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钫[4]
余自1926年以学生关系，得识张学良将军，蒙其训育培养。从1928年至1936年，随侍张氏左右，为之司机要，前后凡九年，对于张氏的为人行事，耳闻目睹的资料甚多，唯以时过境迁，诸多忘记，兹仅就我所能回忆者，略述如下：
（1）余自识张将军后，即听其左右人谈，张氏于13岁时，即头角峥嵘，最好与人辩论是非，能阐发别人所谈不出的道理，并嗜破坏成物，研究其如何构造，自行建造；于16岁时，性好冒险，尝说，“我不乐意做我能做，别人也能做的事”；后以尝赴奉天青年会与六国俱乐部玩耍，与西人普赖德等熟稔，染受一些西方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当时凡识张氏者，均认为斯人幼即奇特。
（2）张氏在东三省讲武堂读书时，该堂的教育长、教官，均以张氏为张作霖之子，无不趋炎附势，对之尊重，唯该堂的骑兵科教官郭希鹏，对于张氏犯错，毫不客气，仍敢施以体罚，或严予斥责。张氏以后语人云，“惟郭希鹏敢于罚我，这才真是我的老师”。后当张氏在东北执政时，特别重视郭希鹏，曾擢升为骑兵军师长，及护理热河都统等要职。
（3）当张氏在沈阳任陆军第二旅旅长时，特别赏识其参谋长郭松龄，曾向张作霖一再保荐，乃又成立陆军第六旅，擢郭松龄为旅长，与第二旅联合办公。当时东北陆军的整编训练，郭氏甚为有功。张、郭二人的交谊甚笃，出入必偕，甚至每出宴会，无郭，张即不欢。及至郭松龄因与杨宇霆不和，愤而倒戈，在新民县白旗堡失利，被获，张作霖命处郭松龄以极刑，并陈尸小河沿，张氏闻之，极为惋惜，当时即曾说过：“郭松龄的确为一时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此事的善后，应让郭松龄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其不记私怨，爱惜人才，有如此者。
（4）张氏的胆量过人，临难不惊，向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之概。姑举三例，可以证明：①有一次，张氏乘专车到东北军穆春师的防地，命其卫队长姜化南下车，集结穆师军官，传达命令，而穆师误会，认为姜往缴械，当时枪弹齐飞，弹由专车的空隙乱落，姜化南饮弹丧命，专车上所有人员，无不惊惶失色，俯伏于地，惟张氏昂立车中，口衔香烟，仍向车外瞻望，只说：“误会了，误会了。”②有一次，在郑州陇海铁路官舍，张氏与万福麟等高级军官在室内谈话，忽有一卫队排长手枪走火，引起卫兵的误会，枪支齐鸣，当时秩序大乱，室内各军官，均皆卧地躲避，惟张氏神色不变，自持一手枪，立于门侧。事定，张氏与各军官说：“你们卧地有何用，我在这门侧，预备如有入室行刺者，进来一个，我即打一个。”③有一次，在沈阳北大营阅兵，正在检阅分列式时，阅兵台之一角，忽然坍坏，当时人声鼎沸，张氏稳立台前，照常检阅，目光都未回顾。
（5）在曹锟贿选大总统时，奉系反对曹锟登台，发动两次奉直战，张氏建议张作霖，联络国民军以倒曹，与西北冯玉祥合作，曾由张氏送给国民军军长弓富魁金票200万元，属其转交冯将军，作为革命的资金，以后始有冯玉祥攻打吴佩孚、曹锟下野的收获。这时张氏的思想，是倾向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
（6）在蒋介石因与汪精卫等的意见不合，第一次下野，赴日本休养时，张氏因不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误认蒋系真正革命者，曾给日本方面汇寄金票10万元，托人送交蒋介石，作为接济在外旅费之用。在张氏对得起蒋介石，在那时情意即甚殷厚。
（7）张氏的救国爱国思想，向极浓厚。于1925年，接任北京民国大学校长时，有一次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他曾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本应为世界上有力的大国，而我们自己不振，国难重重，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我辈青年均应负起救国爱国的责任，而在我个人，所负的责任尤重，我说我的责任重，不是说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天才，而是因我父亲的事业，在他的事业基础上，我进行救国爱国运动，更为有力。”其讲话的态度真诚而谦虚，颇使当时的学生感动。
（8）张氏的机警过人，遇事果决，亦非常人所能及。当1928年，张作霖由北京退回沈阳，专车行至皇姑屯，遇炸身死后，日人即注意张氏的行踪，阴谋劫制。彼时张氏正在滦州督撤军队，驻在滦州关帝庙内，闻报知为日军所为，即轻车简从，化装为火车上烧煤的工人，头包白巾，满脸涂黑，在机车的前面，与司锅炉的在一起，混回东北，沿途日本宪兵在各站窥察，均未发现，及至张氏安抵沈阳，突然宣布，使日人大为震惊。
（9）在张氏初回东北，继承父业，担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日本驻关东军司令官（大约为本庄繁）曾往沈阳见张，逼迫张氏仍须与日本亲善，张氏与之接见，虚与委蛇，精神上极感痛苦。事后，据为张氏当时做翻译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说，张氏于见日人之后，曾感叹流泪地说：“我国如系世界的强国，何致受外人如此欺凌，我们应当速起救国，团结一致，在我这一生，决不能签订让日本人得着中国利益的任何协定。”
（10）在张氏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时，曾在外交和经济上，处处予日人以打击，如兴安屯垦区所发生的关团长瑞玑杀死日本军官中村事件，张氏令关团长隐匿不出，而责备日人未按外交上的一切合法手续，擅入中国境内，测绘地形，不知系为何人所杀，中国绝不负责，结果日人亦莫可如何。又为抵制“南满”铁路的运输事业，张氏特命修打通铁路（由打虎山至通辽），客货运的运费，均较“南满”铁路为廉，以致“南满”铁路大受影响。当时由苏家屯至营口的“南满”客车，无人肯坐，几至烧煤都烧不起，日本人赔累不堪，叫苦不止，曾大喊张学良厉害。当时的《满洲日报》《泰东日报》和各种日文刊物，都曾称张氏为怪杰。
（11）在1928年，东北尚未悬挂青天白日旗以前，张氏先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枪杀，自表面看之，杨宇霆专横跋扈，声势赫赫，似为张氏所不容，而实质其中有极重要的政治背景，因张氏决心实行国内团结，图强御侮的主张，与杨宇霆的意见大有分歧，杨的意见仍想遥联白崇禧，夹攻蒋介石，东北军借着日本人的力量，仍可出兵关内，问鼎中原，其亲日联日的主张，在张氏决不采纳。张氏之杀死杨、常，亦正为肃清一切亲日联日分子在东北活动的示威行动。
（12）在张氏执政东北时，汤尔和、王荫泰、汪荣宝等亲日分子，均在沈阳，张氏曾设一东北外交委员会，网罗那时所谓的国内名流，如顾维钧、罗文干、沈瑞麟等。在“九一八”以前，汤尔和曾赴日本，访问币原外相，他给张氏的电报说：币原曾告诉他，绝对主张日中亲善，如日本想吞灭东北，等于吞食炸弹。这也是东北军疏于防范，使日本军突然侵占东北的原因之一。在那时，汤尔和等人未尝不想以其与日本国内诸要人的关系，游说张氏亲日，从中取利，但张氏拥护中国统一的意念，极为坚定，毫未受其动摇。
（13）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张氏本拟作为地方事件由东北直接与日本交涉，如不能成功，则由东北军与日军作一殊死战，决无不抵抗的心意；而蒋介石则严电约束，静候国联处理，不许东北军作战。在事变发生的第二日，张氏曾命万福麟赴南京见蒋，请示机宜，蒋即告诉万说：“你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中央的，决不可自作主张，千万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张氏因听蒋的乱命，以致多少年来，不蒙国人谅解，每以“不抵抗将军”之名称称之，其个人的冤屈，由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宣布的真正史料，始得大白于天下。
（14）1932年汪精卫别有阴谋，也劝蒋介石抗日，蒋即佯允汪到北平与张氏协商，而命宋子文陪汪前来，阴嘱宋告张氏，绝对听他的主张，不能抗日。及汪宋到达北平，张氏对于宋的招待殷勤，而对汪则过于冷淡，于第一次宴会时，张氏为与宋联络情感，即邀请曾与宋在美国同学的朱小姐，及许多名媛贵妇人作陪，而汪则惧怕他的老婆陈璧君，向例不肯与许多女人在一起宴会，并自以为他自己是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又未携眷前来，对于张氏邀请许多女客作陪，认为系一种侮辱，甚为不快。汪约张氏谈话，张又尝以病辞，而实际系陪宋在北海划船。及汪回南京，临行时，张氏的副官长汤国桢先行到站说，张氏即来送行，停候许久，张又借故不去送行，汪精卫对此极为衔恨。不久，有汪责骂张氏的电文。后来南京举行国民党代表大会，有刺客谋刺汪氏，经张氏奋不顾身，将刺客的手枪踢落，拦腰抱住，汪始对张氏谅解，当即遣彭学沛赠送张氏手杖一支，表示友好。
（15）当1932年张氏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时，北平各大中学的学生，曾有一次，呼吁抗日，包围张氏居住的顺承王府和槐里胡同万福麟住宅，群情激昂，甚有指责张氏的不抵抗，大声叫骂的，张氏的侍卫卫兵制止不住，几将动武，张氏严令约束卫兵，对学生切实劝慰。并于夜间，召集万福麟等将领开会说：“我们丧失疆土，对不起老百姓，这若是在帝制时期，脑袋早就应当掉啦，虽然我们不作战，系奉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我们终究是有责任，一般青年学生爱护祖国，这种热情，是应当鼓舞的，我们应忍辱负重，耐心地安慰他们。”这表现了他爱护青年，也爱护祖国的思想。
（16）1933年热河失守后，只由蒋介石的几句话，张氏即引退交卸军权。当时张氏的部属甚为不平，有的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还得有杯酒，现蒋氏连杯酒都不用，而张氏即交出军权，走得过于容易；有的说，张氏不应远走，可在香港居住，看看国内时机转变，立即回来。张学良说：“只要我走了，能于国家有利，我就应当走。”可见其以国事为重，轻视个人权力。
（17）张氏在任三、四方面军团长时，染有鸦片瘾甚重，后又注射巴比拿鲁多年，身体羸弱，消瘦不堪。有时我送阅公文，张氏一面看文件，一面注射药针，我曾为痛心流泪，认为其痼瘾过深，绝难忌绝。不意张氏的决心勇气，迥异寻常，他在上海时，住福煦路181号，我亦在其身旁，他竟痛下决心，于一日之间摒弃医生药针，忍痛打滚，叫骂连声，经住一月，完全戒绝。当时虽有密勒大夫为之妥善照料，亦可见其决心之大，绝无仅有，真可谓其瘾重也非常，其忌绝也亦非常。
（18）张氏于1934年由意大利回国，出任豫鄂皖“剿总”代总司令，身体强健，与出国前俨若两人。那时他认为一个国家好像一只大船，行在风雨飘摇之中，应当信任掌舵的指挥，因而提倡拥护领袖之说。他的动机是想国家强盛，挽救危亡，不过所识非人，误认蒋介石为可拥护之人，而不知独裁制度亦不适宜于中国。张氏之拥护领袖主张，只取得与一些黄埔军人暨蓝衣社分子接近，而大触何应钦、陈诚等人的猜忌，以后对于张氏倾轧备至，并因张氏于回国之后，东北军的一切人事行政，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均向张氏请示，当时预备一只手提公文箱，一个钥匙，存在武昌我的手中，一个钥匙存在北平叶弼亮手中，经常派一副官，往返平汉线，送此公文箱，日久自为何应钦所知，痛恨张氏，因此造成以后张氏与南京中央政府发生隔阂，和军政部不愿为东北军发饷的情况。
（19）1935年，东北军开至陕甘两省，饷械两虚，又无地方上的接济，张氏曾特为此事赴南京见蒋商议，蒋让与何应钦、孔祥熙协商，许久不得要领，张遂愤而赴上海逗留，留我住在南京首都饭店。有一日，张氏用电话告诉我说：“你可以我患鼻病严重，亟须割治为理由，为我拟一请辞西北代总司令职务的签呈，送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并可以你的意思向钱述说东北军现在的种种难处。”我遵照张的意旨，拟一签呈送交钱大钧，并对东北军的种种困难，大发牢骚，钱对我颇为安慰，并收签呈转递，蒋介石旋即批后说：“现在军事正在紧张之际，非吾兄割鼻之时，希即速回南京面商一切。”张氏回京，始得军费批定，而所领之款，军需署尚须先扣除20%。张氏对此情形，愤慨万分。
（20）东北军在西北与红军作战时，损失了牛元峰、何立中两个师，南京军委会即令撤销番号，不予补充，而胡宗南的军队，亦曾被红军消灭两个师，蒋介石则密电胡：“我的部队，究竟损失若干？可详细电告，不必难过，我均为你予以补充。”当时西北总部有一职员，名蒋宗标，其全家善译各种极机密的密码，悉将蒋致胡电译出呈阅，使张学良对此颇为寒心，更知蒋介石的狠毒阴谋，乃系以打内战而消灭国内非其嫡系的军队，其对东北军即是如此，其对其他各部的军队，更系如此。
（21）1936年张氏因与红军作战失利，深知红军不可以武力胜，同时中共又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这个伟大政策的成功，和东北军被俘军官，如高福源等由红区回来，传达红军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求一致抗日，张氏深受感动，下定决心，东北军只能为抗日之用，决不再打内战。乃于西安城南设立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各级军官，做抗日的准备。张氏每登台讲话，声泪俱下，我曾听参加该训练团的军官们说：“我们听见张副司令的讲话，如不把自己的这一套肉皮囊卖在抗日的战场上，简直是白做一回人。”当时的东北官兵受张氏的感召，抗日热情极为高涨。
（22）1936年10月间，张氏曾赴洛阳一次，张氏系为蒋介石的生日祝寿。当时张同阎锡山曾密谈数次，决定劝蒋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次日，张氏即向蒋痛哭陈词，劝蒋决心抗日，而蒋不听，拍案大闹，说张思想动摇，有失军人本色，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决不变更。并斥张为没有恒心，结果不欢而散。及至祝寿完毕，张氏与阎锡山在机场分手，阎曾向张说：“汉卿，你如果要抗日，我们就自己干吧，不必等待蒋的同意。”迨至“双十二”事发，张氏电告阎锡山，请其共商大策，而阎竟复电，指责张氏兵谏的不当，并将这个复电稿送交中央社转发全国各报。因此华北方面，如宋哲元、韩复榘等，对于张氏在西安的举动，表示意见较晚，其老奸巨猾达于极点。
（23）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已下决心扣蒋，准备由白风翔师长和刘桂五团长到临潼华清池蒋的卧室将蒋强行背出。当天他召刘桂五到其官邸。
问刘说：“我拟让你干一件大事，你敢干否？”
刘问：“什么事？”
张说：“我想扣蒋介石，让你到临潼，将他背出来，你如同意，我就先带你到他住处看看。”
刘闻此言，惊疑不定，张说：“你可回去考虑一下，明日复我。”次日，刘往见张说：“我唯副司令之命是从。”张即带刘往华清池见蒋，在蒋与刘谈话时张借机察看地形。张将刘引入后即行退出。事后刘语人曰：张氏将我一人留在蒋室，他即退出，使我备受感动，张系如何的对人推心置腹，副司令如此相信我，我为他就是卖命，亦所甘心。”张氏之真诚待人，向多如此。
（24）1936年12月11日晚10时，张氏忽派车接我到他官邸，入室后见东北军的要人多在座，张氏即交我一个条子，让我带几个可靠的人，到绥署内成立临时秘书处。张并向黎天才和我说：“这回要看你们英雄好汉的了。”我问张：“已经派人去临潼干去了吗？”张说：“已派刘芳波、谭恩波他们去了。”我们即乘车随张氏到绥靖公署，经杨主任虎城指定院内东厢房，为秘书处办公室，连夜草拟拍发抗日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等八项主张的全国通电。彻夜未眠，及至12日晨，当临潼来电话说蒋由卧室逃出，不知下落时，我曾问张：如蒋搜寻不着，我们将如何处理？张答：“那我们就立时上山，与红军合流。”及至11时许，临潼将蒋搜获，载至绥署，张氏会同杨主任前往见蒋，蒋当时惊惶打战地问张说：“你想将我交付人民审判吗？”张说：“请委员长放心，我们只是请你领导抗日。”在蒋被扣期间，张对之始终婉言相劝，礼貌不差。当蒋初被获时，他的假牙失落，面目更像骷髅，狼狈不堪，后经张氏悬赏将其假牙觅获，送给蒋，蒋始精神略定。
（25）在“双十二”事件放蒋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西安时，腰中佩有手枪，被张氏的副官夏宝珠看见，入室将张氏请出，再将戴的手枪缴下。事后张氏知道后说：“这又何必呢。”命将手枪还戴，而戴不敢带。直至其离开西安，临行时，始将手枪取去。
（26）1936年12月25日，张氏决定送蒋回南京。我曾和张氏单独谈话，问他：“放蒋是势在必行，而您要亲自送往南京，是何用意？”张说：“蒋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但我恐怕他到南京又行变卦，因为南京那些人未必同意。我去到南京，他们就可知道，蒋先生业经与我妥协啦，我好像是个太阳，在南京一露面，就把他们那些乌云暗淡都照化啦，就免得他们再包围蒋先生。”我说：“您此去等于身入虎穴，并且疏不间亲，恐怕也难照您的想法实现。”张说：“此去有何凶险，我都不计。”我说：“您不为个人计，不应不为抗日的前途和三位一体的整个利益计。”张氏遂再召集高崇民、吴家象、王以哲、鲍文樾等四人计议，让他们往见宋子文，要求保证张氏回西安。宋说：“我是基督徒，可向上帝发誓，有我在，定保张氏的安全。”张遂不顾一切，送蒋而去。
（27）张学良虽系一个军阀分子，而他的头脑，向好接受新鲜事物，他在武汉任豫鄂皖“剿总”代总司令时，每一得到共产党的宣传文件或小册子，必详细阅读。曾和我说：“共产党的理论精深，是有其得胜而发展的基础的。”因此他在武汉和西北期间，对于思想左倾的人士，极愿接近。至1936年夏季，与共产党的代表接触频繁，所受到的影响极大，思想进步非常明显。及至“双十二”事变时，他与周恩来、叶剑英两先生晤谈多次，衷心折服。他曾和我说过：“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眼光远大，理论精深，确有超人的本领，此后能够拯救中国的，非共产党莫属，你们应当研究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学习共产党的苦干精神。”
（28）张氏的聪明智慧，向极过人。有一次，他赴汉口打高尔夫球，夜半归来，在其徐家棚官邸，我将鲍文樾的一份来电呈阅，内容系请示16点问题，甚为复杂，张氏于入室后，将该电匆匆一阅，即说：“候明日答复吧。”次日，我再携鲍电前往请示，张氏未再索阅原电，即指示我如何做后，16点问题一一解答，毫未遗漏，其头脑清晰，记忆力强，使我万分惊服。
（29）张氏言辞锋利，有时挖苦人，不留余地。当他在武汉时，有一次请张群和杨永泰吃午饭，张群谈到他充外交部部长时对日外交，如何顺利，张氏说：“你的办外交手段，好像我讲的一个笑话，其内容为有一对青年夫妇行至旷野，与恶霸相遇，恶霸将这妇人按在地下，强行污侮，而令其夫在旁看视，于其行淫每一动作，即须磕头一次，以后动作频繁，其夫即停头未磕，其妇伤心痛哭，其夫说，你不用哭啦，当你们动作频繁时，我曾捡了好大便宜，少磕不少头。”张氏讲完这个笑话，还大笑不止，直使张群、杨永泰等人瞠目相视，默不一言，而张氏之得罪蒋左右，甚深矣！
（30）张氏豁然大度，不计宿怨。1924年，郭松龄倒戈时，张氏曾给郭通电话，郭未亲接，由其副官处长高纪毅代接，高用讥笑的语气对张说：“你不用再打电话啦，咱们奉天见吧！”及郭松龄失败，高纪毅到奉天见张，张氏说：“你见我尚可，不过你应当暂时躲躲，免得老蒋的左右琢磨你。”张对高仍予重用。并对郭的旧人照常信任，毫无任何顾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应德田等人由美国回来，张氏请他们吃饭，应德田曾指责张氏说：“东北军在沈阳不抵抗，真不如一只能看家的狗。”张当时不终席而退，但于1936年仍重用应德田，并未嫉恨他以往的无礼。
（31）张任军职多年，极少杀人。在西安时，通信大队长康瑞符，贪赃枉法，屡教不悛，不得已而处以死刑。张氏说：“我今天也尝尝杀人的滋味。”但于康处死后，张氏终日不欢，并一再谕令副官处处优待康的家属。
（32）张氏有一次在西安向东北军的军官讲话，正值天气严寒，张氏很感慨地说：“我领导你们由东北出关，流亡在外已经这些年，现在军费不足，待遇菲薄，今日天气较寒，我不知我的士兵穿的衣服尚温暖否？我实在惦念他们，注意他们的疾苦，你们务要体会我的心意，善待我的士兵。”在场的军官听了张氏的讲话，有感动流泪者。
（33）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2日，东北军激烈分子孙铭九、应德田等枪杀王以哲。后来，杨毓珣曾同鲍文樾赴奉化溪口看望在雪窦寺的张学良时，杨曾问他为何用孙铭九等这些激烈分子，致造成东北军的内讧？张答曰：“我是因为东北军暮气沉沉，没有朝气，用这些青年，为的是振奋人心。不过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我用他们的长处，制服他们的短处，有我在，他们决不敢胡闹。”
（34）据张氏的亲信军需人员谈，张氏对于部属馈赠的金钱，向不乱收，定要问明钱的来源，如系部队节余，尚可收留，但一定提出一部分赐给这个部属；如钱的来源不正当，是由贪污勒索枉法而来的，张绝不收受，并定予斥责或法办。如部属奉公守法，出有亏累，只要张氏知道，定为拨款代还，决不吝惜私财。
（35）张氏性极风雅，好读史书，喜阅《贞观政要》，乐以李世民自况。在1927年，他与杨云史、梁伯尹等文人在一起，曾自撰一联，其文曰：“两字人称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此联在当日于华北盛传一时。张氏好习篆书，喜购吴大徵所写的篆字，并好收藏宋元名画，个人的鉴识力很强，在北平购买者，多系名收藏家朱幼屏所有，曾藏有王大令墨迹一帧，只有七个字，每字于当时值现洋1000元，甚为名贵。张氏所收藏的字画，均存于上海某银行，不知国民党军队由上海溃退时，已否掠走。
统按张氏的为人，虽系出身军阀家庭，深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封建传统的严重熏染，个人的英雄主义极强，政治修养不足，看事多有片面性，并被他自己的阶级思想弱点所限制，谈不到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其民族意识极强，救国爱国之心，极为坚定，并肯牺牲自己，公而忘私，天真豪爽，勇敢，豁然大度，有足称者，且肯接受新鲜事物，明辨是非，追求进步，一向鄙视懦弱、自私、残忍、庸俗、卑污等行为，其品质思想确与一般的军阀政客有所不同。惜余不文，对其所有事迹，不能叙述于万一，唯于以上所述，纯系事实，绝无丝毫粉饰之处，拉杂陈述，敬请指正。
（1956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