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你们一家被下放去三江，就是因为我。当然，也，也还有我父亲。他去世前还提到过，他好些年都托人问过你们一家的下落，还是他告诉我，你到美国来了。你不能想象，这消息简直让我们如释重负——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今天能见到你，能当面向你表达我的、我们一家对你的歉意，我想我父母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他说得很慢，很镇定。他为这个时刻，准备了近三十年。
她低头拭泪，不是为他的话，是为那世事。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人世了，只有他们活化石一样地存活着，要见证那个时代。她真愿意，她早就忘了它们。
她将被泪水洇湿的纸巾搓成小团，捏在手心，它令她感到安心。噢，你都讲哪去了？我和我妈后来去了桂北分院，跟我爸爸和哥哥团聚。全州比三江那种少数民族山区要好得多。分院在绍水镇上，那里因为有野战军，供给和条件都还好的。她停住，没有告诉他，她再也不敢跟军人的孩子接近。他们每一个人，都让她联想到她的流氓犯，像是她的前科。她看到他睁大了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他的眼睛好大，让她有一瞬的走神。
后来听说，你们家转去桂林的野战军医院。我到长沙读书那年，碰到一个你们大院来的女生，向她打听过。她说你们又转到湖南，从那里又去了成都，就下落不明了。她说你的哥姐都很出色，只有你因为小时候犯过错，一直不大顺。我一听，就再也不敢打听。Ｉ ｃａｎ ｎｏｔ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ｊｕｓｔ ｃａｎ’ｔ（我对付不了真相，根本不行）。她说着，用那手心里几乎溶开的纸团，揩了揩鼻子。
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安静地看着她，像一个局外人。他的沉着安慰了她。我也会想到你母亲，她真是个好女人，我常常想起她，觉得很对不起她。我做了母亲之后，更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很少女人能做到她那样的。她肯定希望我会说出另外的情形，让那糟糕的局面改观，把你从绝境里求出来。她有这个能力的，也有这个特权，但她放弃了。她很了不起。她让我一个孩子坐下，很平等地谈话，她甚至没有暗示我，或引导我说一句假话。她只是拼命抽烟，拼命抽……最后，她说：那他就差不多完了！就是到那时刻，她也面不改色……她用手掌挡住了脸，头侧下去。不能哭，绝不能哭出来，她在心里在急速地提醒自己，手心一片黏湿。
他起身离去，又很快回来。将一杯热茶和一叠纸巾推到她手边。看她优雅地将茶杯端拿起来，他吁了一口气。他这时已看清整个画面，竟生出几分快意，为自己又逃过一劫。随即手脚有些发凉。但那是另一个深渊。也许再没有机会了，再没有。
她的情绪有些平稳下来，他示意她喝茶。她点点头，乖巧地喝了两口，放下杯子，安静地看向他。他怕她又要哭，赶紧说，那是时代的原因，他那时还是个孩子，怪不得你。这话让他心口尖锐一痛。
她歪了头看他，说，我是常想，将它推给时代，很多人都是那样做的，由此寻得太平。像你我的父辈，像你我的兄长。
你不是他们，你不能这么说的，他打断她。
她迟疑了一下，点头。但它让我得了强迫症，是强迫症。它扣在心上，我一不小心，它就钳我的心一下，生疼生疼，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它又像一个怪兽，伏在道旁，可能在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冷不防跳出来偷袭，让你的自尊瞬间挥发。有时我真的很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被它困扰成这样。其实，拿它跟那个时代那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比，它……再说，那时我那么小，那么封闭的社会环境，没有人教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面对那青春的事情。喜欢一个男孩子，感觉非常惊悚，又暧昧，又是那么刺激，那么小的躯体不能控制的。被人一勾引……
她停顿一下，他的脸色变青了，盯着她看，眼神是凉的，像是有点不屑，这不屑刺痛了她。她说，你到底比我大，又见多识广，你可以不做那些事的，你还，你勾引了那么多女孩。在那种时代，你做那样的事情，女孩子们……不是我去说，迟早也有别的女孩会去说的……
他迎着她的目光，很轻，却是很慢地说，特蕾莎，你认错人了。
他看到她的鱼形的眼里跳出两点光，随即暗出无边的黑，无边的暗。他又朝她肯定地点点头。她像一个休克的病人，翻了一下白眼，然后眼睛又慢慢聚焦，最后盯牢他的眼睛，嘴微微开启。
他很轻地说，真对不起，非常对不起。如果我可以安慰你，那就是该告诉你，像美国人讲的，我其实穿过你的鞋子。他看她皱起眉，侧头向前靠过来，像是要肯定自己没有听错。
他凄凉地一笑，也前倾了身子，很轻地说，我虽然不是你的那个王旭东，但我做过你指责的那些事情，是在广西。在你们广西偏远的融江水上。他停下来，好像又坐在母亲床边，成为一个孤寂的少年。他的心被什么钳住了，像她形容的那样，换一个姿势，就被钳得刺痛。他的眼里染上淡淡的雾色。他的手比划起来，那江流，那岸边的修竹，茅草，江心的萝卜洲，悬崖上的青藤，水中的卵石，那枝被时代洪流冲载到他的江心洲上的稚嫩的红梅，被他猛兽般的青春欲望拦腰折断。他安静地躺在江水里，看到南国天幕上的点点流星急落，浅粉的花瓣四散，顺流而下。那水流，和她的泪汇在一起，决堤而去，淹没他们的青涩时光。
他停下来，看她直坐着，脸上泛出清白的光。他低头去喝大吉岭，吞到嘴里是一片冰凉。
旭东！她轻叫了一声。见他愣着不语，她拿杯子，去柜台加了热水，回来递给他。他忘了道谢，低头喝茶，不敢看她。他听到她说，我真愿意我就是她，你就是他。这么多年，我一直将他认作我的流氓犯。
他抬起头，安静地握着杯子，看她。她转着手里的空杯子，目光越过他，有点散：很多年前，在剑桥，我听牧师讲到“赎罪”。我儿时对旭东做下的事，就成了一个十字架，压到心上。我就想，有一天要找到他，要真诚地当面向他道歉，讲出我的忏悔，我才能得救。如果你就是他，我们有过今晚的谈话，我就可以解脱了。
唉，那个夜里看到你出现在电视里，对我来说，就已经放下一大半。我想，你都能来美国访问了，你的人生不会过得很差的。如果我今晚不来，也就很可以了，如果我对自己不那么苛刻的话。你可以不揭穿的。她说着，想做出轻松的样子笑笑，却没笑出来。
他想告诉她，未必。当她从道歉开始，转到指责，他就晓得，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哪怕今夜里，她遇到的果真是她的流氓犯。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只点点头，附和她：我懂。我也一样。我父亲去世前还说过，听人说，她去了美国，很好。父亲是带着这样的消息离世的。只是现在，还是没有答案。
我们就是彼此的答案。她很轻地接上一句。他沉吟片刻，有点犹豫地说，你不用很担心你的王旭东的，我可以告诉你，以他那样的家庭背景，他今天过得不错的几率是很大的。我这么多年做研究，调查的数据都是有统计意义的，它们也支持我的这个说法。就像你，那样的家庭背景，那样的成长环境，使你不会掉到洪水里去，你不可能过得很差的。你的王旭东，一样的道理。而红梅，她的家庭背景本来就是黑五类，我那何止是雪上加霜，简直是置人于死地。
她听懂了他的话，那个可怜的红梅的命运，才是可怕的悬念。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手脚有些发凉。她那一身纯黑，将她的一脸雪白衬得更冷。
我这些年，寻访过很多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士。这个过程，有时我会很夸张地幻想为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不要笑，很矫情吧，但我在说事实。我大学念的是历史，毕业后留校教书，日子可以过得很平静；但是，我少年时代做下的事情，一直咬噬我的内心。那种感觉之磨人，它没法跟别人说的，但跟你讲，你肯定懂。它让我看到一点，那么大的一个时代背景里，那么多的悲剧。其中很多，很可能就是由像我和我的家庭的人参与造成的。
她看到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结，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前额，触到一片光滑。他瞥她一眼，声音越发有些冷：我们是故意的吗？至少我不是的，但是我犯下了，我和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中参与了制造悲剧。我们该推给时代？都是时代的可耻？这样做，好容易。但是我这里——他指指他的心口，说，它不得安宁。这种问题想不得，越想越惶惑。我愿意我是个想得开的人。想不开，我就想做点什么。哪怕回山东老家看看我的异母兄姐，也让人踏实得多。我后来念研究生，很自然就选了“文革”研究。常年在路上，天南海北地跑。我想找出真相，想看一看，在动乱的时代里，时代巨大的悲剧是怎样一笔一画地给写出来的。
可是，像你说的，我真能面对真相吗？那些当年美人的命运，令人悲欣交集。她们之中，结局好坏的比例，跟掷铜板一样，五十对五十，这是个多么大的悬念。你，是好的这个五十，那么，你想想……我只有求上帝保佑她了。我这三十年，不停地忏悔。我过得越好，我的哀伤越深。今天下午，我才听了一个日本二战老兵的报告。他一直强调他对自己在战争时期盲从军部的忏悔。他连战场都没有上过……
他停下来，看向她，像在等她的回答。她小心地问：有时我也会想，忏悔也只是寻求解脱，还是为了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们寻不到安宁的原因？我不敢多想，想得多，会钻牛角尖。
你是做研究的，你也知道，做科学研究的人，在试验室里留下的一本本原始记录是多么重要。它们也许一时用不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但是，做了，就是对科学的尊重。我做那些采访，记录，人家说对后人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看也未必。他苦笑一下，说，这就是萧伯纳讲的，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ｉｎｇ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见她一愣，他摆摆手，又说，但是，我还是要做记录，它是对我经历的时代的一种交代，是对生命中碰到过的人们表示尊重的一种形式吧，我愿意这样想。作为个人的标准，我想，哪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红梅，如果我能在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我的妻女，那么我可能真的走出来了。也许永远也不会说，这点，我还没想清楚。他取下眼镜，在衣角上擦擦，对照灯光照了一下。
她看他将眼镜戴上，才说，你做的那些工作，你的那些记录，会很有价值的。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文·莱维特（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ｔ）最近很畅销的一本书，叫做《Ｆｒｅａｋｏｎｏｍｉｃｓ》（搞怪经济学）。他做的研究，就是从各种记录资料里，挖掘发现人的行为模式。像我们英特尔，还有谷歌等都请他来演讲过，听众非常踊跃。人家都说，他将来可能会因此而获诺贝尔奖呢。
噢？我倒要看看这本书。他从双肩背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让她将书名写下。图书馆该找得到的，她将笔记本递回给他时，加了一句。他接过，用笔在上面划了几下。她在一旁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他抬眼看她，点点头，那眼神有暖意。你觉得，你那时对红梅有很深的感情吗？她问。他的眉头又皱起来，看上去有点困惑。
就是说，你今天回想，你跟红梅，有没有那种叫爱情的东西？她又加一句。他的心又给钳了一下。他想过，要将红梅带出那个山地的；他也真诚地承诺过，他要帮助她那个可怜的家庭……他停在那儿，好一会儿才说，我在这里听过耶鲁大牌教授哈罗德·布卢姆（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的学术报告，他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爱情，是莎士比亚一手创造的。可那时，我们读过莎士比亚吗？我只读过《苦菜花》。她呆住，女主角娟子在山路上与试图强奸她的坏人搏斗……她也读过那本书的，她却没说。
他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偏了偏脑袋，说，那么你呢？你对他有吗？她抬抬眉，心又给钳一下。她哭着奔向竹林的那个夏日午后，有一个瞬间，她想过的，她多么愿意坐在旭东腿上的是她！那个非常流氓的想法，让她生出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她抱紧一竿修竹，听竹叶跟她一起哭得沙沙作响。
见她没答他的话，他笑起来，说，你可以不接受我的采访的。她也跟着笑了笑，心下却生出些许不安。他摆摆手，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是我写的一本书，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概你会感兴趣的。黛青色的封面，叠嶂隐隐的山峦依稀可辨，上面竖排着一行潇洒的行书“另一种历史的故事”。“王旭东著”这几个小号的印刷体，老老实实地缩在封面角边。
她小心地翻开扉页，递过去给他，说，一定好好拜读，给我签个名吧。他掏出笔来，表情庄重地在上面写下：“每一个人的文革，王旭东”。停了一下，他又哗哗添出几笔，才双手递回给她。
她看到“王旭东”的下面，划出一道破折号——“特蕾莎的流氓犯”。她轻轻揿了一下眼角，没有让泪水流下来。谢谢！她说着，将书小心地放进包里。这是一本暂时还不能和家明分享的书，她想，忽然有些难过。
他们走出咖啡店的时候，天色已是漆黑。他们在门口握手道别，退出去一步，又同时倾过身子，轻拥住对方。他在她的背上拍了拍，她才松开了手，鼻子有点发酸。
她说，谢谢你来。改天请你到我家来做客，我们算是老乡吧？他淡笑，说，谢谢。我有你的电话，我们再联系。
她转身走向停车场，告诉自己不要回望。她很深地吐了一口长气，看到远方的天色泛出些许墨蓝。她跟那头怪兽失之交臂，她轻拍胸口，再吁了一口气。她突然想，该叫住他的，让他千万不要将她、将他们今天的谈话，还有这个夜晚，记到他未来的书里。就当做他们不曾见过。她愿意在茫茫人海里，跟他彼此错过。
这个想法令她转过头去。她望向回廊深处，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她有些恍惚，突然，她的视野里出现一团黑影，渐渐逼近，带着凄厉的嘶鸣。
她立刻蹲下来，让怪兽“腾”地从自己的头顶上飞跃而过，奔向前方更深的黑暗。
她扶着廊柱慢慢站起来，转过身去，与怪兽背道而行。
⊙文学短评
“文革”题材是海外华人作家，同时也是国内作家的心病。有过众多关于“文革”的作品。这当然是历史记忆，更是精神治疗。稍有不同的是，本篇呈现了一个忏悔的主题。近二十年来，忏悔不仅在中国是一个热点话题，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小说既表达了加害者对于历史的忏悔，也表达了受害者的忏悔。抢眼的是，忏悔者是女性。越忏悔，越能勾起人们对“文革”压抑人性的反思与批判；越是突出个人，“文革”的可怖的面孔越清晰。这是本文所创造的独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