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
随着冷战的渐行远去，其历史遗产也将越来越难以捉摸。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尽管持续了四十余年，但其历史不规则特征使得经验归纳和教训总结都是不可靠的。而对冷战之后新秩序本质的预测也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从重读冷战中得出的政策处方也经常被证明是误导性的。
对学者而言，没有预测到冷战期间持续多年冲突戛然终结显然是发人深省的。没有一个理论前瞻性地解释冷战终结的方式，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够对冷战遗产做出权威解读。但是与其依赖现有认知模式对历史做出映射框定，不如采取一种历史性视角对其原因和结果做出解读，这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走势和未来影响。这部著作即采取了这一历史性视角，关注安全的演变、安全的认知和本质、同盟机制和其他安全合作架构的发展及其对有效控制冲突的影响。
在这部书中，对安全的概念采取了一种宽泛的界定，既指涉军事威胁，同样也影射“非传统”威胁。类似地，同盟概念的界定也比较宽泛，“在国家间的总体合作框架之下”，“两个或更多国家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政治、经济或安全利益的任何合作性协议”，从而力求减少国际体系中主权原则所引发的竞争冲突。[1]
这部书始自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会后又做了特殊的章节补充。这次学术会议由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组织，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主办，来自中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参与了讨论。[2]会后针对所收集的论文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以结合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的前两章进行了总括性介绍，第一章回顾了冷战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第二章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合作安全的概念界定以及具体的政策实践，尤其关注了欧洲和亚洲的区别所在。本书第一部分选择的联盟和其他合作架构案例包括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和欧洲共同安全政策机制，同时也分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模式在其他地区应用的可行性。第二部分对比讨论了冷战时期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经验以及中苏同盟的经验教训。最后两章总结了中国的实践，一个是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中军事武力的使用，一个是中国安全观的演变。后记部分，本书主编就最新国际形势的发展评估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在第一章中，沃伊切克·马斯特尼试图统领本书的主题，作者分析了全球美苏对抗、盟国和非盟国各种各样的利益分歧，以及冷战留给国际安全的遗产所在。作者简要介绍了一些议题（后续章节将会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认为这些议题都源自冷战，包括冷战时期创建的安全架构、朝鲜战争、核军备竞赛的后续影响、东西方的缓和、方兴未艾的全球化以及冷战结束的刺激因素等。
马斯特尼认为恰恰是冷战出乎意料的和平结束决定了其遗产的性质，这有利于一些地区安全形势的缓和，包括受东西方对抗影响严重的地区，也包括一些创建了持续性合作架构的地区，如欧洲、亚洲。冷战以来，许多因素的持续向前发展导致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改善，如战争作为政策工具被弃而不用、核扩散的有效控制、人权作为国际安全议题之一得到普遍接受，以及全球市场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他认为尽管新的非军事性威胁不断出现，但冷战留下的这个世界比以前更为安全了，即使这个世界因为一系列的安全需求以及冷战时期的众多不足之处并没有足够安全。
在第二章中，文森特·C. 基廷（Vincent C.Keating）和尼古拉斯·J.惠勒（Nicholas J.Wheeler）把冷战时期政治理论学者们提出来的安全概念与国际体系中建立信任的重要性联系了起来。他们进一步解释了共同安全、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区别，以及安全机制、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区别。他们强调了安全困境的概念是冷战留下的永久遗产之一，提出了“安全困境敏感性”（security dilemma sensibility）这一概念来克服安全困境中内在的不信任问题，并把欧洲与东南亚的经验进行了比较分析。
通过在自由民主国家和社会内部建立“内嵌式的信任”，冷战激励了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并在该地区形成了“成熟的安全共同体”。与此相对比，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依赖的是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渐进式信任”，这一进程并没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因此目前仍停留于“新兴安全共同体”阶段。基廷和惠勒认为东盟要继续推进这一进程，政治领导人需要“逐步互惠减缓紧张”，抑或实现“信任的跨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拥有上述二者还是不够的，倘若没有多元化的政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扩展到公民个人之间。
在第三章，威廉·R. 科勒（William R.Keylor）提出了联合国严重缺乏作为全球安全守卫者的能力。联合国与前任国联都存在先天的不足之处，这也可能是主权国家体系不可避免的缺陷，即成员国间巨大的权力差距、对地区联盟的屈从以及在集体安全行动中难以筹集足够的军事力量等，正如胎死腹中的联合国军事参谋团（Military Staff Committee）那样。两次成功的行动——1950～1953年联合国领导下的朝鲜战争以及1990年的海湾战争——都不过是为美国军事干预行动提供了幌子而已。
科勒认为冷战后国际组织作为全球安全守卫者的表现并未得到改善。他认为维持和平已成为联合国的首要活动目标，但这显然是“彻彻底底的失败”，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行动就是例证。相对比较成功的行动恰恰都是在当地冲突已经结束后联合国的介入，如在柬埔寨、塞拉利昂和东帝汶的情势所表明的那样。科勒认为基于联合国是国际组织这一本质特征，要承担其最初所拟定的维护全球安全的使命，它具有结构性的缺陷。然而在应对非传统威胁方面，联合国的专属机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前对人的安全而言，非传统威胁比国家之间的侵略显然更为重要。
在第四章，劳伦斯·S. 卡普兰（Lawrence S.Kaplan）讨论了冷战留给西方最重要的安全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分析了其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种非典型的联盟形式，历史上并无此先例，但它更为持久。北约最初是欧洲而非美国的创意，它的特殊之处尤其在于美国在其中发挥了领导支配而非专横跋扈的作用，使其在应对朝鲜战争时即使升级为机制化的军事架构也能包容大小不等成员的多重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阶段，北约通过实现从军事联盟向军事—政治联盟的转换，成功地克服了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信任危机。在第三阶段，北约尽管对苏联这个对手的崩溃和退出毫无准备，但通过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找到新的目标定位以及推动扩大的进程实现了自身的成功转型。
尽管盟国之间也经常争吵不休，卡普兰仍认为北约模式并非需要淘汰而是需要进一步优化。他认为联盟的军事能力以及在军事合作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使其完全有资格与联合国一道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冷战的枷锁一旦消除，北约就有可能担当起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最初拟定的使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反对破坏和平的行动”。北约已经成功地利用其军事要素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其所发挥的作用“其他现有或历史上的同盟都难以企及”。
在第五章，马尔科姆·伯恩（Malcolm Byrne）通过分析北约的老对手华沙条约组织的发展历程，指出了霸权式联盟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华约的创建正值东西方紧张有所缓和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起初计划通过谈判处理两个军事联盟的问题，但自该计划失败后，华约就一直徒有虚名，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定位。尽管莫斯科对华约的控制远比华盛顿对北约的控制更为严格，苏联的技巧却略显僵硬。在20世纪60年代两个联盟都遭遇了内部危机以后，华约转型为北约的军事对立面并没有使得苏联联盟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功能。只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派的领导下，华约才开始具有此功能，与北约一道在冷战结束之前为欧洲军事对抗的缓解提供了基本框架。
伯恩概括道，除了典型的人浮于事外，华约成员国之间对所面临的威胁缺乏共识以及国家政体缺乏国内合法性都构成了该联盟最致命的缺陷。完全用意识形态的路径来处理安全事务会阻碍领导人对敌人真实意图的把握，使其难以制定出现实、客观的战略规划。华约的历史支持了这一结论，即安全事务不能仅仅用严格的军事概念来界定，作为军事机器的联盟一旦丧失了经济活力，政治和社会的合法性也将难以存续。
在第六章，威廉·F. 范·埃克伦（Willem F.van Eekelen）探讨了欧洲安全政策不同于传统联盟的特有演变过程。他从一个欧洲当事人的视角出发，强调了西欧联盟与北约一道在形成欧洲安全政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尽管在冷战期间各方在欧洲政治合作的框架下已开始致力于形成共同安全政策，但只有欧洲大陆统一的愿景才使得这些政策得以成型。本章分析了2007年《里斯本条约》的漫长曲折过程，该条约签订后欧洲安全防务政策（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作为欧盟的功能之一才得以制度化。
埃克伦认为欧洲安全最成功之处在于欧盟通过东扩的进程把前共产主义国家吸纳了进来。相较而言，欧洲安全防务政策尽管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在众多全球热点地区的联合行动中反应迟缓，表现欠佳。“不断膨胀的主权概念以及不断被误读的国家利益”阻碍了欧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作者对欧盟渐进式路径的有效性仍然充满信心，相信与北约相比，欧盟能更有效地应对新的非传统威胁，而这比军事威胁更与我们息息相关。
在安全议题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能是冷战期间最有影响的安全概念和程序性创新。在第七章，安德烈亚斯·温格（Andreas Wenger）和丹尼尔·莫克利（Daniel M?ckli）首先分析了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形成过程以及随后展开的“赫尔辛基进程”，并探讨了欧安会模式应用于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可行性。尽管这一进程始于各方对政治现状的认可，但欧安会并未因此而陷入静态，相反它充满了活力，这得益于西欧各参与国对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当然“赫尔辛基效应”并非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这一解体的进程是和平进行的。然而，欧安会转变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后，其在欧洲的政治版图中逐渐被边缘化了，并未成功转型为欧洲新的安全架构。
温格和莫克利深知在寻求确保与接触而非威胁与遏制方面，欧安会的合作安全概念补充而不是替代了均势政治。他们认为欧安会进程中核心的原则包括长远的宏观视角、议题设置的模糊性、议题的可交易性、政治而非法律性的承诺以及主权平等。他们遴选出欧安会模式的主要维度：国家间关系准则的共有定义、避免冲突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安全的全面定义。在评估中东和东亚是否适用该模式时，作者指出这两个地区与冷战时期的欧洲的差异性远远大于相似性。但是在东亚，欧安会模式更有可能被选择性地应用，这是基于该地区中国的多边主义倾向以及东盟不同的合作安全版本。
自以欧洲为中心的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发展中地区，尽管其中发展最快的地区——亚太地区——可能比众多观察家所预测的要和平得多。在对冷战和冷战后时期进行比较时，该书第二部分的四章都强调了变革与发展，其中该部分的前两章使用了历史主义方法，而后两章使用了政治科学的方法。
在第八章，罗伯特·J. 麦克马洪（Robert J.McMahon）指出冷战早期美国在亚洲建立盟国的方式与欧洲相去甚远。在亚洲，华盛顿的全球利益与该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安全和政治需求发生了冲突。从而与北约不同，美国在亚洲形成了类似于庇护关系模型的不平等伙伴关系，其中大多数都难以长期维系。正如东南亚条约组织所表明的，该地区多边机制都由于美国在越战后以及中美和解后的撤军行为而寿终正寝。除了在日本和韩国外，双边联盟所形成的轴辐体系在其他国家运转得不尽如人意。
尽管安全环境已经今非昔比，麦克马洪仍然引用了东盟的事例给我们总结了历史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东盟创建于越战正酣之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霸权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抗衡之物，美国最初对此持谨慎欢迎的态度，而现在东盟已被视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伙伴。同时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建立的长时期的伙伴关系也越来越趋于平等。正如古语云，“缺乏真正互惠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联盟将难以维系”，一旦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原有的联盟将重新焕发生机，甚至实现成功转型。
与美国在亚太的脆弱联盟相比，中苏联盟可能“外表光鲜亮丽”。但正如洛伦茨·卢思（Lorenz Lüthi）在第九章所表明的，中苏联盟“外表光鲜内部空洞”，因为北京方面对机制的深化持不支持的立场，中苏双方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军事和政治需求。中国共产党最初基于一些所谓的安全考虑寻求此联盟的创建，一旦其苏联意识形态赞助者斯大林勉强同意创建联盟，中国方面的收益就大于苏联一方。但对北京而言，从属于苏联，跟着苏联一边倒也将其引入了朝鲜战争，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中。
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内，中苏的安全合作曾经一度进入了一个蜜月高峰期，但很快就走向了貌合神离，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独立自主的政策立场以及对主权的强硬立场阻碍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卢思认为这场意识形态纷争在越南战争中因双方竞相对越共提供支持一度愈演愈烈，这是导致中苏联盟1965年破裂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苏联盟主要是“有助于恢复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而苏联的主要目标却一再落空，战略需求和政治期望的分歧注定了联盟最终解体的命运。
在第十章，黄宇兴讨论了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对安全的渴求，以及冷战时中国比其他大国更频繁使用武力的原因。他分别解释了五次危机中中国使用武力的动机、目标以及效果。这五次危机包括朝鲜战争、1955 ～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界之战、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在回顾了历史和政治理论学者在中国解密部分档案后所做的一些相关研究之后，黄宇兴总结了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
黄宇兴发现这五次危机中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他的研究驳斥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行为用某种单一因素就能加以充分解释，不论这一单一因素是外部安全利益还是国内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需要。他创新性地解释了中国力图通过对国民党控制的岛屿选择性地使用武力来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周密战略，以及与印度交战主要是由于北京对印度方面支持西藏独立的认知。黄宇兴总结道，如果在冷战时期脆弱性的自我认知多次引发了中国使用武力的动机，在未来，即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种脆弱性的认知也可能会再次引发武力冲突。
在第十一章，朱立群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她认为中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安全概念应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而有所演进。在追溯中国安全概念的变化演进时，该章以官方政策文件为基础，对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时期进行了比较分析。21世纪初，这一概念继续向“全面融入”演变。作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尽管发生了1989年的“天安门政治风波”，但中国仍然维持了一个“持续地向国际社会学习社会化的过程”。
朱立群认为中国2002年出台的“新安全观”理念被部分人误认为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现实主义”做法。她从国内发展尤其是国内问题、身份变化和领导人引导的改革等方面解释了安全观从修正主义向融入主义，从对抗向合作的变化。中国在国内问题的驱动下，形成了致力于社会和平与稳定的安全观。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经济的蒸蒸日上以及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国身份的变化也导致了观念的变化，如武力效用的降低、新安全观的形成以及国际社会中责任意识的增强。作者强调了邓小平“关于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对政治认知的持久影响。
总体而言，尽管本书各章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认为冷战的安全遗产是积极的，它鼓励了国际合作，缓和而不是加剧了国家间的冲突。当然，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涌现，这一历史遗产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在后记部分马斯特尼和朱立群以中西方学者迥然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新形势下的研究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