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塑造了我们
朝鲜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会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烟，它使用打火机的样子熟练得像个老烟枪。既然动物也可以使用火和工具，那么，什么才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清晰边界呢？
火、语言、工具？
当我们在说人类时，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为大家介绍展览时，通常会从一个古怪的问题开始。我会对来访的观众说，今天在这个展厅里的各位想必都是人，至少自认为是人，那么大家凭什么说自己是人呢？从各位自身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其他的物种之间清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国博做讲解员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从观众那里得到各种各样有趣的反馈。
有的观众说，只有人类可以使用火，动物则不会。听起来确实如此，我们很少能回想起动物使用火的情景，那么“火的使用”是否可以算作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线呢？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朝鲜平壤动物园里有一只黑猩猩，它长期观察了人类的行为以后竟然学会了抽烟，它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烟时的样子熟练得像个老烟枪，目光放松淡然，深沉的侧脸在迷离的烟雾中看起来像一个厌倦了江湖恩怨而选择在胡同里修车维生的“老炮儿”。当然，动物园里抽烟的黑猩猩是个个例，抽烟本身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于黑猩猩。不如我们换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只著名的雄性倭黑猩猩（黑猩猩的近亲）名叫坎兹（Kanzi），它在火的使用方面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坎兹不仅仅可以用火简单地烧东西，它在点火之前还会小心翼翼地收集柴火，将柴火整理好之后用火柴点燃，再在火上摆放烤架和锅具，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做饭。这一系列的行为表明，坎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是在有规划、有目的地使用火。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动物使用火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只有人类会使用火的话，那就等于承认坎兹和平壤动物园里的那个抽烟的“老炮儿”也是人，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
有人或许会觉得以上这两个例子并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因为它们使用火的过程中人类干预太多，那么自然状态下是否也有动物可以自发地使用火呢？答案是有的，比如澳洲的一些鸟类，森林起火时，会故意叼起一些着火的枝条扔到森林中未着火的区域以扩大火势，这样一来它们就能在混乱中饱餐一顿了，就好像为了免费吃自助餐而在餐厅里纵火一样。这些鸟类的流氓行为也可以说明，是否会利用火并不是区分人和其他动物的清晰的边界。
还有人说，人类有语言，而动物没有。我们确实很少听到动物在一起用语言交流，互相“说话”。但是语言的本质其实是靠振动介质（比如空气或水）产生声音，进而在个体之间传递信息。不少动物，尤其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其实是可以用这种形式进行简单交流的。鲸鱼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有些种类的鲸鱼可以将自己的“歌声”传播几百英里进而与其他鲸鱼进行交流。一英里相当于1.6千米，假设“鲸歌”的传播距离为200英里，那么换算成公制足足有320千米，这几乎相当于你站在北京的大街上，用自己的嗓子和一个位于石家庄的人“说话”，就声音信息的传播范围而言，鲸鱼比我们人类语言要强很多。
有趣的是，动物不仅可以用声音进行交流，甚至在动物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曾经被认为只有人类语言中才有的现象。比如，达尔文时代人们就曾经意识到，栖息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鸟类，鸣叫时也存在着因为文化传承的差异而导致的“地方方言”。那些小鸟也不是天生就会鸣叫的，雏鸟就像人类婴儿一样，需要从父母和社会中的其他“老鸟”那里学习如何用声音表达自己，需要经历一个从咿呀学语到流畅表达的过程。
更令人惊奇的是，动物之间不仅可以用语言进行交流，有的动物甚至可以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数字或文字符号所表达的抽象概念。比如，中山大学有一位人类学家曾经介绍过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难忘经历。他在日本进修时就读于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里曾经饲养过一只名叫“小爱”的黑猩猩，它已经掌握了1000多个英文单词和500多个汉字（这已经是小学文化水平了），并且可以通过iPad（平板电脑）的输入法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想法，向科研人员要苹果吃。2004年，小爱还策划过一次成功的越狱行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黑猩猩认识数字，所以饲养员在输入实验室电子门禁的密码时没有刻意遮挡，小爱在饲养员身后暗中观察，记住了实验室的安全密码，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只黑猩猩朋友越狱了。
黑猩猩性情凶狠而且力量极强，它们可以把手指粗的铁棍子拧弯，所以黑猩猩是猛兽，是完全具备杀人能力的，如果实验室的黑猩猩跑到外边把路人掐死，实验室要负重大责任。当时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吓坏了，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和自卫队，一起抓捕这两个“识数”的逃犯，所幸最后这两个“逃犯”由于肚子饿，自己回实验室自首了，没有酿成大祸。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对语言、数字甚至文字的理解和掌握，未必是区分人和其他物种的清晰的边界。
每当话题进行到这的时候，都会有人眼睛一亮，笃定地说，我知道了，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异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动物不会。不得不说，给出这个答案的人在中学时想必是个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观点，我在中学的政治课中就从老师那里听到过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和实际情况有多大程度的契合呢？
黑猩猩在野外生存时常会捕食一种猴子，这种猴子叫婴猴，它们因时常会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叫声而得名。婴猴是一种夜行动物，白天则习惯在树洞里睡觉。黑猩猩喜欢吃婴猴，逐渐地摸索出了婴猴的活动规律，只要发现一个树洞就凑过去观察一番，看看洞里是否有婴猴。如果有，黑猩猩就会想办法把它抓出来吃掉。有的黑猩猩很聪明，它不敢直接伸手去掏婴猴，因为害怕婴猴咬它的手，于是捡起小树枝去挑逗洞里的婴猴，婴猴自然不会轻易就范，死死地蜷缩在树洞里不肯露头，于是黑猩猩便想出一招，它发现地上横放着一些大树杈，便挑选一根合适的，把上面的小枝杈掰掉，然后用牙齿啃咬大树杈的尖端，直到树杈变得非常尖锐，像长矛的矛尖一样，接着黑猩猩便把长矛一样的树杈用力地捅进树洞深处，把婴猴活活扎死在里面，然后再伸手把它们掏出来撕碎吃掉。
在黑猩猩捕食婴猴的过程中，它们不仅会使用工具，甚至还会制作工具和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进行猎杀活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假如你是一只黑猩猩，在雨林中漫步时突然口渴了，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个小水坑，坑口的面积比较小，水位也很低，作为一只吻部扁平的黑猩猩，你要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
有人说，可以像乌鸦喝水那样往水坑里扔石头；有人说，把水坑挖大一些；还有人说，可以找一些空心的植物茎部，将其做成吸管……
那么黑猩猩是怎么做的呢？中山大学的学者发现，黑猩猩会随手从身边抓一把树叶放到嘴里，嚼得非常松软，变成像海绵一样的絮状结构，再用这团“海绵”放进水坑吸水，等“海绵”吸满水之后，黑猩猩再把水挤出来喝掉。
由此可见，“制作和使用工具”也不能成为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清晰的边界。
那么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一个非常伟大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Dame Jane Goodall），用将近50年的时间在野外观察野生动物。之后这位伟大的动物学家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条清晰的边界可以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分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事情是只有人类能做而别的物种绝对做不到的。当我们在此思考“人和其他物种之间清晰的边界”这个问题时，珍妮·古道尔或许给了我们一些额外的启迪。无数的证据和事实都说明，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并不比动物高贵，动物也并不比人类低贱。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消耗一些动物制品，但是在我们观察自然和接触自然的时候，尽力做到理性和克制或许才是正确的态度。
行文至此，忍不住说一点题外话，今天一些环保主义的拥护者时常会遭到调侃和讥讽，有人批评他们的环保主张流于表面。作为一个支持环境保护的人，我想说的是，环境保护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出于感情的，也应该是出于理性的。人类最高效、最可靠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不是空想，而是去观察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自然界中绚丽缤纷的各类物种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们通过观察抹香鲸的身体结构，设计出了性能优异的攻击型核潜艇；我们通过观察微生物的生态，设计出了用特殊病毒消灭具有抗药性细菌的疗法；我们在观察鸟类的鼻孔结构时得到了启迪，大大改进了飞机发动机的进气结构。类似的这些灵感，仅靠人类自己拍脑门空想是想不出来的，即使真的想出来，也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从工程和医学，从艺术到体育，很多人类社会中的棘手问题，其解决方案就在大自然中，就在大自然万千物种的身上，肆意地破坏环境、灭绝物种，不加克制地去侮辱和杀戮野生动物，在我看来无异于把成吨成吨的博士论文倒进焚化炉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智行为。在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指导下，尽力保护自然界中各个物种的生息和繁衍，才是理智和正当的选择。
如果真如珍妮·古道尔爵士所说的那样，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的话，我们该如何给“人类”这两个字做一个大体上准确、规范的描述呢？
目前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所谓的人类，可以被大体描述为“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企鹅虽然习惯直立行走，但是企鹅不属于灵长类。黑猩猩虽然属于灵长类，但是黑猩猩不习惯直立行走。既习惯性直立行走，又属于灵长类的，就是我们——人。
我先解释一下灵长类的基本概念，生物在分类单元上大体可以划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这几个层次（每层内还有更多的细分），随着层次的递进，某种生物在整个生命系统中的分类情况就会越来越清晰、具体。比如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在生物学中的分类就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
打个比方，如果给我的手机做个类似的分类，或许可以分为：工具界—通讯工具门—手机纲—智能手机目—苹果科-iPhone属-iPhone7种。随着分类层级由大到小层层递进，概念也逐渐地从宽泛变得具体。
灵长类是哺乳纲下的一个目，虽然学术界对其内部分类还存在不少争论，但是从新生代早期到今天，地球历史中大概有660种现生种和化石种被划分到了灵长类下，黑猩猩、大猩猩、金丝猴、狒狒等都是这一大家族的成员。灵长类的物种通常有一个重要特征：大拇指可以和其他四指对握，进而完成诸如抓、握、攀、扣、捏、按等精细的“手部”动作，这些机能是灵长类动物们在植被茂密的雨林中为了适应环境而逐渐演化出来的。
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生命故事在磅礴的背景音乐下继续向前推进，而“造物主”却已经在热带雨林的树荫下微笑着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
匮乏塑造了我们。第一波匮乏，马上就要袭来了。
复杂行为的底层逻辑
生物的性状是基因和环境共振造成的，当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时，有些物种不得不在演化的十字路口处做出自己的抉择。
在冬季，中国北方的一些城市时常会在街道上撒盐以消解积雪，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是因为盐度可以影响水的冰点，盐度越高，结冰所需的温度就相对越低。反之，盐度越低，结冰的所需温度相对也越高。当我们在街道上撒盐时，融了盐的积水要想结冰就需要更冷的天气和更低的温度，如果天气相对没那么冷，一部分积雪就被融化了。
我想，或许正是因为水在结冰时有上述的特质，这个世界才出现了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人类。
如果我们打开世界地图便会发现，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之间有一条细细的路桥将二者相连，这就是巴拿马地峡，它的存在使得太平洋和大西洋很难在中美洲地区进行直接的海水交换。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大约在500万年前，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之间是被海水隔离开的，并没有中间的陆路相连，这使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海水交换，两者的盐度也因此保持一致。但是在距今大约500万年前到30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随着板块的运动，南美洲开始逐渐向北美洲接近，最终南北两大板块迎头相撞，巨大的压力和能量通过海底火山喷涌而出，岛屿随之形成，海底也在巨大作用力的扭曲和挤压下被顺势推出了海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渐渐退去，岛屿也连成了一片，巴拿马地峡便形成了。
巴拿马地峡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的气候，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这个蓝色星球上无数物种的命运，恐鹤（Phorusrhacos）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曾经生活在南美洲的巨型鸟类，据推测，它站立时的身高可达到2.5米，体重可达130千克。这种比姚明还要高两头的巨鸟曾经用它消防斧一样的巨喙残暴地统治着南美洲，毫不夸张地说，数百万年前，南美洲的大片土地都曾经笼罩在“恐鹤王朝”的阴影之下。正如后来美洲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毁灭于欧洲侵略者的军事打击一样，“恐鹤王朝”也被一股来自外部的暴力所推翻，目前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在南北美洲被巴拿马海峡联通之后，大量的北美物种开始通过陆路入侵南美，其中就包括另一种猛兽——剑齿虎。“恐鹤王朝”在“剑齿虎帝国”的侵略之下节节败退，最终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恐鹤只是被这场剧烈的地质变动影响的无数物种之一，远在非洲东部，还有一些灵长类也被波及。恐鹤王朝在南美覆灭，而一个新的王朝即将在东非崛起。
随着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太平洋和大西洋在中美洲地区渐渐地被隔离开了，不仅两者之间的海水交换因此受阻，而且北半球热带地区横贯全球的水道也被切断，墨西哥湾洋流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低纬度东北信风的影响，大西洋蒸腾出的水汽不断地被吹入太平洋，太平洋也因此在水汽和其造成的降雨影响下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淡水补充，可是巴拿马海峡的阻隔使得太平洋无法通过和大西洋进行海水交换而补充盐分，于是太平洋海水的盐度开始不断降低。如同环卫工人在北京冬天的街道上撒盐化雪的原理一样，盐度的降低使得海水更容易结冰，于是北极地区被淡水“稀释”了的太平洋海水更容易冻结起来，北冰洋海冰面积也随之扩大。这一切在形成了自我反馈后会不断地持续加强，全球气温也在其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逐渐变得干燥而寒冷。当然，全球气候的变化是无数种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只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正如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军胜所说的那样：“巴拿马地峡的形成诱发了一个以前没有报道过的海气正反馈机制[1]，这个反馈机制是造成第四纪冰期的最直接原因。”
除了巴拿马地峡的假说，还有一种关于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假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那就是“米兰科维奇假说”。
塞尔维亚学者米兰科维奇（Milankovitch）在20世纪40年代曾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地球气候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球偏心率、地轴倾斜度和岁差等因素的影响。简单来说，地球在公转和自转的过程中，并不会保持绝对意义上的稳定。就拿公转轨道来说，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会在偏圆形和偏椭圆形两种状态下缓慢地相互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有多慢？每个周期大概耗时10万年，公转轨道的不同形状也会影响太阳输送给地球能量的多少。此外，地轴倾斜的角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黄道面的垂线，地轴的倾斜角度大概在24.5度和22.1度之间往复变化，这个地轴角度大小的变化周期大概4万年，这当然也会影响到地球的气候，毕竟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范围变了。再之后就是岁差或者说地轴进动带来的影响，地球的地轴不仅会在角度大小上发生变化，其本身的指向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变化着，这使得地球仿佛如一个晃晃悠悠甩动头部的陀螺一般，地轴在摇摆中完成一个周期大概需要25800年。公转轨道周期、地轴倾斜角度周期、岁差周期，这三个周期叠加共振起来，会规律性地影响地球的气候。米兰科维奇表示，当地球的地轴角度变小，且北半球夏季地球处于远日点时，冰期就会降临，大量的水分会以冰雪的形式被封锁在高纬度地区，广袤的冰盖当然会加剧阳光的反射，造成气温进一步降低，冰盖也随之进一步加大，而正是在这种自我反馈的过程中，地球渐渐陷入了极寒的封冻之中，就目前学界来说，“米兰科维奇假说”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
如果我们漂浮在从上新世（530万年前—258.8万年前）到更新世（258.8万年前—117万年前）的太空中俯瞰地球，并且将时间的流逝速度变成1秒对应1万年的话，用不了几分钟，就能看到北半球白色的冰原从高纬度向南方“流淌”并扩散，仿佛造物主在北极碰洒了一杯冰激凌奶昔。“冰奶昔”流淌过的陆地，肃杀的寒风带来了无尽的幽寒，青青绿草也被冰雪深深地埋葬。与此同时，在东非，墨绿色渐渐褪去，浅绿色晕染开来，那是因为地球上大量的水分以冰雪的形式被封锁在高纬度地区，干燥和寒冷叠加上东非大裂谷极端的地形，使得非洲东部大片的雨林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稀疏的草原。对于树栖灵长类动物来说，曾经熟悉的生存环境消失了，到它们做出命运抉择的时刻了。
如果我是地球生命故事的总导演，我一定要让摄影师给树栖古猿踏上陆地的那一步拍一个清晰的特写，并且让背景音乐在此刻达到最高潮。当年阿姆斯特朗在登月出舱之际，说了那句名言：“这对于我本人来说只是一小步，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个巨大的飞跃。”生命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也要安排同样的桥段，镜头里是古猿的慢动作特写，旁白是一个深沉浑厚的男声：“对于这只无名古猿来说，这只是从树上走下来的一小步，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面对环境的变化，一部分灵长类选择和雨林一起撤退，另外一部分则选择走出鸟啼猿鸣的丰美雨林，挺进长风吹拂的苍茫草原。我们说过，人类大体可以被描述为“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但至于直立行走是如何开始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可以说服所有人的定论。通常来说，像直立行走这种复杂的行为，其起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些因素往往都受一个底层逻辑的支配，那就是像幽灵一样的两个字：“匮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雅布龙斯基（N. G. Jablonski）和她的支持者们持有的观点是：动物直立的体态其实是某种威慑行为。在人类和猿类的社会中，当某些个体意识到冲突临近时，通常会站立起来，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恐吓对方并且表达自己强硬的姿态。我想有人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你坐着和一个人进行一场并不愉快的交流时，对方如果突然起身站立，往往意味着他情绪激动，甚至可能会将冲突升级；当老师在办公室教训学生时，学生不停地顶嘴，老师就会站起来加大“火力”；当辩论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情绪激动但又处于下风的辩手会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向对方猛烈“开火”。
这种起立示威的方式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很多灵长类物种都会使用同样的套路，几百万年前的古猿也是如此。在环境的巨变下，食物分布得很不均匀，古猿群体时常会面临严重的食物匮乏，为了争夺有限而又不可或缺的食物，古猿群体内爆发了日益频繁且激烈的矛盾，恐吓往往可以在真正的冲突爆发之前就分出胜负，那么更善于直立起来的个体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则更有可能成为赢家，进而占有更多的资源，繁衍更多的后代。所以，在这派观点看来，直立行走的“根源”有可能在于双脚站立起来的恐吓行为。
这种学术观点或许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个理论还远远没有成为学界的共识。
另外一种理论也是从食物匮乏的角度出发的，那就是著名的“摄食假说”。这派观点认为，当同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争夺同一种食物的时候，它们会由四肢着地改为蹲坐，或者双脚直立站起来，这样就能腾出双手来采拣食物并快速地送入口中。换句话说，直立的姿势有效地加快了摄食的速度。这在食物匮乏且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当然是个巨大的优势。
不过我想，即使数百万年前的古猿真的在食物匮乏的前提之下，甩开腮帮子、竖起后槽牙，开始了一场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的竞速吃饭比赛，这种理论或许也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除此之外，人的直立行走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它依然和匮乏有关：随着气候的剧烈变化，雨林繁密的植被逐渐变得稀疏，林地渐渐地被大片的草原隔离开来，古猿曾经依赖的食物随着雨林的褪去，分布得更加广泛且稀疏。为了应对这种食物的匮乏，古猿们不得不从一个摄食地迁徙到另外一个摄食地，但是两地之间的距离往往相隔很远，在能量补充困难且需要长距离转移的环境中，一种节能的移动方式就有了巨大的优势，那就是站起来用双腿走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在介绍这个观点时举了一个生动的实例：黑猩猩是自然界中和我们有着最近共同祖先的物种，600万年前我们和黑猩猩才从同一个祖先那里逐渐分化开来，所以黑猩猩在自然界中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但是当黑猩猩被科研人员套上氧气面罩并且推上跑步机的时候，学者发现它们这种依赖四肢的移动方式在相同的里程中所消耗的能量竟然是人类的4倍。举个直观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黑猩猩从北京出发“走”到天津的能量交给人类，那么人类大概能用这些能量从北京出发走到山西太原。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非常恰当，首先，无论是黑猩猩还是人，移动距离都没有那么长，在野外状态下，黑猩猩每天的移动距离大约为2~3千米。其次，在人类刚刚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姿态还不能像现代人这样协调自如。按照利伯曼教授的说法，当年他们的走路方式在节能方面也许只比黑猩猩略有优势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把一个物种搜索食物的范围假设为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摄食范围的面积和其移动半径的平方是成正比的。早期人类移动半径增大一点，其摄食范围就会随之扩大许多。移动半径增加到原来的2倍，摄食范围就会是原来的4倍，移动半径扩大到原来的4倍，摄食范围就会是原来的16倍。如果我们假设食物的分布在大范围内是大体均匀的，也就意味着作为能量来源的食物量也将暴涨到原来的16倍。不得不说，早期人类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去应对匮乏，实在是个妙不可言的主意，因为这种行动方式不仅“节流”，而且大大地“开源”。更善于直立行走的个体，其优势会以几何倍数的速度扩大，毫无疑问，这在匮乏的环境中是个巨大的选择优势。
当然，关于人类是如何开始直立行走的理论远远不止这些，它们未必与数百万年前的事实完全一致，但是每当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我们就能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尽可能地拼凑出当年的事实，描绘出数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背影。
长风吹过萧索的东非草原，野兽迎着朝阳发出苍凉的嘶吼，地平线的远方，几个灵长类动物的身影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移动着：直立行走。当他们走到一片结有果实的林地时，发现那里早已有了主人，双方充满警惕地相互接近，同时都尽可能挺起身体以展示自己的高大和强硬，林地的前主人在反复权衡了双方的实力后选择了知趣地退让，对于这片林地新的主人来说，长途跋涉终于换来了回报。他们走到树下抬起双手以最快的速度把所能触及的一切食物都塞进嘴里大口咀嚼，毕竟在匮乏的大环境之中，无数双觊觎的眼睛会盯着这片并不丰饶的林地，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也许在不久以后，这片林地就会再一次迎来新的主人。
朝阳中，东非草原上“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化作了一个个清晰的剪影，刚出地平线的太阳为他们镶上了一层暗金色的光晕。长风吹拂着浩瀚的草海，不仅掀起一阵阵绿浪，也吹乱了那些灵长类动物的毛发。伫立在风中的他们挺起身体望向远方，似乎在寻找未来的方向。其实他们的命运之路不在远方，而在他们的双脚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