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化，就是大量读书人接受了外来的思想方式，并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态势——分而析之的趋向渐成正统，而往昔重体会的取向则被斥为“笼统”。与此相应，学术也以分科为贵，是为科学；技术更以专精为高，遂有专家。新学堂体系建立后，专门而有用的“知识”成为教育追求的目标，而读书主要为修身（即改变人本身）的传统思路则退居边缘。
只有少数具备古今中外通识的人，例如蔡元培，还知道教育的目的是使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因此，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蔡先生特别提醒北大学生，“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
不过，尽管蔡元培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他的观念即使在北大校内也影响不大。出身北大的陶希圣，所见就几乎相反。他不欣赏“造成治术人材”的古代教育，而寄望于“造成技术人材”的现代教育；前者产生的是作为“统治阶级预备军”的“士大夫”，而后者则是“指挥生产的专门知识分子”。陶氏所谓“士大夫的时代已过，技术家的时代未来”，很能体现当年不少趋新读书人对现状的无奈及对将来的憧憬。
陶希圣在教育界的地位远不如蔡元培，他的观念却为更多人所分享。钱端升便曾痛感教育家大多“侈谈职业教育”而忽视“士人教育”——“职业教育之需要，人人能言之；而士人教育之急需，言者少而听者无几”。本来“欧洲各国重视士人教育，较美国为甚”。但中国那时的教育，却以美国为榜样。以后复受苏联影响，果然成就了陶氏所觊觎的技术专家时代。
今日大学中最高的学位名曰博士，崇尚的却是窄而深的研究。现在我们的学业和技术，划分越来越细。如西医的外科，已先分为胸、腹外科，进而又把胸、腹皆划成几段，各自成科。这样的好处是手上的活儿熟到接近工厂的生产线，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医生退为匠人，遇到稍复杂的病情，诊断时思路恐怕就不那么放得开。
大学里的通史，也按同样的思路，分成几段由不同的“专家”开设。好处是授课者内容熟悉，得心应手；但教历史可选择一段而无视前后，岂不是典型的见树不见林？现在我们不少学生也养成了“目不斜视”的习惯，学中国的不看外国，研究思想史就不顾政治史，余类推。我常担心他们以后当了老师，究竟怎样教学生？老师若只能教窄而深的内容，学生岂非更加窄而深？老师眼光尚不能通达，学生还能成“大师”么？沿此路径走下去，学界的通人，恐怕只能在校园之外寻觅了。
钱端升留学美国，返国后任教于清华。他认为中国应多设文理科大学，“以养成士风”，清华也宜“先开文理科大学”。蔡元培赞同，他主张“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后来清华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说者或视为美誉，但在钱氏眼里，却可能是贬损。他曾明言：“造飞艇之书、修桥梁之书、管理公司之书、治疾病之书、论市政之书，皆非‘读书知礼’之书。”西方受专门技术培训而“能为士者”，必“已读知礼之书”，否则仍仅为具体的“专门家”，即后人高看的工程师也。
就此而言，钱端升不甚满意的美国教育，多少也还有些“士人教育”的余荫。其大学的博士，尚多名为“哲学博士”（Ph.D.），意谓既有专业知识和能力，而其识见更当超越特定的专业。反观我们的博士，多径以具体的专业命名。看似几个字的差别，却体现着极为不同的培养思路。
美国与欧洲教育的差别，也一直存在。据说几年前法国中学的毕业统考，还要考笛卡尔的哲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这若实行于美国，恐怕有资格判卷子的老师都凑不够。其结果，近年不少在美国时髦的理论，多从欧洲大陆来；而一些在美国很红的人（如德里达），在本国却不甚红。盖欧洲教育素重哲学和经典，基础好，故头脑灵活，较易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而其他欧洲学者，也易见其局限。言理论而不读哲学，犹学工程而不学物理、学物理而不学数学，实难深入。
今日大中小学的方式，本是从外国“引进”。取法乎上，我们是否也当更重“士人教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