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韦杰夫：对改革的抵制在党和国家管理机关内部已经成熟——苏联第一位总统班子的代表深信：如果没有“8·19”事件，俄罗斯的民主可能是另外一种路径
记者：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实施经济改革？
梅德韦杰夫：起初，在第一阶段，也就是1985 ～1986年的时候，对于经济改革究竟是要在多深的层面进行，我们还没有一个足够准确和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在1987年初也就明白了，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生活下去了。1987年的六月全会就为改革开辟了道路。当时看上去，将有一个好的开局。但是，实际上又没有得到切实实施。政治和经济部门，还有社会舆论本身没有准备好。到后来，越是往前走，两种极端力量的对立就越突出：一方面是教条主义和党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正在增长的极端情绪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不过，相当进步的和现实的思想原则已经充实到这场改革中。
记者：这么说，这些思想原则的实质是什么？
梅德韦杰夫：简单地说，这些思想原则的实质是把经济的初级环节——即企业和联合体——变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把它们从死板的行政命令体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变成商品货币关系的现实代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价格改革，因为当时的价格中一些是过高，一些是过低，固定的价格不能反映实际经济形势。企业都被完全地纳入了行政体制的框架。企业的物资技术供给、对技术进步的管理、企业的收支状况与其经济活动结果没有关系。国营企业就应该变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当然，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也有相当务实的成分。
记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必须克服一些思想障碍？
梅德韦杰夫：是的，当然啦。这些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主义理解是不相容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形成社会主义新观念，那就是：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具有独立性、企业需要引入领导人选举制、生产民主。当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定义还被看成一种意识形态谬论，要放弃那些多年来根深蒂固的成见，那时的社会还没有准备好。
记者：“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当时在社会意识里是怎么理解的？
梅德韦杰夫：当时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各种理解。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威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所有制占有统治地位，一切都由国家计划来确定，劳动者受国家雇佣而工作，而由党来领导一切。另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持另一种观点，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认识。这些分歧在1987年六月全会的筹备阶段已经表现出来。一些学者，包括安奇什金、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在内，他们坚持进步的、现代的观点。他们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政府的领导人捍卫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直持续到最后时刻。最终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以学者的观点为基础。
最终，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是相当进步的。但是，当时机来临的时候，当需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特别是在价格体系、物资技术供给等领域开展改革的时候，实施起来就阻力重重。过了一年半、两年，改革也就被拉了刹车。
记者：在这一方面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你怎么看？
梅德韦杰夫：在我看来，总体来说可以这么回答：承担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保守势力，首先是政府的保守势力。
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党的观点得到了明确的表述。本着这一决议的精神，通过了一整套一揽子国家法律和政府决议。应该让这些法律和决议落到实处。
应该指出的是，1989年，在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实施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实现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分立，后来这就反映在修改宪法的第六条。党开始不再实施对经济的直接领导。在党的机构里，包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除保留农业部门外，撤销了所有的行业和经济部。
当然，这并没有让党和党的领导对国家的总体经济局势承担责任，这一责任现在全部落在了政府的肩上。而政府开始拖延实施改革，主要是拖延价格体系和物资技术供给方面的改革，允许过剩的货币流动到市场，使市场失去平衡，尽管1988～1989年生产还在持续增长。当然，也存在一些客观的经济困难，这主要是由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引起的。如果启动改革，是有助于克服这些困难的，但改革却遭到阻碍。
在企业成立合作社进行经营的结果令人沮丧。为合作社打开所有限制，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把合作社引向市场轨道，这本应该渐渐来实施。而结果呢，却变成了为非现金支付套现的做法开了绿灯。当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合作社有权从账户上提取资金并把它们变成现款。这就对消费市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使本来短缺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这在1988～1989年就已经能够感觉到，到1990年就更为严重。银行的监督作用降低了，但这不能全归咎于政府，尽管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应该及时地预警并采取措施。政府领导对市场失去平衡也要承担责任。在1988～1990年的时候，增加并提高退休金，这些措施看来实施得有些过早。生产的速度相对比较低，但是，用于退休金的开支却大幅度增长。雷日科夫反对这么做，没钱。他说，即使没钱还可以印钱，但是在市场上怎么用商品来填充呢？
记者：也就是说，对改革的抵制情绪在增加？
梅德韦杰夫：这种情绪在党和国家机构的内部已经成熟，而且越来越浓厚。所有的困难和失误都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就是，人们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负面结果。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我们） 也想重新启动改革，但是现在，国家和党的功能分开了，经济全部转到了政府的手里。阿巴尔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起草了新的改革纲领，这一纲领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讨论过几次，但最终都没有被通过。
记者：1990年叶利钦掌权后对局势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梅德韦杰夫：他上台后，围绕经济改革纲领的斗争就更加激烈了。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势力也经常参与其中，这也表现在关于改革的辩论中。1990年底，雷日科夫政府宣布辞职。在帕夫洛夫[24]担任政府首脑的时候，最终还是实施了价格改革，但此时价格改革为时已晚，只是在短期内让市场形势正常化，而且也不稳定。1991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参加了“七国首脑”会议，向会议提交了“扩大苏联的对外经济联系纲领”。这像是在隧道的尽头露出一线希望，但“8·19”事件把改革成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给化为乌有。
记者：那戈尔巴乔夫当时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梅德韦杰夫：他希望经济就像全社会一样，能够依靠民主原则、人的首创精神和主观能动性，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做到市场方法和社会调控相结合。他认为，一个党或者几个党应该只能发挥政党本身的思想和政治功能，不要用党来代替国家机构。
记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准备消灭苏联共产党。
梅德韦杰夫：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把苏联共产党变成真正的现代政党，也就是说，把党从国家权力的支柱变成一个能够施加政治影响的政治—思想机构，但这一机构不要承担管理国家的功能。对党的改革已经开始，但没能完成对党的改革。党对改革的垄断被动摇，但没有完全被取消。1991年8月，当时党的领导人，除了总书记之外，都支持叛乱，因此也就让党很不光彩地走向了终结。
改革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已经积淀在社会的根基中，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深刻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改革的现实意义在今天就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当今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严重背离民主原则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在恢复一党制，代替各个权力机构的职能，在限制人的权利和自由。
（李俊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