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讲座的题目定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遗传前兆”，还引用了一些很棒的DNA结构图。为了赶在计划时间内结束讲座，我的语速比平时稍快，但我只讲了九分钟就被朱莉打断了。
“蒂尔曼教授，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科学家，所以您可能要少用一些术语。”这种事情简直让人恼火。人们可以肆意阐释双子座或金牛座的假定特征或是花上五天时间收看一场板球比赛，却没有兴趣，甚至不愿挤出一点时间去研究研究构成人类自身的基础性物质。
我按原计划讲了下去。临时调整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我相信一些听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来理解我的讲话内容了。
我说得没错。一只手举了起来，是一个大概12岁的男孩。
“你的意思是说应该并不存在单一的遗传标记，而是众多基因相互联系，并基于特殊组合形成聚集表达。对吧？”
完全正确！“还要加上环境因素。这与躁郁症的情况十分相似，就是说——”
朱莉再次打断了我：“那么，非天才的听众们，我想蒂尔曼博士是在告诉我们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与生俱来的。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误。”
“错误”这种用词令人震惊，作为权威人士，怎么能使用含义如此消极的词汇。我不能只专注于遗传问题了。这可怕的用词在我的潜意识中不断发酵，我的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许多。
“错误！阿斯伯格综合征根本不是一个错误。它是一种变异，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潜在优势。阿斯伯格综合征让人更有计划性，精力更集中，拥有创造性思维和超然的理性。”
教室后方的一位女士举起了手。我一心扑在论证上，难免犯了个小小的社交错误，但我随即改了过来。
“后面那个女胖子——不，那位丰满的女士？”
她顿了一下，环顾四周，说道：“超然的理性是否就是没有感情的委婉说法？”
“是同义词，”我答道，“感情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我决定举个例子来证明受感情支配的行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设想一下，”我说，“你和朋友们正躲在一间地下室里，敌人正在四处搜捕你们。每个人都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但你的孩子正在大哭。”“哇哇哇”，我模仿孩子的哭声，这能让我的故事更加生动可信，吉恩也会这么做的。我突然停了下来：“你有一把枪。”
很多人举起了手。
朱莉猛地站了起来。我继续讲道：“你的枪有消声器。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要把你们全杀了。你要怎么做？孩子开始尖叫……”
台下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说出答案。有人喊了出来：“杀了那孩子。”很快，全场都咆哮了起来：“杀了那孩子！杀了那孩子！”
那个提出基因问题的男孩叫道：“杀敌人！”另一个人补充：“伏击他们。”
更多的点子很快涌了出来。
“把那孩子当诱饵。”
“我们有多少枪？”
“捂住他的嘴。”
“不呼吸他能活多久？”
这和我预想的一样，所有的点子都来自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他们的父母没有给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有些甚至想打压孩子们的创造力。
我举起手：“时间到了。非常好。所有理性的解决方案都来自阿斯皮族[1]。其他的人都被感情捆住了手脚，完全无所作为。”
一个男孩突然大声喊道：“阿斯皮族最牛！”虽然我已经在文献中列出了“阿斯皮族”这一缩写，但它对这些孩子来说似乎还是一个新词。这词好像很受欢迎，不一会儿这些孩子便跳上椅子，跳上桌子，对着空气挥舞拳头，齐声高喊：“阿斯皮族最牛！阿斯皮族最牛！”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在社交场合通常都缺乏自信。成功地解决问题可能会暂时性地治愈这一病症，但他们的父母再一次拒绝给出积极的回应，向他们大吼，甚至想把他们拽下桌子。很显然，这些人更看重是否合乎社会传统，而非孩子们的进步。
我想我已经明确表达了我的观点，朱莉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遗传的话题了。家长们似乎都在思考孩子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没有与我进行任何深入讨论，便离开了。现在刚刚晚上7点43分。非常好的局面。
我开始收拾笔记本电脑，朱莉突然爆出一阵笑声。
“天哪，”她说，“我得去喝一杯。”
我不太理解为何她要与一个刚刚认识了46分钟的人分享这一信息。我也想回家小酌几杯，但这完全不需要知会朱莉。
她继续说道：“你知道吗，我们从来没用过那个词。阿斯皮族。我们可不想让他们把这儿当成什么俱乐部。”一个本应该提供帮助与鼓励的人竟然说出了这样贬损的话。
“像同性恋一样？”我说。
“说得好，”她说，“但也有不同。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关系的——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另一半。”这倒是个合理的结论，我完全感同身受，因为在这一领域，我一直困难重重。朱莉换了另一个话题：“你是说在某些方面——某些有益的方面——他们比非病患做得更好？除了杀死小孩。”
“当然了。”我很疑惑为何从事特殊人群教育的人无法从这些人身上的特质中看到价值和市场，“在丹麦，有一家公司专门招募阿斯皮族做计算机应用测试。”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朱莉说，“你真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有时间去喝一杯吗？”她把手搭到了我的肩上。
我本能地缩了一下。这绝对是不妥当的接触。如果我对一个女人做出同样的动作，是一定会惹上麻烦的，她没准儿直接向院长状告我性骚扰，我的事业可就完了。当然，没有人会因此而非难她的。
“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
“不能不去？”
“真的不能。”在成功弥补了浪费掉的时间之后，我绝对不会再次让我的生活坠入混乱。
在遇到吉恩和克劳迪娅之前，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首先是我的姐姐。她是个数学教师，但对在该领域更进一步钻研并没有什么兴趣。她就住在附近，每周来看我两次，有时也不定时过来看看。我们一起吃饭，讨论一些琐事，比如发生在我们亲戚身上的一些事情，还有与同事的社交往来。每个月的某个周日，我们都会开车到谢珀顿一次，和父母、弟弟一起共进晚餐。她一直单身，可能是太过害羞，也没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吸引力所致。由于一次恶劣的、不可原谅的医疗事故，她如今撒手人寰。
我的第二个朋友叫达夫妮，在结识吉恩和克劳迪娅之后，我们的友谊也同步并行了一段时间。达夫妮的丈夫罹患痴呆症，被送到了疗养院，她随后搬进了我家楼上的公寓。她的膝盖不好，肥胖症让情况更加恶化。她至多只能挪上几步路，但头脑很好，智商极高。我开始定期去看望她。她从未获得任何正式的资格认证，一直都在扮演着传统的主妇角色。我认为这完全是在浪费她的才华——特别是当她付出关爱却得不到后代回报的时候。她对我的工作十分好奇，我们开始了一个名为“教授达夫妮遗传学”的计划。我俩都对这个计划十分着迷。
达夫妮开始定期到我家吃晚饭，因为给两个人煮一顿饭产生的规模经济要远远超过单独做两顿饭。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都会去7.3公里外的疗养院看望她的丈夫。在往返14.6公里的旅途中，我会边推轮椅，边与她进行一些有关遗传学的有趣对话。在疗养院，我到一旁读书，她会与丈夫说说话。她的丈夫能理解多少真的很难判断，但很少是肯定的。
达夫妮的生日是8月28日，那正是瑞香花盛放的时节，她也因此得名[2]。每年生日，她的丈夫都会送上瑞香花。在她看来，这是件无比浪漫的事。她向我抱怨说，即将到来的生日将是她56年来第一个不能收到瑞香花的生日。解决方案再明显不过。她78岁生日当天，我用轮椅把她接到我的公寓共进晚餐，并买了一些瑞香花送给她。
她很快就识别出了这种味道，一下子哭了出来。我以为自己犯了大错，但她告诉我这是幸福的泪水。她也很喜欢我为她做的巧克力蛋糕，但感动程度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晚饭期间，她发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声明：“唐，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
这和我的经历大相径庭，那些曾被我短暂吸引的女人最终都会拒绝我。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事实——从我童年设想未来长大成家开始，到我放弃这个念头为止，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我可能根本不适合结婚。
她的论据倒是十分简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从数据上来看，她基本上说得不错。但遗憾的是，我找到这个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还是对我的头脑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就好像一道数学题总要找到答案一样。
她接下来的两个生日，我们都复制了献花仪式。达夫妮的反应不如第一次般强烈，但我也会给她买些其他的礼物——有关遗传学的书籍——她看起来十分高兴。她告诉我，生日一直是她一年中最喜欢的日子。这种观点在儿童中十分普遍，因为可以收到礼物，成人也会有如此想法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为达夫妮第三次庆祝生日后的第93天，我们一起去疗养院看望她的丈夫。在路上，我们谈起她几天前读过的一篇遗传学论文，我发现她忘记了文中的好几个要点。这不是近几周来她第一次出现记忆问题，我很快意识到应该对她的认知功能进行一次测评。测评结果是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
达夫妮的智力水平下降得很快，没多久我们就无法再继续讨论遗传问题了，但我们还是在一起吃饭，去疗养院。达夫妮现在主要会谈及她的过去、她的丈夫和家庭，我大体可以总结出她婚姻生活的模样了。她仍然坚持我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伴侣，和她一样过上极为幸福的生活。有一些补充性研究用事实支持了达夫妮的观点：已婚男人的确幸福感更高，寿命也更长。
有一天，达夫妮问我：“我的下一个生日是什么时候？”我意识到她已经丧失了记录时间的能力。我想若是能让她的幸福感最大化，撒个谎也无妨。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反季买到瑞香花，但情况顺利得超乎想象。我发现有一位遗传学家出于商业因素的考虑，正努力改变并延长花期。他可以为我常去的花店供货，我也可以为达夫妮举办虚拟生日晚宴了。从此，每当达夫妮问起我生日的问题，我就会重复这一流程。
最终，她也不得不住进了她丈夫所在的疗养院。随着她记忆能力的不断衰退，我们庆祝生日的频率越来越高，直到我需要每天都去看她。花店甚至给了我一张特别优惠卡。我计算了一下，按照举办生日晚宴的次数来看，她207岁时开始认不出我是谁，319岁时不再对瑞香花有任何反应，我也不再去看望她了。
我没有想到朱莉会再次联系我。和往常一样，我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再一次出现了错误。讲座结束两天后的下午3点37分，我的手机显示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朱莉留言要我回电，我想一定是那天我有什么东西落下了。
我又错了。她想要与我继续有关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讨论。我很高兴我的讲座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她建议我们共进晚餐，但这可不是个开展高效讨论的好方式。不过，考虑到我通常一个人吃饭，所以重新安排时间还是很容易的。背景资料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对什么话题比较感兴趣？”
“噢，”她说，“我想我们可以随便聊聊……相互了解一下。”
这听起来毫无重点可言。“我至少需要知道一个话题的大概范围。我讲的哪部分内容特别吸引你？”
“嗯……我猜是丹麦电脑测试员吧。”
“是计算机应用测试员。”这我可真要提前准备准备了，“你想了解些什么？”
“我在想要怎么找到他们。大部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成年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毛病。”
这是个好问题。随机面试的做法对检测一个患病率不足0.3%的病症来说绝非高效。
我做了一个猜想。“我想他们会用问卷作为初步筛查的工具。”我还没有说完，就感觉头上灵光一闪——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
问卷！多么明显的解决方案啊。一份目的明确、科学有效的问卷配合当前的最佳实践，就可以筛掉那些浪费时间的女人、没有条理的女人、对雪糕有偏见的女人、抱怨视觉骚扰的女人、水晶球占卜师、占星师、贪恋时尚的女人、宗教狂热分子、严格素食者、看体育比赛的女人、鼓吹创世论的女人、抽烟的女人、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女人、相信顺势疗法的女人。最终，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剩下那个最完美的伴侣。或者，现实一点，得出一份可控的决选名单。
“唐？”是朱莉，她还没有挂断，“你想什么时候见面？”
情况不同以往。优先顺序已经改变。
“不可能了，”我说，“我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
我要把我所有的可用时间都放到这个全新的计划上。
寻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