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大学为提高博士论文的水准，制定了不少从难从严的规则。然而有时好心不得好报，其中一些规则本身，可能还成了导致论文品质下降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窃以为这是一个多方面合力造成的结果。
今日起草规则的校园管理者多是学者出身，当然知道其中的艰辛。但上级领导对他们有要求，周围有压力，社会上还不时有热心的监督者——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思路，即希望通过制定规则来解决问题，往往还希望一次性地完全解决。尤其校园内外反击所谓“学术腐败”的声浪，更迫使一些管理者不敢不日益从严从难，至少可以在规则上示人以“学术正确”（套用“政治正确”之说）。
发凡起例非小事，也非易事，不能仅应付眼前。也只有让规则产生于相对宁静平常的氛围之中，制定者才可能虑及长远。过去我们总觉得学者一旦“做官”，就容易“忘本”，这样的人或也不少见。但多数出任管理职务的学者，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在于，“好”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做出判断？我的感觉，校园里一些“做官”者，有时甚至很希望仍是布衣的学者出来说话，以减轻其压力。
学者自身，也常遇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局面。我自己就参与过制定要求发表论文的从严规则，当时已觉得要求有些离谱，但因为这牵涉各自学科的荣誉问题，所以我只能在表示支持“强化管理”的基础上，一方面说出我对具体要求不甚赞同，同时表示：如果其他学科都能做到，我们史学也一定可以做到。不知其他参与者是否也因类似考虑而不能说软话，实际的结果是一套很严厉的规则得以通过，两三年后才因实在难以达到而修改放宽。
现在校园里的状况非常多元化。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读博士看作解决社会出路的途径，而不仅是一般的求学。当是否接收一个学生、是否通过一篇论文都牵涉一个活生生的人今后的前途时，“说不”确实需要勇气。不少时候，责任的确不在学生一边。我不止一次看见有些论文确实写得一般，甚至较差，可作者自我感觉很好，而且那是很真诚的感觉（因为他们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就是那样的教导）。在这种情形下，要说出真实的看法，也还是需要勇气的吧。
学生若不一定为治学而来，可能真需要受到更多规则的引导和约束。校园中一些事情，也的确可以通过制定更严格的规则来解决。所以我从精神上并不反对制定类似的规则。不过，程序再重要也不能压倒目的，而目的是要能真正提高博士生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从正面言，这类能力似不应产生于“管卡压”的规则；从负面言，如果博士论文的水准真因“管卡压”的规则而提高，我们也很难对这些人以后的学术发展寄予多少希望。
学术研究是需要兴趣、志向和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被迫按规定做事的人基本不适合这一领域。外国有所谓“八点到五点”的说法，指仅在规定的上班时间内把精力投入专业者。这样做可以说合理合法，但只有已经获得“长聘”（tenure）而无意进取者，才可以如此。年轻人若被他人视为“八点到五点”类型，就很难拿到大学的教职。即使公司的上班族，在规定工作时间外继续做事也相当常见，尤其是从事研究开发者。很多人常说会休息才会工作，信然。但随着职场竞争的激烈化，实际情形恐怕没那么爽——思进取者只能少休息而多工作，很少有人可以只在规定的上班时间里工作。
我决不想为老板让员工加班而不付酬劳辩护（律师在这里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主张”权利），但治学确与普通的上班不同，凡是先想到同工同酬的，或不必走学术之路。时间和精力的超额投入，还只是最低层次的要求；爱好也是一个“必须的”因素：一个人做着不感兴趣的题目，谁都做不好。进而言之，一个人不想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也不必选择学术为志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尊严和荣誉感，即使大天才也未必能把学问做好。
古人提倡临文必敬，这包括以敬待学和维持自尊。大学里任何关于博士生和博士论文的规则，如果实际结果是学生被迫应付而苦不堪言，恐怕未必能起到规则制定者所预想的作用。相反，这些规则最好能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尊严和荣誉感，那是比研究技能更重要的品质，可以受用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