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执政后，俄罗斯联邦的国内政治日益民主，政治力量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人民获得了更多政治权利，中央政府仍然保有权威，对地方的控制外松内紧。更多党派的出现预示着国家杜马的斗争将更加激烈，而反腐败的逐渐深化及一批高官的落马则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了政府的公信力。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依然面临诸多障碍，国内“去普京化”运动日益活跃，外国对俄罗斯反对派的支持依然存在，国内的反腐败运动也任重道远，这些都使得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一节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治思潮
2000年普京执政后，正在崛起的俄罗斯中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系统反腐，强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他们已经成为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支持者、鞭策者和监督者。俄罗斯的政治思潮在“普京主义”与“去普京主义”、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中，继续维持保守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几大思潮主导的格局，但是显然出现了一些框架内的新变动，一种吸收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合理内核，以保守主义、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体的中派主义思潮大行其道。
一 与时俱进的保守主义
顾名思义，“保”就是保持现状与稳定，“守”就是守住传统和秩序。进一步说，保守主义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传统高于科学，等级高于平等，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主义，神的法则或自然法高于世俗法。保守主义反对变革尤其是激烈的变革，当然最反对革命。[1]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精神和道德的复兴；强大的国家；多种经济结构中强大的国有成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社会关系领域的建构必须从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历史传统出发；必须制定和着手实施使国家摆脱人口危机的计划；从自身的内部结构来看俄罗斯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俄国人民是俄罗斯族人民和文化主导下的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坚决地与犯罪现象和腐败做斗争；理性对待移民问题；将俄罗斯作为抵抗全球自由主义的中心之一。[2]
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物，早在法国大革命将自由主义传入之时，保守主义就开始在俄罗斯出现，沙皇政府一直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进行着选择。从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出现了几个政府保守主义时期：从1812年保守主义思想家希什科夫在政府接替自由主义改革家斯佩兰斯基起到克里木战争结束、从1881年到1894年的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以及从1906年7月到1911年9月的斯托雷平时期。[3]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上台以后力推的“休克疗法”将俄罗斯拖入了黑暗的深渊，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遭到民众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以官僚保守派人物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政府总理为标志，激进自由主义开始淡出视野，俄罗斯开始了强人普京保守主义指导下的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的渐进改革。经过普京2000～2008年期间的保守主义改革，俄罗斯迎来了久违的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普京本人也因为引领俄罗斯由贫弱重新变得富强、从动荡回归有序而被俄罗斯人民奉为民族英雄，他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07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也获得了64%的选票。保守主义通过普京及其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被官方意识形态化。
2012年，俄罗斯保守主义依然具有庞大的民众基础。2012年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总统大选，候选人中不乏久加诺夫这样的老牌政客，也不乏打着变革旗号、声称是穷人的候选人的日里诺夫斯基，喊着民主和反腐口号的米罗诺夫，同时破天荒地出现了中产阶级的代言人——普罗霍罗夫，与在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的保守政客不同，商人的角色赋予了他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更加灵活变通、更加懂得跟上世界的步伐，他对俄罗斯公民社会觉醒的清醒认识以及坚定的反普京立场无疑为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尽管对手们手中各自都握着一张分量不轻的牌，但普京还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选举。俄罗斯的人民和历史再一次选择了普京，选择了“普京主义”。“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权威主义，它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摆脱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化解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4]在2012年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各级议会和行政机构领导人选举中，将俄罗斯保守主义奉为党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俄罗斯党以绝对优势轻松取胜，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工作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总体保守的“普京主义”经过民众确认，仍然继续影响着这个国家。
然而，自2011年开始，俄罗斯就接二连三地爆发反对普京的游行示威，这既是对普京多年来加强中央集权种种举措的不满、对普梅政治轮替的疲劳，也是对统一俄罗斯党长期一党执政所带来的腐败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情绪爆发。面对新形势下汹涌的“去普京化”运动及其反映出的公民诉求，普京及其团队做出了正面的回复，普京一上任就举起了反腐大旗，并将反腐作为2012年国情咨文的主题。同时签署了一系列法律，在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的同时，把好社会稳定这一关。在保障民生方面，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立即签署了几项关于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福利的命令，包括提高中学和大学教师的工资、增加退休金、增加住房建设、鼓励生育和增加对生育第三个婴儿以上的家庭的补助等。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面对新形势进行了自我改良，吸收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理和现实成分，在仍然强调秩序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对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保障以及社会普遍公平正义的实现，呈现出更加理性、务实的特点。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普京以及统一俄罗斯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及保守主义相应的自我调整。
二 备受挑战的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指的是各种非民主的和非集权的政治体系，它缺乏一套作为政治体系主导性理想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不同性质的心态；这种政治体系除了在特定的发展时期之外，一般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政治体系的统治权由领袖一人，间或也为少数统治集团所行使；尽管行使权力的方式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可预测性。[5]权威主义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民族性，在封建专制历史和带有强烈东方色彩的拜占庭文化洗礼下，这个民族已经适应了中央权威带来的稳定有序，服从和对领袖的绝对信任构成了俄罗斯人的政治习惯。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自16世纪左右开始，俄罗斯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制度——村社制度，这一制度强调多数决定原则高于个人原则，形成了一种倡导集体崇拜的村社民主，这一制度为历届沙皇政府所竭力提倡，成为当今俄罗斯民主与西方民主迥异的历史渊源。另外，纵观俄罗斯历史上的改革，不管是彼得大帝时期、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官方推行，而非民众政治意识的爆发。在自由空间被国家机器挤压的同时，民众也一次次地在内心对服从进行了强化，进而形成了政治天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民众眼中，政府的权威和集中统治为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安定有序，尤其是二战以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升更是赋予了俄罗斯民众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心，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更加坚信国家权威的力量。
在文化方面，俄罗斯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信奉的东正教起源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拜占庭，因此与西方不同，俄罗斯的文化中有着强烈的东方集权主义气质。在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中，一直不乏西方因素的引入，但始终未能进行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反而是沙皇政府借助西方技术的引进进行“政治炒作”，以增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因此，由于官方的推动和强化，长期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东方政治思想中对封建统治权威和民众服从的无上推崇，沙皇不仅是世俗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领袖。
具体来说，俄罗斯权威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强调权威主义是通向俄罗斯民主的必由之路。权威主义者从不否认民主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在具体的进程和路径上，他们认为在相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条件下，急切地对西方民主进行硬性移植对俄罗斯社会无疑是一枚无法承受的炸弹。相反，将权威主义制度作为过渡方式，社会各个阶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相互的斗争和妥协，正是在为民主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二，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认为权威主义是实现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合理途径。在权威主义者看来，没有一种制度是一蹴而就的，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他们指出，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以免民众的非理性遭遇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和经济混乱。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实行的是全面消灭市场的国有化经济政策，取缔了一切民间的经济活动。在民众暂时丧失商业习惯并且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的时候，进行激进的经济变革，势必导致国家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失控，20世纪末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的灾难就是血的教训。
第三，在国家秩序维持方面，把权威主义视为遏制国家分裂的必要手段。叶利钦执政后期，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无序和混乱，国家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遭到从未有过的弱化。一方面，某些寡头集团依靠它们全面掌控的信息、原料等资源疯狂地攫取政治权力，将私人或者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干涉政治运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垂直权力弱化，地方的权限无限制地扩大，离心力越来越强，国家面临分崩离析、联邦主体各自为政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国家日益走向分裂的情况下，普京上任以后痛施铁拳打击寡头集团，同时果断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权威，发展政党制度和议会民主，打击民族分裂行径，健全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在权威主义原则指导下执政，普京带给俄罗斯的，除了社会的整体稳定和有序，还有“国家主义”和“可控民主原则”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第四，在领袖作用方面，认为政治发展应该依靠领袖的权威。权威主义者认为，民众的政治行为总是为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所支配，在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时期，政治领袖的权威才是有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内加快转型、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可靠保证。另外，领袖崇拜在俄罗斯数代人的心中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即使他强力推行的自由化改革使俄罗斯陷入空前的国家危机，俄罗斯民众也未曾放弃过对另一个英雄领袖人物的期盼。
21世纪初进入普京时代以来，权威主义一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而被大力推崇，俄罗斯也在其指导下进行着以加强中央权威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在20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政治生态的一些新变化直接导致了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12年不断爆发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参与者大多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统计数据显示，这一群体已经占到俄罗斯人口的20%～30%。俄罗斯人民已经不只是求稳求富了，他们开始要求个人自由，民众的自主性和民主意识大为增强，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2011年主持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由于不满俄罗斯的民主现状，俄罗斯成年人口中有22%有意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其中大多数是企业家或学生，这一数字比2007年前的7%高出15个百分点。民众对国家的不满以及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已经不容忽视，考虑到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维稳的需要，权威主义及其官方代表与时俱进，对权威政治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12年4月4日新的《政党法》生效，放宽了政党登记的条件（必备党员人数从4万名减少到500名）；恢复州长直选和多党制，甚至在统一俄罗斯党内部也开始实施民主化。同时普京签署了包括关于严惩违反集会规定的、关于非营利性组织的、关于互联网黑名单以及诽谤罪等的法律，努力将国内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不作为就必然为民众和现实所抛弃，俄罗斯权威主义越来越没办法无动于衷，在官方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化思潮的推动，包括加快政党政治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适时改革才能历久弥新，顺应民意方可愈陈愈香。
三 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而这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往往会演化为民族主义运动。[6]在俄罗斯，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一方面，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总是面临外族的武力入侵，俄罗斯各部族渐渐有了团结一致、抵抗外辱的要求。另一方面，俄罗斯广袤的土地长期裸露在西方文明的狂风暴雨之中，为了守住本土文化，俄罗斯的有志知识分子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找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民族主义就始终贯穿在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19世纪后半期，出于统治阶层对内遏制边疆民族运动、加强各地域联系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被政策化，直到20世纪初苏维埃成立，才在形式上切断了这一传统。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经济改革的失败、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外交上对西方的依赖和妥协，使得民族主义重新在失望的民众心中激起千层浪，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回归传统，强调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第二，缅怀帝国，重建国家权威主义信念；第三，渴望强大，重塑民族复兴理念。[7]总体来说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在俄罗斯社会占主流的温和民族主义，它广泛吸收了俄罗斯国家主义、强国思想等理念的养分，在政治上以普京为代表，采取中派主义价值观，以俄罗斯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倡导通过立足传统、理性爱国、务实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第二种是以帝国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民族主义，它以“强国主义”为主要口号，贪恋并试图恢复俄罗斯帝国的昔日荣光，因此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爱国情感，也为俄罗斯政坛的一些激进的政党（如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所利用，故而呈现出左翼或右翼的特点；第三种是以种族优越感、种族纯洁性为主要内容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因为盲目的单一民族情结而不承认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利，一般表现为对他族的仇视甚至血腥的暴力行为。这种畸形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俄罗斯民众对20世纪末激烈变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整个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民众积攒了太多情绪和负担得不到正当的政治排解，因此以自我保护为出发点的极端行为和思潮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极端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民族主义取向。
俄罗斯虽有这样那样反对现政权的声浪，也存在着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普京2012年上任后的政策仍然采取了渐进改革的基调，遵循了总体保守的立场和维稳的心态，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俄罗斯政坛总体上的中派主义立场没有变，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传统没有变，大多数民众是理性的这一事实没有变，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梦想也没有变。以国家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温和民族主义依然是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
四 不可小觑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政治思潮中最古老的流派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一般来说，自由主义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第一，强调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赋予个人自由和权利；第二，主张程序平等、形式平等，反对结果平等、实质平等；第三，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是为了不使其伤害到个人的自由和市场的运转，应该以分权的方式对它的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约束。
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密切相关，从18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在俄国国内推行的“开明专制”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政府自由主义改革，经历了长期的官方推动，自由主义在俄国蔓延滋生，成为俄国社会的一种先进时髦的政治思潮。经历了苏联时期的停滞，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自由主义才又重新在俄罗斯发展和流行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泛滥和“休克疗法”的推行更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叶利钦自身西化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当代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以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上，将私有制列为“普遍价值”，主张激进的改革方针，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在政治上，忽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无视俄罗斯国内的现实，完全抛弃苏联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经验，照搬西方的民主经验，采取革命式的做法；在对外政策上，视西方国家为潜在盟友，在国际事务上对西方妥协。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激进主义改革实验失败以后，俄罗斯极端自由主义的高层代表人物被甩出政坛，这也意味着极端自由主义在俄罗斯走向衰落。二是以亚夫林斯基的亚博卢民主党为代表的民主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反对激进的改革，主张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宏观作用，支持和依靠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民主自由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律至上”等口号，强调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国家权力的制衡。这一流派的主张更加接近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得到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回顾2012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自由派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的得票率只有6.22%。在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民主自由主义的“官方代言人”亚博卢民主党的得票率只有3.43%，虽然已经是得票率最高的主要反对派，但其成员仍然未有一人入阁。可见自由派政党仍然缺乏竞争力，但是随后俄罗斯爆发的反对活动不能不引起重视。作为自由派政党选民基础的中产阶级已然在俄罗斯粗具规模，并且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俄罗斯的年轻人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并对比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基于此对当政者提出要求。比起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未曾背负包袱的新一代俄罗斯年轻人，越来越关心个人的发展和自由。
随着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觉醒，俄罗斯政治思潮的风向标也在悄悄发生着新的变化——关注平等、自由的民主自由主义正在俄罗斯的新生代中逐渐崛起。
五 日趋式微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源自拉丁文，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社会主义是俄罗斯独特而难忘的历史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记载着苏联往日与美国齐头并进、称霸世界的辉煌。1991年苏联解体埋葬了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由于路径依赖和历史惯性而长期存留下来。据统计，在俄罗斯众多政治派别中，主张社会主义或以共产党命名的党派约有26个。[8]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1993年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继承了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事业，以城市贫困阶层、农村人口为主要社会基础，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公正和实质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土地私有，但支持实行市场经济和多党政治。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挽救民生的举措，与俄罗斯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导致作为其选民基础的城市贫民和农村选民倒向以普京为首的统一俄罗斯党。
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获得17.18%的选票，成为普京以外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在2011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也获得了19.2%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然而，由于一些弊端，如党内派别林立、后继乏人、理论主张缺乏生命力等，俄罗斯共产党将无力承担第二大党这一角色。
面对国内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风险加剧以及国际事务上来自西方的压力，普京在坚守维稳底线的前提下，优先解决民众关心的反腐和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给予中产阶级对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需求以足够的重视。一位俄罗斯卖画人说：“反对派不成气候，但我相信，只要有反对派的存在，就会令普京更加努力。”[9]的确，反对派的存在和民众政治热情的提高，让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生态都衍生出了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实用主义。相应地，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俄罗斯的政治思潮都日益呈现出一种主流学派吸收借鉴其他学派以赢取民心的趋势。俄罗斯经过适时改良的中派主义继续盛行。
第二节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努力实现国家复兴，国内政治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俄罗斯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民众对立情绪开始增长，反对派日益活跃，腐败问题依然亟待解决等。面对这些问题，普京政府自上而下对权威体系和官僚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满足俄罗斯公民对自由和民主的更高要求。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虽然面临众多挑战，但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政治改革不断推进，人民的政治权益也进一步扩大。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的标志时期。
一 “普京时代”逐步确立
对于2012年俄罗斯国内政治来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3月4日的总统大选。在时隔4年后，普京再次以高票当选俄罗斯总统，重返政治巅峰，再一次重启“普京时代”。对于这次总统大选，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4年里，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猜测。有些学者认为梅德韦杰夫只是普京的影子，其担任总统只是为了在不违背宪法的情况下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守住阵地和铺路搭桥，俄罗斯实际的掌权者依然是普京。另外一部分学者则根据梅德韦杰夫执政中后期梅普组合出现的矛盾重重和渐行渐远的现象认为，梅德韦杰夫并非普京手中的棋子，他掌权后将淡化普京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影响力，梅德韦杰夫将成为新的领袖，至少可以与普京并驾齐驱，成为两大权力中心之一，构成现代版的“双重沙皇”机制。[10]结果是，梅德韦杰夫公开宣布放弃参加2012年的总统大选，转而全力支持普京竞选总统，同时普京也宣布，一旦自己再次当选总统，将任命梅德韦杰夫出任政府总理。梅普组合以其高度的默契完成了和平过渡，再一次将选票集中到一起，同时也是将权力集中到一起。2012年3月4日，普京以63.6%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新一任总统，王者再次归来，西方国家一直期待的“2012梅普对决”最终没有发生，俄罗斯政坛平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
普京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国内外的政治家和学者乃至普通百姓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在总统大选前的2011年8月，普京的支持率曾一度下滑至历史最低点37%，然而到2011年年底，普京的支持率重新上升到50%以上，民众的再度支持最终确保了普京顺利当选总统，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5个方面。
第一，普京在他当总统和总理的12年执政时期内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当2000年普京接替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时，其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在之前的叶利钦统治时期，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国内面临民族分裂势力，国外西方国家对其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并在地缘政治上不断蚕食和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11]普京临危受命，自他接任以来，大力发展经济、改革政治、提高中央权威、打击寡头势力、惩治官员腐败、抑制民族分裂，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逐渐恢复稳定，经济开始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就业形势日益改善，国际地位也显著提升。201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通货膨胀率降为6%，是12年以来最低。普京带领着俄罗斯开始走向复兴之路，因此他在俄罗斯国内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和民众支持，大多数俄罗斯人将普京视为走向复兴的领航者，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因此对普京给予了长期且大力的支持。
第二，除了国内的支持外，普京还得到了在异国打拼的俄罗斯籍公民的支持。在这次竞选中，有将近180万名在国外的俄罗斯籍公民参加了投票，而这些人大部分把票投给了普京。因为普京在执政时期不仅使俄罗斯国内的经济获得了恢复与发展，在国际上还实行强国战略，努力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对西方国家的打压采取强硬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俄罗斯的国家地位，使生活在国外的俄罗斯公民再一次感受到祖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感受到作为一名俄罗斯人的骄傲和自豪，因此这些漂泊在外的俄罗斯人将票投给了能为他们提供信心与支持的普京，并认为只有普京才能带领俄罗斯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逐渐走向强大。而这些身在海外的俄罗斯公民通常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俄罗斯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投票支持普京，也为普京在国内赢得了不少选票。
第三，普京进行了巧妙灵活的竞选活动。2011年12月4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席位由2007年的315席下降至238席。为了应对国家杜马选举的失利，进一步争取选票，仅过了4天，普京即宣布将在全俄人民阵线而不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基础上建立竞选总部，以参加2012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国内的反对派和有着政治诉求的抗议民众，普京也做出了妥善处理，允许他们举行集会和游行，并采纳了他们的一些合理建议，如降低了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对新成立党派放宽限制、直接选举地方行政长官、建立独立的社会电视台以扩大新闻自由等。除此之外，普京还因未按照其指示完成任务而对3名内阁部长进行了纪律处分，并加大了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这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树立了“强硬领导人”的形象，对其支持率的提升和重新当选总统起着重要作用。普京为竞选而进行的活动和准备使其收获了众多选民的支持：2012年2月4日，莫斯科14万人参加集会支持普京；2月17日，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又有6万人集会“挺普”。
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指责和打压加大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力度。自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拒接接纳俄罗斯，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上进一步打压俄罗斯，挤压其生存空间，使其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对于普京再次竞选总统，美国等西方国家持质疑和反对态度，他们不希望强人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因此不仅唱衰普京，指责俄罗斯在政治体制、民主和人权、叙利亚、伊朗、“反导”等问题上的立场，还资助普京的反对派，企图阻挠普京当选。外国施加的压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民众团结一致站到普京一侧，西方国家越是反对普京，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反而越高。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称，“任何投票反对普京的人，都是在为分裂俄罗斯和橙色革命投票”。[12]
第五，普京的政治对手尚不具备挑战普京的实力。通过俄罗斯总统大选的计票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普京（统一俄罗斯党）以63.6%的得票率遥遥领先之外，其他几位竞选人的得票率分别是：久加诺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7.18%，普罗霍罗夫（俄罗斯亿万富翁）7.98%，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6.22%，以及米罗诺夫（公正俄罗斯党）3.85%。这一结果显示了普京的政治对手实力很弱小，他们只代表了少数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无一人具备与普京一争高下的能力和威望。而且这些竞争者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因此无法得到广大俄罗斯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其最终在竞选中败给普京实属必然。
普京虽然当选总统，但在组建政府时依然面临很大困难，内阁组成结构和人员安排的细节在总统大选后很长时间都未公布。普京甚至因此无法出席2012年5月18日在美国召开的G8峰会，理由是组阁的内政任务更为重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代替普京出席峰会，在临行前的5月15日，梅德韦杰夫向普京提交了《联邦政府宪法（草案）》和新政府各职位候选人名单，但政府人员组成名单最终宣布是在5月22日。内阁3/4的成员均为新人，设7名副总理，第一副总理只有1名。这表明普京的这届政府是在经历了难产后艰难诞生的。
二 “去普京化”运动时强时弱
与俄罗斯总统大选相伴而来的是国内反对派的日益活跃，普京虽然最终当选总统，但他的支持率与上一任期相比已经大幅度下降，不少俄罗斯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发起了“去普京化”运动。说到“去普京化”运动，首先不得不提到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在俄罗斯盛行的“普京主义”。“普京主义”是美国《纽约时报》在2000年1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代总统时，在一篇名为《普京主义浮出水面》的分析文章中首先提出的，从那以后，随着普京在俄罗斯地位的逐渐巩固，“普京主义”逐渐成为概括俄罗斯政治状态的重要说法。对于“普京主义”，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多认为这是一种融合斯大林式的领袖崇拜、共产主义、克格勃精神和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变体。而西方学者则更多持批评立场，强调“普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在21世纪的重演，认为公民社会的缺失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导致俄罗斯政治系统存在极大的危险。[13]
由于普京在执政期内为俄罗斯做出了突出贡献，使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升，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一大批人重新获得工作岗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因此俄罗斯大多数民众对“普京主义”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认为只有“普京主义”才是真正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向复兴和强大的路线。普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人们便支持；普京认为错误的事情，人们便反对。俄罗斯国内对普京的支持率一直在70%左右，并一度接近80%。这种对普京的近乎全面的支持一直持续到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刚刚从冷战后衰退阴影中走出的俄罗斯再次遭遇打击，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这使得一部分民众对“普京主义”及普京本人产生了质疑，外加俄罗斯国内迟迟难以解决的官员腐败和其他诸多政治问题，普京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因此借机掀起了“去普京化”运动，将矛头直接指向现政府和普京本人。
俄罗斯国内的“去普京化”运动最早始于2011年12月4日，因不满当天公布的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反对派纷纷走上莫斯科街头抗议。第二天，抗议的人数达到数万人，人们打出“选举太肮脏”“普京滚出克里姆林宫”等口号，到12月10日，从俄罗斯最西端的加里宁格勒到最东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许多重要城市都掀起了针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而进入2012年后，抗议活动依然接二连三地爆发，如2012年2月要求公平选举的“白环”行动，以与警方发生冲突而告终的5月6日博洛特纳亚广场集会，以及6月12日普京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反政府游行。除此之外，为了捍卫《俄罗斯宪法》第三十一条的内容，即给予民众自由集会的权力，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反对派在每月的31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
由此可见，俄罗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已经逐渐常态化，并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规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俄罗斯民众的需求已进一步提高，不再像普京刚执政时只满足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渐发展，民众的自主性和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人们开始要求更自由、更受尊重、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例如，在2012年6月12日莫斯科的游行示威中，人们除了打出反对当今政府的标语以外，还打出了关于社会问题的标语，包括“要求免费医疗和教育”、“反对摧毁教育和科学”、“支持高校民主化”、“支持高校自主”以及“封建主义和科学势不两立”等。这体现出在“去普京化”运动中，很多人并不是在帮着反对派政党或个人而奋斗，而是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第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遭受巨大打击，这为反对派阵容的扩大提供了土壤。普京前两个任期内使俄罗斯经济从衰落的低谷开始走向复苏，正当人们对国家的未来重新树立了信心时，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并很快波及经济脆弱的俄罗斯，一些在普京执政期间找到工作的人再一次失业，经济上的挫折使这些人开始质疑政府的能力，并逐渐在一些反对派领袖的带领下汇集起一股强大的“去普京化”浪潮。
第三，西方国家对反对派的支持和资助是反对派能够掀起一轮又一轮“反普”浪潮的重要原因。在2012年反对派的抗议游行活动中，经常出现与警方发生冲突的情况，如2012年5月6日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的前一天，反对派在博洛特纳亚广场集会抗议普京就职。在集会期间，反对派企图越过警戒线冲击克里姆林宫，并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导致约40名警察受伤，多人住院治疗，为此警方当场逮捕了约400名聚众滋事者。事后，反对派领袖之一的列别杰夫承认，在进行示威活动前，反对派内部进行过沟通串联，所有冲突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对于反对派的行为，有评论认为，从2011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到总统大选结束为止，反对派的行动都与西方国家有密切的关联。2011～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反对派举行大规模集会所花费的资金，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西方财团的资助。有人甚至透露，在反对派集会期间，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能按照每小时500卢布（约合100元人民币）的标准获得劳务费。[14]
第四，互联网在俄罗斯的逐渐普及提高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1997年，俄罗斯的互联网用户只有100万人，而到2012年，俄罗斯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6000万人，位居欧洲第一。由于互联网在俄罗斯的迅速普及，很多反对派的网站相继建立。俄罗斯政府对媒体的审查较为严格，但只是集中在电视和报刊这样的传统媒体，对于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很少干预，这为反对派通过网络传播思想、组织活动提供了巨大便利。随着网络的普及，反对派建立了起很多相关的网站进行宣传。2014年，俄罗斯的互联网用户量达到8000万人，这意味着在反对派进行的各种活动中，互联网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三 俄罗斯政治改革与杜马斗争
面对国内反对派的“去普京化”运动，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本人都意识到政府不能故步自封，必须对民众的诉求有所回应，加强国家政权与社会和民众的沟通交流。因此，普京既向俄罗斯人民做了妥协和让步，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管制和规范措施，在2012年新一轮总统任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方面的改革。
第一，针对俄罗斯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内一党独大的不满，普京及国家杜马大幅放宽了对国家政党登记的限制。2012年4月4日，俄罗斯新的《政党法》生效，成立新政党的必备条件由原来的党员人数不少于4万名减少到500名，这一调整使得俄罗斯国内政党数量大幅增加，仅从新《政党法》生效到10月这6个月中，在司法部注册的政党数量便由原来的7个猛增到40个，平均每个月就有5～6个政党诞生。由于在2011年10月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了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议案，俄罗斯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只要得票率在5%以上，即可在国家杜马获得席位。因此，未来将有更多的党派进入议会乃至政府，俄罗斯政坛将朝着日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普京在普遍放松对国内政党限制的同时，加大了对接受外国资助的政党的打击力度。2012年7月21日，普京签署《非政府组织法》，将接受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对于这一法案，克里姆林宫认为它是为了保护俄罗斯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大约2/3的俄罗斯民众对这一法案持支持态度，认为俄罗斯已经经历过动荡时期，绝不允许外国随意干涉俄罗斯内政，这一法案可以有效防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颜色革命”。然而，还有一些人对这一法案持反对态度，一些小党派无法从俄罗斯政府得到资金支持，也得不到俄罗斯企业的赞助，因此只能依靠外国的资助。而且，这一法案还会威胁到不少在俄罗斯工作的合法跨国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和反贪腐的“透明国际”等。
第三，以普京为首的统一俄罗斯党推动国家杜马通过法案，对国内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进行管理和规范。面对国内越来越频繁的游行示威活动，普京一方面满足中小党派登上政治舞台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形式对国内的示威游行活动进行了管理和约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过了《关于聚会、集会、游行、示威及围坐法》。2012年4月16日，统一俄罗斯党的安·西贾金等4名议员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关于聚会、集会、游行、示威及围坐法（草案）》，其目的在于调整政府部门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5月6日，俄罗斯发生了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导致了大规模的骚乱，之后俄罗斯的反对派又宣称将在6月12日，即俄罗斯独立日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这加速了《关于聚会、集会、游行、示威及围坐法》的出台。6月5日，在经历了11个小时针锋相对的激烈讨论后，这部对游行示威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法律终于获得通过。根据《关于聚会、集会、游行、示威及围坐法》的相关规定，在游行示威中不遵守已与当局协调并获得许可的集会场所、游行路线，以及向警方抛掷石块和酒瓶等将会被处以重罚。对于普通违反法律的示威者最高罚款为30万卢布（约1万美元），而对于违反法律的活动负责人的罚款，则最高可达60万卢布（约2万美元）。《关于聚会、集会、游行、示威及围坐法》的出台大幅提高了街头政治宣泄的成本，从事后6月12日游行示威以文明平稳的方式结束可以看出，这部法律确实起到了“减震器”的效果，尽管遭到反对党派和国外舆论的指责，但对于维护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确保公民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俄罗斯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2004～2012年，俄罗斯实行的是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的制度。由于俄罗斯政坛日趋多元化，众多新的党派出现，自由民主思潮逐渐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俄罗斯重新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2012年5月初，即将卸任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订法律，从2012年6月1日起恢复俄罗斯的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法律自2012年6月1日起生效。根据这一法律，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州级行政长官）的候选人今后将由各政党推选产生，再由该联邦主体居民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各政党既可以推选本党成员，也可以推举无党派人士。行政长官的任期5年，只能连任1次，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当地参加投票选民的半数即视为当选。首批地方行政长官于2012年10月14日同时在阿穆尔州、布良斯科州、梁赞州、别尔哥罗德州、诺夫哥罗德州进行举行。与过去的自由选举不同，新的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只是“有限直选”，选民只能在总统提名的几位候选人中进行选择，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
2012年，在俄罗斯进行诸多政治改革的同时，国家杜马的斗争也表现得十分激烈。由于降低了中小党派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国家杜马内的各种声音日益增多，其间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例如，在2012年6月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由统一俄罗斯党提出的《关于聚会、集会、游行、示威及围坐法》时，反对派中的公正俄罗斯党就采取了故意拖延战术，针对该法案提出了400多条修正意见，如果对每条意见进行3～10分钟的审议，那么这一过程将旷日持久。为此，统一俄罗斯党不得不调整策略，不断缩短审议时间最终在午夜时法案艰难通过。
除此之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内的斗争还体现在剥夺了几名在出任公职期间从事商业活动的议员资格。例如，公正俄罗斯党议员根纳季·古德科夫的议员资格遭到剥夺，统一俄罗斯党议员阿列克谢·克内绍夫则主动放弃了杜马议员资格。其中公正俄罗斯党党员根纳季·古德科夫的议员资格被剥夺最引人关注，因为这是自1995年以来首名由国家杜马经简单多数表决而非依据法院裁决驱逐的议员。在表决前发言时，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安德烈·伊萨耶夫说，驱逐古德科夫将证明，在俄罗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后根纳季·古德科夫称对他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他是因为参与针对总统普京的示威而遭受了“政治报复”。[15]
四 俄罗斯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
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个顽疾，在2011年时，俄罗斯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排在第143位，仅领先于利比亚、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等动荡或极度贫困的国家。梅德韦杰夫曾在2008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指出：腐败是俄罗斯现代社会的“一号公敌”。[16]虽然近些年来俄罗斯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腐败问题始终困扰着俄罗斯。俄罗斯腐败最严重的几个领域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医疗卫生、交通警察和教育领域。由于腐败问题久拖不决，俄罗斯的年轻人一方面痛恨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政府中的公务员，在俄罗斯许多地区的高等院校中，和公务员有关的专业报考比例高达1160%，很多人认为腐败只是一种社会的常见现象。俄罗斯之所以在反腐问题上始终难以获得成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的司法力量与政府和国家杜马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且司法领域本身也存在着严重腐败。
2012年，俄罗斯明显加大了反腐败力度，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法案。2012年1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新的法律，授权总统将涉嫌腐败或利益冲突的州长解职。4月17日，俄罗斯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对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的第39个缔约国。2012年5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议员开始对外公示个人财产。2012年8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四大党团联名提交了有关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资产的法案，根据该法案的规定，拥有海外资产的官员将会被处以500万～1000万卢布的罚款，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法案于12月4日在国家杜马获得通过）。10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监督官员开支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各级政府官员和议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购买房产、土地、交通工具、金融产品时，若出现单笔交易支出金额超过本人及其配偶在主要工作单位近3年收入总和的情况，则必须申报此项支出的资金来源，如果官员拒不申报，将会被解除职务。如果官员无法出具购买资产的证据，那么其所购买的资产将会被充公，其本人也将被视为从事违法活动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出台惩治和约束腐败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俄罗斯在2012年还严惩了一批涉嫌腐败的官员。2012年9月中旬，国家杜马公正俄罗斯党议员根纳季·古德科夫因从事商业活动而被剥夺议员资格，10月下旬，统一俄罗斯党议员阿列克谢·克内绍夫则因被查出是斯洛伐克因比斯特尔公司合伙人而被迫放弃了议员资格。11月6日和9日，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和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因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服务公司侵吞国有资产，挪用1亿美元国防预算参与房地产买卖而被普京解职。11月9日，俄罗斯航天系统公司的部分高级官员因被指控在格洛纳斯导航系统项目中侵吞2亿美元资金而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地区发展部前副部长、彼尔姆州州长罗曼·帕诺夫因被指控伙同地区发展部多名官员侵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场馆建设经费9300万卢布（约300万美元）而被法院立案审理。12月25日，联邦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安纳托利·斯捷尔秋克因涉及导致100多宗国家土地资产流失的案件而遭到逮捕。
除了在国内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惩处腐败官员外，俄罗斯在2012年还加大了国际反腐执法的合作力度。2012年12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政府将为那些帮助查出拥有海外账户或海外房产官员的外国政府和个人提供奖金和报酬。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祖布科夫称，2012年俄罗斯政府加强国际合作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成立了反洗钱部际工作组；二是加大了对能源、住房建设和金融系统的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三是与非法资金的主要流向国和地区（如塞浦路斯、拉脱维亚、法国、英国、瑞士）进行沟通与合作，抑制非法资金的外流。
第三节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政党制度演变
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俄罗斯的政党制度逐渐发展并完善，形成了总统控制下一党独大的政权党制度，这也是俄罗斯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虽然俄罗斯的政党制度不断发展、不断成熟，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党力量发展失衡、总统居主导地位而议会权力受限等。但是，随着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必将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一 普京前两届任期推动政党制度改革
自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普京在叶利钦时代所留下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在制定、修改和完善与政党及选举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对作为政权党的中派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建设和发展予以大力扶持。到2008年5月，普京推行的政党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改革，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以中派政权党为主导，左、中、右派政党并存的政治局面，政党活动走上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多党制在俄罗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政党制度日趋完善。
1.通过法律规范多党制
2001年，普京向杜马提交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获得通过，并正式颁布，其中详细地规定了政党的建立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组织结构建设，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以及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等。[17]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规定，政党的作用是参加国家政权机构的选举，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各种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改称为政党的可能性；对政党的党员数量、规模和组织机构等做出了更多的限制，使大量党员数量较少、政治影响力较小的政党或是自生自灭，或是与其他党派联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颁布以后经过新一轮的整合，俄罗斯国内政党的数量大幅减少。
2004年12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对2001年的部分条款做出了修订和补充，对党员的人数、分支机构党员人数和分部党员人数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定，进一步对中小政党的活动加以限制，支持和鼓励全国性质大党的发展，使得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确保了历史悠久、群众基础稳固的大党和老党在国家政权中的优势地位。
《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及其修正案对政党成员数量上的限定事实上提高了建立政党的门槛，最终目的在于规范政党秩序，减少政党数量，促进政党的联合，极大地提高了规模大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着重强调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公民有权自愿参加政党活动，政党向全体公民开放，政党活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明确了建立政党的硬性条件，规定了各政党都要共同遵守的规则，还规定了国家对政党的帮助和扶持等许多方面，使俄罗斯的多党制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政党在俄罗斯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颁布实施推进了俄罗斯政治转型背景下政党政治的规范化进程，俄罗斯的政党政治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时代，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意义。
2.改变杜马代表选举方法
在俄罗斯旧的选举制度下，联邦各地区的地方领导人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和丰富的政治资源，在总统有关决策和法令影响到地方领导人的利益时，其方针政策在地方难以推行，致使不同的社会集团间缺乏信任，削弱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普京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和《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新的选举法对国家杜马的选举方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对俄罗斯的政党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新的规定，政党进入杜马必须达到的标准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的得票率；废除自1993年起开始实行的“混合选举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国家杜马的运行机制转变为议会党团体制，而不属于任何政党和政党联盟的独立议员团则被彻底取消。新选举法的颁布使得选举活动得到规范，政党在杜马选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也走上了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2004年，《俄罗斯联邦政府法（修正案）》获得了国家杜马的通过，放开了原法案中对政府高层官员在政党任职的限制。根据修正案的规定，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可以担任政党的领导人，有利于加强政府与政党的沟通和联系，打破原有的限制，使各党派的政治活动更加灵活。
2005年底《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代表）和执行国家权力机关组织总原则联邦法〉》和《〈俄罗斯公民选举权和参加公民公决基本保障〉的联邦法》获得通过，规定国家主体的行政长官全部由总统提名产生，权力重心向总统倾斜，中央集权得到强化。
3.积极建设政权党
统一俄罗斯党于2001年年底正式成立，是一个由数个党派合并并扩大完善的政党，其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团结”联盟，又称“熊”联盟，最初参加联盟的成员共有7个政治组织。“团结”联盟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又没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核心人员，内部十分松散。[18]
普京曾经两次公开表示支持“团结”联盟，使得它由一个松散的竞选联盟快速成长壮大，在短短数月后就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成为国家杜马中仅次于俄罗斯共产党的第二大党。2000年，“团结”联盟召开大会，由跨地区的竞选联盟改组为全国性质的政治组织。此外，“团结”联盟还先后吸纳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俄罗斯社会党、人民爱国党、“祖国”、“全俄罗斯”等若干政治组织，并于2001年将联盟改组为统一俄罗斯党。普京出席了统一俄罗斯党的成立大会，并对其寄予厚望，经多次改组，统一俄罗斯党就此正式成立。
统一俄罗斯党属于中派政党，明确表示支持总统普京，认为强大的总统政权是政治稳定的有力保障，也是法制建设的坚实基础。普京把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支持自己的政权党加以帮助和扶持，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事实上，统一俄罗斯党可以说就是为了普京而建立的。2008年4月，普京同意担任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
普京希望俄罗斯能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党，因此从统一俄罗斯党正式成立之日起，该党就按照普京的思想和理念持续发展。同时，普京也多次公开表示要对统一俄罗斯党提供支援与帮助。拥有总统的公开表态支持和充足的政治资源，是统一俄罗斯党能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其中，在2008年的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占杜马总席位的2/3左右。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几乎掌握了全部权力，也无须顾及其他党派的威胁，可以通过所占有的绝对多数的杜马席位而通过或否决任意法律和议案，这为以总统为中心的政府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4.加强对政党活动的控制
在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下，政党的作用和功能受到许多限制，总统拥有极大的权力，被称作“超级总统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普京利用杜马中多数党对政权的支持实现了对政党的控制。
首先，把中派势力作为核心，将听命于总统的力量团结起来。普京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应该作为“多数派的党”，把广大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所有中派力量团结到一起，甚至右翼势力也能成为听从总统支配的力量。其次，利用多数党在杜马中的地位和权力对反对派的行动加以控制，替代左翼政党的功能，降低其影响力。例如，借助《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政党的活动进行了许多限制，禁止政党的极端主义理论和活动、限制政党在杜马以外的宣传鼓动、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任何政党都必须服从政府领导等条款就是为了对俄罗斯共产党等左派政党加以限制。再次，支持与总统亲近的党派参与竞选，壮大多数党派的势力。虽然亲总统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但是并没有得到社会的特别信任，各个政党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鼓励各个政党之间竞争有利于其克服缺陷，完善自身。最后，确立总统的特殊地位并赋予其特别的权力，避免只能单纯地依靠多数党。普京在国内一直都有极高的威望和支持率，这也是他维护自己执政地位的巨大优势。因此，他一方面利用杜马的多数党，另一方面借助行政等手段实施统治，避免单纯依赖多数党的力量。[19]
具体而言，对不同的政党，普京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对统一俄罗斯党大力支持，保证政权党地位的稳固；对左派政党加以拉拢改造，缓和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关系，取得了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对他的支持；对右翼政党恩威并施，一方面共同反对回到苏联时代的制度，另一方面反对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对妄图进行颜色革命的右翼政党予以坚决打击。[20]
二 梅普执政时期对政党制度的改革
在普京第一段总统任期的8年时间里，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呈现新的气象，然而这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此外，杜马中的反对派和杜马以外的其他政党也急切要求进行政党制度改革，认为当前政党制度不公平，统一俄罗斯党掌控着各种政治资源，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梅德韦杰夫2008年就任总统以后，提出了一系列政党制度改革的建议，并将其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开创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崭新局面。在其短短的4年任期中，梅德韦杰夫的政党制度改革措施在俄罗斯多党制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扮演着极其特别的角色。
1.加强法制建设
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要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对政党政治要通过法律加以控制和约束。2008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对现行政党制度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国家杜马对此做出了快速响应，先后通过了《提高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罗斯联邦若干法规做出修改法》《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和参与全民公决基本保障法》《议会政党普遍由国家电视和无线电频道平等阐释其活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21]
依据小规模党派代表进入杜马的有关法律，在国家杜马竞选中支持率超过5%而不足7%的政党，可以根据得票率获得1～2个席位。这些来自小党派的议员除了不能参加其他政党的议员团以外，享有和其他议员完全相同的权利，都可以参加领导职位的竞争、在杜马发表观点、获取和发放资料、参加国家杜马机构的工作。
依据政党拥有同等权利通过媒体进行宣传的有关法律，杜马内各政党可通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公司所属的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对各政党活动的宣传应保证平均，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所属的工作小组负责。
依据降低新成立政党成员数量要求的有关法律，2010年以前，新成立政党须拥有至少5万名党员，在全罗斯至少一半联邦主体党部的成员至少要有500名，在联邦余下部分党部成员至少要有200名。2010～2012年，门槛分别降到4.5万人、450人和200人。而到了2012年以后，门槛又分别降到4万人、400人和150人。
依据允许民间组织机构参与地方法律法规制定的有关法律，民间组织机构可以与政党和运动组织结盟，他们推举出的竞选人员必须控制在全部候选人数量的15%以内。[22]
2.加大对政党的资助力度
为了开展各种政治活动，政党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这使得政党的经济状况经常十分困难。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修正案）》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在杜马的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均可得到5卢布/票的补贴，而社会上对政党经费的捐助必须在最低劳动报酬的1万倍以内。政党财政状况十分紧张。
2008年，新的法案将对每一张选票的补助由5卢布提高到20卢布，而社会上对政党经费的捐助上限则提高到最低劳动报酬的10万倍。[23]
通过这一举措，政党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从2008年开始俄罗斯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来自社会人士的捐助大大减少，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各个政党的经济状况都比较理想。此外，新的法案还取消了广受批评的选举保证金制度。通过这次改革，各个政党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为政党参加选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俄罗斯的政党制度更加稳固，也可以避免国内政党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获取资金支持。
3.与各政党交流互动
梅德韦杰夫认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理应和各社会政治势力加强沟通，关注其对政治和社会发展建设等的看法，并要求各政府机构对其建议多多关注。
自2008年起，梅德韦杰夫先后和议会内各政党领导人谈话，详细询问他们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和态度，并要求他们在各自专精的领域开展相关工作，如邀请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参与反腐败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要求自民党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建言献策，要求公正俄罗斯党注重对干部的培养。此外，梅德韦杰夫还多次与杜马各议员团负责人会面，和他们探讨反腐败、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等许多方面的热点问题，希望他们对民众意愿有足够的认识，向政府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受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影响，部分俄罗斯民众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爆发了一些抗议活动。2009年，梅德韦杰夫再次大规模约见各党派领导人和部分议员，听取他们各自应对危机的计划和对政府应对危机措施的看法。他要求各个政党特别是左翼势力政党不要趁当前的局面提出不合理的主张，引发社会矛盾，要和政府共同面对危机。此外，克里姆林宫还开通了各政党领导和议员团领导与总统的热线电话，建立了通畅的沟通渠道，表现出对议会各政党的重视。
4.对亲政府的右翼政党进行重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右翼政党得到了领导人的支持，1999年曾进入国家杜马，影响力巨大。自普京继任总统以来，左、右翼势力都遭到打击，右翼政党在2003年和2007年的选举中甚至都没能进入杜马，内部逐渐开始瓦解。同时，右翼政党经常反对当局，不利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稳定。
在政府的极力推动下，“右翼力量联盟”党和其他两个在2007年杜马选举中遭遇失败的右翼政党，即民主党和公民力量党加快了联合的步伐。2008年，3个右翼政党先后自行解散，而后宣布建立“右翼事业”党。该党的定位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要求在俄罗斯推行广泛、独立而又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促进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反对极端势力，实施温和合理的对外政策，和平共处，为俄罗斯的发展创造出相对优越的外部条件。[24]
三 普京第三届任期加强统一俄罗斯党党内建设
2012年，普京重新出任俄罗斯总统，辞去了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职务，并提名梅德韦杰夫担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和政府总理。依据修订后的联邦宪法的规定，普京这届总统任期将长达6年，如果到时能实现连任，将会是一段前后长达12年的连续执政期。这代表普京推行的政治体制近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将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推行的诸多改革措施也将能够继续执行下去。自2012年普京再次担任总统至今，俄罗斯国内的政党政治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
1.众多新政党出现
在2012年普京重新出任总统以后的几个月内，先后有几十个政党的登记申请获得了批准。截至2012年9月23日，共有39个政党获准登记，其中7个（包括4个议会党和3个议会外合法政党）是在《简化政党登记程序法》生效以前就已经获准登记，其余32个政党是《简化政党登记程序法》生效以后才获准登记的新兴政党，此外还有197个政党正在申请登记。[25]新登记的政党组织成分复杂，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其中包含积极拥护当前政府的支持者，也包含持反对意见的左翼或右翼政党，同时还有中派政党。即使是同一政治派别内部，也可能存在数个政党相互竞争的情况。
表面上看，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仿佛回到了叶利钦时代杂乱无章的局面，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就在司法部批准大量新政党注册的时候，普京仍在与各反对势力领导人沟通以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并且对组织违法抗议活动的反对派头号人物予以处罚。普京通过恩威并施、“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把反对势力纳入体制内政党范畴，以维持政府的执政地位，进而保证国家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2.建立全俄人民阵线以支持政权党
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以前，时任总理普京宣布建立全俄人民阵线，在年底的议会选举前给统一俄罗斯党带来新的力量。全俄人民阵线的特点一方面是超越党派的界限，允许党外人员进入统一俄罗斯党国家杜马议席的名单；另一方面是以普京为核心，为2012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
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俄罗斯党面临新的危机，民众对其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有失去杜马多数党地位的危险。建立全俄人民阵线的意义在于以自身的号召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动员普京的支持者支持政权党，扭转统一俄罗斯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普京也利用全俄人民阵线这个充满潜力的平台来表现和实现他的战略思想和执政理念。[26]
3.俄罗斯地方选举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
2012年，俄罗斯举行了地方长官选举，这既是普京第三届总统任期内的首次全国范围内的选举，也是自2005年恢复地方长官直选制度以来举行的第一次选举。2004年以来，俄罗斯联邦各部分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都要由总统亲自提名；而根据2012年通过并实施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修正案）》，俄罗斯联邦各部分行政长官的候选人以后将由各个政党推举产生，该地的公民再通过直接投票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当地的地方长官。
本次选举的最终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在俄罗斯众多政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长官选举的5个地区中，代表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都在第一轮选举中大获全胜，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名；在举行地方杜马选举的6个地区中，统一俄罗斯党在其中的5个地区以超过半数的席位成为当地杜马中的多数党，在唯一一个得票数没有过半的地区中也大幅领先于第二名。[27]
四 俄罗斯政党制度演进评析
自从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进程始终在不断推进。而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分配、政府机构设置、政府职能重心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政党制度的演进成为政治转型中最主要的线索，即从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大的一党制转变为多个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的多党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过程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部分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正式确立于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出台，而此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法》《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等多部相关法律的颁布及修订，则逐步将俄罗斯的多党制加以规范和完善。
随着政治转型的稳步推进，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深入，政党制度也在逐渐完善。自俄罗斯正式确立多党制以来，通过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3位总统20余年的改革，以及经过多次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实践检验，俄罗斯的多党制得到了更多新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各政党根据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现代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纲领，进而发展成为更加成熟完善的现代政党。伴随着俄罗斯国内政治势力集中化趋势的加强，国内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合作规模也将持续扩大，俄罗斯当前制度下的政党会慢慢变成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依靠。俄罗斯国内各个政党将更加充分地发挥民众和政权之间联系人的功能，成为公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成为人民意志的传达者，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尤其是受一些制度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也将会是关系到俄罗斯政治转型进程的重要因素。
1.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局限性
经过20余年的政治转型，俄罗斯的政党政治目前已经处于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之中，政党格局也比较稳定，但是目前这一现状并不能证明俄罗斯的多党制已经变得成熟完善，并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一般来说，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需要体现民众的意愿，表达民众的诉求，代表民众行使其权利，作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按照这一要求，俄罗斯的多党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无法完全发挥它的作用，既不能妥善地传达民众的要求和意愿，也不能对总统和政府的工作和行为进行有力的监督。
第一，政党自身发展水平较低。由于政党制度发展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同时发展时间较短，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还不成熟，政党自身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党在政治体系中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代政党政治的主要实现方式是各政党在议会中相互竞争，争取获得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进而掌控国家权力，贯彻落实政党的政治纲领，实现政党的目的。但是在俄罗斯，情况则完全不同，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国家杜马中的多数党并没有组建政府的权力，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也可以不通过政党实现。可以说，在国家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执行与政党的活动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联系。其二，俄罗斯的绝大多数政党在纲领和主张上不够成熟。除了俄罗斯共产党成立较早，有比较深的历史渊源以外，俄罗斯的其他许多政党成员数量极为有限，并且和国内广大民众联系不足，难以得到民众的更多支持。虽然各个政党都拥有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纲领主张，但主要限于对过往历史的批判和否定，以及对未来的简单设想和粗略描述，而对如何将目标转变为现实则缺乏足够的考虑。因此，它们主要是作为一种抗议性政党或破坏性政党参与政治生活，而无法以建设性政党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难以有效地承担对未来社会进行全面系统建设的重任。其三，俄罗斯政党制度不成熟的源头在于其最初的形成时期，政党的政治精英脱离了广大民众。一方面，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没有顾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另一方面，政治精英的部分政治主张脱离实际，过于激进，不利于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此外，虽然不同社会组织与政治团体之间相互合作形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其并不是为了争取执政机会以及维护各自所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推翻现有政权。在参与选举的过程中，对现有政权的反对和否定竟然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倾向和潮流，却并不能以一种稳定渐进的方式来建立代议制政府。
第二，议会内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难以撼动。俄罗斯的政党现状属于一党独大的多党制，统一俄罗斯党作为全国第一大党，同时也是政权党，在杜马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自从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了超过37%的选票获得胜利以来，在之后的第五届、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都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杜马中第一大党，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地位无人能及。一方面，它是亲总统的政党，可以从总统和政府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力度、获得较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其工作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选择了温和的中派路线，其政治纲领主要是实现经济的发展，切实给民众带来实惠，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所以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28]凭借着总统的帮助和民众的支持，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牢牢占据着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在立法议案中，凡是总统提出的法案，统一俄罗斯党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在国家杜马表决中也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阻碍。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的优势地位为总统推行各项新的举措、颁布各种新的法令大开方便之门，但是，这不利于多党制的发展，如其他政党受到排挤，国家的法规政策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其他政党在杜马中势单力孤，难以充分表达各自所代表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由于主要被统一俄罗斯党主导，杜马也无法对总统和政府各部门加以有效的监督，政党监督的作用和功能受到很大影响和制约，这也不利于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第三，各政党享有的权利不平等。大党和小党在俄罗斯当代政治生活中享有的权利差距悬殊。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得到了总统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前身“团结”联盟成立时就得到了普京的公开支持，而后又吸收了众多党派成立统一俄罗斯党，在成立大会上普京更是亲自出席，并对其寄予厚望。一方面，统一俄罗斯党明确表示支持普京；另一方面，普京也把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支持自己的政权党加以大力帮助和扶持。甚至可以说，统一俄罗斯党就是为普京而建立的。有了总统的公开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得以垄断了绝大多数行政资源、媒体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国家拨款、媒体使用和选举签名征集等方面占据着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议会内其他政党则不具备这样优越的条件。它们只能享受相关法律赋予的最基本的权利，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发展党员，壮大实力，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诉求。而其他一些无法进入杜马的小党不但在政策方面很少得到照顾，而且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以及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生存十分艰难。两相对比，享有的权利天差地别。
第四，政党无法切实反映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如今，政党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政治生活中民众通过政党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愿望，以期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诉求；而政党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要切实向政府反映所代表社会群体的要求。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遵循着相互作用的原则，二者相辅相成：国家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他人侵害，公民也要为国家承担相应的义务。由于长期处于高度集权的统治之下，俄罗斯国内逐渐形成了社会上层之间互相影响，同时下层民众之间互相作用的局面，但是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作用十分有限，使得政党与选民相脱节。一方面，公民欠缺民主和权利意识，与政府关系疏远，同时缺乏相应的政治素养，不利于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产生，这一社会状况决定了俄罗斯的政党仅仅是社会精英的组织；另一方面，政党无法充分代表不同阶层的选民，无法切实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又使得民众对政党的失望和不信任感加深。
第五，“超级总统制”限制政党作用的发挥。作为一个超级总统制的国家，俄罗斯的总统权力高于议会和政党，政府首脑由总统提名后经杜马通过产生，向总统负责，总统有权力指定国家杜马的选举甚至解散国家杜马。而杜马的权力则十分有限，所以主要通过杜马发挥自身作用的政党行动也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杜马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对政府和总统有监督的职能，然而这种制约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总统和政府对杜马的活动和决策施加十分巨大的影响。根据宪法的规定，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原则，但是各方力量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了总统享有十分巨大的权力，与此同时议会所拥有的权力却相当小，而司法权力则更加微弱。这种制度一方面会导致过度集权，非常容易出现总统个人独断专行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总统与议会站在相互对立的位置，阻碍政党组建政府。从名义上说，政府总理要同时向总统和议会负责，但由于缺乏政党基础，事实上总理只需要对总统负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政党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使总统的巨大权力更具有合法性。
2.俄罗斯政党制度存在局限性的原因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转型是在国家高层，特别是在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在自下而上的转型模式中，通常会出现的问题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受到来自高层的强大阻力，阻碍政治转型的进行。而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型模式中，一方面，民主化道路上的常见阻碍——集权体制被轻而易举地破除；另一方面，这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民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比较有限，如观念的培育、社会的分化等相对滞后。
第一，集权专制传统的影响。俄罗斯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具有浓厚的集权和专制氛围。在长达数百年的沙皇专制统治之下，俄罗斯人习惯了强有力的专制领导。这种集权专制的传统对俄罗斯现代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认为要有效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必须要实现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专制体制则以恐怖和强权为主要特征，忽视公民的权利，无视公民的利益诉求，不利于民主的发展。现今的俄罗斯情况比较特殊，它虽然拥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却模仿苏联时代的组织结构，没有产生独立的司法部门，也没有真正实现分权制衡。[29]民意测验显示，近2/3的俄罗斯人认为产生一个好的政府需要依靠强力政治人物的领导，而只有不到1/3的人认为好政府要依靠民主选举产生。普京的支持率虽然已经降低，但是与其他西方各国的领导人相比，普京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根据这项民意测验，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滞胀以及自由派执政引发的混乱以后，俄罗斯民众将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强人政治上面，而目前最合适的人选非普京莫属。由此可见，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的俄罗斯民众对于强力统治有很高的接受和认同水平。
第二，政党制度不够完善。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主要通过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进行，而这种改革是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为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方面这与领导人的开明领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还不够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政党制度基于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其完善也要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俄罗斯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政党制度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虽然俄罗斯联邦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但是政党所拥有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同时，政党受多方利益集团的干预和影响，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难以充分表达公民的意愿和要求，政党作为公民代表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导致政党虽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却不能有效代表公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决策产生足够强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总统与政府和议会间的权力失衡也对政党功能的发挥形成阻碍。当代俄罗斯形成了“强总统、弱议会、软政府”的政治格局，总统拥有凌驾于议会之上的巨大权力，议会无法有效制约总统，无法对其决策产生有效影响，这些都阻碍了政党作用的发挥。[30]
第三，选举制度使小党缺乏生存空间。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规定，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选举，并且一定要参加选举。实际上，由于无法获得政权组建政府，政党也只能通过选举显示自己的存在。统一俄罗斯党是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以后亲自扶植而发展壮大的中派政党，它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和政党制度改革的推进。而伴随着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壮大，其掌握了日益丰富的政治资源，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也更加凸显。而其他政党，特别是中小政党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相对较少，生存和活动更显艰难。与此同时，俄罗斯还颁布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来对政党的选举加以规范：规定了成立政党的最低党员人数，提高了建立政党的硬件要求；对参与竞选的政党予以资金支持，当得票数达到一定程度便可获得基于票数的选举补贴。这些规则对大党的发展更为有利，使大党能够获得较多的帮助和扶持；而对于众多小党来说，这些措施使其建立和运行都十分困难，它们难以获得援助，直至被淘汰。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之下，大党越来越强大，成为政党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小党越来越弱小，难以在夹缝中生存。可以说，这种“压制小党，扶持大党”的制度明显偏向政权党，这也体现了当局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刻意帮助和扶持。
3.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
政党制度、政党和民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国内政党组织的完善程度会对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民众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力度，进而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形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下，制度发展还不完善，政治文化中仍然存在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残余，社会的发展程度仍然比较低，这些都是俄罗斯政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多党制的政治架构在俄罗斯大致确立，政党的功能更加充实和完善，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得到确立和改善，政党间的力量对比也更加明晰。
第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党政治中，选举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选拔出合适的代表以表达民众意愿；二是确定政策使其更符合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三是使政治变得更加稳定。[31]通过选举，各政党和政党联盟能够更好地统一各方利益，并将其对外表达出来；通过选举，各政党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争取获得民众的支持。可以说，政党要通过选举才能体现出它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自从《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颁布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生活中政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俄罗斯国内的各个政党通过参加竞选和议会内斗争等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杜马是各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平台。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各个政党要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自己的纲领，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并且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相关规定，加强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在民主政治中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
第二，政党的作用发生转变。政党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他们依托政党，通过参加选举活动对国家政权施以影响，并通过规定的程序把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加以贯彻落实。因此，一般来说政党的作用主要是反映和代表各方利益及要求、参与选举、组织政府等，这些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元素。俄罗斯政党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再加上集权制度的影响，多党制在形成和确立之初就被边缘化。随着政治转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政党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发动潜在的政治力量，培养和训练未来的政治精英，在议会选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政党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将社会上有共同理念、信仰和目标的精英吸引到政党之中，并让这些政治精英在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等各种政治活动中代表政党参选，这样一来便实现了整合各方力量、培养政治精英的目的。此外，还通过参加杜马选举的方式获得杜马内的席位，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其二，整合和代表各方政治利益，统筹和反映民意，将政治诉求加以统合。一方面，政党要充分反映和表达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主张其政治利益，需要与群众紧密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可以说，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权的桥梁，是联系公民与国家的枢纽，是政策和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政党也可以吸纳更多的利益集团加入，扩大组织体系，将他们的利益诉求与自己的政策纲领相结合。这种利益聚合体在选举中可以给政党带来更大的优势，在选举结束后也可以继续发挥黏合剂的作用，实现政治体系的整合。其三，政党的发展可以维护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稳定运行，给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政党的稳步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内政局的平稳和安定，给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在多党制刚刚建立的时期，因为还没有举行杜马选举，政党没有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一部分反对党开始采取暴力手段向当局表达不满情绪，经常出现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给国内政局的稳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自从杜马选举完成以后，规范的政党制度开始形成，国内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法律的约束内开展政治活动，同时合法权益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议会成为各个政党组织角逐的主要场所，为了在杜马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在广大民众中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形象也引起了各个政党的重视。其四，政党通过选举获得杜马中的席位，参与国家重要法律制定，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影响。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议会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要小得多，但是仍然拥有制定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权力，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通过杜马选举，政党取得在议会内的席位，并借助立法的程序，把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规定，在国家杜马中获得超过2/3的绝对多数席位，就可以主导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甚至可以无视其他政党独自表决通过。对于俄罗斯这样政党作用极其有限的国家来说，在杜马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是对掌握巨大权力的总统和政府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并施加影响的重要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纲领，通过立法工作来参与国家的治理。其五，政党是国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重要平台。在政治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各个政党纷纷和民众以及社会相联系，同各种公民机构进行紧密的合作，借助政党自身的组织机构以及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向社会各界人士传达。与此同时，随着民众政治素养的提高，其表达意愿、民主参政的要求和愿望也日益强烈，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主要媒介。各个政党也开始意识到公民的重要作用，着手加强内部建设，努力吸纳成员以扩大党员规模，注重学习教育来提高党内成员的政治水平，加强内部资源的积累和储备，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积极参与联邦各地区机关的工作来培养和锻炼政治精英。
第三，议会中政党格局基本稳定。经过不断的发展和积累，俄罗斯议会中也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党格局，主要是由4个议会内政党组成，即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和“祖国”联盟。经过一系列改革和完善，俄罗斯彻底结束了政党政治混乱无序的局面，政党制度逐步实现了规范化与法制化，变得更加成熟。经过从第四届到第六届前后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逐步完善，俄罗斯各政党都在努力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政党活动具有更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自从21世纪初成立以来一直都是俄罗斯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政党，并将继续保持这样的优势地位相当长一段时间，“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格局也将会长期延续。
4.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前景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和演进，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表现出稳定的发展前景和趋势。国内政党虽然数量进一步减少，但是质量不断提升，作用也得到大幅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为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规范化、制度化的保障；政党本身的内部建设更加得到重视，选民的政治素养也进一步提高，具备更强的参政能力。当然，在政党制度的发展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也要对潜在的问题有一个冷静客观的认识。如今的俄罗斯仍然处于民主转型进程的初级阶段，对未来政治转型的方向选择仍在不断摸索和修正中。可见，未来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仍会被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
第一，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局面将延续。在当代俄罗斯，中派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它起源于苏联解体以后民众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回到苏联时期。中派主义既反对激进和冒进，也反对停滞不前甚至开历史倒车，主张走中间道路，在全社会开展温和渐进的改革。可以说，中派主义的出现和兴盛根源于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作为奉行中派主义的代表同时也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席位，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俄罗斯其他政党的发展则困难重重。俄罗斯共产党这一最大左翼反对党由于内部的分裂已经受到重创，实力被严重削弱；右翼政党曾经在俄罗斯的政坛上有过较大影响力，但由于其政策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影响力也大不如前。因此，中派政党势力强大，左、右翼政党实力衰微，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
第二，未来的发展仍将受领导人的影响。俄罗斯在体制架构上是按照民主制度建设的，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无论是“梅普组合”还是“普梅组合”，推行的方针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这种政治体制在国家的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更新；可以借助外国资本对本国进行开发，也可以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俄罗斯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还没有实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分权，没有了强大权力的控制，必然会对政治的稳定产生剧烈冲击，也必将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俄罗斯坚持采取目前的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超级总统制下的政治体制客观上要求决策者坚定而睿智，有强大的能力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总会受到领导人的影响。
第三，政党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从大方向上来看，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将继续走向规范化和完善化。《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颁布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进和政治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政党政治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政治生活中政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取得优势，各个政党都不约而同地根据实际情况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修改自己的政策主张，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这样一来，俄罗斯政党自身发展水平低、不成熟等问题将会慢慢得到解决。与此同时，随着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政治选举也将会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变得更加合理和规范。相比较而言，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和总统集权体制等制度性的阻碍造成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带来的影响，要在俄罗斯建立一套成熟完善的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第四节 政治体制与政党体制关系影响下的俄罗斯转型
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都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二者关系如何会对国家民主进程与方向产生较大影响。俄罗斯的政党体制经历从无序到有序、从混乱到稳定的过程，目前基本建立起来，但仍未能解决政党本身存在的问题。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国家总统仍然起着主要作用。
一 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关系基本理论
在西方认定的民主模式里，依据决策模式可将政治体制分为总统制和议会制。从政治理论角度分析，总统制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特征如下：第一，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掌握着全国最高行政权力；第二，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会仅能从立法上对其施加影响，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辞职。
政党体制是一个国家中政党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政党总是和议会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政党体制又指体系中的政党及其与在选举和议会中的力量共同起作用的一个机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成熟的政党政治对于民主的巩固与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民主体制一般是在议会中形成多数党的基础上运转的。政党为了一些主要的政治职位进行选举，从而对议会席位进行分配，然后对其成员在议会中的投票行为进行一定的控制。讨论政党就必须对与政党紧密联系的选举问题一起进行分析，这不仅是因为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参加竞争和选举，而且还因为选举与民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选举政治驱动了政党的发展及其民主性。从政党和民主的关系上看，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就是党派政治。民主政治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实现的，而选举则是由政党来组织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众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包括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和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等等。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与政治体制中首脑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参考因素。现代民主国家存在的前提是公民对政府手中权力的普遍认同。公民社会的特征是否明显也成为这个国家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国家政治体系转型过程中，政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即政党能够帮助国家化解深刻而严重的政治危机，包括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作为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组织，政党一方面代表民意，把人民的要求传达给政府权力和决策中心，另一方面把党的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和一般人民。
二 俄罗斯政治体制与政党体制关系演进
1.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与政党体制关系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混乱到稳定的过程
在叶利钦时期，政府没有强大的政权党做后盾，反对党主导议会，“府院对立”成为当时的政治常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类党派按照意识形态各自提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各类政党也开始以议会为舞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1993年12月俄罗斯通过了新宪法，多党制在俄罗斯合法化，随着选举活动和议会斗争的定期化，各政党在分化、组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左”、“中”、“右”和“民族主义”4种政治力量。各个政党不受总统节制，也不受政府的支配，俄罗斯当局也一直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议会和政党同时都被边缘化了。[32]因此，议会多数党派难以对政府工作发挥作用，国家杜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同时政府决策也就不能顺利实施。国家杜马与总统、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普京执政后，积极推动政党体制改革，提出建立“有两三个或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目标，致力于打造一个强大稳定的政权党。2000年7月，普京指出，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保持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33]因此，普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党体制方面的改革措施，以建立和巩固“政权党”，改变俄罗斯社会政党与政权长期脱离的局面，为政权的稳定建立强大的政治支柱。主要措施包括以下4个方面。其一，通过并修改《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范政党组成。在普京的积极倡议下，2001年6月21日国家杜马通过了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将政党的作用定义为参与国家政权机构的选举，原则上把不以选举为宗旨的各类群众性社会组织改称政党的情况排除在外了。该法通过后，俄罗斯政党数量大大减少，到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时，获得司法部正式登记并准予参加议会选举的政党由1999年的141个减少到44个。2004年，普京又提出对《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以增加政党成员人数的方法，进一步限制中、小政党的活动，促使政党扩大群众基础，鼓励发展全联邦性质的大党。按照上述修改的组织规则，重新清理了政党队伍，保证有稳定群众基础的大党、老党在俄罗斯政权机构中的统治地位。其二，改革杜马代表选举法，突出政党地位。2004年9月28日，普京提出了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草案）》，取消混合选举制，改为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即按照政党取得议会资格的得票比例分配国家杜马中的450个议席。这样，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将不存在独立候选人，完全堵塞了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一些人以个人身份参与或影响政权活动的渠道。如果选民想参与议会选举，只能通过为某个政党投票的方式进行，使政党成为参加议会选举和参与议会活动的唯一主体，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同时，对政党选举名单的限制性规定，也防止了政党在竞选中与投机者尤其是与寡头之间从事幕后交易。其三，修改《俄罗斯政府法》，允许政府官员参加政党活动、担任政党内职务。2004年10月13日，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政府法（修正案）》，取消对联邦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担任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领导职务的限制，打破了长期以来政权与政党的脱节，为议会中“政权党”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为未来议会内“政权党”参与组阁铺平了道路。其四，在重新设立社会院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的同时，也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加强对政党活动的控制。这样，既建立了与公民进行广泛对话的社会机制和公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机制，又加强了政权对议会反对派的影响。
从2001年《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通过，议会中三大中派组织“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联合组成统一俄罗斯党开始，统一俄罗斯党便成为俄罗斯议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并于2003年12月在杜马选举中取得议会2/3以上的席位。到了2007年，在新的选举立法之后进行了杜马选举，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进入议会，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达64.3%，占据新一届杜马450个席位中的315席，一党独大。最终，俄罗斯国内符合政党法规的政党数量是7个，包括前述4个议会内政党和3个议会外政党：正义事业党、“亚博卢”党、俄罗斯爱国者党。
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修改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降低了政党登记和进入杜马的门槛。梅德韦杰夫于2008年5月担任俄罗斯总统职位后，在当年1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涉及俄罗斯政治制度及政党体制改革的新建议，包括：把各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的提名权交给在地方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保证议会内各政党在国家公共媒体上阐述党的活动的平等权利；降低政党在司法部的最低登记人数；给予在杜马选举中得票超过5%的政党以代表资格；降低政党参加选举必须征集到的居民签名数。[34]2012年4月4日，经过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开始生效。修改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从2013年1月1日起，俄罗斯政党从以前至少应该拥有4万名党员改为至少拥有500名党员，每个政党应该在全国至少一半的联邦主体建立政党的地区性分支机构，此前为至少一半的联邦主体且每个地区的党员人数不少于400人。此外，还简化了政党提交党员人数信息和财务报表的手续，将以前的每年申报一次改为每三年申报一次。[35]这些放宽政党登记制度的措施，为政党提供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使政党成为帮助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建立政权与监督政权的工具，是可控的政党体制自由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的政党体制改革是在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实施了有限的民主化，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之前形成的政治体系。[36]
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司法部批准了大批新政党的登记，同时，统一俄罗斯党也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和党员教育培训机制。201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的5月8日，普京宣布建立全俄人民阵线，在12月议会选举前为统一俄罗斯党注入“新的想法、新的建议和新的面孔”。全俄人民阵线有两大特点：一是超党派，允许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社会组织代表进入统一俄罗斯党国家杜马议席名单；二是以创建人普京为中心，为2012年大选打前哨。建立全俄人民阵线的主要原因是，统一俄罗斯党面临新挑战，即支持率有所降低。此举的目的就是以自身号召力争取选民，扭转统一俄罗斯党的官僚形象。其背后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在于，普京借助全俄人民阵线这样更广阔、灵活的政治平台来展现他对全面现代化战略的理解，表明关于未来国家发展道路的执政理念。[37]
国家杜马选举于2011年12月4日举行，共计450个杜马议席全部由公民投票产生。根据公布的结果，统一俄罗斯党赢得238席，比2007年的315席少了77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到92席，公正俄罗斯党得到64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得到56席，其他参选政党正义事业党、“亚博卢”党、俄罗斯爱国者党由于未达到7%的门槛而未能进入议会。虽然议会内政党和议会外政党的结构基本未变，但通过各党所取得的议席能够发现，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确实面临支持率下降的情况。
2012年2月6日，普京在《生意人报》上发表题为《民主与国家素质》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关于发展政治和政党体系的提案并交由国家杜马讨论，包括：简化政党登记制度，取消参选杜马和地方立法机关时搜集签名的规定以及减少参选总统时所需要的选民签名数量；政党登记制度、政党活动规则和选举程序的运行操作都很重要；“政治环境”就像投资环境一样，需要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最需要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机制如何考虑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38]2012年5月1日，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普京以63.64%的得票率当选，实现了第三次当选总统的目标。2012年8月8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第134次会议确认，截至2012年8月2日在司法部登记的政党中，28个政党符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第36条第2款的规定有权参加选举。另外有9个政党虽然获准登记，但目前没有被列入有权参加选举的政党名单。
2012年10月14日，俄罗斯举行了地方选举，这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自2005年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制度之后的第一次选举。根据俄罗斯2012年4月通过的修改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州级行政长官）的候选人今后将由各政党推选产生，该联邦主体居民再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从这些候选人中选举出地方长官。而自2004年以来，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均由俄罗斯总统直接提名。此次选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参与政党的数量大幅增加至20多个，这与俄罗斯放宽政党参选条件有关。根据2012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所有政党今后参加各种选举的条件将更加宽松。除参加总统选举外，各政党今后参加任何选举不再需要征集支持者签名。[39]
选举的总体结果仍然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5个地区里，现任行政长官即统一俄罗斯党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率超过第二名40～60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6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党在其中的5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20个百分点。[40]
2.俄罗斯政治体制与政党体制改革的效果
以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为起点，经过10多年的演变与发展，俄罗斯“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政治架构日趋定型，俄罗斯的政党体制基本建立起来，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固定下来，各类政党主要以参与竞选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议会成为政党活动的主要场所；第二，现代俄罗斯政党的作用已经由维系政权（或反对政权）的工具，逐渐转变为联系国家权力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纽带”和“桥梁”；第三，俄罗斯议会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格局，主要是由4个议会内政党组成；第四，有权参加选举的政党数量增加，据俄罗斯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告，截至2012年8月初，获准登记的合法政党共有37个。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对政党体制的改革都有着自上而下推动和不彻底的特点，虽然产生了一系列效果，但仍未能解决政党本身存在的问题。第一，在政党登记程序简化后，虽然出现了很多政党，但新登记政党大多数发育不足，政治倾向各异，有些党的组织成分混杂，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第二，稳定的议会内政党仍将保存且长期存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看来是绝对无法撼动的。第三，各个政党权利不平等。针对统一俄罗斯党，无论是议会内政党，还是议会外政党，都在国家拨款、媒体使用、选举签名征集等方面提出存在不平等现象，批评其垄断行政资源、媒体资源和财政资源。第四，存在政党所拥有的权力是不是代表着民众的利益问题。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本质上仍是“领袖党”“精英党”，不能被称为群众性政党。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外，其他政党基本上是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由纲领型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变，在这些政党中实际上找不到新阶级、新阶层利益的真正表达者。[41]取消独立候选人和单名制选区使得选民与候选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减少，打击了选民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降低选举投票率，导致政权执政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第五，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被限制，发展空间较小。在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下，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政党的影响仅限于参与选举和进行议会活动，在杜马制定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难以牵制总统的决策。一系列问题摆在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面前，他面临西方和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和压力。
三 俄罗斯政治体制与政党体制演进的内在逻辑
1.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特征
在俄罗斯的权力体系架构中，俄罗斯的总统在议会、总统、法院“三权”之中具有压倒性优势，由直选产生，享有全面的、最高的国家权力。总统任命总理，总理不过是总统在政府的召集人，总理再任命政府成员（任命必须在国家杜马获得通过），政府对总统负责，而不对民选的议会负责，这都是总统制的特征。一旦国家杜马连续3次否决了总统的提名任命，总统就有权解散国家杜马并进行新的杜马选举，这是一般总统制国家总统所没有的权力。在杜马和政府因信任问题发生争执时，最终决定权实际上属于总统。例如，国家杜马可以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总统第一次可以不理会，但如果第二次通过不信任票，总统就必须解散政府或国家杜马。总统与杜马在总理人选问题上有争议时，往往也是总统获取最终胜利。对总统的罢免案要两院各2/3多数票才能通过，虽然上下两院和宪法法院都有权决定是否通过罢免案，但总统还可通过强大的人事权对议会和法院进行牵制，因此罢免总统障碍重重。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检察长时只需得到联邦委员会半数以上委员支持，且有权直接任命其他联邦法院的法官，这是总统对司法权控制的显著表现。所以俄罗斯是一个国家权力集中于总统的总统制国家。纯粹的总统制存在一些弊端，包括专权、零和选举和双重合法性等。因此，想要在程序上撤销不受欢迎的总统和保留受欢迎的总统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直接选举导致总统不愿去妥协以及建立更为广泛的政治联盟；总统有着行政和立法的双重合法性，加上不信任投票机制在议会中仍不完善，降低了总统通过制度解决冲突的能力及通过妥协折中实现民主的可能。当然，在此基础上，在俄罗斯的国家最高权力体系中，总统并非独揽绝对权力。例如，总统拥有否决权，但否决权可以被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2/3多数推翻。总统有制定法令的权力，只要这些法令与现行宪法和法律不冲突，但是这些法令可能会被杜马通过的法律所取代。所以，只要不受法令干预，法律相对来说更稳定。总统为了通过某些法令，也不得不寻求杜马多数的支持。这样，即使总统的权力前所未有地强大，杜马也能有效发挥对总统的检查监督作用。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制度激励机制。另外，多党制是对总统制所存在劣势的一种有效加强。
目前，在俄罗斯的政治结构中，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国家的分权制度不彻底，政府的执行权力过大，而议会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受到抑制，人民代表机构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有待增强；主要由代表官员和大商人利益的一个政党垄断各级权力机关和议会；权力结构与社会分离；政党和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较低，存在政治冷漠、政府对媒体进行控制和反对派软弱的现状；公民社会不发达，公民自组织和自治组织的水平不高，监督官僚系统的公民组织缺失。在“梅普组合”时期，梅德韦杰夫提出的俄罗斯“国家现代化”方针，强调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必须有政治民主化。因此，俄罗斯只能说已经确立和稳定了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如何进一步发展民主，如何提高民主的质量成为现任总统普京未来的主要任务。政党作为俄罗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政党在议会中是否能体现最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民主程度高低的一个指标。
2.总统制下的政党发展
西方许多研究都批评俄罗斯总统制所引起的制度间冲突、俄罗斯议会的僵局和政党巩固的失败。其实，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经历否定了西方关于总统制、党派力量和民主化之间关系的传统思维。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杜马包括俄罗斯地方党派、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民力量党、统一俄罗斯党、亚博卢集团、右翼力量联盟、祖国俄罗斯党、农工集团、自由民主党和独立人10个派系。表明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存在多党派，而且政党体制也表现为最具有竞争性，但总统继续保留强大的权力，党派仍然是软弱的。[42]到了21世纪头10年，俄罗斯经历了一个转型，即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主体的多党派体制，包括全国爱国阵线和公正俄罗斯党在内的卫星式的党派相继建立，它们大多围绕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周围。统一俄罗斯党由总统直接控制，能够掌握国家权力和资源。基于最小成本战略的理性选择，统一俄罗斯党在2003年杜马选举中获得了绝对的多数，大约80%的职位由统一俄罗斯党成员担任，这大大降低了总统组建联盟的成本，也可以使总统实施重要的制度改革来加强统一俄罗斯党的统治地位。虽然2012年8月8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会议确认了有28个政党有权参加选举，[43]但目前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仍占有较多的席位，因而建立一个在理念上与总统一致的党派联盟已经是事实。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总统避免与政治党派发生联系，只是通过买卖换取不同党派中单独授权区（SMD）代表的支持。与叶利钦不同，普京公开向所在政党承诺，准备建立一个一党绝对控制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体制。在2000年2月召开的统一俄罗斯党会议上，普京提倡建立一个由两三个或4个党派组成的有效的党派体系，并在国家杜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协调支持总统的4个党派的投票，包括统一俄罗斯党、人民力量党、祖国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地方党派。普京的执政使左、右翼政党的影响降低，政府的中间派势力在议会中占据主流。因此，支持总统的各党派能够在选举中与总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实际上，普京总统组建的4个党派联盟中的某些成员，比如统一俄罗斯党和祖国俄罗斯党，一直支持着总统设置的议程，但其他的党派如俄罗斯地方党派不完全支持，所以普京还得向联盟之外的党派寻求支持。影响总统与联盟外的少数党派建立关系的因素较多，并且更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制度激励、国家杜马中的党派成分、已经存在的政党优势与劣势，以及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在主要的反对党派中，尽管祖国俄罗斯党是反对党派，但这个党派缺少一个统一的理念，它的目标是赢得选举。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历史上曾经是反对党，但也经常支持当时的总统议案。右翼力量联盟把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竞争的人联合在一起争取民主投票，但是像“祖国俄罗斯”一样没有忠实的会员，它也只是一个选举联盟。因此，大多数反对党要么是没有共同理念，要么是太年轻，要么是没有忠实成员。其中，仅有的例外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KPRF）、农民党和左翼阵线。但是，由于它们在议会中席位分布较少，所以其支持并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普京通过他“制造”的总统所在党占多数的方式来控制杜马，通过了制度改革法案，使非党派人员在俄罗斯政坛逐渐衰落，而总统所在党获得政治垄断，这种体制常被描绘成总统具有特权以及很强的个人崇拜选举倾向。
因此，普京更偏好一个由几个有党纪的政党所控制的立法机关，依靠政党之间的博弈，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通过制度操纵，比如通过跨党派协调一致，或者参与产生委员会主席，总统部门就能给联盟成员一些只有在政党内部才能享有的好处，这就便于政党领导人更好地执行党纪。从各主要政党和政权的关系来看，俄罗斯政党20多年来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国家总统仍然起着主要作用，政党独立发挥作用的能力较弱，政党的存在只是增强了执政当局的合法性。[44]总统对政党制度进行了积极改革与协调，使政党发展日益规范，同时政党与政权关系日益紧密，政党更加依附政权。
四 俄罗斯民主转型的未来
俄罗斯的经验证明，总统制在政党体制演进过程中，对俄罗斯民主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叶利钦利用了个人崇拜式的激励，同时利用总统的恩惠获得个人代表的支持。这种战略也受到各党派的限制。像西方一些总统制的批评人士认为的那样，这种联盟组建方式经常导致立法中的僵局，阻碍了党派的发展，并会对民主化进程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到了普京时期，普京运用制度操纵并与党派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这种策略尽管对少数党派在执行纪律上造成一些困难，但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这种战略建立了总统与国家杜马之间在工作上的关系，增强了政党力量。通过制度操纵和恩惠，普京赢得了4个党派的支持。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总统制对民主化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俄罗斯的实践中，与这样的传统思维有些不同，总统制在普京执政时期对加强党派力量产生了积极影响。
俄罗斯的经历正在挑战西方的传统思维。自2003年杜马选举之后，普京构建了以总统控制下的党派为基础的体制。与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建立的以弱势党派为特征的体制相比，虽然缺少了竞争性，但更加民主。在这种体制中，议会内政党作为主导成为强势党派，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在此后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统一俄罗斯党确保了总统立法的通畅。统一俄罗斯党已经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密集游说的目标。那么，在未来的控制性政党继续垄断的情况下，其余党派内部的分歧将不会十分突出。综上所述，如果议会中的反对派与总统在理念上是相似的，总统就会支持党派的力量。
然而，俄罗斯以总统控制党派为基础的体制的稳固程度到底如何？以政党为基础的总统制是最稳固的体制，但是这种复杂的官僚体系从长远来看可能会继续演变。公正俄罗斯党的演变过程证明，议会内的非政权党很难维持。2006年由生活党、祖国党和养老金党这3个党派合并建立了公正俄罗斯党。普京于2007年10月宣布领导统一俄罗斯党阵线，并且于2007年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胜利，公正俄罗斯党仅仅得到了7.74%的选票。2011年，尽管它得到了杜马中64个代表席位，但是它作为卫星党的政治前途依然不确定。鉴于公正俄罗斯党宣示了对总统的支持，这个党已经失去了作为反对党时的选举支持和民意基础。因此，如果卫星党失去了投票人的信任，它们就不能成为政府创造正面民主竞争局面的手段。尽管目前俄罗斯合法政党数量比实施简化政党登记程序法之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获准登记的合法政党有37个，另外还有197个政党的组委会正在申请登记。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政党或者被淘汰，或者成为新的卫星党。其实，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俄罗斯总统控制下的以党派为基础的体制所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可能是外部的动荡对系统的冲击。
注释
[1]张睿壮：《保守主义及其在美国的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
[2]弗·多博林科夫：《全球化形势下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徐海燕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2期。
[3]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第241页。
[4]杨成：《“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5]胡安·J.林茨：《权威主义政权》，载E.阿拉德、Y.利托南主编《裂变、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第255页。
[6]胡涤非：《民族主义的概念及起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陈黎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庆出版社，2006，第187～197页。
[8]刘淑春：《俄罗斯社会主义流派评析》，《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4期。
[9]《大选前探访莫斯科的“沉默选民”》，中国新闻网，
[10]Eberhard Schneider, "Split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Tandem PutinMedvedev",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Vol.3 (2), pp.219－226; Stephen Blank,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The Achilles Heel of Russian Politics", Perspective, 2010, Vol.20, No.3, p.8.
[11]Yang Cheng, "The Power of Diplomatic Trad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Eurasian Review, 2011, Vol.4, p.34.
[12]王宪举：《西方越反对，普京支持率越高》，新华网，
[13]杨成：《“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14]《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承认在总统大选期间故意制造混乱》，中国新闻网，
[15]《俄杜马驱逐反对党议员》，人民网，
[16]《俄罗斯反腐：风暴后仍是一声长叹》，中国新闻周刊网，
[17]王正泉：《俄罗斯多党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
[18]汪宁、韦进深：《普京的俄罗斯政党制度发展设想与实践》，《国际关系研究》2013第1期。
[19]范建中：《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
[20]罗星：《政党制度中的俄罗斯特色：基于俄罗斯政党制度变迁的分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1]宋晓钗：《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俄罗斯政局的影响研究》，《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
[22]刘俊燕、孙晓华：《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当代世界》2009年第6期。
[23]刘俊燕、孙晓华：《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当代世界》2009年第6期。
[24]刘俊燕、孙晓华：《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当代世界》2009年第6期。
[25]李亚洲：《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与发展动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2期。
[26]谢晓光：《俄罗斯政党体制与政治体制关系对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27]谢晓光：《俄罗斯政党体制演进评析》，载周淑真编著《世界政党格局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论文集》（第六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第196页。
[28]江秋丽：《俄罗斯政党体制的发展及其趋势》，《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第10期。
[29]林怀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探析》，《南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0]许晨：《俄罗斯政党制度简析》，《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31]彭宗超：《试论直接选举的理念意义与作用规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2]陈新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6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译《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82页。
[34]高晓惠：《俄罗斯政党发展的新变化》，《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35]《俄颁布新〈政党法〉：象征性的政治改革？》，
[36]庞大鹏：《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对全俄人民阵线的评析》，《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
[37]昆波拉提、徐海燕：《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政党动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5期。
[38]〔俄〕普京：《变革中的世界与俄罗斯：挑战与选择（下）》，彭晓宇、韩云凤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39]《俄罗斯举行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领导人选举》，
[40]《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41]昆波拉提、徐海燕：《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政党动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5期。
[42]Tanya Bagashka, "President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Systems in Hybrid Regimes: Russia 2000－2003", EuropeAsia Studies, Vol.64, No.1, January 2012, p.94.
[43]这些政党是：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俄罗斯爱国者党、正义事业党、公正俄罗斯党、“亚博卢”联合民主党、俄罗斯共和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民主党、“保护俄罗斯妇女”人民党、绿色同盟—人民党、俄罗斯退休者党、“俄罗斯城市”党、俄罗斯生态党“绿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农业党、争取公正党、自由公民党、社会网络党、“市民联盟”党、社会公正共产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社会保障党、“智慧俄罗斯”党、“公民力量”党、“青年俄罗斯”党、“新俄罗斯”党。资料来源：
[44]昆波拉提、徐海燕：《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政党动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