些写文章时理直气壮地声称“马克思主义认为”的人吧？他们应该是对马列主义著作烂熟于胸的，就像旧儒之熟读四书五经，神甫牧师之熟读新旧约。我是表示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但是不爱读理论文章，尤其是所谓文艺理论，因为多半是毛泽东说的“干巴巴的几条筋”。周扬的文章就那么几篇，冯雪峰的文章有特色，但像胡风，长句诘屈聱牙。倒是丁玲谈文说艺的文章，有些是讲话的记录，明白晓畅，且时有新见；新见也者，就是跟时下报刊文字有所不同吧。例如她新出的一本《到群众中去落户》，其中有一篇谈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大意认为有些段落像是朝鲜战地通讯。她说，作家的眼睛，应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你在部队出发抗美援朝的车站上，看到敲锣打鼓欢送的人群，然而，远远一个角落里流泪的人你看到了吗？
这年5月6日我写的《没有落泪的大娘》，也许就是从这别具只眼的角度观察生活的一次尝试。我在《人民日报》“五一”画刊看到一群街道上妇女收听广播大会的照片，高音喇叭放送着对反革命的控诉，图片中两位年轻妇女已经涕泗如雨，她们中间站着一位大娘倚树站立，两手紧扣，双目凝望，却不见落泪（应该说首先是摄影记者别具只眼吧）：
……有人已经换了条手巾，有人边哭边拧着衣襟。若是让愤恨绞断肚肠，倒不如哭出来，哪怕不成声。
死了的不知白骨在哪里？那年月活着的流亡到何处？旧日的石头也尝过苦头，只是它有话说不出。
白发的大娘啊怎没把眼泪流淌？却只是望着望着用深沉的目光？看满头风霜你是儿女的母亲，走过来的道路多黑又多长？
你的辛酸比别人的辛酸/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你目不转睛看见了什么？——山倒石头烂，你盼望了多少年；
你盼望冤仇有一天能报，你盼得心伤又心焦。今天你悲泪交着喜泪/涌到了眼眶风给刮干了……
这首诗未获发表，也许是诗作本身不过硬，也许受当时宣传口径的限制，应该与丁玲的指教无关。不过，我也不是盲从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那本书里，有一篇演说，就以轻蔑的态度说冰心是个“资产阶级小姐”云云。我并不想为冰心的家庭出身辩护，但就以此抹煞冰心写母爱、写爱心的作品的价值，公平吗？丁玲在以老革命的优越感贬低别人的时候，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随之贬低了。我维护我所尊敬的、小时候就倾慕的作家冰心，也并不意味我尊敬和倾慕一切“资产阶级小姐”、少爷、老爷、太太，这还用说吗？对于当时出现的，直接从工农群众中产生的萌芽状态文艺的作者，如刚刚“脱盲”的高玉宝、崔八娃，我的同情和关注，绝对不比丁玲少，我不会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他们，而是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愉悦来读他们“画”出来的作品。爱屋及乌，我对报上介绍的部队文化教员，“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和“常青（语文）教学法”的创始者祁建华和常青，也从心里认可他们的贡献，他们能使多少“睁眼瞎”尽快走出文盲的困境啊。直到文革时，听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曾想，即使真有问题，也该将功折罪。文革后则听说，所谓的问题，也都是“莫须有”，一风吹了。现在我所记得的，只有我曾在一个晚上，到东郊高碑店去采访夜校识字班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试教的成效，好像祁建华并没到场，我记不太清了。
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这两大政治运动，没有涉及我和我的家庭成员，与我擦肩而过。关于前者，我只是写下几首小诗，有的发表了，有的没发表；关于后者，我只写了《没有落泪的大娘》，压根儿没发表。直到80年代访问美国，一些美国朋友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啧有烦言，我只认为是他们习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当赢家，在朝鲜打个平局，心理上不平衡。苏联瓦解后，档案解密，多少了解到斯大林要求毛泽东派兵赴朝的故事，又听说了“谁打第一枪”的原委，我这才回头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打过三八线，实现南北朝鲜统一，必然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斯大林怕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便退居幕后，让中国走上第一线。而毛泽东深知，斯大林担心他成为第二个铁托，此时不愿意出兵，拂逆“老大哥”的意旨，后果将极其严重。另一个后果本是可以预料的：几十万中华儿女血洒朝鲜战场，暂时维系了中朝两党两国和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至于苏联毁约，让中国把用于朝鲜战争的军火费用一身承担，固然加重了中国的债务，却又可作为口实，掩盖后来“大跃进”弄得全国饿殍遍地的灾祸。在善以辩证法解释一切的人看来，这该是有利有弊得失相抵的吧。
至于镇压反革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当性。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当然认同“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面对这一现实，那就适用战争期间所有文件中常常提到的，也是毛泽东发明的一句话：“全部、彻底、干净（后来还加上“干脆”）消灭之”！听说社会上对各类反革命分子分别给予“杀、关、管（由所在单位或公安派出所加以管制，定期汇报，限制行动）”，相信都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稳、准、狠”的方针加以打击和处理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随之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专门谈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当时我的认识的基点是，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则是稳健的、正确的。苏联搞肃反，只依靠专门机关，而中国对付反革命棋高一着，用的是“群众运动与专门机关相结合”（或说依靠专门机关与依靠群众相结合）。反特小说或故事，都是公安干警深入群众，找到破案线索，或者索性是群众以至少年儿童因怀疑而报案，这跟苏联的反特小说或故事相似，但在苏联则是由警察、情报机关根据密报实行逮捕就完了，在中国则是发动群众擦亮眼睛，号召群众大胆怀疑，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一切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大家都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可以见专业人员所未见，不使一个反革命漏网，同时又把反革命分子揪出示众，群众定案则铁案如山，连一般群众都受到警示，加强自律，对潜在的反革命自然更具有威慑的力量了。
若干年后，在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据说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的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原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外，不断地揪出新的，而且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有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如果说毛泽东指刘少奇为“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我们将信将疑，不过认为以他和刘的关系，以他对刘的了解，自然他比我们更有发言权。但我们对朝夕相处的一些同事、我们看着长大的年轻人忽然沦为反革命，这就不能不想一想，照这样定罪，不是谁都可以打成反革命吗？而且，我们或是右派，或是走资派，或是反动权威，总之都是“反动派”，与反革命名目不同，实质一也：这一来，对社会上什么地方出现什么反革命，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反革命有什么可怕可恨？无非像我辈一样的人吧。从“共产党员的修养”角度看，这简直敌我不分，自甘堕落，不但是毛泽东批评过的“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而进一步把自己混同于反革命了，这还了得！但党就是要你承认你是这样那样的反革命呀，你说你不是这样那样的反革命，还要冒着“翻案”的罪名呢。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抢救（失足者）”，连六七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上台报告自己是特务，因为谁承认是特务，立马受优待，给煮一碗面条吃！史无前例的文革未必每件事都是史无前例；中央台著名播音员夏青，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自承1948年在哈尔滨害下二十四条人命，于是在“宽严大会”（树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样板）时得到“从宽”待遇，不再开他的会，乐得逍遥了一阵（专案组派人奔走四方内查外调的结果，那有名有姓的二十四人全都好好地活着）。有的单位在文革的所谓落实政策阶段，赶任务，走过场，哪个干部表示自己“反对毛主席”，就可以获得解放了。反对毛主席，还不是道地的反革命吗？满地反革命，你还要求谁像过去那样一听说反革命就义愤填膺呢？所以，在以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为主要任务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是反革命帽子最廉价奉送的时期，也是“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人民群众中能被视为同志或朋友的年月。难怪文革初期出于对工作组滥打“反革命”的逆反心理，有的战斗队命名为“‘就是要当反革命’战斗队”了。
如果只举这样的荒唐可笑的例子，年轻的读者会以为文革只是一场闹剧。那是绝大的误会。在表面看来是闹剧的背后，上演着一幕又一幕你死我活的正剧、生离死别的悲剧。因为运动伊始，公安部就公布了一个被称为“公安六条”的告示（全名失记，因为“公安六条”云云不仅说得顺口，而且刻骨铭心），第一条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犯了这六条“天条”的，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十恶不赦，就是“罪该万死”的现行反革命。林昭、陆兰秀、遇罗克、张志新……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罪名处死的。
文革以后，反思文革中的无法无天，从而认识到文革以前的十七年，就是只讲党的领导，不讲法制建设，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以党委决定（常常是党委一把手的意见）代替法律程序，因此不是法治，而是党治即人治。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此而来。文革由于冲击到了许多干部，他们被称为“走资派”，一度沦为阶下囚，所以平反文革中的冤案得到广大干部的赞同，阻力较小。上溯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由于许多冤案的制造者就是依然在位的干部，限于观念和认识的原因，也限于不愿认错不愿否定自己的人性弱点，来自他们的阻力就大一些。有关历史上的镇反、肃反、土改和三反五反中是否有冤假错案的问题，长期仍是禁区。其实，承认这些运动中有扩大打击面，伤及无辜等负面现象，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助于加强党的公信力。事实上，我们越来越看清，没有法治，而一切诉之于群众运动，即使运动是所谓有组织有领导的，也难免出现偏颇和纰漏。
例如，毛泽东在反美论文中表扬的，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殁于1948年，他没能活到“迎接解放”。我们不仅读过他写父亲的《背影》，也读过他的《给亡妇》和《儿女》。他的长子朱迈先，1936年冬在北平志成中学由“民先”转党，后入燕京大学，属于“一二·九”一代青年革命者。共产党组织后来派他打入国民党军队。1949年他在国军某师任职时策动部队起义。然而不久他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详情我不知道，但估计是当年地下工作时与组织单线联系，联系人发生变故，便失去历史证明人。即使如此，作为率部起义的组织者，这个身份是无须证明的，难道竟还不能“将功折罪（曾任国军军官之罪？）”而免于一死么？他的一个旧日同学，也是由“民先”转党的同志，在听到这十几年前的战友被杀的“理由”时，竟然相信了，还联想到他有两道粗眉，自然“面目狰狞”。
另一个例子是葛佩琦，“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共党员，也是被共产党派到国民党军队做“（对）敌工（作）”的。抗战胜利后随军队到东北，失掉了组织关系。1949年后到北京找老同志，也只能安排在人民大学任教，却未能恢复党籍，而且挂着一个“反动军官”的“政（治）历（史）”问题。1957年反右之前“大鸣大放”时，他发言批评一些党员脱离群众，这样下去会遭到群众反对，很危险（大意）。由于当时正憋足了劲要抓右派，他又是不明不白的身份，这段发言便被断章取义，说他在会上叫嚣要“杀共产党”，一举而成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典型。他虽历经劫难，所幸一息尚存，到80年代得以平反，许多党内高官包括邓力群都出来证明他在近半个世纪前就是共产党员，还是地下党的领导云云。
这里所举两例都是共产党员被视为异己，前者当反革命杀掉，后者虽未杀，也是以“历史反革命”苟延残喘（右派帽子是当作时装加上的），但这毕竟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一类。还有一些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爱国者也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厕身于国民党的体制之内，但曾给共产党组织或共产党人以帮助，到后来在各样运动中，特别是镇反、肃反和文革当中，却被当作反革命对待的，情况近之。其中有些是缺少了历史证明，或是有做证明人资格却为自保而拒绝作证。还有些则是虽有证明而视若无睹，越“左”越显得革命立场坚定。对于投诚起义人员，本来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有意无意间不顾政策，使共产党落得“过河拆桥”之讥的，不知凡几。
这里不可能全面探讨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及其执行中的种种得失。然而即使在绝对维护革命的合法性，并承认“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难免”论的前提下，有两点则确属违情悖理：其一，是当事人一经定性为“反革命”，便株连家人，多方歧视，作为“反（革命家）属”，成为异类，有时遭到超经济超政治的甚至是非人的待遇，基本权利失去保障；亲戚朋友也因这一“社会关系”而蒙受嫌疑。所谓“（去）台（人员家）属”，也等同于“反属”一般（这种状况甚至殃及了共产党派往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在大陆的亲人子女）。其二，有些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军官兵的家属，不但享受不到烈士遗属的待遇，反而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恐怕不能以基层干部文化低不懂历史来解释的。近年有一部纪实之作《落日》有所涉及，但书出不久却被封杀，原因不详，不过显然不仅是因为这一点。
早在1949年至1950年那个冬春，北京郊区和各个“新（解放）区”就都搞了“土（地）改（革）”试点。1951年全面铺开。不过，三大运动中的这一大运动，要利用冬闲时间，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所以稍稍滞后了些。广播事业局也有参加土改的名额，不须报名，上级决定有我。跟我一起去西北土改团的，还有行政处的蔺际成（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党员）、北京市台的茹健（原北平某大学的地下党员）。这两位，老蔺在50年代调出电台，茹健在文革中自杀了，当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因为他没有任何罪愆，只有蒋介石国民党会认为他有罪，他可是从年轻时就一心跟着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了。
我们于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此行延续到次年新春方回，前后三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