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近年时兴破除各种边界，学术与社会的互动较前密切。一方面，分工和边界意识的突破，使媒体以及“网民”对学界的兴趣增加；另一方面，某些学术体制和校园规则，实际造成或推动了学术与非学术区分的模糊，恐怕也是众多与学术相关的话题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隐因。
子贡曾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在某种程度上言，大学校园中那些不如意的现象能引起较广泛的关注，提示着“社会”对大学的预设仍相对高雅。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大学还是一个培养君子的地方。因此，当这里也出现与社会其他地方相类似的问题时，“社会”就显得不那么能够容忍。
社会对校园前所未有的关怀，使我们校园中人既非常感动，也更感觉到责任的存在。外间有些批评，或带有不少想象意味，也不排除有人故意要把大学“讲坏”（取朱子说屈原被后人“讲坏”意）。这个时候，校园中人或当多进行“自我批评”。我自己最近稍多议及校园现象，且偏向于指出问题，就更多属于自责的范围；所谓“自我批评”者，即被批评的通常也包括批评者自己。
今日大学校园的确呈现出多歧的面貌：一些朋友还在憧憬着教授治校，另外也有人担心着学术的混乱。坦白说，我对目前的教授没那么乐观，对今日的学术也没那么悲观。我想重申自己说过的话：校园里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很佳妙的现象，纵向比起来或已前所未有，若横向与外面的情形相比，仍是一片相对清纯的净土。校园里乡愿风气的确较为流行，却也不是没有愿意承担责任的老师和学生；多数师生的确比以前更世故圆熟了，但理想和理想主义在这里还是比其他地方更多一些。
传统中国社会曾给读书人以不少特殊的待遇（精神为主，物质为辅），同时也给读书的场所（如学塾和书院）以相对独立和疏离于“社会”的地位。严格说，不论从物质的还是心理的“空间”看，读书之地原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谈不上多少独立和疏离。但迄今为止，在多数人心目中，学校还是一个与“社会”有所区隔的所在。如今一般人口中仍把从学校毕业称为“进入社会”，最能体现两者间似有着某种距离，或至少有某种距离感。
明明就在社会之中，却可以被看作不在其中，这与中国传统中“读书”的特定涵义相关。孟子曾说：一般人是无恒产即无恒心，只有士人才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早年的“士”可能与打仗有关，到孟子的时代，士已基本就是读书人。孟子显然注意到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但指出了“读书”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变人对经济的依赖性。这样，管子所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是一般层次的现象；经过“读书”的升华，人就可以超越这一层次，达到更高的境界。
简言之，“读书”可以改变人，它本身也以人的改变为目标。用过去的通俗说法，读书的目的就是教人怎样“做人”。因此，“读书”不仅是一种直观的行为，即阅读书籍或技术、技能性的学习；它更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持续学习，体现出一种探寻无用之用的长远追求。
也因此，大学能帮助学生就业当然最好，但就业显然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张之洞设计的清末学制，远比以前更侧重应用，却仍强调学堂主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其所学多与“做人”相关。仅对那些“资敏家寒”而“急于谋生”的学生网开一面，准其兼习洋文等与谋生关联密切的技能。
既然学习的目标就是追求无用之用，学习的处所当然应与“社会”有所疏离。如果校园不能相对独立于社会，失了远虑，必生近忧，恐怕也就难以培养具有“恒心”的超越性人才了。
把大学设想为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已是一种不可能的迷思（myth）。学术既然可以影响社会，就不能拒绝社会的关注，有时还需要社会的关注。学术传承靠教育，教育则不仅培训学术人才，实更宽广。目前更需要社会多关注的，恐怕是培养少年的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在强调而始终无效的学生“减负”，确实需要“社会”集思广益，提供解决的方案。至于大学校园及其所代表的“学术”，最好还是与“社会”有所区隔。
在以悠久著称的中国文化里，仅仅百年的现代大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幼童，可能还真需要外在“社会”的呵护。同时也不妨对其有所信任，让校园里的师生通过自我批评来自我提高。很多时候，距离不一定意味着疏远，能维持一定的距离感，或更能相互影响，似对彼此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