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意莉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作为“新中国”的显赫代表，与“苏联社会主义”中的普通人、各级机构与环境格局进行着直接互动。就字面意义而言，他们的任务是掌握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苏联技术。但是，他们也起到同样重要的象征作用：他们的工作是在个人层面造就中苏“友谊”。尽管1950年代中苏关系还在黄金时代，但这也并非易事。
一方面，1950年代是中苏两国正式建交的开始，但就人事而言，则延续了过去30年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亲密而又波澜起伏的关系。1950年代负责教育交流的大多数中国人本就是1920年代的留苏学生，他们对苏联的回忆，成就、建构并限制了年轻一代的经历。他们确保了对留苏中国学生的精心选拔，他们的关注也使这些学生在国内和苏联都具有崇高地位。另一方面，苏联当局也急于展现苏联最好的一面。然而，他们对外国学生的管理远不及中国方面那么集中和高规格，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体验各不相同，而且很不平衡。有些中国学生觉得他们还没看够苏联的现实，而另外一些学生则觉得他们或许已看得太多了些。
中苏两方的领导都使教育交流所设定的现实目标和象征目标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中国学生也发现他们正面临着历史本身所造成的挑战。不论历史上中国革命者与苏联有多么深的渊源，两国革命仍然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系统，苏联共产主义比其中国变体年长30年。中苏教育交流计划认为这一“年龄差距”是机遇，而非障碍。即使中国学生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亲吻姑娘，拼命备考，乡村消夏——也是在拉近两国革命之间的距离。他们的困难（以及那些试图规范他们的领导所面临的困难）恰恰强调了不同的革命进程如何使得国际社会主义阵线的实际操作成为问题，如何使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当代苏联社会主义保持一致成为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同时经历了中苏联盟中固有的现实张力与象征性张力，这些张力将会在终结这一教育计划的中苏分裂中最终显现。
当中国留学生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开始回国时，他们发觉他们的专业技能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搁置了。然而，很多人仍然继续在技术管理和政治领导的位置上工作，在这些领域中，留苏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其占中国受教育总人数的比例。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退休，带着骄傲、迷惑与怀旧的心态，在平静中思考着他们在中国发展和国际社会主义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技术转移与中国的留学生计划
1946年，一位名叫任湘的20岁青年被毫无准备地派去哈尔滨一家纺织厂做厂长。[213]任湘的父亲任作民，湖南人，是中共领导人任弼时的堂兄弟，曾于1921年赴莫斯科学习，是第一批留苏中国学生中的一员。在延安的时候，任湘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像父亲及其他幸运的延安孩子那样去苏联学习，不过他最后在延安的自然科学学院就学。[214]他在那里所学的知识非常粗浅，却已是当时中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科学教育了。1946年他任厂长的时候，这些知识远不足以去管理一家纺织厂。任湘不得不依靠其下属的专业技能来完成工作。他觉得自己太年青，太笨。[215]任湘认为这是他个人的缺点，不过缺乏科技教育对整个中国共产党而言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在困境中，任湘写信给东北局财经委员会领导人李富春和陈云，要求去学校学习。出乎意料，很快就有人被派来接替他在纺织厂的位置，而任湘自己则接到指示去哈尔滨。在哈尔滨，党组织给他发了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并告诉他，他就要去苏联学习技术了。他脱下了军装，卸下了枪——开始担心自己还不会说俄语。[216]
1948年9月，任湘和其他20名中共高级领导的子女离开哈尔滨去了苏联——他们是从内战开始以后第一批去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第一批去学习技术而非意识形态和军事的留学生。[217]
从1948年到1963年，中国将大约8000名学生送到苏联的大专院校学习——占此期间中国留学生总数的80％。[218]1950年代末，苏联的外国学生中将近一半是中国学生。[219]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所学专业是理工科；军事、政治、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相对较少。[220]这一规模宏大且用度不凡的留学计划[221]是中苏双方致力于技术转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技术转移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也即中国革命能够也将会与战后苏联向社会主义技术官僚统治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这一留学计划是中苏“友谊”的具体证明，与过去研究较多的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计划恰好相互平行。[222]
然而，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能性与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截然不同。专家们在当时就能产生影响，而中国学生所受的苏联教育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结果。他们必须先学俄语和数学，才能掌握基本的工程学，更别提先进技术了。专家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其他访苏人员如外交官、政府官员或者代表团成员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学生将在苏联受教育——使他们的心智按一定方式发展定型。中苏双方都决心控制苏联通过这些学生对中国施加的影响。
中苏两方面都认同一点，教育应该是技术的。学生学习的专业显示了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真正性质。若学生在各专业平均分布，则意味着对苏联认识论的普遍强调，或许也意味着承认所有专业都能革命化，因而苏联模式必然优于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精心挑选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至为重要却又不能在中国学到的重点学科，则意味着有较多功利的规划。
而事实是两者的混合：尽管重心明确在科技上，中国学生仍然广泛学习着各种知识——从牲畜管理到电影制作。[223]1956年，李富春砍掉了许多专业选择，例如营养学、卫生、教育及图书馆学，并命令学生放弃那些能在中国的学校或由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帮助而学到的专业。此后，越来越强调选择在中国无法学到的专业。[224]
显示中国意图的另一个指标是派送学生的平均年龄。起初，高中毕业生占公派留学生的大多数，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后来居上，最后研究生占了大多数。这似乎是想显示，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力资源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已经不必再派送年轻人出国上大学了。他们以为这个一次性的苏中技术转移能够迅速有效地实现。[225]
尽管规划中有很多现实考虑，中苏两方面却又都致力于控制教育交换中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元素——并为其难于控制而烦恼。学生不像访苏的其他游客，他们要在苏联待很长时间，而且广泛散布在普通苏联学校中。无论当局多么努力试图影响和设计这些学生的经历，但无法预计的环境迫使学生作出创造性的回应，并自发地重新诠释中苏关系。
衡量留苏学生历史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研究他们在回国以后干了些什么。我们会看到，其中大部分从事研究和学术工作（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他们最终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中所占比例远超过当年在留苏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对教育交换的评价不仅应从（苏联之）因（中国之）果关系出发，考虑其后来的影响；教育交换也是更大意义上的中苏关系的缩影，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发生之时。
两代留苏学生的不同追求和经历
1952年夏，在北京一所培训留苏中国学生的特殊学校，刘少奇作了一次演讲。他直率地告诉学生们，每个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相当于25个农村家庭年收入的总和，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学成回国报效祖国。他也介绍了自己的留学经历。1921年，他曾在莫斯科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对当时的经历记忆犹新。他告诫学生们：“要全面看待苏联，那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也有看不惯的东西，如妇女戴项链、宝石戒指等，苏联也不是什么都好，那里也还有乞丐、小偷、醉鬼。”[226]
刘少奇是第一批去苏联访问的充满理想的激进中国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在那里学习了6个月。这批留苏中国学生的先驱者不得不偷偷进入苏联，到了苏联以后也往往食物匮乏，穿着剩余的红军军装和靴子。课程内容非常简单，却因为没有翻译，只能囫囵吞枣地理解。他们与苏联同学和其他外国学生基本上不存在私人关系，有时甚至互相敌视。黑市和卖淫猖獗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种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影响了他们对俄国革命的观感。难怪刘少奇警告学生不要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227]
对中国学生在苏俄的经历，刘少奇还有另一个参考点：他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他们在苏联一所专门培养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子女的特殊学校长大，并在战后就读于苏联的高等学府。在那里，他们恋爱，结婚，生子。刘少奇命令他的儿子女儿回国，并禁止他们的配偶（一个是俄国人，另一个是西班牙人）随行。这在亲密无间的苏联和中国以及两个革命之间划下了分界线。[228]
1920年代，很多中共日后的领导人在年轻时去苏联留过学，截至1987年，这些老留苏学生占中央委员会委员总数的7％。更令人瞩目的是，这7％的人占当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受过大学教育人数的四成左右。[229]具有同样显著象征意义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在30和40年代把他们的亲生孩子送到苏联去了。
现在这些早期中共领导人成了新中国之父，他们开始把这个国家的孩子们送往苏联。[230]像任何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他们试图确保这些孩子跟他们自己当年相比，能获得更好的照顾，也表现得更好，因此，领导人慷慨给予了这一教育计划相当大的关注。1950年，在中共高层建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管理中国留学生，小组成员有聂荣臻、李富春和陆定一，他们都曾在1920年代末去苏联留学。他们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而周恩来有时还亲自给即将离开的留学生讲话。[231]刘少奇也密切参与此事，在很多场合跟学生讲话，甚至在很多细节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例如，教育部档案中藏有一份刘少奇的亲笔信，显示他正在仔细考虑两个中国学生的成绩是否好到有资格派去苏联学习。[232]
除了高层领导人的关注之外，在地方和中央政府，这些学生都是庞大且昂贵的公派留学计划的焦点。一所特殊学校在北京建立，教留学生俄语，并帮他们做出国的准备。[233]就当时中国的标准而言，这所学校的条件非常好。一个从外省贫困家庭来的学生回忆，他在学校的第一天曾经把早餐提供的两个馒头藏到口袋里，打算留到以后吃；在此之前他从没有一天吃过三顿饭！[234]可是，奢侈花费与严格监控同在：教育部和外交部合作，为挑选和准备留学生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详细到最私人性的细节。相应的，市政府和省政府都建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实施这些规章。到1955年止，仅在上海一地，就有103位全职人员和68位兼职人员，专门用来选拔留学生。[235]
结果，50年代留学生的经历与20年代老一代留苏学生迥然不同。刘少奇跟几个朋友必须偷偷穿越国境去苏联留学，而50年代的留学生成群结队地去，坐满一节节火车车厢，有时甚至是整列火车，在象征中苏友谊新乐章的“莫斯科—北京”嘹亮乐曲声中到达莫斯科。刘少奇当年不得不穿着苏联红军的旧军装，而50年代的留学生，有的在出国前就获得了能供5年用的衣服，还有日常需要的各种东西，甚至包括牙膏。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也许会因为饥饿而无法专心学习，而50年代的学生们有时候却因为不喜欢食物的口味或者为了省钱买其他东西，自己选择不吃饭。[236]如同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来的学生一样，在苏联的中国本科生每人每月有500卢布的津贴，研究生有900卢布；作为精英的团校学生，每月津贴则高达1200卢布，比当时毛泽东的工资还要高，花不了的钱太多，他们还能买些贵重物品，比如照相机。[237]如果学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好运气，20年代的老留学生，比如刘伯承，就会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提醒他们，当年在苏联的生活曾经艰苦得多。[238]
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50年代留学生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刘少奇不可能提到。20年代的留学生是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布尔什维克党不论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无比强大的；而50年代的留学生尽管被鼓励要尊重苏联领导，却明确由中国政府来管理。在20年代，留苏中国学生常常受布尔什维克党反复无常的摆布，甚至被卷入派系斗争，落得悲惨下场。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没有自己的政府为他们撑腰。此时，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起初的困难时期之后（最初一批21位中国学生在1948年到达苏联，他们被送到远离莫斯科的学校，以防激怒国民党政府），中国与苏联签订正式外交协议，规定了交换学生的章程制度，苏联向中国收取学生留学费用的一半。[239]如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官方部门，以便管理留学生。[240]
此外，中国留学生还能看到中国的报纸和杂志，定期聚会进行政治学习，后来甚至还有定期回国进行政治学习的。[241]在这种情况下，不可想象50年代的留学生还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组织起亲苏派别。与此同时，苏联的政治情况也有所变化。当中国留学生在60年代公开发表反苏言论时，苏联当局只是在高层监视这些发展，从未单独惩罚过任何一个学生，而20和30年代的苏联政府则流放和枪毙了不少中国托派分子。[242]
然而，5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虽比20年代的学生更安全，却也更不自由了。中国领导人异乎寻常地热衷于控制留学生的个人行为，结果使新一代留学生的经历与他们自己的经历截然不同。20年代在莫斯科放荡的学生生活为他们回到中国后的传奇增添了不少素材；婚外恋和与俄国女子偷情司空见惯，因此而产生了几十个私生子。当这些革命父母回到中国后，这些私生子大多被留在了莫斯科。20年代留苏中国学生罗曼史的背景正是激进中国青年对俄国革命的普遍浪漫化。[243]
如今，这些20年代的革命者都已经成长为自己国家的领袖，他们开始限制中国青年在苏联所受的情感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就禁止恋爱。尽管这种禁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十分普遍，中国似乎尤其明确而且严格。1948年，当第一批21位学生出发时，明了情况的长辈们用毋庸置疑地口吻告诫他们：“学习结束前不得谈恋爱”，[244]所有正式颁布的规定都反复强调这一禁令，“在学习期间最好不要恋爱结婚”是比较温和的说法。另一个规定说：“为了集中全力完成学习任务，对恋爱问题应自觉约束，正确处理，在留学期间不准结婚。”[245]无论措辞如何，所有的学生都明白这一规定。刘少奇甚至用他自己两个孩子的经历来强调，以免学生们还有不解之处。
当然，不是所有5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都遵守这一规定的。事实上，有些人甚至在苏联就和其他中国学生结婚了，领了苏联的结婚证，中国当局也没找他们麻烦，尤其是当他们在学业快结束时才结婚的话。[246]但是，和外国人的恋爱关系则成为问题。中国男子觉得俄罗斯和犹太女子（越年轻越好，有些中国大学生甚至追求高中女生）特别漂亮——“好像洋娃娃”。他们相信苏联女子也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他们比一般俄罗斯男子更加忠诚、勤奋、头脑清醒。[247]
任湘，我们之前谈到过的1948年留学生，仍然对他在回国时抛下的俄罗斯女友记忆犹新。“差一点结婚了”，他回忆道，“俄罗斯姑娘，她特爱我，可惜我不敢带她回来……对我特别好，不是一般的好……后来她就提出来，我爱你。我说我也爱你，可惜我没办法。她说怎么没办法……后来她到我那个姐姐那里，去哭，‘我爱他，他为什么不理我。’我姐姐说不是不理你，我弟弟讲了，我们中国有规定，不能带……最后在我到快毕业的时候，经常来看我，拥抱我，吻我，我都动都不敢动，我说我不行，你别那个……”[248]
任湘能够抵挡住俄罗斯女子的魅力，不过也有人不行。他们的故事如今成了年逾花甲的留苏男学生中的传奇。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我，他有一位同事和一个苏联女子结婚，并把她带回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无法忍受这里的生活，离开他回苏联去了，并再次结婚。80年代，这位留学生去苏联旅行，却不肯去列宁格勒，因为他曾在那里学习并结识了他的前妻。他仍然深爱着她，并希望他的朋友给她带信，但是他不敢亲自去见她，不愿面对她与她军人丈夫的新生活。[249]在一个类似的因地缘政治分裂而婚姻破裂的例子中，一位俄罗斯女子离开她的中国丈夫（曾是留学生）和他们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回到了莫斯科。他们认为只要过几年就能团聚，可是直到10年以后才重新建立联系，等到那个时候，这位丈夫已经失明了。[250]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在50年代娶了俄罗斯姑娘的男人决定不回中国，并得到苏联当局的帮助留了下来，但是中国政府决心抓住他；他最终死于一场可疑的火车事故。[251]
时运不济的恋人们被卷入中苏关系的旋涡中，他们的象征意义引起高层的注意。1961年8月，一份克格勃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描述了1956年列宁格勒大学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学生与一位中国姑娘相识相爱的情况。这一事件很不寻常，牵涉的是俄罗斯男子和中国姑娘。这段罗曼史被上报中央审批，因为这位男子被派去边境城市海拉尔，姑娘在边境的另一边等他，并通过“莫斯科—北京”列车上的乘客给他传口信，说她会偷越国境。当他们的计划被发现后，那男子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能团聚，他就要和爱人一起殉情自杀。克格勃为此建议中央委员会，如果该男子获得中国政府允许进入中国，苏联可以允许他离开。[252]
这对不同寻常的情侣最终结果如何，已无从知晓，不过既然连刘少奇的孩子都不被允许把异国配偶带回国，恐怕他们不太可能说服中国政府。不管中国学生受到多少鼓励去跟苏联人交朋友，把他们当成兄弟，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苏联人当情人了。
苏联接受的新一代中国精英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大学，向几千位等了一整天的中国学生讲话。随同他一起出访的代表团成员还包括邓小平、彭德怀和其他领导人，但是学生们想见的就是毛泽东。身着军装的军事留学生坐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的前排，还有一部分坐不下的学生在其他小一点的房间等候毛泽东接见。他们等了几个钟头，而且据说毛可能不会来了。
毛泽东最后还是来到了礼堂，他想要坐下，可学生们就是不让他坐下。他们听说他有时候一次演讲会说两三个小时，于是期待着这次演讲会成为一场盛大的表演，可是毛泽东只讲了半个钟头。“世界是你们的”，他说，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发“世界”这个词，学生们没听懂，他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可是还有些学生不懂，他便问陪同的驻苏联大使“世界”用俄语怎么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后来他对学生说，要勇敢，又要谦虚，祝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还要和苏联朋友“亲密团结”。讲到最后，他说，“我的话说完了！”学生们不相信他已经说完了，试图留他再说一点。一个女学生提议，“来支烟吧？”于是毛泽东开始吸烟，并跟坐在前排的学生们开玩笑。他问学生们：“你们有头没有？”答：“有。”又问：“有几个？”学生回答：“一个。”他要说明，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就是苏联。“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他问，他引了林黛玉的话：“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之后，他决定去中国学生的宿舍突击检查。学生们赶紧回宿舍整理房间。当他走进宿舍的时候，一个女学生打开门，他就走了进去。毛泽东访苏期间还曾在大使馆两次接见了学生。第二次是联欢，所有女同志都想跟毛跳舞，所以她们想出了个办法，每个人跟他跳两分钟，毛不断换舞伴，他一直用右手打着节拍。他笑着对一位舞伴说：“你像个洋姑娘。”[253]
正是留苏学生的甄选过程使其成为后革命时代的新贵。当时有种说法，有资格入党却不一定有资格出国留学。[254]留学生被看作社会栋梁，有着无懈可击的阶级出身、出类拔萃的成绩、流利的俄语、年纪比较大的还有可靠的工作经验。他们必须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复杂的筛选机制：先是从学校或单位开始，经过层层审查，通过专业考试和各种健康检查，然后在北京的特别学校度过六个月到一年的预备期。[255]
问题不在于这些学生要去哪里，越来越详尽的选拔机制本身就成为他们在新中国身份的晴雨表。随之而起的各种争论——一位学生回忆当时激烈的辩论，关于阶级出身和参加革命前的经历是否应该作为衡量一个学生出国与否的标准——其实是关于在界定新的精英人才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才能（“专”）和政治（“红”）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精英构成问题的一部分。[256]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得拼命搜集留学生候选人的准确资料，并绞尽脑汁决定谁能在中国尚未完成革命之时就去已经完成革命的苏联。[257]相对地，苏联当局抱怨外国送来的留学生素质低下，尤其要求中国好好选一批工人去苏联。[258]
不论他们如何仔细挑选，中国政府仍然不能避免个别学生学习成绩不及格、生病、失去热情——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完全放弃学业或犯罪。例如，1952年，一位中国学生因被指偷窃而送回国。[259]克格勃报告苏共中央，一位在诺沃斯比尔斯克学习音乐的中国学生逃学，并开始在苏联各地漫游，他出现在莫斯科，并两次访问英国大使馆，后来在哈尔科夫，他威胁边境机关说他要回中国揭发在苏联受到的糟糕待遇。克格勃建议把他的情况告诉中国大使馆。[260]有时，某个学生无法完成学业的消息会被送到苏共中央，他们会要求中国大使馆介入以解决问题。[261]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留学生受到的是正面的关注。即使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仍激动地回忆，在留学苏联过程中与中共高层的亲密接触使他们目眩神迷。他们离开前，领导接二连三地跟他们讲话，他们还能聆听来访领导人的演讲。[262]如果他们运气够好去了莫斯科，他们会为星期天下午在大使馆看场电影而津津乐道。[263]即使他们远离莫斯科，没能与中国领导人直接联系，在留学苏联期间也仍然有一种非常接近权力核心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表现会上报中央，肯定有机会出人头地。[264]
中国留学生不仅在中国拥有超凡出众的象征地位，而且在对他们而言十分新鲜的苏联环境中也是如此。直到50年代末，在大众意识到高层摩擦之前（甚至以后），留学生都记得普通苏联人民对他们很好，甚至为他们做饭，教他们俄语，帮他们搞到戏票，以及其他各种特殊待遇。[265]中国学生经常被莫斯科的美丽和苏联同学的友好开放所征服。[266]尽管课业上有诸多压力，许多中国学生对在苏联的时光还是充满了美好回忆：“滑旱冰、溜冰、跳舞、电影、歌剧、博物馆……跟苏联同学一起写生、去海边的休养地……访问同学的郊外别墅……去列宁格勒、去基辅……坐私人汽车去看风景……”[267]20年代的留学生曾遇到不少明显带种族歧视的骚扰，而1950年代苏联人民真的好像对中国学生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来。[268]一位曾经的留苏学生回忆道，他和他的中国朋友曾经开玩笑说，他们可以在外面想待多晚就待多晚，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即使是小流氓都对中国人十分友好。[269]
正如中国当局竭尽全力确保代表中国革命的留学生全都出类拔萃，苏联也非常担心外国留学生接触到真实的社会主义。一份共青团报告明确提到，一旦外国学生回国，他们将成为提供关于苏联的情报的重要来源，并被当成了解苏联生活的专家，因此他们认为应该特别努力确保每个归国留学生都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坚定支持者”。[270]然而，要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提倡者，学生们需要知道那种生活方式是什么样，这就成了问题。苏联当局有两个并不一定矛盾的意图：把留学生分隔开，并小心限制他们接触到“苏联生活方式”；同时将他们置于系统性的、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信息海洋中。[271]
例如，关于外国学生应该住在哪里就有无休无止的争论。一种选择，也是最初受拥护的选择，是让他们和苏联同学住在同一个宿舍里。[272]但是，战后苏联学生宿舍的状况并不好，共青团和党中央收到外国学生诸多抱怨，都是关于糟糕的生活环境，包括差劲的食堂饭菜。[273]尽管大部分苏联学生充满友好和好奇，却并非全都喜欢跟外国人住在一起。共青团报告，对有些学生，尤其是那些跟一群中国人住一个房间的几个苏联学生来说，感觉跟外国人同住好像“流放”一样。另一个学生说，自从黑人学生来了以后他就不再去食堂吃饭，因为他觉得跟他们同桌吃饭很不愉快。[274]因为这种种问题，出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方案：应该建一些特殊的、更好的宿舍专门给外国学生住，并建一些专门供外国学生吃饭的食堂，能经常提供外国学生的家乡菜。[275]事实上，莫斯科能源学院就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食堂，附近学校的中国学生也去那里就餐。[276]
遵循同一思路，另一个常见的建议是把外国学生就读的地点限制在几个主要城市里，在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而且也能更集中地管理。[277]但是，即使是这些中心城市也不一定能给学生统一的印象。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学生回忆，当他们回国后跟在莫斯科留学的学生们聊起来，感觉十分惊讶。列宁格勒的学生有一位苏联导师，此人曾在30年代受到政治清洗，并告诉了他们关于苏联历史阴暗面的内容，然而莫斯科的学生对当年的恐怖政治一无所知。[278]
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经历让苏联当局忧心忡忡，他们对外国学生接触苏联政治生活的程度和实质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共青团提到，地方党组织官员往往对外国学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极度谨慎、过分限制；或者不采取任何措施、反应冷淡，认为外国学生应该和苏联学生同等待遇。[279]举棋不定的地方官员向团中央的请示铺天盖地：外国学生可以参加军训吗？可以参加共青团会议吗？可以参加红十字会或体育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吗？可以办他们自己的报纸吗？可以在宿舍建设工程中帮忙吗？能不能像批评苏联学生那样批评外国学生，或者给他们奖励？[280]而地方上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官员常常各有解决方案，并无一个系统的答案。[281]
中国方面有一个专门的高层委员会来处理留学生问题，而苏联方面则没有一个管理留苏学生的专门机构。结果造成一些重要问题在整个1950年代一直没能得到解决。例如，外国学生按国别组织同学会（Землячество）这个在政治上意义重大的问题，甚至用了超过10年时间才得以解决——关于同学会的临时规定1947年就已通过，却不具有足够的指导作用。50年代制订了数个新规定的草案，不过苏联中央委员会在1961年才最终通过了教育部制订的草案。[282]1952年，团中央建议教育部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集中处理留学生问题，但是这似乎一直没有实施，至少1958年团中央仍在抱怨没能设立这个部门。[283]1959年，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一个提案，由各相关单位代表组成的永久性委员会来处理留学生问题——这意味着那时还没有这样一个委员会。教育部的外事处似乎在处理外国学生事务，但是这个部门的档案记录却残缺不全。[284]1950～1955年中国外交部档案中的文件显示，当中国方面有关于留学生的问题，他们就会与苏联外交部远东事务处联系，该处再将问题转达教育部。似乎直到50年代末，两国教育部才开始直接对话。[285]
苏联当局毫无疑问试图控制留学生，却在行政管理层面软弱无力。有鉴于此，最为自相矛盾的政策恐怕就是允许外国留学生暑假期间在苏联全境旅行，甚至与苏联学生一起参加暑期劳动。[286]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或多或少仍然符合“不断进步的苏联”这一理想，然而，一旦学生们去了偏远村庄，苏联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光环，这正是许多中国学生所经历的。学生们记得曾去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村庄帮着秋收，政府命令要在10天内完成收割，可是他们却发现地里还有前一年尚未收割的麦子。[287]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变得显而易见，而当时很多中国青年还沉浸在“新中国”的狂热中。
中苏两个革命之间的桥梁
当1958年的夏天日益临近之时，陈佩贤和他在莫斯科铁路学校的三个中国同学听说，莫斯科市教育局准备派一些大学生去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农场参加开拓荒地运动，该地离新疆只有100英里远。陈佩贤和他的朋友感到十分兴奋，因为这是个能进一步了解苏联的好机会。在获得中国驻苏大使馆负责留学生事务部门的批准后，他们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
他们对在乡间消夏的美好憧憬很快就被哈萨克斯坦的现实所打破。他们几乎马上就用完了所有驱蚊药水，只能任由成群结队的哈萨克蚊子轮番攻击。与蚊子同样可怕的是苍蝇，只要吃饭的汤一端出来，硕大的绿头苍蝇就立刻像轰炸机一样往汤里冲去。最糟糕的考验是没有冷藏的腐烂变质肉类（食堂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这些肉来做菜）对他们消化系统的摧残。多年以后，陈佩贤对他在哈萨克斯坦的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正是在这种脆弱的身体状态下，中国学生遭遇到一个出乎意料的、令人伤脑筋的困境。他们的苏联同学——不像中国学生，他们是按劳分配，有一定报酬，而且似乎他们去哈萨克斯坦也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对当地情况大发雷霆。发臭的烂肉尤其成为冲突的焦点，恰与历史上引发苏维埃革命的著名的战舰波将金号哗变一事有着类似之处。管理学生的农场领导人态度生硬（中国学生称之为“官僚主义”），进一步加剧了冲突。苏联学生开始罢工，并给中国学生制造了很大麻烦。陈佩贤多年后回忆道：
对苏联官方而言，我们既然自愿申请劳动锻炼，支援边区麦收，自然不应该罢工；对苏联同学而言，既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就不能让他们误解我们，认为中国同学不支持和不同情他们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我们四人深知，这件事政策性很强，处理好了可以促进中苏友谊；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和苏联同学的关系，甚至会败坏中国学生的形象。
这四个中国学生伤透脑筋，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自愿承担所有的工作——他们自己的加上苏联同学的——以此与两方面都保持良好关系。从政策角度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可是对他们自己的身体而言则是一场灾难。学生们住在一个中转站，在那里把各地运来的麦子翻晒晾干。只要有麦子运来，他们就得随时去卸车、翻晒。他们工作非常辛苦，几乎没空吃饭，每次吃饭都要被打断好几次，不是去卸车，就是因为吃了变质食物而跑去厕所腹泻。繁重的工作和腹泻问题几乎拖垮了他们的身体，可是他们挺了过来，并被当地政府授予“处女地开拓者”金质奖章。这一奖章陈佩贤珍藏至今。[288]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是中苏关系活生生的缩影。他们将成为苏联的头号学生和最好朋友，来自双方面的希望与担忧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施加了巨大压力。从更大意义上来说，也可把陈佩贤这样的留学经历看成在战战兢兢地试图弥合中苏革命间的差距——在时间、空间、文化、社会风气等各方面——这些差距在把当代苏联式革命移植到中国的计划中被鲁莽地假设为并不存在。
留学生的责任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在苏联的经历显得充斥着公共象征意义，失去了私人色彩，至少从他们的回忆看来是如此。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留苏中国学生的回忆和对他们的小说化描写具有多种形式，并代表着五花八门的看法和诠释。已发表的1950年代留学生的回忆录却无一超出欧美同学会出版的官方集体回忆录和苏联团校校友的另一部共同回忆录的窠臼。[289]在这些回忆录和访谈中，老留学生讲述了许多类似陈佩贤在荒地冒险的小故事，充满了为国家和革命服务与代表国家的使命感。
一旦去了苏联，留学生发觉自己处于各种象征性的关系和情境之中。最直接的，学生们被要求表现友好礼节。一个学生回忆，他和同学们多次被邀请参加社区活动并且在这些场合发表演讲，以“宣传中苏友谊”，他们常常半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最后不得不请求学校领导出面干涉。[290]如果他们拒绝邀请，他们的行为会被上报苏联共青团。例如，在一所农业学校学习的首批21个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就拒绝了这种邀请，共青团档案记录了这个学生的话，说他不想当众讲他在苏联的经历，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美好之处。[291]这个学生是个特例，当时的记录和日后的回忆都显示中国学生是合作的典范。[292]有些学生甚至被在战争中失去家人的年长苏联妇女收留——有个妇女让中国学生叫她“妈妈”，而另一个则告诉中国学生她希望把女儿嫁给中国人，还把中国青年的照片摆满房间以说服女儿。[293]
在这种公共压力下，中国学生竭尽全力表现得出类拔萃。苏联各地的学校都得向莫斯科的共青团中央报告外国学生的表现，事无巨细到列出表现出色和糟糕的学生名字。[294]东欧学生逃课、醉酒、经常发表反苏联言论，[295]而中国学生则似乎一直获得好成绩，或者至少一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努力学习，克服语言障碍，并最终脱颖而出。[296]一段时间以后，中国学生的出色表现成为某种不言而喻的预期：一个学生记得当他没做作业的时候，他的苏联老师就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吗？”另一个例子中，团中央发现苏联教授给一个几乎说不了俄语的中国学生很高的分数——显然作为中国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够拿到好成绩了。[297]
中国学生太急于出类拔萃，以至于他们的公开表现显得不太真诚：就好像是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共青团报告说，中国学生投诉苏联学生大半夜还在收听广播，或者喝醉酒带着男女朋友回来并且当着室友的面继续胡闹。[298]莫斯科能源学院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说，有些苏联学生的行为让他们不配做中国学生的榜样，他们成绩糟糕、作弊、纪律败坏、逃课。另一个中国学生，也在莫斯科能源学院，声称毛主席教导他们要向苏联青年学习三种品质：国际主义、工作干劲和集体主义，可是这三条中，苏联学生实际上只表现了国际主义。[299]尽管高层领导人警告中国学生不要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300]一些留苏中国学生似乎对其卓越地位沾沾自喜，并在一举一动中表现出身为社会主义阵营带头人的自得之意。
有时候，中国学生的狂热也会引起特别注意——尤其是当他们因此而病倒的时候。一个学校提到了中国学生的一个“不完全正常的”情况：他们的学生会“制定了严酷规则”，“他们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娱乐，也不允许任何打扰学习的事情发生，哪怕有丝毫违反就要受到惩罚”。一个中国学生热衷于吉他而成绩不佳，因此受到了这个集体的惩罚。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不参加体育活动，还解散了他们自己组织的乐队。[301]有时候，学生工作得太努力，甚至都生病了，中国方面对学生的指示一直包括告诫他们要注意健康，甚至建议他们别把成绩看得太重。[302]但这几乎不可能减少大多数学生在课堂内外所受的诸多压力。[303]
问题部分在于中国学生被要求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完成的教育目标，更何况还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知道应该跟苏联同学“打成一片”，可是他们的苏联同学却忙于听爵士乐、谈恋爱、考试作弊。尽管留苏中国学生要参加的政治学习比在中国的学生要少得多（能够不受50年代那些诸如反右运动的政治运动影响，他们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幸运），但在苏联背景下，他们看上去仍然都是些顽固分子。[304]一次，一个中国学生问他的苏联朋友，为什么苏联学生不多参加一点政治学习，朋友回答，据他所知，在俄国革命刚结束后，苏联一度曾经同样紧张，不过后来就放松了，同样的事情最终也会在中国发生。这个中国学生当时觉得很生气，不过多年以后开始相信他的苏联朋友说得没错。[305]
这段关于中苏青年不同行为的随意聊天，也把这两个学生带入了50年代中苏关系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中国青年之所以觉得很难融入战后苏联大学的社会环境，不是因为永恒的文化差异：2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毫无疑问可以谈恋爱、逃课、捣蛋，正如50年代的苏联学生一样。其原因恰恰在于当时特殊的历史事实：中苏学生虽身处同一时代，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本国革命却并不同步。不论中国只是处于普世的革命发展进程的早期阶段（正如那个苏联学生认为的，而中国学生后来相信的那样），或是中国正在探索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如那个中国学生年轻时所相信的那样），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总要比中国早30年——已进入中年了。[306]
考虑到这点，像陈佩贤在哈萨克斯坦荒地工作的留学经历就变得尤其值得玩味。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20年表现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如果苏联战后还想继续为世界定义“革命”，革命的定义必须改变——必须包括科学、经济、文化上的成就，而这些正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初期掀起的剧烈社会变动中所深恶痛绝的。然而，苏联政府不太能适应自己生命周期的变化，诸如赫鲁晓夫的开拓荒地运动之类的计划似乎就想暗示苏联革命是永恒的，与战后出现的新进革命国家仍能相互兼容。
赫鲁晓夫的开拓荒地运动始于1954年。这是一个在哈萨克斯坦迁移成千上万俄罗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标志性工程。他们在那里的广袤荒地上第一次开垦，以提高苏联的小麦产量。尽管这远不如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那样充满暴力和破坏性，开拓荒地运动的庞大规模本身就令人想起早年俄国革命急进时期（30年代）的人口迁移和重塑苏联格局，还有当年的宣传机器和英雄塑造。[307]抚今追昔，它也预示着亚洲各地日益激进的革命。然而，开拓荒地运动是堂吉珂德式革命复兴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某种中年危机，而即将发生的大跃进则是中国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国家迈向急进政策的第一步。这两个事件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虽然只是偶然，却是两个革命最为接近的一刻。
开拓荒地给了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一个机会，去有意识地亲手弥合中苏革命之间的距离——在地理上更加接近中苏边界的同时，他们也进入了中苏革命精神交汇处令人十分压抑的象征空间。正如陈佩贤的经历所显示的，只有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才能达到那个境界——那是一种边缘化的、不健康的状态。而且，陈佩贤在荒地的所见所闻其实是赫鲁晓夫政策的失败和苏联青年对革命牺牲的扬弃，陈却用放之四海皆准的批评用语“官僚主义”来笼统地解释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强调他自己成功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丝毫没意识到这一冲突是不同步的革命进程具体而微的表现。
当中国把成千上万个学生送去苏联学习工程、物理、经济和电影等，就好像中国融入了当代苏联历史，就好像世界革命有一个同一的苏联式进程。事实上中苏教育交流试图产生的技术官僚革命只有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激进革命阶段寿终正寝后，随着邓小平的上台，才得以展开，曾在法国和苏联留学过的邓小平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并参与国际事务的伟大先锋。如果这样的技术官僚革命发生在1950年代，就会打断中国的革命进程，并把中国融入苏联的发展中去，永久性改变“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性质与重要性，正如苏俄革命曾把少数民族并入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并在苏联境内实施“民族解放运动”那样。
中苏分裂与中国留学生的命运
1955年，23岁的张燕林进入莫斯科著名的鲍曼高级工程学院学习。刚开始，他觉得事事都很难——语言、生活、学习，不过学校共青团帮了大忙，派两个人来专门帮助他。他们问他在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共青团员。他说不是，其实他是共产党员，还是个参加过战斗的老兵。那些苏联共青团员得知后，对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他们能把他置于苏联社会中了，“我们班也有几位参加过二战的党员大学生”，他们说。张燕林趁机告诉他们，有人晚上放音乐，吵得他不能睡觉。他们觉得很惊讶——他们告诉他，在音乐伴奏下入眠，是最大的生活享受。从此以后，张燕林的日子好过多了，他努力学习，跟同学交朋友，尽到做留学生的本分。
学生生活仍然有紧张的时候。有一次，张燕林交的作业中有些计算太粗心，老师批评了他，还说打算报告毛主席中国工程师太不仔细。另一次，他主动要求参加开拓荒地运动，却因工作辛苦病倒，进了医院。
1960年，他在苏联的五年学习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他已经通过了毕业要求的所有30门考试，正热切地期盼着留学经历的最高潮——去火箭部队实习，操作“实物”。可是，一天一位助教突然告诉他不能参加实习，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张燕林问：“为什么？”那位助教很不耐烦：“不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机密。”张还是不太理解，助教有点气愤了：“张！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要看我们的火箭发射基地不成。”
无论张燕林曾对地缘政治在其留学生涯中的重要性有多少认识，他始终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情，这是他克服无数困难后即将获得的成果。他太年轻，以至于忘记了有些事，也许是任何事，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地缘政治，都会压倒他的个人雄心并改写他的私人命运。他后来写道：“我一下似乎长大了许多。”[308]
有关技术交换的冲突是中苏分裂的核心问题。中国要求与苏联分享他们最机密的核技术，而苏联要求中方接受援助在中国境内建造长波无线电台。[309]于是，两方面都试图借着中苏关系的幌子，强迫对方接受威胁到国家安全或独立的要求。这些要求的提出毫无疑问能表明中苏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但中国和苏联并非真正的兄弟。过分的要求超过了中苏联盟的底线，其最终破裂则从根本上影响了留苏中国学生。
中苏关系在教育交流的关键时刻破裂。在苏联院校教育中国学生的过程有其内在的时间表，超出两国政府的控制。张燕林在著名的鲍曼高级工程学院的学习经历是个很好的例子。留学生计划始于1950年代初，不论上层领导有何期望，这些学生总得花费大部分时间学习俄语和基础科学。最早一批相当数量的学生完成正常的五年制工科训练课目要等到1958年或更晚。张燕林直到1960年才有能力真正去接触火箭。中国留学生准备好参与高度机密的技术交流的时候，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了。为了让像张燕林这样的学生能继续学习，接触并掌握最敏感的苏联技术，相互间的信任本该越来越深，而事实上却越来越少了。
1956年到1957年间，中国大大减少了赴苏联留学的学生数量。[310]可是，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很晚才慢慢意识到高层的紧张关系。他们像张燕林一样，完全专心于毛主席本人直到1957年还在告诫他们做的事情——好好学习，跟苏联同学交朋友。因此，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曾深刻影响他们生活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在悄然发生转变。而且，他们的无知似乎被有意延长了。中国学生很晚才知道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一个列宁格勒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他们学校的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都没有向学生透露一个字。[311]
“友谊”曾产生了各种丰富多彩的个人经历，“分裂”也同样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国仍然不断每年送一些学生去苏联留学。例如，1965年，24个高级俄语班的学生被送往莫斯科学习，以提高他们的俄语发音——中苏教育计划已经沦为训练语言人才的项目，以保证两国间的争论能顺利进行。当1948年第一批21个留苏学生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当局告诉他们不能待在首都，这21名留学生被送往伊万诺娃学习，离莫斯科只有6个小时路程，仍然在革命俄国的中心。1964年留苏学生的经历仿佛是1948年历史的重演，这24名学生不得不离开莫斯科，不过他们得到位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学习。24名学生中的一员，姓李，记得这批学生的领导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安排，他们猜想，可能是因为那几年中国学生惹了不少麻烦，曾在首都的公开检阅和活动中示威。[312]
这24名学生去伊尔库斯克上大学，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困扰。他们住在宿舍里，一间房间住两个中国学生和两个苏联学生。那些苏联“学生”，李回忆道，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军人，既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党员。只要中国学生偶尔出门上街，就会有人偷偷地跟着，学生们都相信那些人是克格勃。尽管他们对伊尔库斯克人民有基本的信任感，仍然担忧他们的人身安全（不像50年代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并相约不许独自外出。总的来说，他们与普通俄罗斯人的日常关系仅限于街上或者市场上的基本交往，以及偶然去老师家里吃晚饭。[313]
中国学生有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与苏联当局交涉的公开官方组织，另一个是非官方的秘密组织。有一次，一个中国学生出去和一个苏联姑娘跳舞，受到这个秘密组织的狠狠批评。所有中国学生每天晚上9点集合，收听北京的晚间新闻。那个时候，李先生回忆道，他和其他同学相信北京在和苏联的争论中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他承认，他们摆出各种挑衅姿态，比如在中国国庆日贴出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并且组成人墙保护大字报不被揭掉。[314]
有人不禁要问，在这种敏感时期，这些学生怎么会有足够的谈话和交流机会来完成他们的使命——提高口语水平？“辩论”，李先生答道。这些学生通过与苏联同学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来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
尽管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从6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减少，直到1967年1月，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才正式下令把所有在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召回国。[315]在中国，很多归国留学生只有寥寥数年机会追求他们的事业，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使他们无法立即影响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局面。
当60年代留学生纷纷回国的时候，他们要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和思想工作，并有一个委员会专为此而组建。[316]一个有此经历的学生回忆，他们被告诫不要问任何不明白的问题，不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归国学生接受了根深蒂固的苏联观念，相信通过教育能使种族上或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所发展。事实上，这些学生正是这一信念的化身，而这正与毛泽东日益倚赖平等主义群众运动的想法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深深刺伤了中国的民族自尊。这位学生记得，只有通过洗脑，才使这些归国学生抛弃苏联式观念。[317]
而且，从50年代末开始，归国留学生就面临着事业上的“玻璃天花板”。一直到1956年为止，回国的学生们都享受着高级待遇和高工资，但是当高层中苏关系恶化时，这些归国人员就被看成只有经过切实思想工作改造后才有用的人。一位1959年回国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记得，他有一位1956年回国的同事，工资是他的三倍。[318]并不是说后来回国的学生不许工作，或者不能在如北京大学这样高水平的学府工作，而是说他们不大可能在各自的单位里高升了。只有到了1980年代，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们才得以将在苏联所学用于自己的工作中。[319]
然而，在某些关键的领域，归国留苏学生扮演了与其微小数量不成比例的重要角色，即使他们之中有些人并未完成学业，也不论他们有何政治问题。当1955年毛泽东决定重点发展中国的核武器时，他要求陈云和聂荣臻召集骨干来做这件事情，陈、聂就招集了许多留苏学生。另一个显著例子，中国最优秀的留苏学生之一领导了导弹核潜艇技术的研发。[320]一位军事留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待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分析美国的军事战略。[321]苏联的军事专业知识从未在中国过时。
甚至那些非关键领域的留学生最终也得以从事与其所受教育相符的事业。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似乎对归国留学生的打击比对其他知识分子更严重些，但这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留苏经历本身，更多的倒是因为那些对出国留学心向往之的人终于找到了机会来迫害他们。[322]然而，“文化大革命”并未永久性抹去归国留苏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也许最显著的事实是，据笔者统计，九成的欧美同学会编辑的官方回忆录参与者谈到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与其专业教育对口；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并未永远脱离其专业领域。[323]当这些学生被问起他们在苏联的训练究竟如何影响到此后的工作时，他们的回答与所有接受过出色高等教育的人一样：他们所学的不是信息，而是评判信息的手段；不是理论，而是应用理论的方法。无论苏联政府的意图如何，苏联教育正如所有出色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没有上锁的宝箱，对努力学习的学生完全开放，即使其结果在理论上损害了苏联本身。[324]
对欧美同学会的回忆录参与者专业成就的粗略统计显示，多达45％的人成为研究人员和教授；其中13％的人开始是研究人员或教授，后来被提拔为单位的领导或主管，另外有4％的人成为享有很高声誉的院士，有一人甚至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中国学者整理了一份所有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院士名单，发现共有109名，占所有留苏归国学生的1％。大约11％的欧美同学会回忆录的参与者在部队工作，大多从事军事训练和教育（他们也可算作研究人员和教授）；5％的人成了文化或者政治工作者；5％的人在大使馆工作或从事其他外交工作；其余的分布在工业、医学、地方政府等各行各业。[325]
有些1950年代留苏学生作为杰出学生典范在苏联学习工科，然后回国在某个单位做领导，而另一些学生去苏联学习则是明确为了获得领导能力，继而在仕途上大显身手。从1951年到1957年，中国派了138个学生去苏联中央团校[326]（占留苏学生总数不到2％），这些毕业生中包括未来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北京大学副校长、中联部部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以及其他高级领导干部。[32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归国留学生中在政治上获得最高职位的江泽民和李鹏却是学工科的。[328]
要对归国留苏学生政治影响力进行准确评估，必须仔细考察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但是有几项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也许最明显的就是政治局委员中留苏学生的百分比了。从1928年到1987年，所有中国政治局委员中有15％曾在苏联受过教育。50年代的留苏学生直到1987年才陆续进入政治局（在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中）。当时17名政治局委员中有3名曾在苏联留学，这三位分别是江泽民、李鹏，还有杨尚昆，他年长许多，20年代曾在苏联学习。1992年，这个数字是20人中有4人，全是50年代的留苏学生。1997年，比例降为22人中有3人。2002年和2007年的政治局委员中就一个留苏学生也没有了。[329]以这种方式计算，留苏学生的政治势力似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到了顶点。
一位研究中国领导人的学者曾对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做过详细分析，他把“第三代”领导人定义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首的邓小平的继任者，而这些人现在已经被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所代替。这一定义比我对政治局委员的简单统计更为全面和细致。苏联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的研究中显得比政治局委员数目所显示得要小。在224名最核心的“第三代”领导精英中，大约14％曾出国留学，其中60％在苏联留学，10％在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余下的30％在美国、欧洲和日本。[330]
留苏学生仅占1953年到1966年间所有大学毕业生的0.5％，因此无论从哪个数据来看，他们在科技管理层和政治领导层的人数显然都是大大超出这个比例的。[331]
如今留苏学生的显赫已日益淡去，中国人的留苏经历所留下的只是怀旧而已。这些老留学生的访谈和回忆录透露了他们正致力于（有时也主动抵制着）将个人生活从国家生活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分离开来的复杂工作。这很难，而且他们也为此深深感到左右为难。
不断的官方介入有助于他们的努力，也使之更加复杂。从苏联方面而言，一些大学如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能源学院为外国校友安排了活动和出版物，在参加者中中国人地位显赫。[332]在中国，正式的留苏同学会1989年组成，作为更大的欧美同学会的一部分，总部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尽管苏联解体了，随着这些老留学生开始退休并退出领导岗位，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2004年已有约3600人）和威望却在90年代中期不断增长。[333]
学生们回忆，非正式的校友联谊和纪念活动从更早就开始了，在多年禁止校友正常聚会之后，留苏同学会的最初聚会和庆祝活动激动人心。1994年，留苏同学分部组织了第一次春节联欢，这一传统在整个1990年代一直延续着，他们把节目制成光盘，并附上有俄文和中文翻译的歌集，收录学生们最喜欢的苏联歌曲。[334]不过有人说，现在这些聚会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这个同学会召集他们节日聚会，出版他们的回忆录，把历史学家介绍给他们，它制造着记忆并在公众心目中重建他们的重要性。
即便如此，在多年以后，有时候有些留苏学生对个人经历的描述仍然会有些犹疑不定，甚至有些遮遮掩掩，就好像历史夺走了他们的这部分生命，而还给他们时已成了碎片。
（刘文楠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