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武装占领全朝鲜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抗议、谴责美国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侵略行径，进行必要防范准备的同时，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8月，苏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回到联合国。8月4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两点建议方案：一、在讨论朝鲜问题时，有必要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并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二、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并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8月7日，中国《人民日报》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以《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支持苏联代表的主张。
8月20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当月主席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挪威原外长）特里格夫·赖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支持马立克先生代表苏联政府于8月4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提出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全部方案。这提案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亚洲及世界人民愿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邀请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且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否则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负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制止美军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暴行”。
这些，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
然而，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而继续扩大战争。
8月27日开始，美国侵朝的空军飞机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境内。这一天，美国侵朝飞机先后5批13架次，侵入中国东北境内的辑安、临江、安东地区上空轰炸扫射，炸死中国居民3人，炸伤21人，炸坏火车机车、客车、守护车5辆，卡车2辆。继之，于29日，又有4架飞机，侵入中国安东地区上空，杀死中国居民4人，杀伤7人。
对此，周恩来外长于28日，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28日和30日，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侵朝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严重罪行。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继续增加兵力，扩大战争规模。至8月中旬，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地面部队，已有步兵第24师、第25师、第2师、骑兵第1师和1个海军陆战旅，共4个师1个旅，总兵力达7万余人。A由沃尔顿·沃克中将为司令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联合国军”行动的其他国家的部队，也开始陆续进入朝鲜，最先到达朝鲜的是英国第27旅。
尽管美国不断增加在朝鲜的作战部队，但美军仍连遭失败。在7月中旬的大田战役中，美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也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俘虏。至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三八线以南90％的地区，将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仅1万平方公里的所谓“釜山防御圈”内。
美国为了挽回战场上的败局，一面利用其控制地区内的釜山港继续增加援兵，进行负隅顽抗；一面秘密策划乘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在人民军侧后实施大规模的登陆进攻。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夺占敌人后方的越岛登陆作战战术。南朝鲜军和美军在战场上的连连败退，又勾起他要玩一玩老把戏的念头。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5天，他飞到南朝鲜，站在汉江桥头上目睹南朝鲜军的狼狈溃退，就想再试一试这种把戏，但并未确定登陆进攻的具体地点。7月初他指定参谋人员拟制代号为“蓝心行动”的登陆计划。在7月10日完成的这份计划中，预定7月22日，以美军骑兵第1师和海军陆战队第1旅（陆战第1师开往朝鲜的先遣部队）在汉城以西的仁川港，发起登陆进攻。由于骑兵第1师部队没有登陆作战经验，其训练准备和海军为登陆所需的船只准备均来不及，并且仁川海潮落差太大，“蓝心行动”计划遭到海军陆战队第1旅和骑兵第1师军官的一致反对。“蓝心行动”计划只好作罢。
但是麦克阿瑟并未放弃登陆进攻的想法，7月23日，他的参谋人员又制定了一个名为“铬铁矿行动”的登陆计划，登陆地点仍选在仁川，但登陆时间向后推迟到9月中旬，使用的部队为2个师组成的1个军，并将这一意图电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
然而，五角大楼的美军参谋长们，对麦克阿瑟的计划则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一则担心麦克阿瑟在朝鲜用兵太多，将减弱美国用来应付全面战争的预备队；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的把握如何，仁川海潮的涨落差平均为20.7英尺（约合7.0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而预计登陆的9月15日，由于月相的关系，潮水落差将达32英尺（约合9.5米），落潮时，港外延伸的淤积泥滩长达2英里多（约合3公里多），高潮只有2个小时，与下一次高潮到来相距10个多小时，任何一艘船只沉在那里，都会阻塞航道，正好是人民军岸炮攻击的目标。即便仁川登陆能够成功，第8集团军在釜山的防御圈是否有能力实施反攻？如果第8集团军不能反攻，那么，不但登陆部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也失去了登陆的意义。
鉴于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出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和空军副参谋长伊德沃尔·爱德华兹到东京，8月23日，在麦克阿瑟的总部举行一次专门的论证会。参加论证会的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海军陆战队司令多伊尔上将、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副参谋长多伊尔·希基等。除了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外，都对仁川登陆成功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柯林斯和谢尔曼建议麦克阿瑟将登陆地点改在仁川以南100英里的群山，那里没有仁川那样不利的自然条件，并更靠近第8集团军，成功的把握更大。
但麦克阿瑟对这些担心和建议不以为然，他要来一次冒险赌博，以他的能言善辩，打消将军们的疑虑。麦克阿瑟认为，越像仁川这样不易登陆的地方，人民军越缺少防备，况且人民军主力都在釜山前线，而后方空虚，这正好为美军提供了乘虚而入之机。如果在群山登陆，虽然易于成功，但军事战略上的价值不大，而仁川登陆成功则可根本改变美军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他估计仁川登陆成功或和失败的可能性是5000∶1。B他说，投下一个5美元的赌注，我会赢得5万美元。C麦克阿瑟的陈述，以至于谢尔曼也转而与他同样有信心。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计划，得到了杜鲁门的赞许。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仁川登陆计划仍有保留，但8月28日，还是批准了这一计划。
为实施仁川登陆，美国陆军当局批准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步兵第7师组成美第10军，麦克阿瑟任命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为该军军长。为解决美军兵力不足的问题，从南朝鲜征召8600余名新兵补入美第7师，第10军集结时，兵力约7万人，其中陆战第1师2.5万余人，步兵第7师2.48万余人。此外还抽调230余艘军舰和近500架飞机支援配合。
9月15日，麦克阿瑟坐镇旗舰亲自指挥，开始仁川登陆。麦克阿瑟的仁川赌博成功了。这被美国人视为“军事奇迹”、美国历史上“不朽的军事胜利”，麦克阿瑟也被称为“军事天才”。占领仁川后，麦克阿瑟兵分两路，以陆战第1师攻打汉城，以步兵第7师向南切断人民军的后路。釜山防御圈的美军和南朝鲜军于16日也开始了反攻，至9月23日，全线突破人民军防线，向北进攻。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人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实施战略退却。
9月28日，美陆战第1师占领汉城。9月27日，从釜山防御圈北进的美骑兵第1师第7团部队与美第7师第31团部队在水原附近会合，29日、30日，美第8集团军指挥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全部进抵三八线。30日，杜鲁门专门给麦克阿瑟发电祝贺。
此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数超过33万人，另美国远东空军的兵力已达3.6万余人，远东海军达5.9万余人。D
早在麦克阿瑟计划仁川登陆时，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就开始考虑美军地面部队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国务卿艾奇逊、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五角大楼的参谋长们，均主张为消灭北朝鲜人民军，应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艾奇逊说“不能指望部队……前进到一条检查员画出的线，然后停止下来……不应强行下达不许越过三八线的武断禁令。作为一条分界线，它不具备任何政治合法性”。E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应将麦克阿瑟限制在三八线以南，而强烈要求占领北朝鲜。麦克阿瑟更是积极主张占领北朝鲜。虽然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受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观点的影响，反对越过三八线，因为越过三八线会大大增加同苏联或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危险。但这种反对意见被认为是消极的，不实际的。
9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81/1号文件。文件中确定：为击败北朝鲜军队，应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各种军事行动，通过自由选举，在政治上统一整个朝鲜。11日，杜鲁门正式批准了这个文件。布莱德雷后来说：对这个文件中的基本政策，“总统、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并评论说：“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这个国家。”F
然而当时，仁川登陆尚未开始，美第8集团军仍在釜山防御圈内，战局形势尚难以预测。因而，没有把这个文件及时发给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后，美第8集团军全线向三八线推进时，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7日给麦克阿瑟发去了授权他越过三八线作战的训令。指出：
你的军事目标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授权你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在军事上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的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省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苏联如果在三八线以南公开地或秘密地使用大部队，你应采取防御态势，不采取任何扩大事态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报告。如果你的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苏联使用了大量部队，你应采取同样的做法。你不能仅因目标区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行动。但是，如果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部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立即请示华盛顿。
当北朝鲜军队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实际上被粉碎时，你应该指挥韩国军队去负责解除残余的北朝鲜军队的武装，并实施投降条款。……对北朝鲜的占领属何种性质，将依当时的情况而定。你的占领计划和你在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计划要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
指令中还告诉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为他起草一份准备于10月1日发出的要求北朝鲜投降的最后通牒。麦克阿瑟接到这一指令后，于28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他的简要计划：
如果北朝鲜武装部队不按我将于10月1日发出的通牒投降，我将进入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将其消灭的军事目标。
1.第8集团军以现有兵力打过三八线，主攻方向是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目标是夺取平壤。
2.第10军以现在兵力在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然后与第8集团军会合。
3.从本土向朝鲜起运的第3师，初期作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留在日本。
4.只使用南朝鲜军队在定州─宁远─咸兴一线以北地区作战。
5.第8集团军的进攻日期暂定为最早10月5日，最迟是10月30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觉得麦克阿瑟将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分开行动不太妥善，然而，由于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行动“神奇般”地成功，参谋长联席会议自愧：对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持怀疑态度，简直像一群胆小怕事的娇小姐”。G由此，觉得这次担心可能也是多余的，遂于29日批准了这一计划。
此时，美国新闻媒介正在传说沃克的第8集团军到达三八线后，将停下来，等待联合国批准北进的命令。这引起五角大楼的紧张，唯恐由于联合国的阻碍而影响9月27日北进命令的实施。29日，新任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9月中旬接替詹姆斯·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紧急磋商后，由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要求麦克阿瑟先造成越过三八线北进的既成事实，给联合国施加压力。电报说：
目前有报告说，第8集团军曾宣布在韩国各师将在三八线停下来进行重新集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你认识到，你在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不受限制。上面所提到的声明有可能会使联合国处境尴尬，因为在联合国里，人们显然不愿意出现必须越过三八线进行投票的局面。相反，人们希望看到你在军事上已证明有必要这样做。
在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的时候，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当局发出了警告：“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H
10月1日，南朝鲜军沿东海岸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同日，麦克阿瑟发出了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牒。10月2日，下达了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
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于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和印度政府转达，再次向美国提出了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I
然而美国当局认为，周恩来的警告只不过是对联合国的恫吓，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因此，决心一意孤行。
为给美军越过三八线提供法律依据，由美国起草方案，并为避开苏联在安理会上实行否决权，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0月7日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决议确定“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全朝鲜情况的稳定”，“采取一切组织政府的行为，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选举，以便在主权的朝鲜国家内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为达到上述两个目的，“联合国军”可以留驻在朝鲜任何地方。
在联合国大会10月7日通过决议的同一天，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北进，美第1军指挥的美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1师从西部越过三八线。美第10军指挥的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分别于10月9日和10日，从仁川港和釜山港登船起航，准备在元山再进行一次登陆作战。
朝鲜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金日成请求斯大林、毛泽东给予特别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朝鲜战局形势的发展，希望朝鲜人民军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7月初，人民军顺利发展时，毛泽东、周恩来就分析认为，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在仁川、汉城地区构筑巩固的防御阵地，注意防守。当时中朝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尚未互派出大使，中国与朝鲜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有关朝鲜的战况都是通过新闻电讯或苏联通报而获得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曾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请他通过苏联政府向朝鲜转告中国领导人的分析和建议。
朝鲜战局出现僵持局面后，8月和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多次通过苏联政府和直接向朝鲜代表，指出过美军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毛泽东在接见朝鲜代表时曾分析认为：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民军全歼美军，把他们赶下海去；另一种是战争持久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美军将会加强釜山地区的防御，把人民军主力牵制在那里，同时在其他地方登陆。美军登陆的地点可能是仁川──汉城和镇南浦──平壤地区。毛泽东提醒朝鲜同志注意第二种可能。J
8月上旬至9月初，朝鲜判断美军在釜山前线兵力不足，不增加兵力，则不可能发动反攻，在其他地区登陆也困难。8月1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发布命令，“全朝鲜人民军和海军要最后扫荡美国干涉者的军队和李承晚残余伪军，要使八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的月份”。K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在前线的力量已显不足，也确实无力顾及后方。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场形势逆转。9月18日，金日成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谈美军仁川登陆以来三天的战况，估计美军仁川登陆部队有一个师，人民军只有两个新组建的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增援部队又未及时赶到，登陆美军已迫近汉城，人民军已准备长期作战，并已着手动员10～15个新兵师。倪志亮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国领导人。出于对朝鲜作战形势的关心，周恩来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就人民军作战指导问题向金日成提出了建议。经毛泽东审定后，这个建议于9月20日发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建议的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主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军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L
接到周恩来的建议后，金日成非常感谢，并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建议。
然而，美军仁川登陆后，在釜山前线的人民军主力腹背受敌，于9月下旬被迫实施战略撤退，并在撤退过程中遭到切断分割，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损失严重。这时，仅仅依靠人民军的力量，不但已经不能将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而且也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将美军阻止在三八线以南。28日，美军占领汉城，并全线向三八线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军占领汉城的同一天，金日成主持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分析战争形势。政治局一致认为，军事形势是严峻的，汉城陷落后人民军已无力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也无力在三八线以北进行有效的抵抗，美军将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北朝鲜将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必须请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拟于29日以金日成和朴宪永M名义致斯大林的求援信。信中回顾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形势的变化，分析了美军仁川登陆后人民军的困境和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的危险局势，请求斯大林给予“特别的援助”，“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
29日，金日成、朴宪永约见了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向史蒂科夫通报了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就想给斯大林发出求援信，探询史蒂科夫的意见。史蒂科夫表示他没有什么意见，并推说信的内容写什么是劳动党政治局的事。此后，朴宪永将这一求援信交给史蒂科夫。30日，史蒂科夫将其发往莫斯科。
10月1日夜，金日成和朴宪永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成文，直接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并特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禹，持金日成、朴宪永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前往北京。10月3日，朴一禹将这封求援信当面呈递毛泽东。这封求援信与给斯大林的求援信，内容大体相同。金日成、朴宪永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对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深切的关心，百方援助，我们谨代表朝鲜劳动党，衷心的感谢！
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上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的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九月十六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京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了，我们人民军虽然对于上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的任意的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我们的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的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他设施大量的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敌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的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向您提出以上意见，盼望即予指教！
敬祝
健康！
金日成
朴宪永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于平壤N
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动一部分部队到朝鲜作战
此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周年。一年来，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取得了良好的开端。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建国一周年的重大庆祝活动。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了由倪志亮大使转达的金日成、朴宪永关于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给朝鲜以特别援助的请求。这一天也接到了斯大林在接到朝鲜的求援信后，于当天发来的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与朝鲜的事情多少有些隔绝。但据今天由莫斯科传给我的消息，我看，朝鲜同志们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
虽然中共中央对援助朝鲜问题早有考虑和准备，但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出现必得出兵援朝的形势。因为新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形势和种种困难。
第一，台湾等一些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还没有解放，统一祖国的任务尚未最后完成，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人民解放军仍有重大的作战任务。
第二，新解放区土匪为害仍很严重，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尚有大批股匪没有剿灭，特别是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匪患还相当严重，散在各偏僻地区为害人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潜留在大陆上的特务与各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及各种反动组织相勾结，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新解放区基层政权尚不完全巩固。因此，整个社会秩序还不很安定。
第三，国民经济恢复刚刚开始，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和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和部署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全面展开。1950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都还远未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市场物价趋于稳定，但还没有最后巩固，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但仍有很大赤字。作为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
此外，尚有三四百万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未得到妥善安置，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刚在恢复。
然而，美国侵略者已将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金日成和朴宪永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面对美国的侵略威胁，面对中国各方面严重困难，面对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
事到临头，中共中央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
据有关材料讲，10月1日当夜，毛泽东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人开会，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初步议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援助朝鲜。O
次日凌晨2时，中央军委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致高岗和邓华的电报：“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P邓华于当日12时即回电，将准备情况作了报告，并提出了部队出动时需由军委明确或解决的具体问题。
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告诉他：“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电报分析了志愿军参战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志愿军作战的困难，并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电报中附上了请苏联援助武器的清单。Q但是这个电报没有发出。
同一天，毛泽东还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发了致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重点强调了中国志愿军出动后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和中国的困难，以探测苏联对此的态度。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公开对抗，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并准备派周恩来和林彪到斯大林的疗养地，与斯大林讨论这件事。
3日中午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面谈了朝鲜的危急形势，并称恐非请中国援助不可。倪志亮于当天下午将此情况电告周恩来、聂荣臻和高岗。同日，毛泽东在北京接到朴一禹当面呈递的金日成、朴宪永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信。
毛泽东并未等待斯大林对有关问题表明态度，4日，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等均出席了会议，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等列席了会议。
目前尚未发现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但据周恩来、彭德怀、胡乔木等当时与会人员在后来的有关讲话和回忆，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出兵朝鲜有顾虑，会议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出兵，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暂不出兵。
周恩来1951年1月23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当着朝鲜正受到美帝国主义摧残的时候，美国侵略军越过了三八线迫近鸭绿江的时候，那时下这个决心，在我们革命的进展历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在当时的情况有许多顾虑，而从过渡时期来看这些顾虑是合乎实际的。”R胡乔木后来也说过：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S
从彭德怀1950年10月16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得知，当时政治局一些同志的顾虑主要是国内困难太多：1.战争创伤还没有医治；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5.部分军民有厌战情绪。总之，一切准备不够，因此，有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出兵。T
这种意见是很正常的，不但当时国内困难很多，而且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对比，强弱悬殊。
美国已有175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跃居为资本主义最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在政治上雄心勃勃，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由美国一统天下。就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苏联也惧它三分，更何况积贫积弱、困难重重、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U，钢产量为8772万吨。同期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人民币与美元2∶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8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0；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美国的1/144。
美国军队是世界上装备最现代化的军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训练有素，具有现代战争经验，并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师。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海、空军刚刚组建，尚未形成作战能力，陆军的装备水平基本是“小米加步枪”的状况略有改善，虽然有国内作战的丰富经验，但没有经受过现代战争锻炼，1950年大部分部队投入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缺乏严格的训练。这些均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出兵朝鲜，同美国较量，没有胜利的充分把握。
然而，战火已经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危在旦夕，极盼中国出动军队援助。“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工业基地50％在东北地区，如果美国在朝鲜得胜，即便不向中国发动进攻，站在鸭绿江对岸跃跃欲试，中国东北地区也不会得安宁，无法安心进行建设。因此，对于朝鲜的危机，中国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坐视不管。
周恩来后来说：“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在我国人民内部思想也不是容易解决的。有些人说，我们自己刚刚解放，朝鲜虽是邻邦，我们应先顾自己。要下决心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付的是强大的美国，它打的又是联合国旗号。毛泽东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V“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揣测可能发生的。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打下去。”“他认为，尽管遇到那样多条的顾虑，但那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或者应该忍受的困难，也是我们为着争取这个伟大的胜利应该付出的代价。”W
4日接彭德怀开会的专机到达北京时，政治局会议已经开始。彭德怀当天未来得及发言，但他听到会上有两种意见。据他后来的回忆，毛泽东在4日的政治局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晚，他想着会议的情况，想着毛泽东在会上说的话，认为：“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不论从国家建设的前途考虑，还是从援助朝鲜考虑，以及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考虑，都应出兵援朝。在5日的政治局会上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因此，积极主张出兵支援朝鲜。X
彭德怀认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准备不够。”“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侵占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他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对国外的影响也将不利于我们，有些国家就会更加倾向于美帝方面。”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口气，当然好。但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我们三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点工业，到那时还要被打得稀烂。而且对三五年我们国防建设、工业建设也不可抱有过高的期望。那时美国可能把日本、西德都武装起来了，我们要制止侵略就更不容易。这样细算一下，目前就打也许更有利。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们目前并不怕打，但我们并不希望大打，也不等于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Y
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看到，美国虽强但也有弱点，中国虽弱但也有有利条件。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国防会议上，和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都曾指出，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是战线太长，从欧洲的柏林到亚洲的朝鲜，首尾难以相顾；运输线太长，要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斗力太弱，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除此，美国的盟国西德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尚未武装起来，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伤了元气；美国虽然握有原子弹，但苏联也有原子弹，并且原子弹不能轻易使用和不能决定胜负。中国困难虽多，但东北边防军已作了必要准备，并已调集了二线部队；中国军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官兵团结，凝聚力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团以上指挥员多数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人民解放军向来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经验；中国是反抗侵略，进行的是正义之战，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并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中国已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援等等。
同时也看到，朝鲜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国与中国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台湾海峡。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国家安全和和平阵营的安全来说都是有理的，而美国是无理的。Z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权衡了利弊，全面分析研究了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意见终于达到一致，遂于5日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边防军组成时，军委就决定粟裕任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粟裕身体有病，未到职，中央和军委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再由粟裕出任统帅。但粟裕身体未康复。因边防军部队都是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在改为志愿军时，中央和军委也曾考虑，由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身体也有病，不能挂帅出征。所以中央决定由彭德怀a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挂帅出征。同时决定，志愿军于15日出动，由彭德怀和高岗召集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布置。
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召开了有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薄一波、滕代远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周恩来、朱德都在会上作了讲话，对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作了研究和部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决策后，毛泽东也接到了斯大林于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10月5日发来的电报。斯大林显然对毛泽东10月2日通过罗申转给他的电报发生了误解，认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而加以劝说；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发起大战，不但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而且苏联也将被拖入战争，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苏联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我们两国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7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出兵决策，并且决定第一批出动9个师而不是6个师，还告诉他，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去通报中共中央决策情况和与斯大林详细讨论有关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邓洪解b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c
同日，毛泽东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告知：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d
同日，斯大林也将中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情况通报了金日成。
金日成获得中国出兵援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一方面命令在三八线以北的人民军部队坚守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越快越好。
这一天，周恩来离京和林彪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出兵决策情况。10日和11日，先后抵达莫斯科和克里米亚斯大林的疗养地，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周恩来是带着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援朝需要苏联提供空军掩护。但斯大林对曾作过的许诺，不予兑现，可能是害怕苏联与美国在朝鲜正面冲突，将苏联直接牵进战争，而不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提供空中掩护，推说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两个半月以后也不准备派空军到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而只到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驻防。斯大林并与周恩来联名就此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作了说明。
这一情况显然出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预料。鉴于此，毛泽东令志愿军暂停执行出动的命令，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准备从山东出动北上东北的第9兵团，暂时原地待命，并将已到东北部署志愿军出动的高岗、彭德怀再次召到北京，于13日对出兵问题又进行了一次研究讨论。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要出兵援朝。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指美国──本书作者注）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e毛泽东将讨论结果于当日电告周恩来，指出：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即十一日──本书作者注）菲力波夫（斯大林的化名──本书作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f
同日，毛泽东也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上述精神通报给了斯大林，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尽快出动，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并提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对苏联提供的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装备。要求周恩来就本次精神与斯大林再行讨论。14日3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
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g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是美国当局迫使中国不得已而为之，是基于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支援朝鲜的共同需要作出的。这一决策，正确地把握了局部的当前的利益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是革命英雄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形式上，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方名义，而是以民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更为策略，对中国更有利。
这一决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从决策作出到1951年1月，周恩来在党内外多次会议、多种场合对此做过详细阐述和说明。h一年以后，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致的开会词中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i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j
志愿军的作战目标，是实现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撤军
不言而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政治目标。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在军事上能打到何种程度，会出现什么结局？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的同时，就作了几种估计。
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出兵决策之前，毛泽东于10月2日起草给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中就指出：“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k
同日，毛泽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发给斯大林的另一个电报中，也指出：“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公开对抗……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
志愿军入朝以后，10月2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还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指出：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能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l稍后，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予美军以沉重打击后，12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北京与金日成谈朝鲜战局形势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m
周恩来谈得更明确，10月24日，他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18次常委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同时还指出：“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n“毛主席常常说，一切要从坏的方面打算，才不会吃亏，才不会陷于被动。如果美帝国主义真正进攻我们的大陆，那就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战争问题，我们和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打起来，就是全面的打。……美国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o11月，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这几种可能。
陈云和彭德怀在当时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表明了类似上述的意见。
总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分析认为，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形势变化有三种可能。
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建立在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的基础上的。在7月中央军委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斯大林曾通知苏联驻中国大使转告周恩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中国东北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作战，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p
第二，尽管中国军队是以非官方的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不但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且可能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不但不能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
第三，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志愿军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依靠地面部队作战，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兵力的优势，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歼灭南朝鲜军和美军的小股部队，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撤出朝鲜，首先是撤至三八线以南。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对这三种可能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二种可能，接受第三种可能。也就是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最低目标是第三种可能，最高目标是第一种可能。对可能出现第二种局面，也必须有所考虑和准备。究竟会出现哪种结局，只能经过一段战争实践才能确定。
毛泽东、周恩来的全面筹划和部署
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决策时，许多政治局成员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但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后，抗美援朝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摆在了全国各项工作的首位。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的决心是，立足于可能出现最坏的局面作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作了全面部署和准备。
调整军事战略除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即决定推迟解放台湾，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由解放台湾转为准备抗美援朝战争，将全国国防重点由上海、天津、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转为东北地区外，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后，中央军委还决定从全国各战略区为志愿军抽调后续部队。仅10月10日，中央军委工作会议即决定，从西南第二野战军抽调3个军9个师，组成一个兵团，准备于1951年1月开始出动；从中南第四野战军抽调2个军6个师，准备于1951年2月出动。与此同时，命令第9兵团集结山东，待命开往东北，稍后又命令第19兵团于11月24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军队建设的重点由加强海军、空军建设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2月中旬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贸易协定，其中1.5亿美元，原计划用于购买海军装备，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而改为大部分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
解除了全国野战军担负的生产建设任务，重点转为军事整训。12月初，又将原定于1951年1月开始的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主要任务，改为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并将原定教育时间比例军事为30％、政治为10％、文化为60％，调整为军事为60％、政治为30％、文化为10％。q已开始了的大规模复员工作，到1950年底，也已停止。
部署全国防空和沿海防御为防备美国以其空军和海军攻击沿海城市和工业基地，10月3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劳动部长李立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北京市市长彭真（时患眼病，以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代）开会，研究了全国的防空问题。确定：由周恩来、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5人组成全国防空筹委会，并由李立三为秘书长、杨尚昆为副秘书长，负责领导筹划全国防空问题，对军事防空和全国防空，分别责成有关部门拟出计划，报经军委和中央批准后实施。同时确定了必要时人员与物资疏散的方针与原则。r据此，辽南地区的部分工厂向北作了迁移，共迁移到松江省和黑龙江省（现均为黑龙江省）20个工厂。s
10月下旬，周恩来责成海军司令部，制定了海岸防御布雷计划，从上海开始，北到长山列岛、营口、安东海岸，选择要点布置水雷，预计共需水雷4500枚。当时国内只有1500枚，周恩来指示，首先布置安东鸭绿江口的水雷防御，其余所缺3000枚水雷从苏联订购。t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将人民解放军空军唯一的一支作战部队──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此后陆续组建的歼击机航空兵师，除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外，也分别部署于广州、青岛、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担负防空任务。并商请苏联政府同意，苏联出动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协助中国担负了吉林、公主岭、安东、沈阳、辽阳、鞍山、唐山、青岛、广州等地的防空任务。还将国内仅有的高射炮兵部队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沿海大中城市。
为防止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联合登陆进犯，在志愿军出动后，11月17日，毛泽东发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会和华南分局，指示：“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至七个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同时发电给华东军区，指示：“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稍后又指示：“广东有事须由四野负责独立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u为加强华东军区的工作，已兼任上海市市长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返回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也将一部分支前机关分驻南京。
制定军兵种部队建设计划和参战准备计划早在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国防会议上，就指出：“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等火力……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将世界大战一步步地推动起来，“我们的军事建设应该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如果今天订不出长远计划，也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
这次会议确定，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分别作出一个三年建设计划，年底前完成，1951年开始实施。
会议还确定：空军到1951年1月底，再增编3个轰炸团和1个海军飞机团，1951年下半年再增大编制。空军至迟到1951年1月底开始出动参战。
装甲兵在1950年编成3个旅共9个坦克团，坦克360辆，9月底前编成，年底前完成训练，准备1951年出动参战。
榴弹炮、野炮、火箭炮、战防炮等以配足10个军的队属炮兵作出计划，这些部队组编后，1950年年底前完成训练，1951年开始参战。高射炮编成18个团，中小口径高炮428门，3个月内分两批完成训练。v
上述这些计划大部得以实现，除海军建设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形成作战能力，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外，其他军兵种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出动参战，对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请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上述军兵种建设所需装备、器材，绝大部分需从苏联订购，同时志愿军步兵部队的装备也相当落后，并且在朝鲜作战需要空军支援和掩护，而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无这种能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决策后，10月上旬，周恩来和前往苏联养病的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飞赴苏联，除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通报中共中央出兵决策情况外，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并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带去了请求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
据当年跟随周恩来出访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回忆，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当时未谈及这批装备的价格，斯大林也未明确将来一定偿还。但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索要这批装备的款项，中国人民在连遭3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全部予以偿还。）斯大林没有同意派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但同意派空军到中国境内协助防空。1950年11月，苏联空军出动到鸭绿江上空作战。后来，周恩来、聂荣臻同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及空军顾问协商，并经苏联政府同意，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空军秘密出动到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掩护铁路运输，保持4～7个团作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先后出动共12个师。
此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电报协商，斯大林同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在苏联驻中国海军顾问库次明陪同下，于10月底和11月，在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领导人商谈中国海军3年建设计划，还商谈了订购中国1950年至1951年海岸防御急需的远航鱼雷快艇、装甲艇、小型潜水艇、小型扫雷艇、水鱼雷飞机、海岸炮、水雷、深水炸弹等各种装备器材。
为便于统一志愿军的弹药供应，11月7日，以毛泽东名义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于1951年1～2月，为中国计划在朝鲜作战的12个军共36个师提供步兵武器装备，并发去了需提供的武器装备清单，计苏式步枪14万支，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步枪26000支，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子弹10万发；TNT炸药1000吨。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后来并如期供货。
东北行政区转入战时体制，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总后方基地1950年10月8日，在毛泽东签署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即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同日，毛泽东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金日成。9日，毛泽东又在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中指示：“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朝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w
东北行政区当时辖辽东、辽西、热河、吉林、松江、黑龙江6省和沈阳、旅大（现大连）、抚顺、鞍山、本溪5市，总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000万。
东北行政区在地理上与朝鲜紧密相联，仅一江之隔，南为鸭绿江，北为图们江，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1400公里。历史上，东北地区人民与朝鲜人民具有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的传统友谊，中国几个人口比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绝大部分居住在东北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朝鲜以金日成、金策为代表的革命者，率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解放最早（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最先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最先剿灭了匪患和完成了土地改革，为支援和保证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最大。
1949年东北地区即全部开始了经济重建工作，1950年已经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0年5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的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中，国家对经济建设投资总额共相当于154.6亿斤米，其中东北地区投资即为79.9亿斤米，占国家经济建设总投资额的51.7％。
此外，苏联援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装备和物资主要是从东北入境，中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人力、物资等也都是从东北出境。
因此，无论就东北的地理位置，还是东北的经济条件或是东北的社会环境，都决定了只能由东北地区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方基地。
东北边防军组建后，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和东北各族广大人民，尽其所能为边防军各种准备提供了保障。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东北军区协助彭德怀司令员作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直接准备，由东北军区派出后勤保障，并组织设立了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兵站供应线，提前运送了志愿军出国作战所需粮草、弹药、油料等物资。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抽调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等东北局6名委员和东北人民政府4名部长，以及一批干部，会同东北军区后勤部，全力做好后方保障工作。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对总后方基地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
11月5日，周恩来专门致信高岗、李富春，指出：“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工作，我们已想见其繁重。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凡能统一于东北者，我们无不赞成统一于东北。”x
从1950年10月开始，东北行政区即转为战时体制，党、政、军、民各行各业，全力以赴，展开了总后方基地的各种保障工作，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大车队、手推车队、担架队、铁路工人、医务工作者、汽车司机等随志愿军开赴朝鲜，担负战地勤务，并为志愿作战筹集各种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共动员39.9万余人参军，其中参加志愿军的约30万人；动员394万余人，参加战勤工作，其中直接赴朝服务的民工74万余人、各种技术人员4万余人；仅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4省即组织担架1.66万余副；辽东、辽西、吉林3省即出动战勤大车24.8万辆。y
1951年元旦前后，东北人民为前方捐献慰问品、慰问金等共折合东北币2380多亿元（相当于人民币旧币250多亿元）。此外，还捐集东北币500亿元（相当于人民币旧币52.6亿元）和2万套衣服，救济朝鲜难民。z还接收安置大批朝鲜难民，安置朝鲜军事院校和朝鲜人民军新组建的10余万部队在东北整训。
以东北行政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方基地，有力地保证了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说过，志愿军在前方打胜仗，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洪学智（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A表明了总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工作对志愿军作战的巨大作用。
调整财政方针：一切服从战争1950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时，鉴于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确定用3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制定1951年国家财政预算时，考虑将财经工作的基点放在恢复国民经济上，即将1950年财政预算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40％多，降至1951年的30％，而以财政预算总支出的70％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B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对原来考虑的1951年财政计划作了调整。周恩来在1950年11月曾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概算，我们原先是想把重点放在投资建设方面。对于这种建设国家的希望，是人人共有的，但是敌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他先搞台湾，后打朝鲜，而且还想进攻我们大陆。这就使我们的财政概算，不能不改动，不能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来筹划。……不能不暂时搁下和平建设计划。……现在火已烧到门前，‘救火第一’。”C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央估计战争对国内时局影响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转入战争。”中央人民政府则以时局变化的第二种可能为基点，把1951年财政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
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指出：以时局变化的第二种可能为基点采取对策，“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这次会议确定，在财政工作部署上，“战争第一，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其他排在第二、第三位。D
1951年4月，陈云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样确定。他说：“道理很明白，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E
195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1951年财政概算，总支出为69.5亿元，其中国防费为33.4亿元，占48.05％，经济建设费为11.8亿元，只占16.9％。1951年国家财政实际总支出为122.49亿元，其中国防费支出为52.64亿元，占43％，经济建设费为35.11亿元，只占28.7％。1952年和1953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虽有减少，降为32.9％～34.2％，但绝对数都有增加，仍是服从战争需要。F
这使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有了财政方面的保证。
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解放较晚的地区，土匪尚未剿灭，匪患还相当严重，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这些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和总人口的各2/3。全国镇压反革命工作虽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活动更加嚣张。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在把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全国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也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之一，以便为支援战争，也为恢复国内建设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加速了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始后，这三项工作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被并称为当时的三大运动。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为能早日集中部队防备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联合登陆进犯，以及能够早日调出部队置于机动位置，以便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或向南支援海防，从11月中旬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督令新解放区，特别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加速剿匪，限期剿灭股匪。从11月到1951年1月，3个月中，毛泽东给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发出的有关加速剿匪的电报指示达数十份，尤为关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剿匪情况，督令上述各省加大剿匪力度，限6个月内即到1951年5月底前，务期彻底剿灭匪患。
11月中旬，毛泽东连续数电中南局和华南分局，指出：“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军至七个军。……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毛泽东对广西剿匪不力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同时指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迅即前往广西，帮助指导工作，“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在得知中南军区派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帮助指导工作后，又指示叶剑英“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限期广西在6个月之内肃清主要匪患。指出：“广东必须在广大地区立即开始进行土改，拖延则是失策。”“广东必须迅速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剿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稍后，又指示，“对桂粤湘三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G
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华东局，指出：“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H全力以赴作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剿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I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致电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三大军区，通报各区剿匪进展情况，特别表扬了西南地区剿匪作出成绩，对广西剿匪有了进展也予以鼓励。要求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军区，除向中央报告剿匪情况外，相互之间也互相通报，互相促进。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J
这样华东、中南地区也和西南地区一样，剿匪步伐明显加快，至1951年5月底，该两地区土匪基本被剿灭，担负剿匪作战任务的部队也先后转入担负国防或集结机动位置，进行军事整训。
占全国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各2/3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原计划利用农闲季节，1950年只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共300余个县，约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首先展开，还有1.6亿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于1951年冬在大部分地区展开，小部分于1952年冬展开，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解放的西藏留待以后再说。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对这一计划也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加快了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特别是福建和广东、广西三省。这三省均是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毛泽东在指示这些省份加强剿匪力度的同时，就指示必须迅速地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新解放区在1950年扩大了土改的范围，在许多条件基本成熟地区提前进行了土改。至1951年秋，已在有1.5亿以上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超过原计划的50％，仅中南地区即在8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超过原计划的73.2％。这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了重要准备。K
与此同时，加大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力度。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要克服由于胜利而发生的骄傲轻敌思想和在镇压反革命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严重右倾倾向，各级党委要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决打击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同时也防止乱打滥杀和逼供信的“左”的行为。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必须制定自己区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计划，并照此执行，均须每四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L
为贯彻这一指示，10月16日至21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会议，作了部署。此后，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在全国展开。毛泽东高度关注此项工作，从11月至1951年6月，起草有关指示、批转有关报告等达130余件。
至1951年10月，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这一运动的开展，使国家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开展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6月下旬，美国公然侵略朝鲜与台湾后，全国各地人民即以各种不同方式展开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与朝鲜的运动。为统一领导这一运动，于7月10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该会组织下，7月中下旬还在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开始后，将这一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
10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开展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规定宣传的基本内容为：“（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要求通过宣传，正确认识抗美援朝与保卫国家安全的关系，认清美国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及纸老虎的虚弱本质，以求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指示》对宣传的具体方式和报刊宣传以及文艺界、出版界的配合，也作了要求。
为对全国普遍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以各种方式和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的同一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京委员，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各人民团体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代表，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该会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其中常务委员31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后又增加廖承志为副主席。1951年3月中旬起，该会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此后，相继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内蒙古自治区抗美援朝总分会，并成立了各省、市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各地总分会、分会的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10月26日的指示，迅即在全国展开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简称“三视”）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阐明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必要性，表示“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中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此后，“三视”教育即与拥护这一宣言的教育紧密结合进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也以各种方式积极予以配合。毛泽东对这一活动给予高度重视，并多次作出批示和指示。
通过“三视”教育，有力地清除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部分中国人中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了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必败的信念，使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
11月下旬以后，抗美援朝总会适时将这一活动引向深入、持久，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正确地引导到实际工作中去，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动员参军、参战、支前，开展增产节约、优待烈军属、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等等。
周恩来指出：“这次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M
广泛深入地开展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灵活运用，是中国人民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创造的人民战争新形式。这是动员人民群众帮助国家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这一运动的开展，既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所作的这些部署和准备，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有力地巩固了国内的防务和保证了国家各项建设的恢复。
【注释】
A美军师一般编制1.8万人，其中骑兵第1师和后来仁川登陆时进入朝鲜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是美军历史较久的部队，编制人数更多些，装备和战斗力也是美军中最强的。
B参见《艾奇逊回忆录》（上），第29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C参见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21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D参见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争爆发前后》，第213页，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
E转引自奥马尔·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724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参见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26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F见奥马尔·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727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G见奥马尔·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721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H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I《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J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军事历史》1997年第5期，第53页。
K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8月19日第一版。
L《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M朴宪永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相兼外相。
N金日成、朴宪永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原件复制件已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开展出。
O参见《彭德怀传》，第40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P《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Q《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R《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S《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T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20～32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U见《各国概况》，第8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3页说1507亿美元。
V1965年6月4日至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同尼雷尔总统的谈话记录。
W《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37～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X《彭德怀自述》，第257～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Y《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20～3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Z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a彭德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b彭、高、贺、邓、洪、解，为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
c《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9～11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d《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1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e1955年2月8日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转引自《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7页。
f《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g《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17、第12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h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i《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0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j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第43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k《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l《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40～14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m见1950年12月4日夜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的电报。
n《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o《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p见1950年7月5日菲力波夫致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
q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2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r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8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s见《当代中国黑龙江》，第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t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u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02、第204、第255、第26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6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v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w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9、第11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x《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y参见《当代中国辽宁》上卷，第56～58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当代中国吉林》上卷，第8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当代中国黑龙江》，第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分册》，第20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z参见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A参见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211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
B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C《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D见《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E《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126页、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F见《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财政》（下），第542～543页附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G以上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659、第665～668、第74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H叶飞，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鼎丞，即张鼎丞，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治委员。
I《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0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J《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68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0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K参见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3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5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中南地区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分析和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
L《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20～4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M《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