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照光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云照光，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川。首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内蒙古文联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代表作为电影剧本《鄂尔多斯风暴》、《永远在一起》、《蒙根花》、《阿丽玛》（获全国少数民族第一届电影剧本优秀创作奖）、《母亲湖》（获自治区文学创作一等奖），长篇小说《鄂尔多斯太阳》、《青山黑河风云急》，中篇小说《母亲湖的火光》，小说《蒙古小八路》（获内蒙古自治区一等奖），回忆录集《忆延安》（获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文奖）。
（一）
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我虽然“走错了门”，但路总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
我的家乡在阴山下的土默特川，黑河边。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交错，土地肥沃，是塞外鱼米之乡。原先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也有森林，是天然的良好牧场。因为它在阴山南、黄河北，又是直通关里的咽喉地带，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是匈奴、突厥的根据地，以后圣祖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各个部落，忽必烈建立了大元帝国，土默特川就成了蒙古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
这里原以牧业为生，后来因为和关里是近邻，互开贸易市场，交流文化，还逐渐从关里来了一些汉族兄弟，帮助种菜、种地，兴办了学校，汉文、汉语开始传入这里。后来，就不是民间往来了，有了清代的屯垦，阎锡山的屯垦、军垦，土默特川才由牧业区变为农牧业区，由单一使用蒙文、蒙语，变为学习蒙文、汉文，蒙汉语混合使用，往后融合过程很快，逐渐以学汉文、汉语为主了，因为通用的主要文字是汉文，生活习惯也开始改变了。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蒙古族农民的家里，正是民国18年大旱之年。父亲为人正直、忠厚、老实，一辈子勤劳务农，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拉扯大。我母亲除了家务活，还得种地、割草，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迫讨吃要饭，总算把子女们抚养大了。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父亲借债让我和三兄云晨光上私塾，总想使我们有点出息，在人生的道路上闯出一条路来。穷人也有望子成龙的念头。
儿时除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戏耍外，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是听讲故事。我们村有一户蒙古人家，长者叫老喜元，儿子叫补音，因为头上有一头疮疤，大家叫他秃补音。他们父子是讲故事的能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侠客小说如《七侠五义》、《小八义》和一些神鬼故事，他们父子都能背诵如流，能成本大套地讲下来，一本书讲十几天甚至几个月。劳动之余，在豆腐房、长工室、喂马厩围下一群人，听他们父子讲故事，讲到深夜始散。小时候对一种信仰和故事中讲的神奇的人物，信起来很认真、很崇敬。我心里常常想：能长上飞毛腿，飞起来，想去哪里，一阵子就飞到了，那有多好。如果能把自己隐身起来，让别人看不见，自己能看见别人，那多有意思。书中的故事，虽然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鬼神交混，但都能记得很熟。故事听多了，幻想也多起来，脑子也闲不住，想看书，不识几个字，最多能背诵个《三字经》，就磨着让别人多讲几个故事。这样，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就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欲望：长大我也能讲故事，我也能编故事多好呀。
有一天，土默特川地下党工委书记贾力更同志（蒙古族，广东农运讲习所学员，后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做地下工作）到我家了。因为他挑着货郎担，大家叫他贾货郎。晚上他和我父亲谈了半夜。
没过几天，父亲说：“晨光、照光弟兄俩先去吧，后天跟上老贾去找云泽，没错。日本人欺负咱们，国民党指望不上，德王给日本人办事，只有走这条路了。”母亲哭着不让走，父亲很坚决，因为父亲心里明白，我叔叔云浦也是本村的老地下党员，早和我父亲把一切情况都讲了。后来父亲说明白道理，母亲妥协了，答应去一个大一点的，把我留下。父亲说：“让他们走南闯北去吧，兴许还有个出息的，跟共产党学点本领，省得在家里受气、挨饿。”母亲再不说话了。是啊，老三晨光还不到13岁，我不到10岁，是在父母身上割一块肉，能不伤心吗？
第二天就要走了，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鸡杀了。三哥和我哪能吃下去？跟着母亲哭起来，铁石心肠的父亲也流泪了。但他还是安慰着说：“又不是去死，是去延安学习，到讲道理的地方去，不哭。”过了几年，父亲因家中埋藏和延安搞通信联络的地下电台，掩护地下党员，被叛徒出卖。日本宪兵包围了村庄，父亲病重卧床，给打死了；三哥云晨光在部队当指导员，因寻找掉队战士，与敌人遭遇，他们12个人打到弹尽粮绝，把枪毁掉，无一投降，全部壮烈牺牲了，大哥是蒙汉游击队的首批队员，在一次完成侦察任务时，被日本鬼子俘获，严刑拷打，没有任何口供，在狱中快死了，全村蒙汉乡亲联名保释出狱，回家几天就去世了。革命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这是后话。要问当时为什么去延安？参加革命有何感想？很简单：随大流，跟亲戚去，找云泽，能过好生活，学本领，不受人欺负。当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因为那时我还天天尿炕呢，能懂什么革命大道理呢？当晚我们到了小里树村云泽的舅舅家。奎壁（刘卜一）、贾力更、张禄等地下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晚上开会，贾力更同志讲了参加革命和抗日的大道理，讲了延安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去那里要好好学习，学好回来抗日、革命，还讲了明天渡黄河的事。我听懂了一半，从此对抗日、革命、延安的含义，入了一点点门，这是向革命的门迈出的第一步。
（二）
日夜盼望的延安终于到了，这是秋季收获的季节。开始在中央招待所住下，接受初步教育。一些领导同志、老师常来看我们，讲大课，上小课，聊天，给我们灌输革命道理、抗日道理。吃的是小米子，基本没菜，组织部的同志们吩咐招待所的负责人想办法给我们弄菜吃，有时还吃到一点点肉。对我们少数民族尽可能地照顾、优待。每人发了一套土布灰色军衣，一副土布裹腿，一条陕北老乡自己织的土布毛巾，穿破布打下的、五指全露在外边的草鞋。除个别同志有点想家情绪外，绝大部分同志都挺乐观。也许是当长工、短工、受苦受罪的人多吧，这点苦比受地主的压迫、欺负，好不知几十倍，起码人身自由了，有说有笑，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还看演出、看墙报，经常听英雄故事、战斗故事、革命故事。听起故事来，我们这些调皮的儿童也都安静了。1939年入冬，中央决定恢复陕北公学，中央组织部征求我们的意见，到中央党校和在那里学习的藏、彝、苗、回族同志一起学习，还是到陕北公学学习？党校主要学理论，因为是少数民族，不是党员也可以去党校学习。考虑到我们文化低，去陕公学文化、政治、时事，比较适合，我们就集体去了陕北公学。打了一阵子窑洞，按1938年陕公的队制序列排，我们少数民族就成了五十五队，还有五十六队、五十七队……近千人的学校，都是从敌占区、蒋管区来的，有一部分是从国外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华侨青年。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西边的杨家湾，一个山坡上成排的窑洞里按学习组居住。在避风的山湾或窑洞前上课。每人一个凳子，两个土墩子，放一块木板，或全部垒成大土台，当课桌。学习用纸五花八门，有麻纸，有纸烟盒袋，有桦树皮“纸”，就在这些原始的“纸”上做笔记、写作文。后来有了一个自己盖的很简单的小礼堂，上大课、听报告、开晚会、欢送同学上前线，就用小礼堂。虽然条件落后，但学校领导、教师、干部队伍的质量都是很高的。一些知名人士、作家、理论家为我们上课、做报告。生活比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差远了，天天吃小米，黑豆加盐水就是菜，还吃不饱。每天整修窑洞，铲平门前的土堆，修理到山坡下边校部和食堂的阶梯路，因为没有煤炭，自己上山打柴。冬天了，几个人一件老羊皮大衣，连穿带盖全靠它。后来才几个人发一床土布被子，拉扯着盖。每人一双手纳底鞋，有的人因为鞋不够，只好脚上多裹点破布，穿草鞋过冬，很多人冻坏了手脚。因为缺少医药用品生了病，硬顶着。说也怪，那时候的人挺皮实，很少生病。
生活艰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因为比在家强，起码能吃饱肚皮。生活上是快乐的，我们出墙报，演出抗日戏剧，天天唱歌，扭秧歌，打篮球（球架是自己从山里砍回的树木制作的），玩自己用麻纸制作的扑克牌，有时也跳从外国引进来的“交际舞”，绥远地区的“二人台”也登上了舞台。开会、上课前到处都是歌声，啦啦队此起彼伏，不会唱抗日救亡歌曲的人几乎找不到。高昂的抗日情绪，饱满的革命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把我们这些无知的小鬼也感染了，我们懂得了革命道理，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念。随着文化的提高，也知道一些马列的道理了。苦要苦出个道道来，知识分子们想方设法要把延安闹个热火朝天，开简易运动会，演出《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铁甲列车》、《带枪的人》、《北京人》、《塞上风云》等名剧，我们都去看了，我当时想，怎么写出这些剧本的呢？真是些大能人，如果我的文化高了，也写出剧本，写出文章来，那有多么高兴啊，我就是几天几夜不吃饭也行。爱看戏，爱听故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是大有影响的。当时国民党的个别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僚的子女也有来延安求学深造的，他们带来不少书籍，有的还带来贵重乐器，如小手风琴等等。在晚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拉小提琴，很新鲜，心想，搞音乐也不坏。总之，想多学些本领。那时我对音乐、戏剧、苏联文学作品、中国古典小说，都产生了兴趣。写了一些墙报稿，对新闻事业也产生了兴趣。
延安开会比较多，大小会，甚至学校的会，中央首长都出席讲话，做报告。我听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李富春、叶剑英、彭德怀、张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贺龙、王震、邓颖超、洛甫、蔡畅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还听过王明、高岗、康生、陈伯达的报告。年龄虽然小，但混在成人堆里，文化提高得快，知识增长得快，革命道理懂得多，政治上自然成熟得比在小学快多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加上用功学习，脑筋好像比过去聪明了，记忆力也强了，时间很短，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也能说点革命大道理了，也懂点马列了。记得，刚去陕北公学时，举行了纪念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纪念大会，指导员让我代表少数民族讲话，起草了讲话稿，一句一句教我背。临到纪念会开始了，我站起来讲了一句：“同志们……”有人喊看不见人，站在桌子上讲，指导员把我抱在桌子上，我又讲了一句：“同志们……”不知怎的，紧张到极点了，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跳下桌子再不讲了。指导员再三动员，勉强又上了桌子，但背过的讲话稿全忘了，指导员只好在桌子后边念一句我讲一句，总算“讲”完了。当大家又鼓掌的时候，真有点不好意思，脸还有点发烧。又有一次指导员问我：“小鬼，长大了革谁的命？”我想这你考不住我，我是“三朝学老”：念过私塾，给孔夫子每天磕三个响头才上学；念过“黎明即起……”唱过国民党国歌；又念过日本课本，还识了几个日本字母……一到延安又听到尽讲革命、列宁，这一定是好话，“好人”、“好话”加在一起，不就是答案了吗？我毫不思索地答道：“将来革列宁爷爷的命。”话音刚落，引起了哄堂大笑。这时指导员给我详细讲了革命是好事，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是革坏人的命，好人不是革命的对象，列宁爷爷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他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天下最好的人。我这才明白了，弄了个天大的笑话，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可见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么“高”。那真是手把手教，一句一句教，一个字一个字教，从小道理开始，讲到大道理。我是党和同志们拉扯大的，教育出来的，培养成人的。没有这一切，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
当时延安的墙报很多，学校出，社会上出，有编辑，甚至还有记者。1941年春天，在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各个少数民族的学员（这时从伊克昭盟牧区来了一批青年入学）集中起来，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为了适应革命和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具体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为把少数民族和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培养成为抗战和新中国成立的骨干，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决定：在延安成立各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延安民族学院。
1941年9月18日成立时，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首长送来了贺词、贺信、题词，祝贺这所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诞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由七个民族组成的由党领导的学校，是少数民族教育史上的大事。我们组织了演出晚会，我还用土语参加了话剧《到延安去》的演出。我们少年儿童（我担任儿童团团长）专门办了民族学院《少年报》，我是主编。我也开始写点通讯、感想、散文、打油诗之类的“作品”，这也许就是学习创作的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萌芽时期。放假时，我从“中山图书馆”借来中国古典小说，苏联革命文学的小说，爱不释手。晚上点上小油灯，一直读到次日晨四五点钟，眼睛红肿了，早晨起来睁不开眼，就摸着出去找到草上的露水，把露水抹在眼睛上，洗掉眼脓，这才看见了，吃了饭又去看书。后来眼病加重了，光露水冲洗疗法已不起大的作用了，就去八路军总部医院用药水冲洗治疗，这样一直坚持看完许多大部头的书。开课时，就利用课余时间坚持读书。文化低怎么还能读《水浒》、《士敏土》等大部头的书呢？我不是“三朝学老”吗？有点底子，加上来延安开始主要是学文化，自信还肯用脑子，学认字比较快，记得死，很快就能看报纸了。看书只要意思懂了，把生字就跳过去，连唬带猜也就看懂了。有时感情跟上书中的喜怒哀乐走，不觉流下了眼泪，会动感情了。当时报上连载了《李有才板话》和《洋铁桶的故事》，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很有趣，我每期都从头读到尾。我特别喜爱通俗文学作品，喜欢大白话的文学作品，也爱看讽刺。我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二日露》墙报，文章短小精悍，每两天出一期，我是记者又是编辑。这个小报暴露和讽刺的文章多了一点，触及了一些人，因此，针对我们的《二日露》，产生了一个叫《指针》的墙报，专门批评我们，和我们论战。虽然后来唇枪舌剑过火了，学校勒令两个刊物停办了，但也锻炼和提高了写作水平，因为这中间要采访、写稿子、排版面、抄写等等，很忙，也就养成了写的习惯。延安整风运动中，我就给《解放日报》写过通讯。不过，我那时最喜欢的还是新闻、音乐和体育运动。星期日在延安文化沟听音乐讲座，著名音乐家们轮流上课，自己做胡琴练习演奏，吹横笛，学打击乐。我是学校乐队的成员，跳秧歌，演《周子山》、《找八路军去》、《赶会》、《反抗》、《送公粮》等歌剧时，我是打击乐兼指挥。以后就拉胡琴、吹笛子、弹三弦。虽说是“南郭先生”，但总算乐队成员，并且下决心将来要搞音乐创作，但学校领导说，党政干部还不够，不能去鲁艺学习音乐，只好搞业余演奏员了。以后又给《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感想性散文，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发表了。这下信心更大了，又写了一篇杂文，评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不承认中国境内有少数民族的谬论。《解放日报》回信说，此稿正拟采用，恰遇国共和谈，不便发表了，还寄来一些稿纸，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稿子都是背着别人写的，怕报社不采用，退稿而丢人，那时我还很爱面子。我有一位老师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她知道我爱好新闻，经常给我寄点铅笔。有一天，突然接到她的来信，信中说她已给我办好了去延安新闻训练班学习的手续，望我快去报到。我请示学校领导，领导还是说，党政干部还不够，怎么搞那一套，想搞，业余搞吧！很快要让你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更重要的任务和担子在等着你，要打消这个念头。这样，我又长期成了一个业余新闻爱好者。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办小报，写通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搞新闻事业，还学会了摄影。该入门的，愿意入门的，都未实现，都成了半途而废的“业余者”。而没有奢望，不敢想的文学事业，却成了我多半辈子的正业。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也许是命运决定的吧？我虽然喜欢读文学书籍，也爱好文学，羡慕作家，甚至崇拜作家，对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赵树理、柯兰、马烽、李季、柯仲平、丁玲、萧三、萧军等进步作家，见一面都觉得脸上很光彩。我从未想到会成为作家。我文化低，能写什么小说？至于写电影那就更不敢想了，第一次看电影（大部分是无声的），为好奇心和无知所驱，还跑到银幕后边看了看，是否这块布后边有人在做动作？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竟走进了这个门，虽然也是业余的，但走了许多年。现在文学这个门，我恐怕要走到底，走到见马克思的时候。因为，文学艺术这个事业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我最喜爱、愿为它奋斗终身的光荣事业。而且，下决心，要在告别人世之前，在文学艺术事业的道路上力争做出一些成绩来。
（四）
在延安，在战争年代，搞创作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在《解放日报》第一次发稿件时，我高兴得发狂。有了一点信心，就又动手写秧歌、话剧，大部分都失败了。过春节时，我又写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秧歌剧《鱼水情》，竟然有人愿意导演，找了几个演员排了一阵子，正式演出了，这真是意外的收获。虽然效果不怎么样，但人们议论我还能写剧本，年龄不大，还有点头脑。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也是挺高兴的。这个剧本还拿去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展览，《解放日报》第一版专门报道了这件事，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少年还作了一番表扬。以后我也演戏，并又写了几个剧本，虽然未排演，但总算练习了写作。失败不是浪费时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失败是成功之母。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除了康生之流搞了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扩大化之外，收获是很大的。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延安抗大迁移到绥德和前线了，陕北公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子弟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分音乐、美术、文学等各个部），还有一个附中，全部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人数众多的、规模宏大的延安大学，设在鲁艺校址桥儿沟，这下离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近了。当时一些知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舞蹈家、演员，都在这山沟沟里，能经常见到他们，看到他们的演出，听到一些报告。1943年新年、旧历年前后，延安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艺运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人们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包括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情绪很高，劲头很足。文艺运动的主要标志是蓬蓬勃勃的大秧歌活动，几乎每一个单位，学校、机关、部队、农村、幼儿园，都参加秧歌队，我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是积极分子。我被挑选参加延安大学秧歌队，去中央机关、延河岸边、部队、边区政府、参议会、新市场、文化沟，到处扭秧歌，到处演出，真是兴高采烈。我们几个同学用“二人台”拜大年的音乐自编自演《送公粮》，受到内行、外行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因为它的音乐是新鲜、优美、别具一格的，它的词是顺口、押韵、有泥土气息的，又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这应当说是“二人台”改革的鼻祖，是“二人台”的第一个反映现实的新剧本。在这种环境下，在新文艺运动的熏陶下，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头脑更清晰了，新鲜事物也接受得快了，看的戏剧更多了。《白毛女》应运而生，《血泪仇》百看不厌，《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和苏联一些名著也看的更多了，不是一知半解，而是大体上能理解了，这样政治、文化提高得就更快了。
根据教育要接近实际的要求，我们民族学院从延安搬到离蒙古族、回族聚居区较近的地方定边城。为了更接近牧区，又搬到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城川，叫城川民族学院。这时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就当了图书管理员，看书的机会多了。以后虽然当了教育干事，还给学生兼课，但仍兼管图书，没有离开书。这时看到了《王贵与李香香》，对我震动很大。心想，这不就是老百姓说的话吗？这诗真好，它为新诗歌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我就异想天开，又想学着写点诗了。诗写了不少，有三四个小本本，都写满了，但不敢向外寄稿。正好，从延安分配到城川民族学院一位四川籍教员，教语文，他会写诗，已发表了一些作品，和我隔墙居住。我试着让他看看我的“诗”，请他指点，他看后说了一句：“狗屁不通，尽大白话，打油诗有什么艺术价值？”我请他教点写诗的知识，他说了不少，大都是西洋写法。后来他也写民歌体的诗了，而且很成功，成了著名的诗人。我虽然也一直写一点诗，也发表了几十首，但没有诗才，在写诗的道路上走了弯路。可惜的是，尽管“狗屁不通”，毕竟是我初学写作的作品。当我从部队调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搞地下工作时，把诗稿交给连长保管，在撤退时，他把我的一麻袋书、日记、诗稿、杂文稿，埋在乌审旗小石砭草滩。连长后来牺牲了，排长也知道，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了。至今我都很后悔，放在老乡家多好啊，起码能找到它。我的写作是从秧歌剧、诗歌、散文、杂文开始的，但客观形势是让我向党政干部方向发展，往领导岗位发展。而自己哪怕是业余搞，也心甘情愿。城川有《蒙古报》，我也写点小东西。后来我的生活道路来了个急转弯，搞完收公粮，“废保建政”工作以后，参加了几次战地救护工作，当业余护士，当业余哨兵，然后就正式分配到部队工作。长期在蒙古部队工作，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这给我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搞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一些作品及以后的几个大一点的写作题材，几乎都是取材于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的。
革命战争是我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生活基础。因为我是从战士、文书、文化教员、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科长、副处长、处长、师政治部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一步一个台阶，从最基层走过来的。搞地下工作也是干地下区委宣传委员。在部队都是搞政治工作。解放后基本上也是搞政治工作，搞宣传、文化工作，这对我的写作是大有好处的。
战斗年月，我是当骑兵的，除了和别人一样一匹马、一支枪外，我还有个麻绳织成的褡裢。褡裢中间开个口子，两头装东西：一头装些书、日记本和质量很低的稿纸（比延安时期的好多了），一头装些破烂衣服、鞋袜，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绣花缎子烟荷包（现在还保存着）。在打仗的空隙中看书、记日记，写稿件。自己写稿，自己刻写，自己油印，自己“发行”（发到连队）。这样办报，也是一种极好的锻炼，对提高文化、提高写作能力、提高办事效率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这种生活对我后来逐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也是极为有益的。
真正意识到应当写点文艺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还在骑兵部队，看了一些文工团的演出，自己也领导起宣传、文艺工作来了。师（军分区）有文艺工作队，搞创作，搞演出，下连搞中心任务的宣传。这时绥远军区办报，办《部队生活》文艺杂志，华北军区有《战友》杂志和小报。开始还是给他们写通讯，后来也应约写点散文、杂文，也写点诗。发表了一些文章后，胆子大了一点，信心增加了一点，竟然成了师里的“文人”。以后接连看到不少反映各个抗日根据地、各个解放军部队的好作品，回想我那个蒙古骑兵部队也走过漫长的战斗道路，牺牲流血，艰苦奋斗，涌现出不少蒙、汉各民族的战斗英雄人物；在做地下工作期间，也有许多感人肺腑的事件、人物；在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听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和英雄人物。不是也可以写出小说和戏剧来吗？而且还有特点，是别的地区、别的部队所没有的。我想反映我们这支部队的想法非常强烈。如何去反映呢？我给一些老同志、老领导谈了这个想法，他们都支持我这个想法，并且鼓励我完成这个任务。我先看长篇小说，思考过去走过的道路，思考过去听到过的生动的故事和英雄人物的事迹，一些事件、人物在我脑中活跃起来了。有时牺牲了的同志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下我坐不住了，我的心动了，我的情绪高涨了，这可能就是创作冲动吧。就这样，在保密的情况下，一个人在夜里埋头写提纲，画地图，按照提纲去写长篇《鄂尔多斯太阳》。《鄂尔多斯太阳》是《鄂尔多斯风暴》的第二部，提前写它是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是鄂尔多斯地区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统治者的1943年“三二六”大起义。我塑造了几个蒙古族、汉族上、中、下层的英雄人物。毛主席在著作中提到了伊克昭盟的“三二六”事件，颂扬了“三二六”事件。这是一个重大题材，我对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上、中、下层，敌我双方，国共双方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在50年代初期就首先从第二部开刀，而这一刀开得太狠了，太大了，太早了。写了十几章，30多万字，改了一遍，就壮着胆子送内蒙古文艺刊物编辑部征求意见，他们虽然谈了一些意见，基本上也是肯定的，但不热心，不积极，也没有采取支持、帮助的态度，我就把原稿和意见一起收回去了。我当时在一个部队的师部工作，业余时间是很少的，写作都是开夜车，有时一直写到天明，头昏脑胀，吃饭也不香了，但还是失败了。怎么办？只好先放下，写了几篇小的作品，大都发表了。回过头来又埋头看书，还是先学习好。没有条件不能动笔，凭一时感情冲动是写不出作品来的，要靠真才实学，要多读书，才能提高。50年代中期，我调军区大机关了，时间稍多了一点，恰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来内蒙古组稿、订合同，把我这部长篇小说也看了。他们诚恳、热心地指出其中的毛病，“太真实了”。人名是真实的，地名也是真实的，艺术加工太少。但总的认为题材好，有特点，基础好。他们逐条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鼓励我尽快修改出来，并且信任地和我签订了合同。正在修改之中，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只好投入到运动之中。因为我给罗荣桓主任、肖华副主任写了一封信，对军区建立体工队、马术队、翻译机构、报社、文工团、军乐队等提出建议，并建议贯彻落实民族政策，对内蒙古军区在编制上、文化艺术事业上，给予适当照顾。这封信罗、肖二位主任批给了当时任总政文化部长的陈沂同志，陈沂同志赞成我信中的看法和建议，在一些会上表扬了这封信。没想，陈沂同志被错打成“右派”，一些人蜂拥而上，说我这封信曾被“右派”陈沂欣赏并利用这封信向总政、向党进攻，说我给“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提供了炮弹，我也是“右派”，是内蒙古部队的“小陈沂”。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小会上对我围攻，看来非打成“右派”不可。真是岂有此理，按我的个性是不可忍受的，我发怒了，我也用大字报还击了，并且找到政治部负责人，声明：如果这样攻击我，我流了血也要反抗到底。还好，暴风雨过去了，领导上说我们相信你，你不是反党的，并让我下去帮助地方开展农村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是两个盟的工作团的副团长，正好去了席尼喇嘛的故乡——乌审旗嘎鲁图公社布占淖大队。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呀，席尼喇嘛——乌力记吉尔格勒，正是我写的《鄂尔多斯风暴》中的主人公。在他家乡工作了几个月，搜集到大批原始资料，也了解了他家乡的情况，这些我都做了详细的笔记、日记。在乡下还为《延河》文学刊物续写了《忆延安》的第二部分。在机关受冲击，下乡来到处都是热情、温暖，心情很快转过来了。冬季回到军区，“右派”打完了，正常了，平静了。总政发下表格，让登记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作献礼计划。我就把《鄂尔多斯风暴》（原名《席尼喇嘛传记》）当作电影故事片题材报上去了。总政文化部很重视，认为这个题材新颖、重要，列入了总政献礼计划。让我去京谈了内容和写作计划，鼓励我早点写出来，并就故事梗概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从“保密”状态中走出来，请教老师，公开征求意见，得益匪浅。总政文化部领导建议我看看有关写电影的书籍，多看些电影，写起来就方便多了。我照办了，很见效。回来动笔的时候，一边写，一边闭眼回想看过的电影，它们在什么地方回忆，在什么地方用“蒙太奇”，在什么地方用淡出、淡入，如何用画外音等等，动手修改剧本。修到第三稿后，我就把《鄂尔多斯风暴》寄到总政文化部了。不久，文化部文艺处来电话，让我去北京，通知说总政文化部负责人要当面和我谈谈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剧本可否拍摄的命运，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乘车进京了。
（五）
到了北京，那是1958年的夏天。这时因我给总政领导的信件而引起的风波虽已平息，但被下放、降职使用。某些领导认为我不好领导，爱提意见，没有和我谈任何理由，就从大军区的文化处长降为宣传处副处长，又下放到昭乌达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命令如山倒”，我全家都去赤峰了。我这次是向军区请了假到北京的。总政文化部文艺处的同志们说我的剧本已交部领导审阅，他们认为很有特色，很有希望。并说部领导要直接和你交谈意见。当天下午按约定时间我到了部领导的宿舍，他正等我。这位部领导是老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文学艺术造诣很深，发表过不少文艺理论文章。一开始他就肯定了《鄂尔多斯风暴》电影文学剧本，并说经修改就可以送八一厂，作为任务安排，在导演和八一厂文学编辑部的直接帮助下会很快上马的。这一下就给我吃了定心丸，紧张的情绪松弛了，接受意见也好像比过去虚心多了。这位领导有军人风格，开门见山地提了一些中肯的、切中要害的意见。首先他说写的太实了，这样对艺术加工、创造典型形象不利，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这是文艺创作上最忌讳的。既是文艺作品，就不能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尤其是电影故事片，更要撇开真人真事，只要历史背景、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就可以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艺术加工和典型概括，塑造好人物形象。重点的重点是写好人，不提席尼喇嘛这个真实的人，改个名字，把主要的地名改一下，北京、张家口这样的城市地名可以留下。他还说，历史事件虚一点好，如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李大钊同志是领导者，你的剧本中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表演说的党的领导人姓李就不好了。这样一个剧本把李大钊同志放进去，不合适，影射是可以的，写成姓李，熟悉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是李大钊同志，因为他确实在铁狮子胡同演说过，这样老李这个人物就不好去鄂尔多斯这个地方了，李大钊同志领导过内蒙古的党和革命运动，但没有去过鄂尔多斯。我当即说，改姓刘吧，这样党代表就叫刘洪泰。关于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一事，他说可以不写，写这种事如果还未定性，或有不同看法，容易打笔墨官司，对历史上一些不准确的事让历史学家去打官司去吧，咱们搞文学艺术创作的可以回避，不纠缠那种事，况且人们不太了解这个组织的情况，容易引起误会，你又不能在电影故事片上做解释。乌力记从北京不去张家口，直接回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点燃起革命的火种，搞起“独贵龙”运动，更简洁一些，因为他在北京已经接受了党的教育。这样，在关键时刻，党代表刘洪泰到了鄂尔多斯，意义就更重大了，比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这个运动更有现实意义，因为那时陕北已经有了共产党，榆林离鄂尔多斯近，横山离鄂尔多斯也近，党的领导深入到鄂尔多斯是很自然的事，不违背历史真实。总政文化部领导同志还逐章逐句谈了意见，对一些细节谈了修改意见。八一厂的数次讨论会，他都去参加了，一直到最后定稿拍摄。
回到内蒙古，因为时间很紧，我有时要写个通宵。不流汗是不会成功的。食指、拇指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头昏眼花，总算修改出来了。不久，八一厂让我去厂里听取意见，在厂子里修改。1958年冬天我住八一厂，讨论了三四次。没有八一厂编辑、编剧、导演、厂领导的帮助，没有他们出谋划策提意见，《鄂尔多斯风暴》是完不成的。这期间争论很激烈，我动过火，甚至要“罢写”。不打不相识，剧本定稿后，彼此了解了，成了好朋友。在北京待了两个酷热的盛夏，埋头改稿，在导演看稿的空隙，开始起草故事片《轻骑队》剧本。我因为负担过重，睡眠太少，太紧张，生活不规律，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几天几夜不睡觉，尽做恶梦，住了二五三医院神经科。好像神经错乱似的，只能一个人住一间病房，病房内要摆不少花盆。我认为门上细菌多，因为开门，每天要洗无数次手。到了夜晚，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明，一连好几天，医生不得不加大药剂用量，我隔几天用明信片给家去一封信，也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怀疑、恐怖、多动、自言自语。住了几个月，出去走走，又回来住院，慢慢好一些了。但不能看书，一看书就头痛、恶心。过年时回到赤峰，紧接着下调令让我到呼伦贝尔军分区工作。我去海拉尔住了五六天，只看了一下办公室，我想还是到熟悉的地方去，就要求回伊克昭盟军分区。国防部下令调回伊盟，从大东北角到了大西南角。剧本仍无结果，身体仍不行，睡不好，吃不好，脾气也坏了。上级很关心，让我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住了三个月，每日划船钓鱼、做气功、打球，身体好转了，又想起写作来了，便给八一厂写信问结果，不见回信。回到伊盟军分区后，工作了一个时候，剧本终于落实了，分镜头剧本出来了，我又去北京开始了艰苦的脑力劳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斗，第九修改稿出来了，演员也基本确定了。然后反复讨论了导演分镜头剧本，才算定下来了，这已经是1961年年初了。夏初，导演带领演员到了鄂尔多斯地区体验生活，我给他们做向导，一同到了偏僻的、尽是沙漠地带的乌审旗嘎鲁图公社布占淖大队——席尼喇嘛的故乡。为了拍好这个片子，厂党委决定我参加摄制组党支部，做临时顾问性的工作，同时继续修改剧本。我在拍摄前又修改了两次剧本，第九稿虽已出版，但又在拍摄中改了两稿，总共改了11稿，累计约77万多字。在拍摄中和导演一起进行的小修改就更多了。演员素质好，对作者、导演帮助很大，他们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剧本越改越好了。我参加了拍摄《鄂尔多斯风暴》的全过程，学到不少东西，知道了拍摄电影的艰辛，对电影的特性、技巧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我以后的电影文学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62年，《鄂尔多斯风暴》发行上映了。我又投入《轻骑队》的创作，后来改名为《永远在一起》。这期间我又归队了，调回军区搞文化部的工作，写了一些小说、散文。还到内蒙古大学文学艺术研究班学习、深造。最后拿到了研究生文凭，但说老实话，我连文学本科生也赶不上，但还算是正规学校毕业的。这种办文学研究班的办法，全国独一无二，但效果好，现在内蒙古文坛上的骨干几乎都在文研班学习过。
《永远在一起》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剧本，因为它写的是我曾经战斗、生活过的一支由四个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的故事，是我最费心血的一个剧本，前后经过九年的时间。1966年3月全军文化部长会议期间，八一厂文学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1966年上马拍摄。不幸的是全军文化部长会议以后，又是全军创作会议，紧锣密鼓，这个创作会议，已是“文革”的开场戏了。电影剧本《永远在一起》也在被批判之列，当然不可能拍摄了。在“文革”前夜，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党委通过决定，要求内蒙古军区支援地方，要我脱下军装到地方搞文教工作，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论年龄、身体我不到转业的时候。在部队工作了22年，各方面习惯了，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反倒不习惯、不熟悉了。军区党委不同意我转业，地方党委坚决要求我到地方工作，双方相持不下。为此军区党委向总政打报告，明确表态不能转业，留部队也可重用。军区领导还找我谈了话，说部队也需要提拔年轻干部，30多岁的师级干部不多，在部队工作适合，不能转业。我到北京开文化部长会议期间，给肖华主任写信，提出不转业，并想和他谈话。他的秘书给我来电话说，肖主任开会忙，他委托干部部副部长和我谈话。谈话时我提出三条：不转业，地方需要可以兼职，不脱军装；内蒙古军区不好安排，到新疆、西藏军区也行；搞专业创作，不担任行政职务。副部长答复了三条：转业不转业，军人服从组织命令；内蒙古军区党委已有报告，不同意你转业，地方坚决要，并且是中央领导同志说了话的，要考虑部队需要，也要尊重地方党委意见；你个人不必管它，继续工作，等待正式决定。相持40多天，部队耐不过地方的再三催促，最后总政同意了，下达了转到地方工作的命令。地方任命我搞文教卫体委员会综合文教工作，这样连军衣也未脱，未办转业手续，就走马上任了。我打算到地方看看，不行再回部队，或部队、地方兼职，两头来回跑，不办手续，不脱军衣，不当“老百姓”，军区负责同志也同意我的想法，暂时不办手续，因地方催得紧，可先到地方上工作，慢慢来。到地方后又兼了文联主任。不久，“文革”开始了。我被打成了“政变分子”、“黑帮分子”、“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鄂》片成了为高岗翻案的三部曲之一。家破人亡，我遭受残酷迫害，几次险些丧命，身体、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后来“解放”了，上班了。公安部门退回近300件材料、日记、笔记、信件等，但长篇小说《青山黑河风云急》、《鄂尔多斯太阳》等一批作品的初稿、修改稿不见了。
（六）
打倒“四人帮”后，我开始写了几篇散文，修改了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青山黑河风云急》中的第三章）。1977年张长弓同志建议合作写一部电影，他已有了构思，并由他写出详细提纲，我和另外两位作家敖德斯尔、贾漫同志欣然参加了。影片即反映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蒙根花》。这时过去的两位老部下提醒我，他们在内蒙古军区工作时，曾听我谈过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叫《黄河岸边的战斗》，认为有价值，但剧本找不到了。在出发到外地重新写剧本的时候，几个人又翻箱倒柜，突然从公安部门给我退回的乱纸堆中掉下一个褪了色的剧本，正是《黄河岸边的战斗》的手抄稿，这真是喜出望外。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节省了我许多精力和时间。在包头突击修改七天，改名为《李昭君》。最后作为内蒙古制片厂建厂以来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改名为《查干庙的枪声》（先在刊物上发表了），最后定名为《阿丽玛》，正式拍摄了。这个剧本取材于我做地下工作时的生活，反映的仍然是鄂尔多斯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包括了大青山、东部地区革命斗争的部分内容，歌颂了一位在延安培养出的蒙古族青年妇女的英雄形象。电影发行后，改编为大型现代京剧《查干庙的枪声》，演出后受到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好评。《阿丽玛》剧本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第一届评奖活动优秀创作奖。
这时，我又发现了我20多年前的一部不成功的中篇小说修改稿。看后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快速修改完后，把原题《地下区委》改名为《母亲湖的火光》，先在刊物发表了。同时，我还把《母亲湖的火光》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母亲湖》。描写地下工作者争取伪蒙古军团长起义，是写我做地下工作时期的人和事，是《阿丽玛》的姊妹篇。为了体现独立自主，为了培养本区、本厂电影骨干，内蒙古电影厂建厂以来第一次完全由本厂力量拍摄《母亲湖》。剧本被自治区评为文学创作一等奖，翻译成蒙语。
（七）
1983年，我脱离了宣传、文艺部门，改行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工作，时年52岁。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并没有放弃写作。
创作是艰辛的事业，我文化不高，文学修养差，还得过精神分裂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肺结核、高血压，加上运动中颈椎、胸椎、腰椎有六根骨头折断了，双耳打穿孔了，头部被击成脑震荡，眼睛被电灯烤出毛病，手指肿大等等。1974年因心脏病突发休克，差点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以后数次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抢救。
不管怎样，我都丢不下文学事业。无数的先烈和英雄人物是革命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群众更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不写他们心里不安，不写他们是失职行为。
当然，时代在前进，人们的生活、精神面貌，也在变化。如果把握不住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把握不住新时代的脉搏，创作上就会彷徨，甚至停滞不前，就会倒退、落后。所以，学习、生活，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两大课题。
试想，一个放羊娃，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育，没有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没有群众、专家的指导、帮助、支持，我能成为一个作家吗？专心搞工作，搞事业，搞创作，这是我晚年的心愿和计划。
在文学艺术创作道路上，我是“走错了门”，因为我不是这块料子。但既已走进了文学艺术创作这个门，而且在文学艺术领导岗位上工作了近40个年头，我是不后悔的，我感到光荣、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