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和川中北地区则是全国著名的两个丝织中心。丝织品中的绫、罗、绸、缎、纱、绢和蜀锦等品种样样俱全，质量好，数量多。据《宋会要·食货》64记载统计，宋朝夏秋二税租税收入的丝织品中，四川绢为四○八，二四六匹，占全国总数2894333匹的14%；为47961匹，占全国总数416317匹中的12%；丝绵为15519984两，占全国总数91998904匹中的17%。宋朝每年二税和市买、折科、和买总入的丝织品中，四川的锦绮等高级丝织物为1898匹，占全国总数9615匹中的20%；绫为38770匹，占全国总数147385匹中的26%；绢为938568匹，占全国总数5382709匹中的17%；丝绵为3674208两，占全国总数13852797两中的27%。四川是供应宋朝官府和军队所需丝织品的重要基地，特别是朝廷所需蜀锦的主要基地。一批官吏和商人还在四川大量贱价收买丝织品，运往各地贩卖，牟取厚利。史称当时四川的丝织品是“日输月积，以衣被天下”。
宋代四川酿酒业的发展同样居于全国前茅。酒的品种多，产量多，酒税收入也多。据《通考》卷17记载熙宁十年前各地酒务数统计，四川有酒务三七六个，占全国酒务总数1839个中的20%；四川的酒课收入为208万贯，占全国酒课收入1506万贯的13%。南宋绍兴末年“东南及四川酒课一千四百余万缗”。而四川酒课在建炎四年就已达六九○万缗，几乎占全国酒课收入的一半。当时川陕战场军费开支的五分之一都来自这笔巨大的酒税收入。
制糖业的发展更是居于全国之冠。遂宁是糖霜（冰糖）生产的发源地，历史悠久，技术先进，规模大，产量多，质量好。宋代出产糖霜之地有福广（福州）、四明（宁波）、番禺（广州）、广汉、遂宁五郡，四川居其二，“独遂宁为冠”，其余“四郡所产甚微，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北宋宣和末年，宰相王黼创应奉司，遂宁除常贡外，增加岁进糖霜数千斤。到南宋时期，遂宁仍是全国重要的糖霜生产基地之一。
宋代四川还是全国重要的造纸基地。蜀纸具有厚重、坚韧、洁白、耐折叠磨损等优点，“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之牒，皆取给于是”。其中纸币用纸，因流通关系，磨损厉害，两面都要印制各种复杂的图案和暗记，几乎为蜀纸所独占。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交子就是用蜀纸印制的，以后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亦大多用蜀纸印制。在加工纸中的“薛涛笺”、“谢公笺”等书画纸，更是名重一时，留传后世。
宋代四川还是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官刻私刻图书都很发达。宋代刊印的四大书中，除《文苑英华》外，《开宝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三部巨著，都是由四川刊印的，在印刷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蜀刻还具有版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赞。由于四川官私雕版印刷业十分繁荣，在世界出版史上，印刷图书注明出版单位，规定版权所有，不许翻印，就是由宋代四川书商发明的。现残存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十卷，书末墨图记云“万券堂作十三行大字本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是最早开创印行图书，注明出版发行单位的规例。现存《五松阁》仿眉山程舍人宅王罗《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是最早开创“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禁约。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四川的印刷业在出版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宋代四川商业也很发达。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粮食、蜀锦、绢帛、麻布、茶叶、药材、纸张和书籍贸易的最大集散地，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熙宁十年（1077）成都府商税额为171000贯，仅次于杭州商税额173000贯，居全国第二位。就全川州城商业发展水平而论，熙宁十年四川的州数占全国州数的14%，商税额则占全国的18%。全国每个州平均商税额为26000贯，四川各州平均商税额为32000贯，都超过了全国商税额的平均水平。这反映四川是全国商业发达的地区。正因为四川商业发达，而成都又是宋朝商业发达的都市，所以在十世纪末叶，成都一批经营金融存款业务的富商，逐渐造就成为精通货币流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而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交子，成都成为纸币的发源地。
正因为四川在宋朝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南宋时期，四川一隅之地能负担川陕战场的全部军事费用，独撑宋朝西线抗金抗蒙战争一百余年之久。
三、四川在宋代文化上的地位
宋代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而宋代四川人才又最为兴盛。《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未立传的蜀中文士还不在其内。《四库全书》所存两宋蜀人文集达30余家，《宋代蜀文辑存》收录了452家蜀人遗文1000余篇。这一大批两宋蜀人文士对宋代的文学、史学、哲学、科技、艺术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四川眉山的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即居其三。“三苏”父子都是宋代古文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们在古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宋代文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轼还把词的题材扩大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创立了豪放的词风。其诗，其文，如天地奇观。他的书法、绘画也自成一家，有很高的造诣。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中所起的作用和文学艺术上的光辉成就，使他在当时的作家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从而取得了文坛领袖的地位。
宋代蜀中史学更为繁荣，在宋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宋时四川史家辈出，著述众多，尤以当代史的著述特多，为研究两宋历史保留了极其丰富的史籍。宋代著名的三部卓然可传的三部私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都出自蜀中史家之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系记北宋一代的编年史，是研究北宋历史的基本史料，代表了蜀中史学的最高成就。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前期最基本的史籍，代表了蜀中史学的另一最高成就。王偁的《东都事略》，李直的《宋朝事实》，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李直的《皇宋十朝纲要》，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都是研究宋朝历史最重要的史籍。眉山“三苏”父子则长于史论，开宋代史学策论之宗。范祖禹是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得力助手，所撰《唐纪》为《通鉴》中极为宝贵的历史著作。此外，范镇、张唐英、吴缜、范冲、李舜臣、李壁、牟子才、高斯得、魏了翁、郭允蹈等都是颇具才华的史家，因其著述而闻名当朝，享誉后世。南宋末年，蒙古军队攻蜀，长年战乱，四川史家多移居江浙，对推动浙东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宋代，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之后，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又产生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在理学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四川的学者起了重要作用。在理学的萌芽时期，四川道教思想家陈抟融合三教，独创新说，著《太极图》、《先天图》、《易龙图》，提出诸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理欲、虚空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对理学的产生形成影响很大。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邵雍等人都是在陈抟思想的影响下推演探讨宇宙万物的生成而创立理学的。在理学的成熟时期，南宋蜀人张栻则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宋史·道学传》把他与朱熹并列。他还主持岳麓书院，从学者众，为宋代理学的湘湖学派奠定了规模。南宋后期，蜀人魏了翁则是确立理学统治的关键人物。经过他的努力，理学才得到政治上的翻身，学禁得开，理学复盛，从此正式完成了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在科学技术上，北宋蜀人唐慎微则是杰出的医学家，他所著《经史证类急备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药典。南宋蜀人秦九韶则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著《数学九章》（又名《数书九章》），提出解高次数学方程的方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被称为“他的民族，他的时代以至一切时期的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在绘画艺术方面，宋代“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两宋蜀中著名画家达六七十人之多。他们在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等方面都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丰富了宋代的绘画宝库。黄家父子——黄筌、黄居寀等的花鸟画艺一直统治北宋前期的画坛，成为品评画艺的标准。石恪、孙知微的释道人物画，赵昌的花果，文同的墨竹，都负名当世，称誉后世。大足的石刻艺术更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衰落之后，在南方兴起的石窟艺术的明珠，在文化、艺术、宗教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上述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宋代，四川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时的四川人民对四川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四川人，学习和了解宋代四川的历史，无疑会激励我们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作出更多的贡献。
载《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