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并非仅导因于卢沟桥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它其实导源于一些极为复杂的背景，其中包括国际局势的剧变和中国在1930年代政治局势的持续动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它象征着日本完全无视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正面挑战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保持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利益所做的协调和努力。经由九一八事变，日本明确表示意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独霸地位，然后试图逐步推展至华北和蒙古。为此，日本向世界高调宣示它和中国具有特殊关系，而且对东亚的和平安定负有特殊责任，不容西方列强插足。为了在武力上能够和西方国家一争高下，日本首先要求在海军军备上和西方国家获得平等待遇。当日本此项要求遭到拒绝时，它立即单方面退出1936年签订的伦敦裁军公约，以便能够摆脱在亚洲地区发展受到的限制。当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受到国际谴责时，又不惜悍然退出国际联盟。
当然，此时欧洲局势的变化也间接帮助了日本展开新一轮的扩张行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和结盟，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设计的和平稳定体系。希特勒的崛起，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3）和重整军备（1935），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1935），德意两国联手干预西班牙内战（1936），这一连串发展都对英国和法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使它们更不敢阻挡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行为。
而此时世界上另外两大强国——苏联和美国在面对这些危机时又各有自己的盘算。尽管苏联为欧亚两大洲的局势感到忧心忡忡，但是仍然认为最佳对策是避免和日本及德国产生冲突。苏联此种心态在1936年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益形显著。苏联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单独承受日本侵略的苦果，以帮助自己避开日本扩张的锋芒。
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在初期对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并未高度警惕，对于亚洲局势更是认为事不关己。当时美国社会的孤立情绪高涨，很少人有兴致插足欧洲事务，更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更有进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相当薄弱，而它和日本的商业关系又大大超过和中国的商务往来，因此就实际利益而言，也无意为中国打抱不平。果不其然，面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此后的侵华事件，美国政府的反应最多只是发表谴责宣言和拒绝承认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但是从来没有向中国做出任何实质协助的承诺，更不必说帮助中国去积极抵抗日本了。
然而就中国本身而言，尽管国际环境对中国从事大规模作战不利，但其国内情况却使它急速走上抗日的道路。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洲国”事件和日本继之对华北的侵略，这些都促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白热化。它主要的表现方式包括在城市中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抵制日货、学生运动，最后甚至导致1936年的西安事变。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袖们历来的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而他们借重德国军事顾问所训练的新式军队又尚未完成，但是形势比人强，抗日的进度不得不急速提前执行。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领袖们也曾经希望争取更充分时间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行政改革，并说服分据各省的军事实力派参加全国抗日大同盟。但是由于日本侵略速度加快，蒋介石只能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侵略仍旧持续进行的话，则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只能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抵抗。到了1936年中期，中国政府声明不会再忍受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的侵犯。[1]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者而言，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行为，显然已经把中国推向了这个“最后关头”。结果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全面抗日。[2]
一 国民政府在开战初期的作为
战争一旦开始，国民政府首要急务并不是从事外交运作，而是全神贯注在战场作战。主战派领袖的全副精力都放在应付千变万化的战局上。他们不但要赶紧拟订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作战计划，争取国内各种政治军事团体支持战争（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反对政府和反对抗日的），重新分配中央军和地方军的职守，而且还要动员全国财力物力去支持军事行动。这中间当然包括借由一切手段获取武器弹药，俾使士兵得以进行战斗。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一个其他时期的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生存所遭受的艰辛，能够和1937年的国民政府相比拟，特别是日本已经满怀信心地宣示，它在三个月内必定使中国灭亡。
当时中国政府如果还有余力去运用外交手段抵抗日本侵略，其重点也是放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国民政府最初的努力是求诉于国际联盟和欧洲的强国，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则一直等到它的重欧轻美策略明显失效之后才开始转变。这期间所经历的是：国际联盟和华盛顿公约各国完全无法制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相继采取袒日政策，欧洲国家既不愿也不敢为中国而触怒日本，以免引起后者对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进行报复行动，而原先由德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及经济援助也益趋不可靠。这一连串发展使得中国政府终于体会到美国对于抗日大业的关键性。事实上，这个过程前后历时两三年，最终说服中国领袖们，把中美关系从他们外交政策视野的边缘，移位到它的中央。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回顾中国政府在开战之初对美国如何评估，及其主政者当时究竟想要经由对美外交达到何种目的。
（一）1937年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衡量
1937年中国政府领袖们在推行对美外交时，看到几个重要的阻力。
首先，他们了解美国人民普遍不愿意牵涉进国际纷争，而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国的独立。他们了解美国一般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充满反感，认为其他列强背叛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一味追求各自的私利。因此尽管美国拥有丰厚的军力和财力，但其民情反对涉足国际事务，而只是想在国际上采取孤立主义，避免国际纠葛。
其次，他们认为美国人对于亚洲事务尤其冷漠。即便美国人民可能同情中国被日本侵略的遭遇，但也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去帮助中国。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日战争只不过是遥远地区两个陌生国家之间的争执，与美国核心利益毫不相干。纵使罗斯福此时已经把日本看成亚洲崛起的隐忧，这个观点依然未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认同。事实上，美国驻法国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在1937年7月底就曾经坦白告知顾维钧大使，由于美国民间舆论反对介入中日战争，中国不可奢望获得美国援助。[3]按照蒲立德的分析，唯一能够说服美国人民参加战争的途径，是诉诸他们的荣誉感，如同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只是可惜他们对中日战争完全觉得事不关己。[4]
最后，中国领袖们相信，美国还有一个和欧洲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那就是，美国在中国并没有重大商业利益。他们知道，凡是和亚洲国家有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商人，都不希望美国卷入亚洲地区的纷争，以免妨害他们的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界人士在美国政坛拥有高度影响力，因此他们特别反对美国干预中日战争。比如说，美国南方的棉花商人就担心美日之间局势紧张将会导致棉花无法出口到日本市场去。
因此，依照中国领袖们的分析，中国最切合实际的指望就是设法促进一般美国民众对中国局势加深了解，使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好过对日本的观感。经由这种从人民基层做起的努力，中国或许能够在美国塑造一个更有利的氛围，让美国政府领袖们敢于对亚洲事务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5]
一旦蒋介石受到以上这些看法的影响而去设法提高美国对中国的关心时，他接着就需要去物色一位得力的官员去完成此项任务。在正常情况下，此项任务当然应该由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来承担。但是蒋介石对于王正廷的能力却完全缺乏信心，因为王氏既无组织能力，又有严重的个人缺点。
就组织能力而言，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职员工作效率低落，其肇因本来就是民国时期政府多年来忽视中美关系。比如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使馆值勤的最高职位官员是一位76岁的参赞，50年前就已经离开中国，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留美学生对于该事件的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使馆内部的作业杂乱无章，以致在事变发生时，居然找不到一份精确的中国地图。虽然国民政府事后曾经多次努力改善其在美国的形象，但是收效甚微。它选派了资深外交官颜惠庆主持馆务，但是随即又把颜惠庆调到日内瓦去从事更重要的外交任务，那就是向国际联盟提交中国的控诉。颜惠庆的离职使馆务受到更大打击，因为他把馆内仅存的几位干练职员一扫而光地带去了欧洲。[6]简而言之，中国驻美使馆在美国是个空衙门，无所事事，混日子而已。
王正廷大使本人缺乏领导能力，不能提高使馆的效率。在中日战争爆发时王大使到任还不满一年，因为他是在1936年8月才从施肇基手中接任大使职位，而施氏本人也只有一个很短的任期。前后几任驻美大使的任期都是如此之短，使得中国的对美外交缺乏连贯性。虽然王正廷曾经留学美国，而且年轻得志，在北洋政治圈中很早就崭露头角，但是他仍然是一位旧派官僚，先后在几届北洋政府中任职，对于旧式官场作风非常娴熟，而在华盛顿任职时，却很少走出使馆去结交美国权要，更不必说和一般美国人民群众建立关系。在王正廷的主持之下，大使馆职员士气低落，极端无能。[7]所有这些缺点都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去寻找一位适任的外交官去加强对美外交。
（二）胡适外交生涯的源头
最初动意让胡适承担外交使命的念头，并非来自蒋介石，而是来自汪精卫。早在1933年，汪精卫就曾经打算请胡适担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后来又提议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尽管胡适并非外交专业出身，但是汪精卫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的外交才能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的职业外交官。[8]然而胡适两次都婉拒了汪精卫的好意。
因此，当胡适在1937年接受蒋介石任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赴美的特别使节时，表明他本人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且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
纯从胡适个人品质着眼，他无疑是当时中国人中少数最合格的外交代表，尤其适合出使美国，因为他不仅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在美国学术圈中人脉甚广（如杜威）。胡适在归国后，立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除了在几所高等院校任教外，还针对1920和1930年代中国重大的政治、哲学、文学、教育等议题发表过许多极具影响的言论和文章，流传极广。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和热心于改革的活动力，使他成为当时少数能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望的中国学者。
然而纯从政治角度着眼，则胡适未必是一位适当的外交人选。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极力避免涉足实际政治，既排拒党派色彩，也不曾和当权者有亲密的私人接触，更非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事实上，胡适还不时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加以严厉抨击。当然最重要的是胡适对日本的态度和蒋介石截然相反，为此经常冒犯后者。仅仅这一个理由，就足够让胡适的外交才能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二人心中产生极端相反的评价。
（三）胡适对中日关系看法的演变
1.胡适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和平主张
要想充分了解卢沟桥事变后胡适在美国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先了解他早先在1930年代对中日关系的态度。理由有二。其一是，他在1937年以前对和平的观点，后来屡次被他的政敌加以运用，来证明他一贯反对政府的抗战基本国策，因此不适宜主导中国的对美外交。
其二是，他从一位和平论的鼓吹者成为一位坚定主战派的这一巨大转变，也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胡适外交生涯中所受到的来自国内政府的阻力，以及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一些做法的由来。
众所周知，胡适在战前长期是和平运动的舆论领袖，但是在和战问题上，他的公开言论和私下信念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并不表示胡适言不由衷或是假冒伪善，其真正的理由是，他认为他的公开言论必须表现出乐观态度，以维持中国的民心士气，而他私下对局势的看法其实趋向更悲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日记中透露，他其实早就料到这类事件会发生，而他对中国本身的无能的愤怒，远远超过他对日本残暴的谴责。[9]
在讨论中国外交处境时，胡适也和当时其他许多国人一样，严辞谴责那些向日本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10]然而在所有1930年代中日关系的危机中，胡适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国力太弱，无法和日本人作战。因此中国必须向日本让步，以求换取更多的时间去增强国力和赢取国际支持。在当时中国舆论压倒性地主张抗日的声浪中，胡适坚持己见，认为和平是挽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以致激怒不少反对者，把他贬称为投降派。[11]
胡适对中国本身羸弱无能的失望，还夹杂着一丝事出无奈的对日本的赞许，认为日本现代化和自强运动的成绩，实在应该被中国用来作为学习的榜样。[12]令胡适特别赞许的，是日本人民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如节俭、纪律、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珍惜）。他甚至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得胜利，正好证明黄种人可以经由竞争去击败白种人。而他本人在日本旅行时所受到的日本人民有礼貌而毫无歧视的接待，也正好和他在西方国家受到的种族歧视待遇形成强烈对比。这都增加了他对日本的好感。[13]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因胡适的“主和言论”而误认为他是一位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胡适既没有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开脱，也没有盲目迷信和平是最好的途径。他只是认为，无论中国人在情绪上如何慷慨激昂地声讨日本，只要是中国国力继续软弱不振，和平就是当前最务实的出路。
胡适在1930年代的政论中一贯伸张两个观点。
其一，他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时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渠道试图说服日本人民——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只能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14]胡适要求日本人千万不可蒙蔽自己，以为仅靠“中日亲善”的宣传伎俩就可以化解中国人的仇恨心。事实上，胡适所最担心的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已经高涨到宁可冒着自己亡国的灾难，也发誓要达成毁灭日本的目的。[15]
其二，他同时也劝告本国同胞，千万不可对中国前途存在虚幻的乐观。他警告国人，日本对华的领土野心远远没有达到让它满足的地步，而且在中国彻底降服之前，日本的侵略行为将不会停止。因此他也呼吁国人千万不可心存侥幸，以为太平洋地区一旦发生大战，中国的困境就可以迎刃而解。他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肆意妄为，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只关心它们自己的问题。[16]
基于上述理由，胡适主张，解救中国危机的出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17]他同时指出，解救中国之道绝不是依靠发泄情绪而已。恰巧相反，他大声谴责那些鼓动反日情绪的群众运动健将，认为他们只知道耍嘴皮去发泄个人情绪，而不愿意为了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付出辛劳血汗，他直指这种人最为无耻。他把自己的主张讲得清楚干脆：中国只有依靠苦干，而不是玩耍嘴上功夫，才能成为强国，才能洗刷国耻。[18]基于这个理由，胡适主张，人民对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国耻事件，每一天都应该牢记心头，而不是只逢每年的周年日才去举行虚有其表的追念。[19]胡适同时指出，抵御外侮的先决条件是改革内政。[20]因此国人若在中国变成强国之前整日叫嚷雪耻复国，只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毫无意义。胡适最强调的论点是，中国绝不可以贸然陷入一场全面性战争，而因此摧毁了将来自立图强的希望。
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中国人民普遍要求政府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之际，胡适却依然坚持要求政府采取和平方针。胡适从来不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而强调自己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国家处于极端危机状态下，他依然能够维持头脑清醒，以理性态度去分析世局。对他而言，中国面临的选择非常简单：只要中国能够强盛，则以前历史上所有丧失的权益都可以收回。但是如果中国继续羸弱，则绝不可轻易从事战争。1933年，胡适在他著名的文章《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生命可以延续数千年，因此当代中国绝不可以为了逞一时之快，只求取眼前的报复而牺牲一切。因为这样的报复既无意义，也无法实现。他引用了法国的例子：它要等了48年之后（1918），才把1870年割让给德国的失土（Alsace and Lorraine）收回。他鼓励中国人也应该发扬同等的决心和毅力，先埋头苦干把中国变成强国，然后才去跟日本人算账。[21]
如果我们细心研读胡适言论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不断地在修正他对中日关系的想法。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中，他主张接受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等到日本悍然拒绝国际联盟调停后，他改而认为和日本谈判并不能产生任何积极成果。然而这也并不表示谈判破裂就必须走向战争。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在个人良心上无法鼓励中国人民牺牲生命去维护国家的权益。说到最后，胡适既不主战，也不主张屈服，而是希望以拖延时间的方法来换取一个机会，使中国得以变成强国。[22]胡适引用了美国政府1932年初所宣布的“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以及国际联盟在处理中日“满洲国”事件纠纷时所采取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它们都让胡适相信中国应该坚决拒绝和日本进行任何谈判，除非谈判的内容是如何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23]
2.胡适转变成主战派的心路历程
胡适究竟是在何时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不少学者相信胡适立场改变的契机是淞沪会战，而胡适本人的某些文字也确实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也有其他迹象显示，他的改变在稍早时节即已萌芽。根据胡适自己记载，1935年6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要禁止一切中国人民反日言行，这一发展使得胡适相信，中国必须从事武装抵抗。[24]到了1936年初，胡适在《大公报》《时事新报》的公开言论已经毫不掩饰地显示对日本的敌意，以致激起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25]
1937年4月，胡适在致好友蒋廷黻的信中坦言，他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反日者”，因为他对日本感到可悲和可耻。并且他相信日本武力扩张的成果已经超越其所能消化的程度。如果日本人不能及早自我反省，则灾难必将不可避免。[26]
这些文字显示，胡适的私下态度和他的公开言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我们无须怀疑胡适的爱国心，也不必像当时某些报刊把他看成亲日派。[27]但是即使当1935年他在私下已经承认中日之间不免一战时，依然不遗余力地想防止战争爆发，或是至少尽量延缓战争的爆发。
1937年初，胡适在一篇登载于《外交学报》（Foreign Affairs）的文章里写道：
概而言之，对于远东局势不外有两种看法。持第一种看法的人士认为，该地区的争端完全无法经由和平手段予以解决。这种人可以被称之为失败主义者。与此同时，另外依然有些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最近太平洋地区所产生的权力均势上的改变，说不定会为有远见和进取心的政治家提供一个机会，去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本文作者在未来几页文章里，将会申述为什么我把自己列为少数乐观主义者的理由。[28]
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胡适立即赶上庐山参加会议（7月12日），而此时他依然怀着一丝希望，如果华北守军可以就地阻挡日军攻势，则就可以将战争局部化。虽然此项希望很快破灭，但胡适仍然坚信中国此时绝不可进行全面战争，因为他估计中国还需要10年的准备和训练，才有能力保卫国土。情况既然如此，则中国政府除了向日本妥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29]
在一封写给蒋廷黻的私信里（1937年7月31日），胡适把他对和战的想法做了最完整的分析，同时还对中国和苏联各自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番比较。蒋廷黻和胡适一样，其立场也是主和反战。如同蒋廷黻所指出的，尽管苏联的国力远远超越中国，但是依然极力追求和平。因此中国更应该加倍努力避免战争才对。但是胡适还比蒋廷黻更进一步地指出，两国间的重要差别是，苏联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避免战争，而中国却没有同等的力量。按照胡适的分析，苏联的力量来自它有抵御外侮的军事武力，还有对内部严密的控制力，而中国两者都缺乏。难怪胡适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去抵御外侮，也没有力量去接受丧权辱国的和平条件而还能维系国家的统一。因此，中国的悲剧乃是，尽管国家领袖们竭尽全力去避免战争，然而战争终究无法避免。[30]
虽然胡适对局势的看法如此悲观，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维持和平的努力。为此胡适在7月30日求助于另外一位朋友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日本事务专家，政治立场接近汪精卫），敦促中国政府务必保持和日本政府外交沟通的渠道。他同时也希望中国有领袖能够拿出政治家的担当，去寻求中日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当胡适在次日（7月31日）得知蒋介石已经做出对日抗战的决定时，仍然要求政府不可放弃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可能性。[31]在此后两周中，胡适一再呼吁中国应该忍辱负重寻求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他所持的理由相当简单：既然中国必定会战败，然后被迫寻求和平，就不如及早寻求和平，以免国家遭受大幅破坏。在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私人接触中，胡适甚至建议他们可以以承认“满洲国”作为争取和平的条件。[32]
8月6日，胡适再度为和平做出新努力。他把一封未署名和未标示日期的长信（胡适亲笔书写，共4页）委托陈布雷（蒋介石私人秘书）转交给蒋介石。胡适在信中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以承认“满洲国”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归还其他从中国夺走的领土，从中国境内撤走军队，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下的特权，并承诺此后永远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
胡适建议中日两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同时也各自与苏联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条约，以维持亚洲地区的全面性和平。最后，日本还应该重返国际联盟。[33]无可置疑的，这是胡适在这个和战最后关头对于和平问题所提出的最完整的方案，也是他为和平所做出的最大让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并不是主张让东三省永远脱离中国主权，而只是把它当成权宜之计，他的最终愿望是让“满洲国”人民能够经由公民投票方式重新回归中国。
依照胡适的乐观想法，日本政府必定会欢迎他的建议。他同时也提出警告说，当前中国国家命运寄托在中央军之上，因此绝不可以让中央军去冒溃败的危险。[34]蒋介石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胡适，但是在7日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却极力讪嘲胡适的建议内容。其他与会领袖则表现出高度愤慨，参谋总长程潜将军甚至公开指斥胡适是汉奸，居正则要求政府将胡适立即逮捕法办。[35]
要想了解胡适对和战问题的态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看他本人的文字。胡适在1937年8月6日致蒋介石的长函里开宗明义地写道：“介石先生：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36]胡适列举了三个理由：（1）近卫内阁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内阁，他内心希望不让军人干涉他的外交政策；（2）日本本身财政有困难，因此也需要和平；（3）中国好不容易达到国家统一的雏形，靠的就是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中央军），万一这个军队被摧毁，则“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在不战的前提下，胡适认为中国的外交努力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求中国可以获得50年和平建设机会；二是运用目前手中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
50年中国和平建设的思考根据是什么？和过去几年一样，胡适还是引用了欧洲历史，指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然后卧薪尝胆44年才去挑战德国，收复国土，恢复国家荣誉。鉴于此时中日之间军力差距远远超过当年的普法之间，因此中国需要保证获得50年的和平建设时间，才可能达到同样效果。
那么中国又如何能够说服日本让中国有50年的和平建设机会呢？胡适提出的“壮士断腕”建议就是放弃东三省，以换取日本尊重中国在其他地区的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性。而他也判断日本将会接受此项安排，因为东三省是日本在亚洲大陆最大的领土野心。最后胡适写道：“如果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37]
事实上，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周内，很少有政府领袖对于抗日有高度决心或是整体战略计划。胡适在此期间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和汪精卫及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最为接近。这些人主和的理由一是中国国力过弱，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二是此时开战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党都大为不利，反而有利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38]
但是更多政府领袖在面对如此巨大国难时，变得手足失措。他们既害怕中国会在战争中遭受惨败，又害怕中国如果惧战将会导致国内分裂。这些人唯一的选择是把“和”与“战”的选择权完全交给蒋介石，然后无条件地追随蒋介石接受一切后果。[39]
最后，还是有一小群领袖坚信中国除了抗战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比如说王世杰就认为，即使中国委屈接受和平也将会无力量维护和平，因为中国本身缺乏力量监督日本忠实履行和平条款，而西方列强也没有任何意愿作为中日和平的担保人。这样就可能使中国为和平而做出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日本在未来仍然可以无止境地要求中国做出新让步。如此说来，和平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内部分裂，而给日本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下一波的侵略行为。[40]
（四）蒋介石抗战思想在1937年的演变
1.蒋介石的主战言行
有趣的是，相对胡适而言，蒋介石本人的态度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大致而言，从7月7日得知日军在华北地区向宋哲元部队开火之后，他就不断地推测日本寻衅的动机究竟何在，是想趁中国备战准备尚未完成之前迫使中国屈服？是与宋哲元为难，逼使华北独立？中国的决心应战是正确的时机？全面战争果真是日本的利益所在？这些疑问一直在蒋介石心中盘绕。但是无论如何，他决定派遣中央军赶往华北积极备战。[41]关于卢沟桥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42]从字面看来，此时只有做出“决心”的表示，才能为未来“和平解决”铺路。是和是战尚在观望之中。
在此后的十余日中，蒋介石仍然无法判断日本的真实动机到底是要维持华北战局的局部化，抑或是要使之扩大，但是他本人则利用这段时间争取四川、广西地方军人同意出兵到江南地区作战。[43]7月19日，蒋介石写道：“应战之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7月26日又写道：“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至此，作战的决心已经形成。
在这些动乱日子里，蒋介石全神贯注的大事是作战，对于外交问题无法分心照应。7月15日，他在日记中提到，英美两国似乎有意调停冲突，但是一日之后，两国政府只是各自建议中日双方应该寻求解决争端，而没有采取共同行动，因此并没有产生效果。而蒋介石本人也没有表态。一直到25日，蒋介石才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告以中国的冲突非常危险，希望列强能够给予密切注意，但是仍然没有向它们提出具体要求。[44]
到了7月底，蒋介石开始思考政府在长期抗战的需要下必须迁都，此时他考虑的地点是武汉、长沙或是广州。[45]到了8月7日，中国政府对于在江南地区的作战准备已经有了信心。“动员各部集中者已十分之八矣。”日本当然也知道中国要在淞沪进行作战的企图，12日，当中国政府得知日本有运输舰8艘或将载兵抵达上海，蒋介石迅速下令沉船封锁吴淞口。沪战随之而起。[46]依照蒋介石此时估计，“倭寇战争持久时期约可一年”，[47]而且内心充满乐观，“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48]可见蒋介石对于淞沪会战，从最初开始，其重点并不是借此虚晃一招希图引起国际干预，而是有预谋地集结一切政府能掌握的精锐之师，在淞沪地区主动挑衅日军，求取“急胜”，摧毁敌人锐气。
2.和战选择的纷扰和胡适的转变
关于是和是战的问题，几乎从卢沟桥事变一开始，主和派的势力就很大，立场也很明显，并不躲躲闪闪，对蒋介石造成很大的困扰。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抱怨：“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49]7月下旬，中国政府探知，日本派了西园寺的孙子到中国来探测中方的意态。但是在此时刻蒋介石个人对于战局的判断充满乐观。他认为东京政府对于和战问题已经丧失决定权，理由是在中国前线的少壮派军人根本不听指挥。因此即便是东京政府示意求和，中日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停止。依照这个推理，中国即使响应和谈也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坚持抗战，其实前途并不晦暗。因为依据他的判断，“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他所持的理由是日本经济根本无法支持长期抗战。[50]至7月29日平津失守，蒋介石依然毫不泄气，反而说：“倭寇欲以占领平津求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51]而他对于自己一手缔造而由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央军的表现，也感到信心十足：“余得享余手造之收成，天之所以赐余者，何独厚耶？能不勉励？”[52]
但是国内主和派的言论和活动显然是个不断的干扰。蒋介石在9月8日写道：“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又写道：“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次日更写道：“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难怪蒋介石会感叹：“对外非难，对内为难。”又说：“内部复杂，唯有逆来顺受耳。”[53]
几日之后淞沪战局开始逆转，但是蒋介石似乎并没有为之沮丧，他写道：“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精疲力尽，若不坚持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54]次日，他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在讲了一大篇对敌坚韧战斗的战术之后，他总结性地写道：“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与敌在阵中抗战到底，上下共存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决心，凡我中国之寸土尺地，皆之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略与惨杀之痛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之胜利。吾知以我将士过去牺牲之壮烈悲惨，总理与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必能佑辅我军将士完成复兴民族之使命也。”[55]
一旦蒋介石下定了如此坚毅的抗战决心，他对于胡适这种唠叨不舍地为和平奔走当然就益发感到不耐，特别是胡适的活动似乎是受到汪精卫支持。蒋介石认为胡适的主和论调只能打击国人士气，因此反而加强了他自己的决心，不容抗战的准备工作受到影响。蒋介石此时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答应汪精卫和胡适，不会命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去彻底关闭中国政府和日本外交接触的渠道。在8月初，当胡适仍在不厌其烦地鼓吹和平论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已经秘密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往一个内地城市，以便进行长期抗战。[56]
岂知一个戏剧化的转变是，淞沪会战爆发最终让胡适从一名苦口婆心的主和派转变成为一名旗帜鲜明的主战派，而且从此坚决反对和日本进行任何调和试探。到了9月初，胡适开始对以前主和派的同志们（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宣称，和平要比战争困难一百倍。[57]胡适这种剧烈的转变当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而后者在此时也正在物色一位恰当人选到美国去推动外交关系。[58]
但是胡适个人立场的转变并没有立即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大计。虽然蒋介石在9月初决定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外交工作，与此同时，也决定派胡适赴美。然而这两个外交使命的根本差别是，蒋百里赴欧洲是负有具体的军事战略外交使命，而胡适赴美则不过是去摸着石子过河，因为美国在中国外交上的重要性尚未显露出来。在开战的头三个月内，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在外交问题上是在9月底。而他所希望的，是九国公约会议能够如期召开，并希望对德国和意大利能够加强外交活动。至于美国，则是希望它能够召开太平洋会议，借此鼓励英国和苏联在亚洲事务上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当然，如果美国能够对日本施行经济制裁，则最为理想。但是中国政府此时并没有形成具体方案。[59]
换言之，中国政府的外交关注点仍旧停留在重欧轻美阶段。到了10月底，淞沪会战败象已露，然而蒋介石的外交方针并未随之修正。中国政府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所要采取的态度是：（1）不妥协，但是不拒绝列强调停；（2）如调停失败则责任由日本担负，促使列强对日本不满而采取经济制裁；（3）淞沪战争和华北战争必须同时解决，而不可分割处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预测，如果日本无法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则它将拒绝出席九国公约会议。[60]换言之，中国政府除了在淞沪战争中坚持抵抗之外，在外交上则把重点摆在九国公约会员国，争取它们的同情和支持，并且判断日本政府当会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因此而激怒列强去采取经济制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此时外交努力的目标并不指望列强采取武力制裁。
蒋介石在10月底对于中国抗战的大策略和外交关系，做了一个通盘性分析，在此值得我们细心研读。他写道：
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
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
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凑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
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唯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
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寇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绝非想象所能及也。
戊、倭寇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处置中国后，决不敢对俄开战。故我国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绝不可能。
己、总之倭寇对我，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无可挽回，亦不能用任何策略转移者也。
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
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际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
最后他写道：“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61]
蒋介石的这一大篇日记中的私语，可以说是把心中的话说得淋漓尽致。
但是我们在此还可以做出一点分析。首先，他把对日必须抗战而不可求和的理由（甲、乙、丙、丁），说得比当时许多政治领袖和学者要更全面和更透彻。这是他“十年来”思考的结果，自然有其深刻之处。其次，他对抗战必须不惜一切牺牲进行到底的理由（戊、己和庚的前半部）也再三强调。虽然他没有采用“苦撑”一词，但是含义高度重叠。最后，他当时的看法也是中日冲突最后解决脱不了列强的干涉（辛）。九国公约会议和国际联盟都是政府外交活动的焦点，赢得它们的同情使日本孤立，或是动用经济制裁手段使日本屈服。但是一切这些国际变化可能性的前提，都是非要中国先做出重大牺牲不可。至于蒋介石心目中所谓国际行动到底能够带来何种后果，蒋介石写道：“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11月初，日方又委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并提出防共协定，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62]
3.1937年底和谈气焰再度高涨和蒋介石的对策
但是11月是中国抗战的一个内忧外患夹攻的月份，此时淞沪会战的败象更为明显，而且已经无可挽回，于是求和之议再度活跃。依照蒋介石的说法，“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63]11月下旬，国军的溃败局面更加惊人，战败的士兵沦为打家劫舍者。“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为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踰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致命伤也。”蒋又写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果何所据也？”[64]
因此蒋介石把注意力放在把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和筹划大局上，同时试图坦诚告知英、美、法、苏等国，中国抗战的能力有限，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组织的制裁行动，则抗战前途将大受威胁。[65]但是即便处此逆境，蒋介石的信心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国际局势不可视为沉寂无望，全可由我自造之也。”[66]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蒋介石宏观战略思想中，已经开始注意到把“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战场上加以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坚决抗日并不纯粹是意气使然，而是显然经过深度的理性思考。作为主战派最高领导人，他并非对于主和活动一无所知。相反的，在七七事变后相当一段时期中，他收到大量关于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和各种不同身份的日本人之间进行和谈接触的情报。这些情报来自周作民、郑介民、陈仪、高宗武、董道宁和袁良等人。[67]
尽管如此，他在11月底淞沪会战全盘崩溃之际，却很理性地把长期抗战能够带来的最恶劣后果做了一番梳理，其内容非常有趣。他写道：
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
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
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
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了（聊）生
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
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
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
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
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梏，社会纷乱。[68]
七十多年后重读这些话，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依照蒋介石推想，长期抗战的最恶劣的场合不啻是一个火焰炕。在不同程度上，这八个最坏的结局都先后出现。其中唯一比较离题的是（庚）项，中国没有沦为西班牙，但是在抗战最后几天却果真成为日本和苏联的战场。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蒋介石当时对于这个火炕看得很清楚，但是依然横了心往里面跳。而他所持的理由在上述引用的10月31日的日记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并不是一位闭着眼睛带领国家瞎碰乱撞的头脑简单的军人，反而是一位明知其会导致他个人和国民党政权遭遇粉身碎骨命运，但仍旧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德国大使再度趁中国新败之时转达日本的和平条件时，蒋介石依旧断然拒绝。[69]当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依他形容：“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70]
1937年12月是一个更难熬的月份。南京的防卫瞬息瓦解，日军展开全面总攻击。此时国民政府面临的是一场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大灾难。12月26日，蒋介石在心力交瘁情况下生了一场大病，高烧至华氏101.2度（38.4℃），不能起床。当晚德国大使却转来日本最新的和谈条件，主要内容是：（1）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承诺与日本共同防共；（2）某些地区划为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日两国建立经济合作；（4）中方向日方赔款。日方的附带条件是日军在谈判进行时不停战，而且中方代表必须到日方指定地点和日方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在看到德国转来的条件后第一个反应是大为高兴，认为日方条件既然如此苛刻，则终于可以让主和派从此死心。因此他除了置之不理外，还以为中国内部不致再发生纠纷了。[71]
岂知蒋介石仍然低估了主和派的信念和能耐。当他次日向国防会议报告日方条件时，与会者居然热心议和，而老一辈政治人物的言行也令他感到特别气愤。“于右任等且评余为优柔而非英明，此种胡涂凭（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者，今皆变为投石下井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72]这番话说得既火冒三丈，又沉痛无奈，但是非常准确地表露了蒋介石力排和谈众议，而要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到了1937年最后的几天，蒋介石把坚持抗战的决心表露得更无回旋余地。他写道：“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又说：“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73]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还是委曲求全地与主和派的大佬进行沟通，指望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29日的日记中写道：“约于（右任）居（正）谈抗战方针不可改变，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次日的日记再度透露他对主和派的忧心忡忡：“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74]
这些文字在此后四年的抗战辛苦过程中，一直很忠实地代表蒋介石的立场。
二 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胡适的外交使命
回顾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内，中国政府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中，最显目的措施就是派遣特使代表团赴西方国家。它最初的重点无疑是欧洲列强，因为它们都和中国有长远而又复杂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苏联）。美国也顺便被当作一个次要的国家一并处理。[75]
国民政府对于列强的外交关系显然采取了差别待遇。它派往欧洲的特使团都是经过长时期筹备，并且收到指令必须和中国驻各国使馆保持密切合作。唯有派赴美国的特使团仓促组成，也没有接受任何指示要去和中国驻美使馆进行合作。在这些特使团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由孔祥熙所率领的团。不但孔本人在中国政府中拥有最高官阶，而且其他团员也都是部长级官员，是由权力核心的重量级人物组成，以便达成具体的财经政治目的。孔祥熙代表团其实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4月1日）已经自国内出发，名义上是参加英国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庆典，实际上的秘密任务是争取西方列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实现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计划。
孔祥熙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且和许多国家的元首会谈，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中旬，孔祥熙趁访问行程中一个空当赶去美国，希望能够得到借款，但是没有成功。[76]等到中日战争爆发，孔祥熙又兼程赶返欧洲（7月14日），继续争取欧洲列强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孔祥熙特使团前后在国外停留共六个半月，其中在美国逗留时间不足一个月。[77]在此期间，除了孔祥熙之外，中国政府还派遣了其他高阶层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支持。
相比之下，蒋介石到淞沪会战开始之后（1937年8月13日）才把部分注意力放到美国，而且派遣代表团的动机只不过是进行宣传工作而已。碰巧正在这个时节，胡适刚刚放弃了他的和平活动，使得蒋介石可以在8月19日任命他为特使去美国争取舆论支持，除此之外并没有交付任何具体使命，基本上任由胡适自由发挥。而胡适在接受此项任务时，心中同样不知道究竟能够达成何种效果。[78]
虽然胡适代表团是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个特使代表团，但是它显然缺乏政治力度，这一点从它的成员即可看出。代表团是由政治圈外人士所组成，其中包括一位大学文学哲学教授（胡适本人）和两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钱端升和张忠绂）。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同事，既非蒋介石的亲信，又在美国政治圈中缺乏广阔人脉。他们更非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任命的人才，而只是由王世杰一人推介仓促组成。[79]
除了政治分量微薄之外，这个代表团也缺乏具体使命。蒋介石指示王世杰去和胡适商定一个整体外交计划，但是王、胡二人并未完成此项任务。换言之，代表团到底去美国做什么和如何做，从未在政府高层中取得共识，甚至没有经过策划。[80]当时政府内部对美外交的笼统概念，只是去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日能够给予同情和声援而已。[81]
依据当时中国政府的观点，既然美国属于西方国家，则当然应该去争取它的支持，但是支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并未明确界定。然而尽管有这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胡适依然在离华赴美的当天（1937年9月8日）充满豪情地预测，他有能力争取到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82]
事实上，这几位大学教授要等到上了开赴美国的轮船之后，才有机会首度去思考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为何必须抗日，以求获得美国人的同情；二是劝告美国人民不可在国际事务上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教授们自己在心理上也做出准备，了解他们的工作可能费时费事，在短期内未必能够取得成效。[83]除此之外，他们也想不出到底美国人民还能如何帮助中国。
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缺乏政策焦点的特性，也同样在它当时对美的定向广播工作中显示出来。这些向美国人民做广播的中国领袖，包括宋美龄、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宠惠。[84]而当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面谈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行为时（7月23日），也只能敦促美国密切注意中国局势的发展，给予中国道德支持和维护国际法尊严，如此而已。[85]中国政府其他领袖也无人向美国提出具体的经济或军事支持项目。
至于胡适本人，他获得任命的理由既不是因为他具有政治实力，也不是因为他享有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特殊的信赖，而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对美国社会比较熟悉，又是在美国有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交任务而言，他看起来是一个适当人选，不致产生高风险，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从最低限度来看，三位教授应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关团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或许决定让他们尽其所能地见机行事，做出一些好成绩来。
由于上述理由，因此即使在胡适抵达美国任所之后，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工作依然远远落后于它在欧洲各国的活动，以及对国际组织的重视。[86]
胡适代表团成员抵达美国之后，很快就得到一个初步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群众的宣传工作收效太慢，因此他们应该从美国领袖层着手争取支持。他们（尤其是钱端升）首先拟订的目标是设法接近罗斯福周围的有力人士，争取他们给予中国借款、军火、运输设备等援助。但是当美方人士问及具体内容时，教授们却无法列出中国所需要的物资以及如何解决运输问题。当他们询问中国驻美使馆和李国钦时，也未能得到回应，因为后者本身尚未从国内接到任何争取美援的指示。[87]这几位学者本人对于中国抗战的军备、财务、交通、军队可谓完全是门外汉，难怪他们在面对美国官员时提不出具体方案。
显而易见地，教授们的工作都只能够摸索前进，或是根本漫无目标。结果是，胡适刚到美国头几个月的工作完全没有进展，以致另外两位教授很快就觉得兴味索然，而要求早日打道回府。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在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它派驻到美国的外交代表团居然会觉得无可作为，而想回家？而胡适典型的解决之道就是劝他们多读些书以便消磨时间。[88]胡适本人也很快就发现，原来王正廷大使根本没有意愿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协助。[89]实际上，胡适的代表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各自为政，互不往来。
三 中国早期战事失利对内政和外交的影响
中国不久在淞沪战争中的败绩严重地挫伤了它的作战能力，并且迫使政府更加费神去发展对外关系。
一连串军事溃败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局面。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力量在胡适离华赴美时达到最高峰。蒋介石属下的中央军是当时中国国内训练最严格、装备最精良的一支现代化作战部队，它们有效控制了长江下游五六个省份。这些省份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省份，拥有丰厚的财政资源。就是这些资源，才使得蒋介石有足够勇气和本钱去争取战略主动权，并且采用他自己选择的方法去主动向日军出击。不幸的是，一旦这一波战争失败而十年培养出来的精锐之师伤亡殆尽之后，蒋介石不但被迫放弃了战略主动权，而且在此后的抗战中再也无法将其夺回。在此后七年的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一再和地方实力派妥协（包括共产党在内），才能继续进行作战。他的权力根据地的丧失，在抗战后半段对国民政府的处事能力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90]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面下，蒋介石个人的态度逐渐变成中国是否继续抗战的关键。这个态度可以分成几方面来了解：一是来自内部和外部要求谈和的压力；二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倾向；三是如何处理中国内部的关系以保证抗战得以持续？
（一）内外夹攻的和谈压力
就来自外部的和谈压力而言，日本和西方国家是双管齐下，而且有时呈互相配合之势。我们一般以为，以日本军力之盛以及其战斗进行之顺利，它必然是充满信心，坐待中国屈膝求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在1938年初，日本刚在淞沪和南京取得空前胜利，就开始各种形式的和平试探。而蒋介石却仍然斗志高昂，把日本的和平攻势看成一项阴谋。他在1月初的日记中写道：“注意：一，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91]几日之后，他又得到另外一种启示，写道：“敌国急于求和，而外张威声，其实外强中干。”“敌军愈进，则其对内对外之危险亦愈大也。”
换言之，纵然京沪战役之惨败打破了蒋介石原先想要取得地区性胜利的设想，但他已经开始转而产生一种新思维和信心，认为战争只要能够延长，就会对中国愈加有利。和谈的引诱力自然随之减少。而到了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益发坚定，似乎中国在抗战中完全没有屈居下风。比如说，他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国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摇动我抗战之决心与信心。彼本未停止军事，何谓继续。并未受有拘束，何谓自由行动。此种外强中干以进为退，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毕露，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得计也。”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种嬉笑怒骂的语气正表现出他顽强的斗志。如果吾人不是已经知道国军新近遭受的严重挫折，还会误以为中国军队是战场上的胜利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国家命运处于如此极度严峻的状况下，蒋介石私下的这些言论，究竟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洞烛先机能力，还是一意孤行，无视于现实，甚乃自欺欺人？是他特具打不倒的刚毅精神，还是生活在自我封闭的虚幻空间中？这些都是值得从事抗战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认真探索的问题。
就日本而言，它此时最依赖的国际传达信息渠道是德国，特别因为德国此时供应中国大批武器和顾问，使它对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远非其他西方国家所能项望。因此，蒋介石在1月16日只好“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92]日本在经由德国探索和平之路碰壁之后，在2月下旬又改求意大利介入。[93]
与此同时，让蒋介石感到更具威胁的是，英国也想借此机会把它自己在远东的处境和它与德国及意大利关系问题一并予以解决，而这就可能促使英国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向中国施压的行动。这当然会对中国更加不利。而日本虽然和英法两国的关系远不如和德意两国那么接近，但是只要有机可乘，日本政府仍然不会轻易放过。它在1938年9月就玩了一手。根据蒋介石的记载，“昨日英国代办携其大使转达倭寇要求划汉口为安全区之意见书见告，阅之发指。面斥英使之不当受倭之要求转达。彼并言法大使亦同意，可知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痛恶之至”。[94]
岂知中国的相应不理，并没有让日本放弃和谈的企图。到了4月初，“敌又托德国间接探和意。可鄙也”。[95]
3月间一则有关日苏关系的传言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传言大致是说日本可能在4月发动对苏联的攻击。[96]假如这个信息属实，则当然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大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另外一种领悟，那就是日本故意施放攻打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向中国施压。他推测的理由是，如果日本真要攻打苏联，则它显然应该保持高度机密以达成奇袭效果。而如今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其真正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信以为真，进而诱使中国政府相信日本必定会在发动攻打苏联之前，全力终止抗战。这样或许可以迫使中国政府抓住机会结束中日战争。换言之，日本根本没有攻打苏联的计划，但是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响应它的和平试探。[97]从这个分析来看，蒋介石观察国际事务也颇具独特的想法。
在早期这些列强企图插手中日和谈事务的活动中，美国也并没有完全缺席。比如说，当时胡适和美国政府部门接触最亲密的是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和高等顾问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又译为洪贝克、霍贝克）。当他们告诉胡适，美国政府中颇有一部分官员主张中日和谈时中方应该要求上海方面日军撤退，但是华北方面则任由日军占领时，胡适立即回复，日军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原状。而胡适对于政府外交方针的大局，也认为应该着重在布鲁塞尔的国际联盟会议上争取到一个“光荣可靠的和局”，或是退而求其次地去促成太平洋国际组织（当然包括英、法、澳、荷等国）。[98]
综观1938年的前半年，日本累次使用它自己、德国、意大利等渠道传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意愿，都没有在蒋介石身上产生预期效果。1938年7月，意大利又向国民政府做和谈试探。“意大使又欲来为倭寇说项转圜矣。当置之不理。该大使之卑劣与其国格相等矣。”[99]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的其他领袖和某些民间舆论领袖，则产生了相当效果。如众所周知，汪精卫和他的支持者在政府中并非少数，虽然胡适的立场在1937年底已经从主和成为主战，但是他在知识界的许多朋友仍然对于抗战表示悲观，他们并非“亲日”，而是恐惧战争会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国运。而在国民政府内，除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之外，或许主张谈和最力、倡导“见好就收”言论的人，就是孔祥熙。蒋汪之间的和战歧见，还可以因浓厚的派系和争权色彩使之复杂化，而蒋孔之间则根本没有这些问题。简单的区别就是两人个性不同和判断不同。
早在1938年初，蒋介石在拒绝德国大使调停时，就想借此机会打击国内主和者的气焰。他写道：“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内部稳定矣。”[100]而就在此时，日本政府也宣称从今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可说是间接地帮助了蒋介石的立场。但是主和气氛在国民政府某些高层官员中持续弥漫，他们总想打开一条“挽救”国家的出路，因此各种活动不断在暗处进行。这就难怪蒋介石到了6月底仍需严重警告孔祥熙不可涉身其事。[101]
（二）蒋介石的心态
为什么蒋介石从抗战一开始就如此坚持？他的信念是用何种语言表达？导致他坚持的因素又可能有哪些？我们在此无法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和政治盘算做一个总结性的处理，但是有些因素可以从他的言行中探窥一二。
蒋介石在此时的日记中不时宣泄对日本和抗战的看法。尽管他的王牌军队在开战后已经丧失殆尽，但是他的斗志显得无比高昂，甚至令人产生他几乎无睹于现实，到达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因为蒋介石的内心不是存着打胜仗的希望，而是他不为打败仗的可能性而退缩。
早在1938年开春，他就写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02]3月底他又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只要于国有利，则一切和战责任，我愿不顾一切负责断行，但此非其时也。”[103]几天之后，他又写道：“宁使民心悲壮而牺牲，毋使民气消沉而屈服。”[104]
能够在如此恶劣情况下维持蒋介石斗志的最大因素，当然是他的个性，不管我们称之为惊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不服输的精神，或是独排众议一意孤行的胆识，都是历史上许多领袖所表现出的特质，难以量化。除此之外，日军在华的暴行肯定也在感情上给了他极大的冲击。早在1938年1月22日，南京屠杀的事件已经传入蒋介石耳中，他当时对于事件的规模和凶残真相，可能尚未获得全面性了解，但是写道：“敌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105]在1938年5月，蒋介石看到了一些照片，极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景象，使他大受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106]又写道：“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107]同样的情感不时会在日记中宣泄。例如在6月底，蒋介石又写道：“倭寇残暴凶横惨无人道，不知东北同胞在敌蹄蹂躏之下何以过生？若不与倭寇奋斗到底，将何以救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耶？”[108]7月，蒋介石又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片，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板，不知何日得了也。”[109]9月初，蒋介石写道：“每念人民受战祸之烈，与妇孺受敌军蹂躏之酷，不禁肠断心裂。战事完结时应对妇孺与灾民定一特别永久法律以爱护之。而对于刻刮人民之贪污尤应最密防制也。”[110]才隔一天又写道：“每见民众之菜色与妇孺之苦痛，不堪言状。所谓动心忍心之实情，非此不得而知也。”[111]
这类言辞至少能向读者提供一些蒋介石心理方面的线索，去体会为什么他对抗战会表现出如此坚定的态度。
（三）如何理顺国内问题
至于如何处理中国内部关系，务使抗战得以长期持续进行，这个命题在淞沪失败之后随即浮出水面。早在1938年开春蒋介石就已经着手思考，万一武汉失陷，则国民政府下一步就必须退守大西南，特别是四川和云南。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抗日部署只是着重和日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军事冲突，而其最大的努力则只是试图说服各省派兵到江南地区参战而已。不过国民政府这项努力的成绩却极为有限，除了广西比较爽快送兵开赴淞沪战场之外，其他各省实力派都推诿责任，甚或在内心上根本就觉得事不关己，甚至可能暗中指望所谓“中央军”在遭受日军打击之后，就可以相对地调整地方和南京政府的关系，间接达到帮助地方势力抬头的效果。
岂知一旦国民政府失去老根据地，一种崭新的国内政局盘算就突然产生。蒋介石最早体察到这个问题的迹象是1938年1月2日，他开始盘算，“万一武汉失陷退守川黔，则国内变化与倭寇压迫之推想”，就变成不可逃避的难题了。而这个新形势所可能产生的困难，最初却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估计。比如说，在1月20日四川军人刘湘病逝时，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持高度乐观态度，认为四川将从此纳入国民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成为抗战大后方基地。但是此项估计完全错误，他很快就遭到严重阻力。因为没有过几天，他就发现四川问题远远大过刘湘一个军人。难怪他在一周后就写道：“处理川局须和缓安定。”“晚会报，为川事又须废（费）尽精力矣。”才隔不了几天，他再次提醒自己“川情只有缓和处之”。[112]
此后几个月时间内，如何处理四川问题俾使抗战得以继续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几乎不断为四川问题而忧心忡忡。他先是指望派何应钦入川，借着何氏军事领袖的气势去压制四川省籍军人的不合作态度。此计显然不通，继之又指望借重四川社会名流刘航琛去动以乡情，使四川军人就范，所以说，“川局似以缓处为宜，应用航深（琛）”。[113]才不过几天之后，显然此路依然不通，蒋介石只好“对川事，暂从放任，勿心急之”。[114]换言之，蒋介石认输了，把川事暂且冷却一番。但是他依然不断地和宋子文、白崇禧及其他川籍人士探讨如何打破四川不合作的僵局，但是显然又找不出有效的方法。因此蒋介石在3月初才会有非常灰色的感触，他写道：“对内忍耐，与其亡于敌，不如让于军阀。”[115]
但是随着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四川问题实在无法拖延下去。到了3月下旬，如何说服四川军人出兵抗战，如何取得他们允许将中央政府机关迁至重庆办公和推行政令政策，都必须做出有效安排。[116]8月初，战局的逆转使得中央政府机关必须转移到重庆办公。但是即便到了1938年底，四川仍是一个让蒋介石感到头痛的问题。[117]而这个现象在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获得解决。
四川历来的政治军事和财经重心本是成都，而成都又正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是非地。国民政府为了躲开成都而在重庆另起炉灶，建设新基地，其本身就是一项委曲求全而又非常艰巨的工程。而一旦出了重庆市范围，国民政府的政令就会受到地方上大小军人的挑衅和阻挠。正因为地方军人也逐渐体会到，国民政府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并非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将会是一个无限延长的局面，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政策需要在西南各省推行，还是许多外省籍的军队开始从前线撤退到西南去整编和驻防，都是自清末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这让地方军人好不容易才培养成型的势力范围一瞬间受到极大的冲击，自然造成了许多新的摩擦点。因此难怪到了1938年底，除了四川问题令人头痛不断之外，蒋介石对于云南龙云的态度也开始感到难以处理。[118]然而在1938年底，当蒋介石环顾情形时，仍然提醒自己，“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势更危矣”。[119]当时重庆政府内外交逼的压力可以想见。
在以上和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之外，蒋介石对于国际情势的判断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至少有三方面是和中日战争有重要的间接关系的。
（四）对外关系
1.对于德国和苏联关系的处理
如读者所熟知，国民政府抗日的军事本钱，无论是技术指导还是武器供应，最大的依靠是德国。而在中日开战之前，德国也是在全部西方国家中以最热切的态度响应中国各种军事现代化和国防需求的国家。因此无论在魏玛政府时代还是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初，中国对德的外交政策都是小心翼翼地培养中德关系，蒋介石甚至把次子蒋纬国送到德国习武，其双重目的就是向德国示好，同时掌握德国的军事技术。说得简单些，只要德国军事援助的渠道能够维系通畅，则中国的抗日就有了强力后盾，无须培植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关系。
不幸的是，中日战争的开始和德日关系的改变，使得中国政府这个长期既定国策受到重大冲击。由于德国认为德日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中德关系，因此积极向中国政府软硬兼施地要求终止对日抗战。这让国民政府面临一项根本性的选择。中国原本就是为了抗日而精心培养中德友好关系，如果现在德国希望中国停止抗日，则中德关系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国民政府屡次拒绝德国不请自来的和平建议，最后宁可冒着和德国决裂的风险，排斥了一连串德国传递的和平方案。最后德国终于失去耐心，在1938年5月下旬正式通知国民政府要撤回所有在华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武器输入，威胁中德军事关系将全面破裂。仅仅几天后，蒋介石也感到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久藏心底希望德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遭受挫败的秘密想法。[120]
由于德国态度之转变使得国民政府大增警惕，因此它也开始筹划在必要时找到能取代德国的国家的可能性。此时国民政府的设想是在军事上最能取代德国的国家只有苏联而已，因此在蒋介石亲自主导下，中苏之间秘密达成了若干协议。1938年初，中国政府订立了一个大目标，要向苏联借贷两笔款项，其中4亿元是购买苏联飞机，另外4亿元是购买苏联的武器和弹药。[121]但是即便是淞沪和南京的大挫败，似乎还没有让蒋介石产生挫折感。他在2月间检讨中国战局时，仍然颇具信心地写道：“外交形势日劣，惟有自强自立。此时武器人力尚能持久，不足为虑也。”[122]到了5月，蒋介石日记中写道：“对俄军械借款完成。”[123]
中国政府在不久后又签订聘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定，并在7月把苏联顾问派赴各个国军单位服务，等于是全面性取代了德国顾问原先的职责。而且一如过去对待德国顾问，蒋介石命令各个军事单位“对顾问诚正与工作条规，并供给材料”。[124]到了该年10月，蒋介石得到情报称苏联政府已将北伐之前曾经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加伦将军（General Galen 或 Vasily Blucher）拘捕时，显然为了眷念旧情，也是为了珍惜人才，立即两度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够聘请其返回中国参加抗日工作，企图挽救加伦的生命。与此同时又做出决定，要向苏联“多购重轰炸机”。[125]这一切都显示，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摆脱德国威迫向日本求和的压力，以武器和人员全盘接替德国的军事功能，而不致干扰中国的抗战。
虽然中国和德国及苏联就武器的交涉分别以单线进行，由不同渠道和专人负责，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重要无比。如果和苏联的谈判缺乏进展，则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就必须采取和缓态度。如今苏联借款和武器运送一旦得到保证，则中国政府就无须再对德国低声下气了。怪不得这个因果关系使他在5月首次敢于推想：何种情况可能使德国在国际竞争中遭受失败命运，而且接下来又断然通知德国大使，中国政府将允许德籍顾问全部返回德国。[126]苏联取代德国策略的成功，使得中国政府没有理由积极地去向其他西方国家争取新的武器供应来源。这种此消彼长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值得我们在试图了解国民政府此时外交运用时作为重要参考。
但是无论是德国或是苏联，一旦它们成为中国抗战倚重的对象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援助作为它们对华政策中实现其本国利益的筹码。中苏之间的军事扶持关系开始不久，中国政府就感到彼此之间问题重重。在8～9月，蒋介石显然对于苏联武器供应的情况感到不满，抱怨苏联迟迟不肯签订购买武器的协定。[127]当时武汉正受到日军进攻威胁，他两度直接写信向斯大林要求苏联能够在9月中旬之前将第二批武器运送到中国，岂知斯大林的对策却是不予理睬。蒋介石在私下抱怨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若不能大忍，则决不当此重任也。”过不了几天，当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强调中国的需要时，所得到的结果却是让他感到对方“挟货骄人”，使他大为愤怒。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不得不承认，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大大地超过英国和法国，因此也无法过分对之加以责难。[128]
2.蒋介石对于欧洲局势将如何影响中日战争的思考
照理说，中国此时为了埋头抗战早已自顾不暇，对于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自不应有太多精力加以关注。但是事实则不然，因为这些列强在亚洲和中国内地都各自有强大的利益所在。即便是中国不想去操心欧洲事务，欧洲列强也不会放过中国，而是会为了其自身利益去主动干预中国事务。这样就逼得中国政府也必须密切注视欧洲局势的发展，做出及时的相应决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瞬息万变的欧洲局势，蒋介石心中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究竟欧洲局势如何演变才会对中国抗战前途最为有利？因此毫不奇怪地，他的看法随着时间在改变，时或前后矛盾。但是自抗战开始以来，他有一个不曾改变的信念，那就是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关系的消长，很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他虽然不能预测这个影响具体如何，但是期望能对中国有益。正是为了争取这个机会，中国更必须坚持抗战，不可半途而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38年开春时节，他的看法会是“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说“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也”。[129]至于为什么倭寇必败，蒋介石当时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到了1938年夏末秋初，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已经是蒋介石脑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如前所言，到了5月底中德关系恶化之时，蒋介石还认为欧战如果发生，则可能导致德国失败。而到了9月中旬，他却写道：“欧战如能不起，则于中国总有利也。”才过不了几天，蒋介石却又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欧洲于我最后胜利，总有补益也。”[130]不过蒋介石的语气并不坚定。诸如谁会参加欧战、欧战何时可能发生之类问题，只是刚刚进入他的思维，尚未形成定见。
不过到了9月中旬，蒋介石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逐渐趋向复杂和细腻化。依他所见，如果欧战爆发，则首先，日本可能趁机向中国宣战，借此振振有词地封锁和控制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境内的租界；其次，中日战争在未来的欧战停战会议上可以借外力一并解决；最后，中国也可以趁机敦促英国和法国，在国际联盟组织里通过决议制裁日本侵略行为。[131]
到了9月底，国际联盟通过引用国联盟约第16条对日本施行制裁，但具体做法则由各个会员国自行决定。这个发展在蒋介石眼中，代表着西方各国已趋向愿意承担把日本视为侵略国而付出的代价。这个发展对于中国的士气和秉持的法律主张显然是一大鼓舞。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写道：“如果欧战爆发，于我将来对倭之战略应重新考虑，此于倭寇是否参战攻俄，实为一大关键。然无论如何，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需作战到底。”[132]以上可见蒋介石分析欧洲事务渐趋明朗化，那就是，中国在欧战发生的局面下，更需要对日抗战到底，才能阻止日本从欧洲的乱局中渔翁得利。
但是蒋介石也推想到，假使欧战不爆发，则欧洲列强就更有精力去牵制日本，而对中国有利。蒋介石也察觉到，中国政府内有许多领袖乐观地认为欧战爆发对中国最为有利，但是他也看出一个相反的可能性，那就是一旦欧战爆发，列强忙于应付欧洲事务，而日本又决定不参加欧战的话，其结果将可能使日本更敢于扩大侵略中国，而不必担心受到列强制裁。[133]
此时最让蒋介石体会到中国抗战和欧洲事务休戚相关的，是苏联的态度。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在1938年前半年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把苏联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武器来源国，但是苏联运送武器的速度一直让中国感到不满。即使经过再三催促，苏联方面也并未采取积极行动，其用意似乎是观望中日战争的变化。1938年夏季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西撤，武汉成为日军进犯的下一个主要目标，而国民政府也希望经由苏联的武器供应可以巩固武汉防卫，但是苏联却无动于衷。等到10月初，欧洲军事局面紧张，苏联开始担心国民政府可能放弃武汉的防守甚至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斯大林才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承诺，可以向中国提供装备60个师的武器和500架飞机。这个动作让蒋介石不禁感叹，国家间“只有利害，毫无信义，更无是非。弱国惟有公理与信义是从。凡不义之物非礼之事，虽至穷困败挫，亦不能有动于中。区区武器何足为意？且其已订之物尚不能如期交货，则其示意之事更不足计矣”。[134]换言之，虽然蒋介石拒绝把斯大林的承诺当真对待，但是他进一步了解到欧洲局势和中日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 对于抗战前途的展望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政府从未和世界强国进行过长期战争。事实上，在此前一百年间，中国在抵御外侮的努力上，总成绩是屡战屡败。以中国经济的落后，或许即使有一个统治有效的政府，也无法从这个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里榨取出足够的剩余物资，去进行一场大规模而长期的现代化战争。
即便是在抗战最初的数月中，这个困境已经非常明显。战争的费用和资源的损耗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中国政府战前最坏的打算，变成一个最无法克服的困难。中国的军火储藏量急剧减少，而政府又缺乏外汇去向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作为补充。虽然政府不得已发行大量公债以图弥补赤字，但是收效甚微。[135]战争过了一周年时，孔祥熙的秘密报告指出，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由于失去大量领土，政府的总税收只有1.8亿元（法币），而支出却超过15亿元（法币）。[136]换言之，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的8倍。
面对这些境况，法币必然急速贬值，外币的黑市价格急速升高。事实上，有些政府领袖开始相信，外币储存量的降低才是中国财政最大的困难，其对中国生存的威胁甚至超过战场上的军事挫败。[137]
五 中国主动展开对美外交
本章以上几节反复地说明中国内政情况、中日战争的进展和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其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改变对美政策的历史背景。
中国政府在甫一开战立即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导致国民政府领袖认为只有列强的援助才能帮助中国免于全盘溃败。由于缺乏外汇，中国政府被迫以原料支付购买外国武器的款项。这种交易方式对于中国当然极为不利，其原因是中国的原料生产力相当有限，而运输更是一大困难，以致中国根本无法出口大量原料去支付采购武器所需的款项。因此，中国政府的希望是马上就能获得西方武器，但是将来以输出原料作为偿还。中国政府更希望的是能够直接从外国获得借款，以之购买武器。
基于这些考虑，蒋介石才开始在他的全球战略视野里，提高了对美国的评价。大约在1938年早春，蒋介石眼中美国所能扮演的角色开始复杂化。比如说，首先，他认为美国对远东问题大概会改变政策，不可能长期对远东问题置身事外。依他估计，罗斯福大概在今后一两年内会对远东问题采取更积极措施。到了4月初，蒋介石注意到美国通过立法提升海军力量，同时英美两国也充实军备。他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个重大打击。其次，他相信由于日本越来越了解它不可能以武力屈服中国，因此也将会更努力地把英美两国拉进中日战局，企图利用两国的干预去迫使中国接受向日本寻求妥协。[138]
除了这两个推测性的想法之外，更具体的是，他开始首度向罗斯福提出要求给予中国经济援助。[139]正如蒋介石告诉孔祥熙的（2月初），他认为从英国得到经济援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英国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国家，而从苏联得到经济援助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它自己也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美国最可能帮助中国，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舆论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力。虽然蒋介石本人并非一位民主制度的信奉者，但是他或许是受到妻子宋美龄或是妻舅宋子文的影响，因此相信只要美国人民能够明确表达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则美国国会必定会顺从民意，而罗斯福也会对中国进行实际支持。蒋介石同时也认为，罗斯福对于亚洲危机不但具有准确了解，而且有决心去处理亚洲问题。因此，从中国的对美政策着眼，最需要做的就是去影响美国舆论。这也就能解释蒋介石为何授权孔祥熙可以编列每个月10万元美金的预算，在美国推展民间宣传活动。[140]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到了此时已经渐渐开始体会到美国的重要性，而且开始探索一些方法去争取美国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求美国协助的性质、目的和程度，仍然极为有限。蒋介石在1938年1月30日致罗斯福一封长信，十之七八是讲客套话，称赞美国的立国精神和对华友谊，只有到了最后一段才讲到实质性问题：“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抗战。”至于援助的金额则未置一词，显然中方只知申论主旨而并没有产生方案向美方提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接下来说：“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想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141]换言之，中国政府没有具体企望，一切听由罗斯福“裁夺”。至于罗斯福意想中的解决方案是否也符合中国的意想，则更是遥远话题。
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中国政府开始更积极地思考如何展开对美国外交工作。在中国政府并不指望得到美国援助之前，王正廷大使的作为未曾引起政府重视。但是一旦抗战的需要提高了美国的重要性，政府就无法再对王正廷的外交能力视若无睹了。
（一）王正廷大使的缺失
总的来说，在王正廷的主持下，中国对美外交在三方面出了大问题：公共关系、借款和官方来往。
1.公共关系
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中国政府最基本的目标是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而王正廷本人也是中国官员中最早强调美国公共舆论重要性的一位。王正廷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颇为暧昧，但是美国人民则显然同情中国。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该准备长期地增加对美宣传经费，争取美国舆论转向对中国有利，借此导使美国政府采取亲华政策。[142]
具体地说，王正廷的计划是开展一个全方位的宣传攻势，动员美国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分子去支持中国的抗战。虽然王正廷的观点颇为有道理，但是他的实施计划却是极度商业化。他的方法并不是经由个人努力去接近美国群众，也不是借舆论力量去影响美国人民，而是去雇用美国人经营的公关广告公司去影响美国人，为此不得不花钱雇用一大批美国人士作为帮手，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宗教领袖和新闻记者等。[143]
事实上，王正廷本人并不了解如何去估量民意支持度，而他属下的使馆职员又多属无能，其结果只是浪费公款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无怪乎王正廷会所托非人，用了一群待价而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而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毫无威望，根本没有能力去改变一般人民的态度。简言之，公关活动完全失败。
2.借款交涉
王正廷在借款方面表现得同样无能。王正廷和美国的银行界不熟悉，又和联邦财政部缺乏联系，导致他的借款方法显得杂乱无章。他采取最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雇用美国商业人士做代理（掮客）去和银行打交道。不幸的是他所用非人，找了一批自私自利的银行家、律师和一些自我吹嘘有内线关系可以直通财政部的个人，他们大肆夸耀可以替中国借到大量贷款，引诱王正廷上钩。
由于王正廷热衷于借款，但是又缺乏能力去评估这些“掮客”的渠道和能耐，更不知道他们工作的虚实，以致付出了大笔佣金却得不到实质性结果，只落得受骗上当。[144]
王正廷的另外一个致命伤是好大喜功。1937～1938年，他同时开始了几项借款谈判，其中包括一个1000万美元、一个105亿美元和一个6亿美元的借款，而且一度误导重庆政府以为成功在望。然而在花费了大笔佣金之后，却一事无成。[145]
另一个让情况恶化的因素则是孔祥熙，因为他不但放任王正廷去胡作非为，而且不时把王正廷完全不切实际的吹嘘电报转呈给蒋介石和政府领袖们，并且附加上自己的赞誉之词。孔祥熙这种玩忽的处理方式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使重庆政府误以为大批美国借款指日可待。[146]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一直等到1938年初才被宋子文拆穿。宋子文明白指出王正廷的借款谈判是一场“骗局”，只是让不讲道德的美国银行家耍弄中国而已。[147]即便在宋子文开始抨击之后，王正廷和孔祥熙还是没有立即收敛。1938年5月，孔祥熙再度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国可能近期内会给中国一笔巨额借贷，金额达6亿美元。一如往常，孔祥熙向蒋介石宣称，此项借款即将达成协议，而实际上完全出自王正廷的冥想。[148]
王大使对于财务的无知实足令人震惊。他对借款可能达到的成果凭空想象，他对借款的努力懒散无章，他向国内政府长期提供虚假信息。其结果是，重庆的领袖们在战争环境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屡屡被王正廷的乐观报告所鼓舞，然后希望又被现实所粉碎，并且因此一再贻误军国大计。王正廷和孔祥熙不但缺乏判断力，更缺乏现实感。他们的错误情报让中国政府至少损失了一年的宝贵时间，未能及早探求其他的国际财政支持途径。
更糟糕的是，王正廷与他所雇用的中间人签订了许多措辞不严谨的雇用合同，[149]让他不久就陷入几个诉讼案。[150]有些中间人还向美国政府提出诉求，更让中国政府难堪不已。[151]
3.官方外交接触
王正廷大使对美国政治的无知和缺乏判断力，也到了惊人地步，并且直接伤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王正廷的坏习惯是不主动了解和分析美国政策，而是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交书面问卷，要求后者逐条提供答案，然后由他转交给中国政府作为自己的工作成绩，或是径自把他对美国政策的误解向国内政府呈报。[152]比如说，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国政府将于1937年底之前向日本宣战，事后证明这是他完全听错了罗斯福的话语。在1938年2月，他又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对日本施行新一轮的制裁行动，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考虑此类行动。[153]此类误判和误报最终彻底摧毁了政府对他的信任。
就在这个关节口上，胡适也从华盛顿向国内发出了一连串电报，抱怨王正廷的无能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拒绝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合作的真相。这些报告当然更加强了政府对王氏的不满。[154]到了1938年6月，一个事件终于使政府的不满表面化。
此时宋子文直接向蒋介石抱怨称，广东省政府之前曾经交给王正廷7万美元，委托他购买防空用的高射机关枪，但是这些武器从未运达国门。蒋介石为之大为愤怒，要求王正廷立即提出说明。[155]但是王氏却无法提出。
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中国政府又接到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的直接抱怨，指称王正廷无能。摩根索不但是美国财经界的重要人物，还是联邦政府首长中最同情中国的人物，其亲华色彩超过国务卿和其他联邦官员。摩根索访问欧洲时，直截了当地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声称（1938年7月27日），美国政府将永远拒绝和王正廷谈论借款事项，理由是王氏只晓得一味依赖中间人。摩根索的严厉批评终于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王正廷实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尽快予以清除。中国政府当即接受了摩根索的建议，派遣陈光甫赴美，启动了新一轮的借款谈判。
与此同时，王正廷的工作表现在重庆也遭到严厉指责，尤以傅斯年和周鲠生的攻击最为尖锐。[156]由于国内社会普遍认为王正廷和孔祥熙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此大众也认为后者必须对中国对美外交失败负连带责任。也可能正因为孔祥熙对王正廷的呵护，使得宋子文也参加了批王的行列。1938年7月，宋子文公开指斥王正廷两次处理对美借款的失误为可笑，同时还提醒蒋介石，王正廷在一连串处理财务问题上不干净。宋子文警告蒋介石说，由于王正廷已经在华盛顿变成笑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委派新大使赴美。宋子文的警告显然产生了效果，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就开始考虑驻美大使的人选。[157]
（二）胡适成为候选人
当蒋介石本人也逐渐体会到需要另组一个新团队去改善对美外交时，他同时决定这个新团队不但应该有能力改善与美国官方的关系，还应该有能力和美国民间建立沟通渠道。而胡适由于人已经在美国，又在美国民众中享有知名度，因此看起来是一位合适的大使人选。[158]再者，由于胡适相当熟知王正廷的缺失，因此理应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胡适看起来非常适任大使一职，那就是在中国领袖们的外交视野中，美国的重要性仅仅是较前产生了些微的提升而已。中国政府此时还没有把美国看成可能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中美关系仍然可以托付给一位国内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外人”去掌管，这无关紧要。而胡适恰好具有这种身份。在此可以附带一提的就是胡适最重要的身份是学者。20世纪中国政治领袖对学者的态度和学者在政治圈里的地位和分量，都是一个值得后人深入钻研的课题。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的例证是，就在1938年春天，蒋介石还想要延揽国内的人才，成立一个类似智囊团性质的组织，在国家大事上向他提供意见。当时列入名单者包括张君劢、胡适、王世杰、张嘉璈、张季鸾、张群、蒋廷黻、朱家骅、周鲠生、左舜生、傅斯年等。读者可以注意的是，在此11人名单中，至少有8～9人是纯粹的知识分子。[159]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信赖胡适使美，可谓合情合理。到了8月中下旬蒋介石已经相信，政府应该更积极推展对美外交，而且还希望胡适能够安排回国一次进行咨询。胡适回国虽然未能安排，但是在蒋介石心中已经做出决定。因此蒋介石在8月底致函孔祥熙，催问后者有关胡适大使任命和陈光甫赴美事项是否已经办妥，是否需要由他亲自出面写信去敦请胡适。[160]
以上这些迹象显示，胡适被派去美国的最初动力，来自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尊崇他的“美国通”的扎实功夫。但是此后一年中，王正廷的工作不力，政府企图加强对美宣传，加上蒋介石对学者的尊重，使得胡适以“人在现场”的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使继任人，并获得蒋介石的热心推动。但是孔祥熙还在想安排他自己偏爱的人选，甚至不惜抬出美国财政部来做挡箭牌。据孔祥熙宣称，该部官员私下告诉孔，“似以适之使美不甚相宜”。[161]但是这些均不能动摇蒋介石的意志，而美国财政部的保留语言出自孔祥熙的转述，反而促使蒋介石致电王宠惠外长追问胡适使美事的进展如何。[162]
或许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外交部终于在1938年9月17日正式发文任命胡适接替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为中美关系开拓了一个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为了胡适任命大使之事，居然还需要三番两次地去催促外交部，原因就是对美外交并非国民政府外交的重点，因此此时依然在孔祥熙和王宠惠的掌握之下。
注释
[1]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13册，第522～523页；第14册，第38页。
[2]关于抗战前的中日政治军事关系，请参阅张力《总论》，吕芳上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国史馆”，2015，第3～18页；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1938）》，联经出版公司，2015。
[3]《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5，第424～425、472～474页。
[4]顾维钧与蒲立德大使谈话（1938年2月21日），《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5～66页。
[5]亨贝克与顾维钧谈话（1937年11月16日），《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58～659页。
[6]颜惠庆离职后，大使馆的正式编制包括秘书一人、科员一人、美国籍打字员一名，再加上一些从留学生中招聘的暂时性和兼职的事务员。参见微尘《如此外交》，《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第2～5页。
[7]《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远流出版公司，1989，1938年1月15日、1939年7月6日。
[8]《汪精卫致胡适信》（1933年4月2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第194～198页；《唐有壬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4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远景出版社，1982，第73～74页。
[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9日。
[10]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第4页。
[11]有关胡适在1931—1937年对于和战问题的言论，参见蒋永敬《胡适与抗战》，《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12]《胡适致陈英斌函》（1935年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中华书局，1973。
[13]任骏、蒋□：《胡适与蒋廷黻》，未刊稿，第5页。
[14]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第42号，1933年3月19日，第2～4页。
[15]胡适：《敬告日本国民》，《独立评论》第178号，1935年11月24日，第10～14页。
[16]胡适：《今日的危机》，《独立评论》第99号，1934年5月6日，第24页；《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第2～6页。
[17]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第2～3页；《国际危机的逼近》，《独立评论》第132号，1935年1月，第2～4页。
[18]胡适：《整整三年了》，《独立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第2～4页。
[19]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8～13页。
[20]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2日，第6～8页。
[21]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第2～4页；《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第2～5页。
[22]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第2～5页。
[23]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第2～5页。
[24]Chihp.ing Chou, ed.,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1995), p.698.此时正值所谓《何梅协定》签订之时。
[25]《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21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下略。
[26]《胡适致蒋廷黻函》（1937年4月25日），参见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94页。
[27]有关1950和1960年代中国大陆一些学者的言论，参见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93页。
[28]Hu Shih,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15, no. 2 (January 1937), reprinted in Chihp.ing Chou, ed.,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p. 701.
[29]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第1611页；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86～198页。
[30]《胡适致蒋廷黻信》（1937年7月3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200～201页。胡适在1948年1月12日所附的一张纸条上的文字显示，上述给蒋廷黻的信件可能并未寄出，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202页。
[3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31日。
[32]王世杰对于他和胡适谈话的记录，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33]胡适信件的原件，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33辑《和平酝酿》: 45688。以下所引该馆所藏档案，不再注明。
[34]《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近代史资料》1995年第2期。
[35]会议上多数人不但否决和平，同时决定加速备战。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7日、11月21日。
[36]《胡适致蒋介石函》（1937年8月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22002。
[37]《胡适致蒋介石函》（1937年8月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22002。
[38]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1937年10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事实上，当时许多人都担心战争的代价可能太大。参见张忠栋《胡适五论》，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111页。
[39]《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日。
[40]《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5日。
[41]《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7、9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下略。
[42]《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0日。
[43]《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0～17、23日。
[44]《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4、15、25日。
[45]《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
[46]《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4、7、12日。
[47]《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3日。
[48]《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4日。
[49]《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9日。
[50]《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6日。
[51]《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9日。
[52]《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有关七七事变中日双方的信息沟通渠道、决策过程和南京—东京—北平三地中日政府及前线军人的角色和互动关系的最新诠释，参见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第一章。
[53]《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8、9、11、25日。
[54]《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0日。
[55]《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1日。
[56]《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5、6日。
[57]《胡适致蒋廷黻函》（1938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364页；《胡适笔记》（1938年1月1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202页。
[58]关于胡适被选为驻美特使的背景，请参阅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氏著《民国百人传》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113～213页。
[59]《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30日。
[60]《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23日。
[61]《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31日。
[62]《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5日。
[63]《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0日。
[64]《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5]《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5、17日。
[66]《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7]《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辑。这些情报对于研究和谈非常有参考价值。
[68]《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9]《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
[70]《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3日。
[71]《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
[72]《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
[73]《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9日。
[74]《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9、30日。
[7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9月7日、1938年5月1日，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
[76]王松等：《孔祥熙和宋霭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180～197页。
[77]孔祥熙一直到10月14日才返抵国门。细节请参阅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陈兴唐《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7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19日；王世杰《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两三事》，《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第12页。
[79]《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0日、9月4日。
[80]《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21、29日。
[8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9月7日。
[82]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11、114页；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氏著《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13～213页。
[83]张忠绂：《迷惘集》，文海出版社，1978，第115～116页。
[84]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9月12日；余伟雄：《王宠惠与近代中国》，文史哲出版社，1987，第104～105页。
[8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7月23日。
[86]《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22日。
[87]《钱端升自纽约致陈布雷电》（1937年12月2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6021841。同样电报见《胡适致陈布雷电》（1937年12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43。
[8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7日。
[89]胡适的抱怨信，见《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日。
[90]详情见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chap. 3－5。
[91]《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
[9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6日。
[93]“倭又托意大使来调停，可鄙。其固穷可见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3日。
[94]《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4日。
[95]《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4日。
[96]《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21日。
[97]《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4日。
[98]《胡适致陈布雷电》（1937年10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2010。
[99]《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4日。
[100]《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7日。
[101]“嘱孔不可另行接洽。”《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3日。
[10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
[103]《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23日。
[104]《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30日。
[105]《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2日。
[106]《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13日。
[107]《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14日。
[108]《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9日。
[109]《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9日。
[110]《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日。
[111]《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3日。
[11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7、31日。
[113]《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8、11日。
[114]《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4日。
[115]《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5日。
[116]《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9、27日。
[117]《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5日、12月10日。
[118]《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7日。
[119]《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
[120]“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德国失败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20、26日。
[121]《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7日。蒋介石日记没有指明款项的币制，依他的习惯，应该指的是法币。其中用4亿元购买飞机一项值得注意。在此抗战初期，中国已经想要购买大批飞机，这和后来美国指责蒋介石天真幼稚，只想靠美国空军击败日本的揣测完全违背，不过是少数美国将领的自作聪明而已。
[122]《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2日。
[123]《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1日。有关苏联飞机和陆军武器援华的情形，参见H.H. Kung Papers, Box 10, Folders 1, 2, 4, Hoover Institution。
[124]《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日、7月7日、8月30日。
[125]《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5日，10月13、14、15日。
[126]《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4日。“下午会德大使，告其解除德国顾问契约。我不愿其国民为中国关系而违反其政府命令也。”
[127]《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3日。
[128]《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8、17日，10月6日。
[129]《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0、13日。
[130]《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6、24日。
[131]《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8日。
[132]《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28日。
[133]《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29日。
[134]《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6日。
[135]《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18日、1938年2月2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王世杰日记》，1938年2月16日。
[136]《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7日。政府领袖如孔祥熙、何应钦、徐堪和邹霖就战时问题所作的秘密报告，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7月27日、8月7日，9月8、9、11日，11月5日。又见《徐永昌日记》，1939年1月29日。
[137]《王世杰日记》，1938年5月19日、7月25日。
[138]《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日，4月8、9日。
[139]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8年1月30日。
[140]参见《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指示》（1938年2月6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2010.30/4450.01－009，＃12716。
[141]《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38年1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78～79页。
[142]《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7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6015844。
[143]这些人每个月向使馆要求支付的服务费用大约是1.2万美元。参见《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12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6015005。
[144]有关这些交易的细节请参阅 Mr.K.P. 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 Box 4, C －1,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有关双方的法律诉讼详情，参见 Case of Rudolf Hecht vs. UTS, Group A, Box 4, Folder C2；《翁文灏日记》，1938年9月4日；李传玺《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1页；《王世杰日记》，1938年3月15日。
[146]《孔祥熙自诺曼底Normandy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7日）、《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0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23日）、《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12月7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1册：26031380、26015269、26010601、26021856。
[147]散见1938年1—8月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和王正廷之间有关借款谈判之往来电文，《特交档案·外交》第40册《美国经济援助》: 48696－48709。
[148]《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17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7014660。
[149]A. P. Laissue案件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11日。For the case of Rudolf Hecht, see K. P. Ch.en file on the "Case of Rudolf Hecht vs. UTC",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 Box 4, C－4.
[150]Hu Shih letter to Kung, January 24,1940,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 Box 1, F－3.
[151]《翁文灏日记》，1938年8月14日、1939年6月5日、1940年2月14日；《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2月13日，Mr.K. P. 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 Box 2, F－2; K. P. Ch'en letter to Kung, February 15,1939,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 Box 4, C－1; "China Loan Agent Sues for $ 1000000",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1940;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 Box 1, G－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日，1939年7月6日、9月14日、10月21日，1942年2月4日；《孔祥熙致陈光甫电》（1939年7月4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5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written by Hornbeck, December 13, 1937, Hornbeck Papers, Box 59, Hoover Institution;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37页。
[15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5～66、270～271页。
[154]《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日。
[155]《蒋介石致王正廷电》（1938年6月8日），《特交文卷·交拟稿件》第8册：517。
[156]《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23日。
[15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15日），《特交文件·亲批文件》第45册：3281；《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6日。
[158]《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1～272页。
[159]蒋介石1938年3月6日手示，《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60100126006。
[160]《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1日；“适之任大使事，务请即日发表。”《蒋介石致孔祥熙函》（1938年8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31022。
[161]《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88。
[162]《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