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恩开了门，手里拿着一杯红酒。我在他家走廊停好自行车，取下背包，掏出寻妻计划文件夹，抽出给吉恩准备的草案。整个草案被我压缩进了双面打印的16页纸。
“放松，唐，我们有的是时间，”他说，“我们先吃上一顿文雅的晚餐，然后再看问卷。你如果想要约会，晚餐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他说得很对。克劳迪娅厨艺极佳，吉恩则有不少珍藏的红酒，按不同的产地、年份和制造商依次排好。吉恩邀我去他的“酒窖”——其实并不是在地下——展示他最新购入的佳酿，顺便又选了一瓶酒。餐桌上还有卡尔和尤金妮亚，借着和尤金妮亚玩记忆游戏，我躲过了寒暄的环节。她看到了我标着“寻妻计划”的文件夹，我一吃完甜点就把它放到了桌子上。
“你是要结婚了吗，唐？”她问道。
“是啊。”
“和谁结婚？”
我刚要解释，克劳迪娅就把尤金妮亚和卡尔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做得好，反正他们也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贡献。
我把问卷递给克劳迪娅和吉恩。吉恩给我们倒上波特酒。我介绍说这份问卷的设计遵循了最佳实践，涵盖了各类题设，比如多选题、利克特量表、交叉验证、情景模拟、代理问题等。克劳迪娅让我举个代理问题的例子。
“第35题：你吃动物肾脏吗？正确答案是‘（c）有时吃’。这是用来测试饮食习惯的。如果直接问饮食偏好，她们就会说‘我什么都吃’，之后你会发现她们其实只吃素。”
我意识到现在有很多论证都是支持素食主义的。但是，考虑到我本人吃肉，拥有一个非素食的伴侣，生活应该会更加便利。在目前这个初期阶段，先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之后再视情况调整问卷似乎才是合乎逻辑的做法。
克劳迪娅和吉恩还在研读问卷。
克劳迪娅说道：“约会这一条，我猜要选‘（b）提早一点’。”
这显然是错的，同时也表明，即便是我的好朋友克劳迪娅，也并不适合做我的伴侣。
“正确答案是‘（c）准时’。”我纠正道，“习惯性早到也会积聚成巨大的时间浪费。”
“我觉得提早一点可以接受，”克劳迪娅说道，“她可能是很想给你留下个好印象。这不是什么坏事。”
这观点挺有意思。我记了下来，准备回去考虑考虑，但“（d）晚一点”和“（e）非常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选项。
“我想如果一个女人自认为‘厨艺十分精湛’，那她可能就有点自信过头了，”克劳迪娅说，“问她是否喜欢做饭就可以了。告诉她你也喜欢。”
这就是我想要得到的信息——那些未被我察觉的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如果填写问卷的人如我一般，那她就不会注意到这些差别，但要我所有的潜在伴侣都像我一般忽略这些细节，似乎不太合情理。
“不戴珠宝？不化妆？”克劳迪娅问道。她答得很对，最近一次与院长的会面直接促使我加上了这两道题目。
“戴珠宝并不等同于过度在意外貌，”她说，“如果你一定要问，删掉珠宝，留下化妆。但你可以问问她是否每天都佩戴珠宝。”
“身高、体重，还有身体质量指数，”吉恩看得更快些，“你不能自己算吗？”
“这就是我设计这道题的目的，”我说，“看看她们是否具备基本的算数能力。我可不想找上个数学文盲。”
“我以为你想要对她们的外貌有个大概了解呢。”吉恩说。
“有一道专门考察健康程度的题目。”我说。
“我是说性能力。”吉恩解释道。
“你不能再这样了。”克劳迪娅插进来说。吉恩一直在讨论性的问题，克劳迪娅的话好像是条奇怪的声明。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
“我会加上有关艾滋病和疱疹的问题。”
“停，”克劳迪娅说道，“你真是太挑剔了。”
我刚开始解释患上不可治愈的性病会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克劳迪娅就打断了我。
“什么事情你都太挑剔了。”
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我的策略就是把造成第一类误差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即在不合适的候选人身上浪费时间。当然，这样做就难免会导致第二类误差的产生，即拒绝了合适的人。但是，这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的候选人数量十分庞大。
吉恩接着问道：“不抽烟，可以。但喝酒这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滴酒不沾。”
“等一下，你可是喝酒的，”他指了指我刚刚满上的波特酒酒杯，“你喝得可不少。”
我解释说我也想通过这个题目提升自己。
我们一条一条继续看下去，我得到了一些相当不错的反馈。我的问卷里少了很多歧视性的内容，但我仍自信能够筛掉大部分过去给我带来过麻烦的女人。那个坚持要吃杏味雪糕的女人至少要答错五道题。
我的计划是在传统的约会网站上打广告，贴上问卷的链接，作为对身高、职业、是否喜欢沙滩漫步等常规歧视性信息的补充。
吉恩和克劳迪娅也建议我参加一些面对面的真人约会活动，以此提升我的社交技能。这种对于问卷的实地验证很有价值。因此，在收到线上回复之后，我就立即打印了几份，再次投身到我本想永久抛弃的约会进程中。
我最先注册了一个名为“八人约会”的网站，由一家商业相亲公司打理。在经历了一个明显数据不足且很不靠谱的初步配对流程之后，有包括我在内的四男四女收到了有关约会地点的信息，是一家城市餐厅，已经订了位。我带上四份问卷，于晚上8点准时到达了餐厅。只到了一位女士！由此可见，实地验证是多么重要。这些女人很可能会选择“（b）提早一点”或是“（c）准时”，但她们的实际行为根本南辕北辙。我决定暂时性地接受“（d）晚一点”，因为不能用单次事件以偏概全。我似乎听到克劳迪娅在我耳边说：“唐，每个人偶尔都会迟到的。”
桌边还坐着两位男士，我们握了握手。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和武术比赛前相互鞠躬的礼仪异曲同工。
我开始评估我的对手。那个叫克雷格的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但超重，白色的商务衬衫紧巴巴地箍在身上。他留着小胡子，牙齿保养得很不好。另外一个叫丹尼，可能比我小几岁，看起来很健康，穿着一件白T恤。他的手臂上有文身，黑头发上留有某种美发产品的痕迹。
准时到达的女士名为奥利维娅，她起初（很合逻辑地）将注意力平均分配到三位男士身上。她自我介绍是一位人类学家。丹尼对人类学家的称谓感到迷惑，克雷格则开了一个有关俾格米人的种族主义玩笑。奥利维娅对他们的表现并不满意，即便对我来说都是再明显不过。能与比我社交能力还差的人同处一室十分难得，这让我很是享受。奥利维娅转向我，我刚刚回答了有关工作的问题，第四位男士——自称为格里的律师和两位女士——会计师莎伦和护士玛丽亚便出现了。当晚天气很热，玛丽亚穿了一条既清凉又明显展示性吸引力的裙子。莎伦则穿着常规的商务套装，西装西裤。我估计他们都和我年纪相仿。
奥利维娅继续和我聊天，而其他人则忙着寒暄——在要做出如此重大人生决定的紧要关头，这真是巨大的时间浪费。根据克劳迪娅的建议，我把问卷背了下来。她认为直接按照问卷提问会造成错误的“动态”，我应该把题目巧妙地融入对话中。我提醒过她，巧妙并非我的专长。她建议我不要询问有关性病的问题，并且自行估算对方的身高、体重和身体质量指数。我估计奥利维娅的身体质量指数为19：苗条，无厌食征兆。会计师莎伦的为23，护士玛丽亚的为28。推荐健康指数上限为25。
我没有直接问奥利维娅智商值，而是决定通过她如何回答南美洲原住民梅毒易感性变异的历史影响这个问题来判断。我们的谈话非常有趣，我甚至觉得可以把话题转移到性病上。她的智商值绝对已经超过我规定的最低值。律师格里做了一些在我看来应该是笑话的评论，最终只剩我们二人无人打扰，继续聊天了。
这时，最后一位女士姗姗来迟，迟到了整整28分钟。奥利维娅有些分神，我趁机在膝盖上把三份问卷填好。我没有浪费第四份问卷，因为最后到来的女人声称自己“总会迟到”。这似乎没有对律师格里造成任何困扰，这个每六分钟就要收一次费用的人理应十分看重时间的价值才对。但他显然更看重性，这让他听起来和吉恩越来越像。
迟到的女人出现之后，侍者送上了菜单。奥利维娅看了看，问道：“南瓜汤里用的是蔬菜高汤吗？”
我没有听到侍者的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素食者。
她可能注意到了我失落的表情：“我是印度人。”
我之前就已经根据她的纱丽和体貌特征推断出她可能来自印度，但我无法判断“印度人”是指她的宗教信仰还是文化背景。我过去就曾因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而饱受诟病。
“你吃雪糕吗？”我问。这个问题应该非常适合在素食声明之后提出。接得漂亮。
“当然，我不是一个纯素食者。只要不加鸡蛋就可以。”
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你最喜欢什么口味？”
“开心果，绝对是开心果口味。”她微笑着回答我。
玛丽亚和丹尼到外面去吸烟。三个女人已经被排除了，那个迟到的女人也包括在内，我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我点的羊脑送了上来，我一切两半，羊脑的内部结构便暴露在外。我拍了拍莎伦——她正在和种族主义者克雷格聊天——向她指了指羊脑：“你喜欢吃脑子吗？”
全部出局，任务完成。我继续着与奥利维娅的谈话，她是个优秀的伙伴，甚至在其他几对都离开之后还另点了一杯喝的。我们又待了一会儿，聊天，直到餐厅的人都离开了。我把问卷放回背包，奥利维娅给了我联系方式，我记了下来，以免太过失礼。之后，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这次晚餐。这绝对是一种极度低效的筛选方法，但问卷的价值极大。若不是因为这问卷，我无疑会和奥利维娅约会第二次，她人好又有趣。也许我们还会约会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直到有一天餐厅的所有甜点都加了鸡蛋，我们到路对面去吃雪糕，发现没有不加鸡蛋的开心果味雪糕。在我们为情感关系投入之前看清这一切，总归是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