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传统问题，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热点课题。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会一直持续。这个历程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两次飞跃，每一次飞跃都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需要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和伟大工程，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探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涉及的是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见之于中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中的思想，如1919年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1]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不断思考、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正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不懈思考和艰辛探索，才为后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并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直接动力正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求，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的独创精神相结合”[3]，由此引起全党高度重视。但随后一段时间，受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避免被斯大林和苏共认为有民族主义嫌疑”[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被暂时搁置。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的加强，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重新成为理论焦点问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把握也日益变得重要。中外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与评述。
二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一）几种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
伴随中国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个别学者借捍卫马克思主义之名，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也有其他学者虽然不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强调思想文化应该多元化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多元思想中的一元，或者着重强调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来有意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或者通过只谈其他“元”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从实际行动上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他们的具体观点如下。
（1）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科学性，提出应当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持这种看法的人的立论根据主要有两点：第一，承认“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跟其他自然科学如平面几何、高等数学一样是科学真理。中国跟马克思主义是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普遍的关系，因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必须使用“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成立，强调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第二，曲解毛泽东对“化”的解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片面地理解了毛泽东曾将“化”解释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5]。这些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从内容到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2）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同义语的反复。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早期主要是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转移到了亚洲，这一时期主要是列宁领导的苏联和毛泽东等领导的新中国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付诸本国革命、建设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讲，近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指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观点。在这种前提下，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根据这一推理，他们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再中国化，既不符合逻辑推断，也不符合理论传承。此类学者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看法，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其实，在1938年毛泽东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6]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所做的即是将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3）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同义，没有弄清楚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界限，将两者混为一谈。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的形式之一，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应该领导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要高于西方世界，就有必要从中国内部寻找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在此种理解前提下，毛泽东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民族化的改造。而民族主义者既包括一些要求在国际关系中照顾本国利益的相对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也包括放言只有借助战争才能解决民族问题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既包括强调要突出传统文化影响力的传统民族主义者，也包括谴责当前社会主义流派的种种不平等，向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甚至直接构建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可见，既然民族主义本身具有如此多的不理性，那么实际上民族主义还未能从对种族的认同发展到对国家的认同，从本能爱国主义发展到理性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是由民族情绪支配的强大的空壳。显然，这种观点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类到民族化，否定民族化来批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甚至对其进行否定。
（4）以宣扬儒学文化为途径，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损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新儒学”思潮风行一时。这种思潮通过强调儒学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儒学是世界文化的一元，并且试图用“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目的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抹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不同解读与评论
上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只是个别学者的个别观点，绝大部分学者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讨论的，并形成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时代化和民族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时代特征、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具体化和时代化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有学者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应该具有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主要指的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特色。
显而易见，这种具体化、时代化和民族化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仅仅用具体化、时代化和民族化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远远不够。由于这三化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点，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性，忽略这一点将会造成理论研究中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成果本身就有超越具体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该种解读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次生态的列宁主义，还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流”，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源”。
这种只从理论来源区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观点，显然也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应纳入马克思主义之列，其革命、建设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发展注入了不竭的源泉。
（3）有学者指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并要将这两个层面加以区分。此类学者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解决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理论、现实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中国化。相应地，学术层面的任务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相比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实，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政治、学术层面的划分都是不准确的，两者应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尤其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两者结合的紧密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业已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做这样的区分容易给人一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不能统一的错觉，也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解读。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及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两个方面，强调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更有意义；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论形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进而把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是指马克思主义必须跟民族特色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实现。从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角度观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具体理论形态方面；从道路和形态统一的角度观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必由之路，又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总结。从这两个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一个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相互衔接，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现实。这一解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性、合理性和严谨性，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素和构成，成为对该概念的经典解释。
三 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以上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读差异，可知由于其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复杂性，使得学者对这一概念科学性的界定趋于多样。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因而，学术界应该超越争论、建构共识，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科学内涵十分重要。
第一，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方向保证在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始终不渝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对于我们从总体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其理论成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的道路。
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我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来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二是由这一认识路线决定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风。这种学风具体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要学习和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用它来解决现实问题，而非照搬、照抄和死记硬背其中具体的、个别的结论；一切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做出合乎中国实际、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形成关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科学结论，把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
第二，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和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创新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相统一，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创新的。时代性、民族性的相互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形成了多样化的时代形态和民族形态，显示出它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标志。理论创新是指理论认识上的新飞跃，依据新的实践和事实探索新的规律，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理论创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理论的发展和提高。理论创新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层次和质量，促进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实践创新指实践领域的新突破、变革和飞跃，如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等皆属于此，又如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制度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方面制度的革新。改革不是对原有制度、体制细枝末节的修剪，而是对原有制度、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根本性变革必然要求以制度创新作为最高形式，改革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制度创新的过程。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针对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努力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够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有效动员能力；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够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目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价值取向是什么？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7]这段话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不是目的，其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完成中国发展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围绕的主题和目的。从实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指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解放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
第四，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者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8]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革命、建设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方面具有相通性。其二，对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重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将人看作万物的主宰，认为人具有其他万物不可比拟的优势和地位。其三，对实践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实践在认识真理方面的作用，把实践看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来源。实践的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其四，在实现社会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是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虽然不是同等意义上的社会，但它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民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之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上相通性，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易于接受这种理论，为两种文化的结合奠定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展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在表现。这些特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性的主要依据，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性、实践性、民族性、创新性四个显著特征，是时代特性与实践要求相统一、传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光辉典范。
一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时代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十月革命以来，人类就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包括：划分时代的标准、时代性质、时代本质、时代发展的阶段、时代主题及基本特征及具体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关系和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等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时代、关于时代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关于分析世界各种矛盾及其变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东西方学者对时代提出了各种解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学者通过世界格局、态势划分时代，提出了两极时代、多极时代、全球化时代、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缓和时代等；有些学者主张用当今科技发展的广度、深度、影响度来确定时代，如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有的学者用某国家元首的名字来划分时代，如杜鲁门时代、肯尼迪时代、里根时代等；有的学者以某学派影响的期限来划分时代，如凯恩斯时代、后凯恩斯时代等。由于标准的不同、角度和方法的差异，人们对当今时代性质和特征的概括不甚相同。以上各学者关于时代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都忽略了时代的社会属性。
“时代”一词最基本的解释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反映的是社会发展某一特定阶段及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时代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把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地、具体地结合起来；同时，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地分析形势、确定任务、划分营垒、制定战略、拟定政策的客观依据和必要前提。所以应从时间、空间、内容、发展方向等方面全面把握时代概念：从时间上讲，它是指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较长的阶段；从空间上看，它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征为依据；从内容上看，它是对世界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最本质概括；从发展方向上讲，它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基本态势的总体把握。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不仅存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领域，而且存在国家、地区、民族、阶级、阶层等不同的力量和利益主体，各种力量的矛盾、各种利益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解释时代主体，必须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时代的根本特征；必须从世界各种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划分时代的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9]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0]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把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作为划分时代的基本标准和依据，它与种种单纯反映生产力发展或只反映世界政治经济某种局部变化的时代观念具有原则性区别。具体来说，划分时代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一定时期内，哪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世界历史主导地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是区分时代的主要标志。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各国家、民族具有不平衡性：一些国家、民族发展会快些，另一些国家、民族可能发展慢些；一些国家、民族走在历史发展前面，另一些国家、民族则落在历史发展后面。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范围里往往有几个社会形态同时并存，但其中必然会有一种社会形态居于主导地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这种社会形态就是区分时代的主要标志。
其次，在一定时期里，世界历史总趋势、总潮流，是区分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列宁曾经指出：“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11]为了说明这一点，列宁选择将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及欧洲1900年经济危机，作为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列宁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12]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点，列宁才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时代的开端，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序幕。
最后，在阶级社会里，哪个阶级、哪类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志。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社会阶级、存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制度，要分析时代就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前提下，阶级和国家才能消亡。在此之前，搞清楚哪个社会阶级、哪类国家制度决定和影响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背景的主要特点等，是认清时代的基本依据。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问题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时代的划分以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为主要标准，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时代及其变迁，把生产方式的变更作为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不同生产方式看作不同的社会时代，对整个资本主义尤其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特点做出了精辟分析。列宁根据时代变化，提出生产方式与世界革命形势及特殊历史事件结合划分时代的方法，阐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并提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时代问题的把握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纵向上研究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解释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历史过程；二是从横向上研究近代以来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特征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正确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合乎时代发展的新的理论成果产生。在准确理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敏锐洞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前提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进程。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主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依据对新世纪新阶段时代特征的准确判断，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旨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境界。
二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有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观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实践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得以逐步显露、形成并完善。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对实践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抽象性、局部性、片面性阶段，尤其是未能从实践的角度理解人，从而也就认识不到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是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以往所有实践观念的批判中，实现了对实践认识的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正确确立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逐渐完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名篇章中，马克思对实践在人类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刻。其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阐述了他的实践观，奠定了与以往所有旧哲学不同的思想基础。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异化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生理性、生物性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人的本质体现在人能够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阐述了人的实在性，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基本确立。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实践基本范畴的论述，确立了实践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根本变革。区别于以往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是从思维而是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理解现存世界，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践观，提出了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可以说实践的观点是理解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第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首先，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力量；其次，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不断进行的社会实践；最后，实践既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根源，是人的生命表现和本质特征。因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
第二，理论对实践“依赖”的同时又“超越”实践。基于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这一基本判断，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实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4]“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1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实践对理论的作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16]这样就阐明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而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的产生，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的发展，没有实践的理论就是毫无意义的思想过程。
第三，实践的核心内容在于“革命”和“变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践核心内涵的落脚点是“变革的实践”或“革命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一切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或回答群众的现实问题。人解放的最终获得要通过实践来实现，所以，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性在于研究概括实践经验并用以解决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立场、观点、方法来“化解”中国问题的过程，又是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必须通过干预现实生活才能得以呈现，马克思主义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融入现实生活，在具体实践中实现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较为深入、较具有针对性地分析批判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但其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而没有进入“武器的批判”阶段。相反，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论、解决了新的问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魅力之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辩证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深化。
三 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特征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160多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它的发展历程与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和民族化的进程相统一。在这一历史阶段，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特征结合起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民族化。可以说，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更为深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一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一些民族中落地、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深刻改变了某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诘难甚至挑战，而且还得解决民族化过程中内部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在解答各种理论、实践问题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着历史性的发展及理论内容和思维方法上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就提出了“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18]的观点。马克思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揭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及国际性蕴含、体现在民族性之中，其实践性也需要通过民族性来体现。根据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引申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9]，“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成为一个民族的理论指导和思想原则，就必须回答、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某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用自己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注解，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注入本民族的风格。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民族的实际问题。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列宁在1920年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21]“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22]依据以上列宁的观点可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23]“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24]，因为俄国与西欧国家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和其他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的革命进程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那么，对于许多尚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国家来说，它们的革命将“带有更多的特殊性”[25]，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20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超越。在列宁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而成功的创举。由此，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作为这段崭新历史的开拓者，列宁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他不拘泥于前人做出的论断，为创建这段辉煌历史表现出了在分析形势和研究理论上的改革创新精神；他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时坚持注重以现实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俄国包括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的现实条件，而不固守过时的不切实际的教条。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国家，这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短短六年多时间里，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在这一探索历程中，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留下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遗产；同时，他那种立足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就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开创的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重在强调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本土特色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性特征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对民族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也不够深入。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性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研究逐步展开。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国际主题和民族使命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独立、民族振兴、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的发展史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民族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也逐渐完成了民族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从理论内容上日益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特征。
四 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创新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如何获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上，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比如，几乎所有学者都赞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进行理论、实践及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但在获得创新成果的路径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主张大致有以下几类：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新需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创新就必须与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话”或“融合”，有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要与实践结合关注中国问题，有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国内外先进文化成果。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或重读。在这些解读或重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但这些观点也显露出一些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比如，如何发挥主体性解读马克思主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不丧失现实性？马克思主义要如何发展才能发挥当代意义？等等。的确，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可以说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及发展过程中俱在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任务需要理论加以解决，由此决定了任何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的形势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就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一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形势就是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
一是现代社会主义面临当代资本主义强势发展的挑战。1848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两个必然”的思想，正确理解这一观点需要联系他们同时提出的“两个绝不会”思想，“两个绝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补充，是“两个必然”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补充部分。“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构成一个理论整体，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应对国际形势的理论基础。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垂死、腐朽，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反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高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生命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强大的物质基础，使得资本主义可以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断调整使经济社会内部出现新的因素，大大缓解了本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使它们的统治形式更加完善。而且，当代资本主义的强势发展使它们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也使它们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世界，这就对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谋求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强力推行它们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从而以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干涉他国经济运行。政治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经济上的依赖，将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宗教信仰与经济利益挂钩，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做出原则性让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目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进行政治方面的冲击。思想文化上，通过宣传西方文明优越论，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利用网络、影视、报刊、书籍等一系列文化传播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扩张。一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客观上影响了普通群众的信仰基础，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形成了严重挑战。
二是中国经济、政治安全受到全球化负效应的影响和冲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阐述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当前，科技革命大大加快了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历史迈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现实而非选择。尽管全球化具有双刃性，但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游离其外。我们必须认清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负面作用。首先，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日益超越国家的“全球性”，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世界经济网络化、整体化。中国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较低技术含量的产品都容易受到挤压，独立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克服经济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削弱，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适应全球化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还要保持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之间的和谐、平衡与稳定。这就对我国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都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容易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传统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而国际政治经济不合理的旧秩序又未能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既存在传统安全危险，又存在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危险。
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长期处于低潮的现实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命运和前途产生担忧。以苏东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低潮的趋势，促使人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方向和命运的反省和认识。列宁早就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谷的阶段，容易出现三种情绪：第一种是失去信心，倍感失望的情绪；第二种是消极颓废的情绪，具体表现为一些人厌倦政治、厌倦理论，追求权力、追求享乐，滋生了腐败堕落；第三种是背叛的情绪，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讲得一无是处，认为应该将其扔到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短时间内形成高潮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具备，这三种情绪在当代中国都是存在的，而且还将继续存在。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何消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避开这些消极情绪的干扰，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新的前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视的一个大问题。
四是指导思想多元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形成冲击。人类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各种多元并存、互相激荡、共同发展的复杂态势。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保守主义等，它们在当代西方世界各国的传播对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已形成很大的影响。应当承认的是，这些社会思潮分析问题的一些观点、方法，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实践形式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但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些隐含着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色彩的论调，如“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这些论调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把自己的理论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们往往表面上要求淡化意识形态，鼓吹意识形态终结，实质在于论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借以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最终企图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相比较前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新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经济建设经验的相对缺乏，列宁和毛泽东在领导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失误。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进行创新便成为新的历史任务。在经过了若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之后，“经济和科技创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这也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思想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关于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但因为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所以，邓小平最集中的创新理论和实践是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和计划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其中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始终是一条主线，而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都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6]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要根据实践进行，这也成为他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邓小平在创新理论与实践上是以经济管理体制为主线的话，那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创新理论与实践上则更多地强调科技创新。知识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科技创新为内在动力的经济，世纪之交的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创新理论与实践上强调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江泽民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7]，希望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胡锦涛则将“自主创新”提到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人类进入21世纪，科技创新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要在经济上尽快发展起来，就必须首先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的结合，在科技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不断创新。上述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侧重点之不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历史脉络。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面临着“发展”的重要机遇和挑战，经济和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科技、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28]以上我国历届领导人有关创新思想的论述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在当代中国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特征是以创新为基础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在于理论创新，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上，每次重大的理论飞跃都表现出了创造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创新性的理论思维能力。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冲破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束缚，弄清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道路、前途和领导权以及革命转变的诸多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艰难地探索社会主义历史新课题。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等重大战略思想应运而生。这些创新思想、创新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拓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指引着中国人民与时俱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明确提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全党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做到“三个解放出来”，深入研究“三大规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根本问题，从多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以“第一要务论”“政治文明论”“文化创新论”“多极世界论”为支柱，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出了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包括国家、民族、人民三个层次的“中国梦”，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注释
[1]《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册，人民出版社，2013，第37页。
[4]周连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演变》，《实事求是》2007年第4期，第21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1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20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58～65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92页。
[12]《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9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99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0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78页。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9页。
[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8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91页。
[2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第2311页。
[28]习近平：《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