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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先贤圣哲(3)

孟子的母亲有见识又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她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著名的孟母三迁成为后世传颂的故事。据说,早年孟子一家居住在墓地附近。墓地里每天都有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挖坟掘土。孟子觉得特有意思,也常学着他们的样子拿着小铁锹挖土坑玩。孟母一心想使儿子成为好读书、有学问的人,她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成长,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集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高声叫卖,炫耀着各自的商品。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闲逛,对商人的叫卖声很感兴趣,每天都学着他们的样子,随便抓起一样东西在那里喊叫、喧闹。这种环境对孩子更没有什么好影响了,于是孟母又把家搬到学宫附近居住。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很多有学问、懂礼仪的读书人。在学宫文化气氛的熏陶下,孟子也整天在家读书演礼。孟母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选对了地方,非常高兴,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孟子少年读书时,开始并不用功,见此情景,孟母很是焦急。有一次,孟子从学堂回来,孟母正在织布。孟母问:“你近来学习怎么样?”“还跟以前一样不好不坏。”孟子洋洋得意地说。孟母很生气,举起一把刀把刚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看到母亲把辛辛苦苦织的布割断了,心里既害怕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连忙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学习就跟织布一样,布断了再接不起来,学习不时时用功,不常常温故知新,就永远也学不到本领。”从此,孟子牢记母亲的话,起早贪黑,刻苦攻读。

大约在十五六岁时,孟子离开邹国,到鲁国求学。鲁国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家乡,这里儒学发达。学习中,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毕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孔子有个孙子名叫子思,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子思非常崇拜,但当时子思已经去世,于是孟子就拜子思的门人为师。

孟子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则被称为“亚圣”。他继承孔子的“仁”学,但抛弃了维护周礼的内容。孟子把“仁”学发展成为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治纲领。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是治国之本。所谓“仁政”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兼并战争,要求统治者尊贤用能;经济上减轻赋税和制民之产;教育方面兴办学校,加强教育。孟子一直在为他的“仁政”理想四处奔波。孟子还认为长年的兼并战争是造成人民生活困苦和各种祸乱的根源,他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以缓和阶级矛盾;他认为要想使人民安居乐业,必须减少繁重的赋税,把耕地和房宅基地分给农民使用;他认为国君只有重视贤才,让杰出的人都有官位,天下的贤士才会高兴而来,为国富民强出谋献策;他认为应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使人们懂得忠、孝、义、信的道理,养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长上,办事诚实的品德。

孟子研究的是王道政治,他的学说不单是用来教育子弟的,更重要的是用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因此,孟子一生都积极参予政治活动,总想在哪一个国家贯彻他的王道政治。孟子一生也都在与各种“邪说”作斗争,或著书批驳,或直接辩准,为捍卫儒家的学说而不懈的努力。

孟子在40岁之前,主要活动是为门徒讲学和为邹、鲁等小国出谋献策。后来,他的门徒日益增多,孟子的影响也日愈扩大。虽然邹、鲁等小国的国君对孟子言听计从,但他毕竟是小国寡民,不能左右天下局势,于是孟子就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孟子所到的各大国中,齐国的齐威王一心想用武力统一天下;魏国的梁惠王一心想用战争报仇雪恨;齐宣王一心想争霸天下,讲称霸天下的道理时他有兴趣,讲到具体措施,就没兴趣了。孟子一心想把他的“仁政”推行天下,但是,靠弱小的国家是推广不开的,大国又没人愿意采纳他的主张。

公元前331年在政治生活中落魄不得志的孟子回到了他的故乡邹国,结束了十几年的周游生活。这年他已62岁,从此以后,他不再远足,除了从事他人生三乐之一的讲学之外,全部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孟子和他的学生整理《诗》、《书》等儒家典籍,总结一生的思想活动,潜心著书立说。所编《孟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

“性善论”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本性天生是善的,人生来就有怜悯同情之心,羞耻憎恶之心,凭这种心来推行“仁政”,治理天下就是极容易的事了。

孟子还主张“与民同乐”、“民贵君轻”。他认为在人民、国家、君主三者的关系中,人民最重要,取得天下的根本在于人民的拥护。

孟子主张积极进取,对事业锲而不舍。他认为,有所为就好比挖井,必须坚持不懈,半途而废就会一事无成。

孟子还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点,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在儒家学说中形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即使如此,孟子的思想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名人名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荀子:“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20岁时,就已在燕国从事政治游学。他反对燕王啥把王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燕王啥没有听他的劝告。在燕国的游说失败后,荀子的行踪共有20多年史学记载不清。至公元前286年时,荀子以“秀才”见称于世。荀子年50岁时到齐国游学,公元前286年至前285年,齐国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谏诤,但不获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国几至灭亡。前279年,齐即墨守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齐国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公元前264年,齐襄王去世,荀子在齐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荀子之说在秦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离秦而往游他国。

公元前259年至257年间,荀子曾在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齐国。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任他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坚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国伏死士杀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据说其寿可能高达百岁。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同早于他的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在宇宙观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类可以用主观努力去认识它,顺应它,运用它,以趋吉避凶。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行”对于“知”的必要性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许多思想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所以他主张“明礼义而化之”。他重视教育的作用,特别强调读经的重要作用。他的代表作《劝学》就是劝人们要学“先王”,读“经书”。传经,是荀子劝学的最基本内容。

荀子既是思想家,又兼长于文学,在战国诸子中,他与孟子、庄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荀子》为文的特点,在于“雄浑”。其学问渊博精深,所以行文气魄宏大雄浑,有包容诸家的气概。比如《劝学》总结了治学经验,为后世传诵宗法。在《富国》《王霸》篇中,纵横于古今,引述历代兴亡鉴辙。而《天论》篇,则探微扶隐,极宇宙之玄奥,昌言“天道有常”之旨。文章气势雄浑,为诸子所不及。后人称其文“学分之足,了数大儒”(《艺概·文概》)可谓中的之论。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大,有的说他是孔门嫡传,有的说他是儒门异端;有的说他是法家,是黄老思想家,有的说他是经师,是专制主义理论的祖师……其实,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杂”,他的“异”。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葡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它们都是我们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迹的主要材料。

名人名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10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