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俄罗斯帝国的面积、人口和民族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据1916年的统计资料，全国（不包括芬兰大公国）面积约为2180万平方千米（约为世界人居陆地的16％），是中国的两倍还多；人口约为1亿8150万，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0％。在帝国的版图之内共有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民族，其中俄罗斯人仅占43.4％，而非俄罗斯人占56.5％。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乌克兰人，约有3340万人。白俄罗斯人较少，约有740万人。[1]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都属于东斯拉夫人，大都信奉东正教，语言也非常接近，可以说是同文同种。此外，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少数民族是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他们大都信奉天主教。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三个少数民族是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多数格鲁吉亚人则信奉东正教。亚美尼亚人信奉古基督教，与东正教相近。居住在中亚地区的五个少数民族是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他们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这11个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是在18～19世纪被陆续并入帝国的。除上述少数民族外，还有几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摩尔多瓦人、主要居住在喀山地区的鞑靼人，以及犹太人。摩尔多瓦人信奉东正教，鞑靼人信奉伊斯兰教。犹太人是最受歧视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人数虽多（19世纪末约有500多万人），但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里，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手艺。
2.俄罗斯帝国虽然已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西欧一些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在1861年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才较快地发展起来。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俄国虽然已经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在经济上比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14年，全国国民经济收入只占世界国民经济总收入的7.4％，落后于美、德、英三国，按人均计算，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8～1/5；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8％，落后于美、德、英、法四国，人均产值仅为这些国家的1/10～1/5，而且技术水平、生产规模等方面都无法与它们相比。[2]俄国的城市人口大约300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而且大约1/3集中在圣彼得堡[3]和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居住在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主要从事小商业和手工业，他们更多地与农业有联系，而与现代工业的联系不大。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在农村仍然保留着贵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据统计，1900年俄国全国资本中47％以上是外国资本。它们几乎控制了当时俄国所有最重要的工业和金融业部门，例如电气工业总资本的90％是由外国控制的。沙皇政府还向外国大举借债。1903年，俄国的外债超过30亿卢布，1914年增至60亿卢布。因此，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很差。
革命前的俄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着沙皇专制统治。沙皇是帝国的主宰。全国内政外交事务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少数民族的境况更糟。所以沙俄帝国被称为“各民族的监狱”。
3.沙俄帝国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当时的沙俄帝国存在着以下几种严重的社会矛盾。
第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彼得大帝执政以来，俄国在经济上适度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形式，但在政治上固守沙皇独裁统治。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但上层建筑却基本上保持着封建专制统治。于是，先进的生产力与陈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第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近60％，俄国从总体上说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是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俄国的封建关系具有浓厚的农奴制色彩，封建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超经济剥削和人身迫害。因此，俄国农民奋起反对封建主的斗争此起彼伏，经常不断。进入20世纪后，这种矛盾和斗争还在继续发展。
第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初，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数千个企业停产或破产，10多万工人遭到失业。因此，工人阶级奋起抗争，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罢工浪潮，许多罢工还提出带有政治色彩的要求。
第四，民族矛盾。俄国存在的一百多个民族，除了俄罗斯族以外，许多少数民族是被沙皇俄国征服和并吞进来的。沙皇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政策，不仅从精神上歧视、侮辱各少数民族，而且对他们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使这些民族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处境非常凄惨。所以，沙皇俄国统治下的许多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怀有很深的仇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
总之，沙皇俄国是带着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进入20世纪的。后来，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沙皇俄国又铤而走险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事与愿违，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缓解这些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反而将这些社会矛盾逼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最终点燃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4.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横空出世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与两个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另一个是弗·伊·列宁。
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建立了俄国最早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散发到俄国各地。普列汉诺夫本人还撰写了一系列著作，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最著名的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等。这些优秀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贡献还在于它在1883年和1885年先后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二个纲领，受到了列宁的称赞，为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正式纲领打下了基础。
列宁对建党的贡献首先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没有这种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建立不起来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列宁移居首都圣彼得堡，开始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还结合俄国实际写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如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列宁还论证了在工人运动中注入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1895年，列宁将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它不仅组织了工人罢工运动，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工人阶级实现经济要求与反对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列宁称作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结合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1898年3月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并通过了一系列建党原则，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大会还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党的宗旨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首先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同时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宣言》强调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解放者阶级”，它将领导全国人民“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然后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4]不过，党的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沙皇政府破坏了，各地的党组织也被陆续打散了，党的活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5.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
进入20世纪以后，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俄国表现得特别严重。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其特点是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日益增多。统计资料表明，在1900～1902年，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在总罢工数中占20％，到1903～190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0％，工人们还普遍要求把5月1日宣布为自己的节日。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小组。当时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它认为，工人只需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而政治斗争，除了争取劳动立法外，则是资产阶级的任务。“经济派”崇尚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工人运动自己能够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不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基于以上两点，“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列宁于1902年4月发表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对“经济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列宁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是要根本消灭迫使自己出卖劳动力的剥削制度。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手段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打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工人运动中三种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是密不可分的思想，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靠外面灌输进去。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就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因此，列宁认为必须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时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列宁特别强调了革命理论和党的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认为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的两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就是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本书中说的。
列宁不仅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述，还努力把各地分散的党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尽快恢复党的活动。
6.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定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在会上，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党的联合组织，像在党的一大上那样，提出要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自治组织。这实际上是要在党内搞联邦制。列宁及其拥护者坚决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必须按集中制原则建党。列宁认为：这是关系到在多民族国家里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不能妥协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解放而斗争的组织，如果在党内强调民族特征，必然会削弱它的力量。最后，这一提议以46票反对，5票赞成被否决。代表大会经过逐条讨论，最后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持的《火星报》提交的党纲草案。在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些代表反对在党纲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西欧各国党的纲领中都没有提这一点。此外，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也进行了争论：一些代表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另一些代表表面上不反对民族自决，但同时又提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企图以此取代前者。还有一些代表不同意把农民问题列入党纲。他们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工农联盟。结果，这些意见都被否定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明确地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和民族自决权，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代表大会在讨论和制定党章时，《火星报》代表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列宁提出的党章的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一个党的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火星报》的另一位代表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虽然认为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必需条件，但不认为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列宁认为，党员如果不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只能是一个松散的议会党。马尔托夫的条文基本上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章中搬来的。由于一些不坚定的《火星报》代表的支持，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不过，在讨论党章的其他部分时，列宁提出的原则和条文都得到了通过。
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当选为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委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但马尔托夫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于是拥护列宁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反对列宁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克”）。[6]这样，党在二大结束时便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7]
总的来说，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党章，特别是在党纲中写上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在俄国出现了一个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是这一新型政党的主要缔造者。列宁后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8]
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其成立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党的正式名称曾多次变动。在1903年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以后，党的名称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布尔什维克）”，以示区别，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从此，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多了一个别名——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别名一直用到1991年苏共瓦解为止。1918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为“俄国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1922年苏联成立后，在1925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最后，1952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又决定把党的名称由“全联盟共产党（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