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为编年体，按年、月、日次序编排，凡无日可考者标明月份，无月可考者标明年份，各列于相应每月、每年之末，或标明“春”“夏”“秋”“冬”。几个条目记述同一件事情、内容互有联系、前后日期又相近者，并作一条记载。
二、本书著录时期，起于1912年，迄于1949年，凡三十八年时间，有关这一时段图书出版的重要事件，如出版机构的创立，大型丛书、工具书、教科书、古籍图书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书业章程业规的制定，各种版权上的争端，劳资双方权益的纠纷，查禁与反查禁的斗争，以及出版机构的有关经营活动、出版时评文章等，均详加辑录汇抄。
三、民国时期出版图书十数万种，本书只选择了少量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单行本著作，如《辞源》《辞海》《毛泽东选集》等著录。较大型的古籍、各工具书以及收录6本以上的丛书，则分别按年代著录。
四、本书所列各丛书的出版时间及出版数量，多取自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一书，部分参酌其他可信资料，予以适当增益补充。由于该书为上海图书馆根据一馆所藏编辑而成，定有不少遗漏，所以本卷特用“知见”一词，以向读者提示其著录的局限性。全套丛书标明有主编者，则著录主编者姓名，反之则不录。
五、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报刊，由于报刊为连续性出版物，自有其与图书出版不同的媒体特点。本书只选择性地录入了与书业和读书有关的少量报刊，如《读书月报》《出版周刊》等。
六、本书选用史料，凡编印缘起、征稿启事、法律条例、函文布告、书业规章、版权声明、罢工宣言、禁书抗诉、经营情况、出版时评等史料，择其重要和不易见者，或全录或提供史料线索，庶使读者对于民国出版生态环境有较为全面具体的认识，同时，也便于后来研究者征引与利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补充新史料。
七、本书条目繁多，史料来源复杂，为免琐细，未予一一标明出处，只在本书书后附列参考书目。而对本书辑录最多的报纸上的史料，因部分带有广告经营性质，均注明“某报载”，以提请读者注意甄别。
八、抗战爆发后，《申报》先后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办报；《大公报》从天津迁出后，亦相继有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成都版等。抗战胜利后，《大公报》迁回天津，又创办了上海版。本书辑录这一时期的史料时，对各报纸的版本情况，均作区别交代，以免混淆。抗战前和抗战胜利后的《申报》，因为仅有上海一处，故而不再标明处所。
九、各地报纸所载内容，其发生区域，若非特别标明，一般都言指本地，请读者明察。
十、引文中的明显错讹及漏字，径为添改；有些标点符号，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也作了适当调整。引文中出现难以辨认的文字，以□标识。
十一、对于有纪事本末性质的史料，尽量归诸一处，并以▲标识。
十二、本书对所录史料，只做客观记录，不加评论。其中有些词句或已不合时宜，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但从保存文献史料原貌、真实再现民国出版环境、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的角度出发，未做改动或删除，敬请读者能够正确阅读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